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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进:寻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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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我儿子的故事,事实上也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姓陈,人们叫我陈根发。

我曾经是一位父亲,有一个很年轻帅气的儿子,也是惟一的儿子,叫陈玉龙。

他是我生命的种子。

但是,我现在失去他了。

从失去他那天起,仇恨就像另一颗种子,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里。

我知道我现在很老了。六年里,我差不多老了有十几岁。看上去,我就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没有人能真正体会我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是怎么熬过来的。许多人知道我不易,但知道和去切身感受,又是另一码事。没有切身的感受,是体会不到那种痛的,也体会不到那种艰辛,身心俱疲。没有人遭过和我一样的罪。我也不希望别人遭受和我一样的罪,没有人会受得了。没有坚强的意志,根本撑不下来。

我老了,可我还活着。我儿子是年轻的,但他却死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还算不算是个父亲,因为我已经没有儿子了,永远地失去了!我不知道一个没有了儿子的父亲还能不能叫父亲,至少,没有人再这样当面称呼我了。

我儿子永远停留在了二十一岁上。

很多时候,我在心里想:如果不是我,我的儿子会不会死?这样一想,就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心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我欠了儿子的,也欠了我老婆的。儿子一死,对我老婆的打击很大。她整个人几乎就垮了。成天的以泪洗面,最后简直就是半疯状态,痴痴傻傻的。看到老婆那个样子,我就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悔恨得很,也自责得很。

儿子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骄傲。打小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成了宝贝疙瘩。“玉”字和“龙”字都是好东西,吉祥的,我们把它结合在了一起,意思当然是好上加好。玉龙,这名字,寄托我们对儿子所有美好的希望。在我们眼里,玉龙当时是村里所有的小伙子当中最出众的。他长得眉清目秀,身材挺拔,瘦瘦长长的。他身穿牛仔服,脚穿高帮的白色运动鞋,别提有多神气了。他的成绩不算好,但他的性格和脾气却很不错。高中毕业后,他有一阵就闲在家里。在村里,我们家的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加上他是独子,将来不会有兄弟平分财产,所以,村里的好几个姑娘都盯上了他。

我那时候在外面的工地上,回来后就和他妈妈商量,要把他带出去。他妈妈也爽快地答应了。她当时也不想让儿子在村里混。她想让他出去有所出息。女人的想法有时比较天真,一个到工地上打工的小伙子,会有多大的出息呢?而作为一个父亲,我所以要把他带出去,是想让他好好锻炼锻炼。他是一个男人了。他以后是要独立的。他必须要锻炼,要能吃苦,不能当个小白脸。在农村,尤其是。游手好闲只会让人看不起。我要把他慢慢培养成一个有一定能力的男人,一个有吃苦耐劳精神,将来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粗犷男人。他性格里有一些东西太温和了,太细致了。那样的东西对男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又不是绣花,也不是做文。

就这样,儿子跟着我去了外面的工地上,走南闯北。我所在的建筑公司,虽然最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县属集体企业,但如今已经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公司了。所以会这样,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各地经济发展迅速,到处盖高楼。到处有下岗的,就是没听说过有建筑工人下岗的。

我在第三分公司,算是资格比较老的工人了。分公司的领导平时对我不错,所以他也就带点照顾性质地同意我儿子在公司里干了。反正最初只是干小工,报酬又不高,城里的待业青年不愿干,而农村的打工仔又没机会来。所以,从人手上讲,还是短缺的。

开始时,儿子并不适应。很明显,在工地上干活,比在村里干农活要累得多。虽然还只是小工,但也是要遵守工地上的作息时间,而且,一旦干起来,根本就不可能有很闲的时候。小工就是这样,哪里需要就得出现在哪里。一个星期下来,他就有点不想干了,想回去。我坚决不同意。既然出来了,就不能再回去。男子汉,不吃苦能行吗?回去以后,能干什么?无非就是闲在村里罢了。大小伙子闲在村里,虽然不能说是坏事,至少也算不得是件体面的事情。我知道,这有个适应期。他只要能挺过一个适应期就行了。就像一个人喝苦茶一样,第一口难以下咽。但你要坚持喝下去,几口之后,就不会有特别感觉了。长年累月之后,你甚至能从苦茶水里品到了一种甜,要是有一阵子不喝,甚至会想得慌。

两个星期以后,儿子还是吵着要回去。我们父子俩第一次有了很深的隔阂。我当时有些恨他,觉得他太娇气。大小伙子怎么能这样呢?我不能让他走。如果让他走,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耻笑我。他们会认为我养了一个孬种儿子。而他,也恨我不通情理,怀疑我故意刁难他。事实上,他哪里知道我在心里有多么地爱他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爱他胜过爱自己,胜过爱一切。

这样,我们的关系僵持了有一个多月。有时,工友们看到我和他,都开心地打趣,但他却冷着脸,就像是下了一层霜。我也装作不理他,他气归他气。气就一阵子,谁能永远地气下去呢?大概又过了半个多月,他终于缓过了劲来。他的脸变黑了,手上有了老茧,身上和头脸都脏了,讲话声音也粗了,力气也大了许多。看着他的这些变化,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人是会变的。慢慢的,儿子喜欢上了这样的工作。虽然苦,虽然累,但还是比待在乡下好。村里的生活太单调和寂寞了。而在这里,毕竟是在城里,工休之余,可以和年龄相当的工友一起去逛街。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一年过去了。一年里,我和儿子一起回过好几次家。回去后,他得到了村里所有见到他的人的祝福和夸赞。他们都说他长高了,长壮了,也沉稳了,更加懂事了。他像是长高了许多,骨骼粗壮。他的嗓门粗了,喉结突出,唇上的黑色也越来越浓重。他妈妈看到他,感觉他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村里人是羡慕的,羡慕我们有个好儿子。是的,我有时真的为他的高大而得意,为他的成长而骄傲。村里有些和他同龄的小伙子,依然在村里晃荡着,无所事事。与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儿子显然更成熟。他走南闯北,算是见过了一点世面的。至少,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比这个小村子要大得多,也繁华得多。

他跟着我,在外面整整干了两年多。

两年三个月零七天。

当时我们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兴建一幢三十多层的高楼。后来不知道上面出了点什么问题,项目就暂时停了下来。除了正式工人,大部分合同工、临时工都放假回了家。玉龙也回了家。因为他只是一名小工。工地上没有活,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事实上,他当时并不想离开。一是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工作,二是他当时在那边和一个离工地不远的裁缝服装店里的一个姑娘好上了。

那个姑娘我见过,虽然算不上漂亮,但长得还不错,不比我们村里的那些姑娘差。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挺爱笑的,一笑时,一口的白牙。那个裁缝服装店很小,一个女老板,三个学徒工。她是三个学徒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开始时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工友对我说:“根发啊,你儿子玉龙很能干啊,居然谈上了女朋友。”我还有些不相信。但后来一切都证实了,那是真的。我从他的嘴里陆续听到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她比他小三岁,家是西南地区(贵州还是云南,或者是四川?我记不清了)那边的一个偏远山区里的。她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她的父母也都是农民, 家境不太好。所以,她就出来了,出来已经两年多了。

看上去,那个姑娘还是蛮老实的。说真的,我随着建筑队伍这些年走了无数个地方,看过无数的乡下姑娘。她们到城里干什么的都有。有些姑娘,真的是让人放心不下。不过,她好像还是老实孩子。玉龙喜欢她,她也喜欢玉龙。两个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往一块跑。我睁一眼闭一眼,装着不知道。儿子大了,我必须让他有一点自己的自由。再说,我也想过,如果他和那个姑娘谈成了,将来结婚,回到村里,自己开个裁缝服装店,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只要他们情投意合就好,我倒不必非要儿子在本村找一个姑娘。

两人谈了多久,谈到什么程度,我一概不问。不问就是不干涉,不干涉其实就是默许,默许其实就是支持。作为父亲,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找一个好对象呢?我希望他们能认真地谈,认真地好。我能看得出来,两个孩子都挺认真的,而且非常火热。

后来儿子还是回去了。我让他回去。因为,他毕竟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闲在城里的工地上。恋爱也不算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我让他趁这个机会,回去看看,看看奶奶,看看他的大伯二伯们。当然,更主要的是回去看看他妈妈,帮助他妈妈做点家务。再说,他妈妈长期一个人在家,毕竟太孤独啦!

在儿子最初回去的一个月里,那个叫水芳的姑娘不时地会装着无意的样子,到工地上来转悠。——她很能干,负责为店里买菜(看来,主人一家很相信她)。但她到菜场买菜,工地却并非是她来去的必经之路。有时,“狭路相逢”,正巧遇到了我,窘得她根本不敢抬眼看我,也不敢吭声,一张脸紧张得红红的,像喝醉了酒一样。其实我心里知道她的想法,她是想得知玉龙的消息。有两次,她像是鼓足了勇气要和我说话,可真的走到我身边时,却又欲言又止,心里先怯了。我很想安慰她两句,让她不要急,但我这个“准老公公”的身份,到底是不适合说的。——要是被工地上其他人发现,他们会嘲笑我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儿子回家后有一天会出事,想也不敢想,真的。

谁会那样想呢?

完全是从天而降的大祸。

在这当中,儿子给我来过电话,询问工地上的情况,——他想回来。在村里,他待不住了。他感到闷得慌。而工地上,的确还没有确切的复工消息。大家的心情都有些灰。他也犹豫着问我见了她没有,我说见了,看上去一切挺好的。年轻人,思念如烈火干柴,正常得很。我在心里倒想过,他要实在熬不住了,也可以到这边来看看。爱情是需要接触的。

也就是和他通过话不久,呃,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有一天我突然就接到孩子二伯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玉龙在县城里玩,被人捅了。

“伤着……哪了?”我感觉胸口闷得慌,脑袋发胀,晕乎乎的。

“你赶紧回来吧,回来就知道了。”他二伯说。当时我就预感出事了,出大事了。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二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事实上玉龙已经没了。

天下最悲哀的事就莫过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我儿子多年轻啊,才二十一岁!事实上,他还没到二十一岁,离他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捅他的,也是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一共五个人。他们分别叫赵铁、刘贵明、阿四、高脚鸡和郑小三。他们是在一个游戏机房里遭遇的,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发生了冲突,然后他们几个人就追砍着我儿子。游戏机房的老板说,他们打碎了两台游戏机和一扇玻璃门。玉龙当时已经受伤了,胸腔里的血就像压阀坏了的自来水,一个劲地飙射在雪白的墙上和地上。可那几个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当时是晚上,但大街上灯火通明。很多人都看见了,但谁也不敢上去阻拦。我的儿子捂着胸口向前踉跄着跑,拼命地跑,穿过小街,穿过农贸市场,穿过一片菜地,然后跳进了黑暗中的西城河……

第二天早晨,有人在河里发现了我儿子的尸体,已经浮肿了。

有人打电话通知了警察。

警察赶来,捞起了我的儿子。

然后,核对身份,通知家属。

很多人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到处都是血,一切都是那样的触目惊心。我一边听一边哭,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们咋就能下这样的毒手呢?

老婆告诉我说,玉龙那天下午从家里出来,坐车来县城。他在家里好多天,简直要憋屈坏了。他其实天天盼着想回到城里的工地上。他在村里无所事事,在家里也无所事事。最关心的是水芳。他的心已经野了,拴不住了。他提出到县城里去玩,散心,她就同意了。他说他晚上不回,她也同意了。——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喜欢看一场电影,然后在游戏机房里玩,玩到第二天四五点钟再搭早班汽车回家。

村子离县城有好几十里地。

家里人得到玉龙遇害的消息是第二天上午的十点多钟。县里的城北派出所打电话到乡里,乡里又打电话到村里。村里值班的支委老徐没有敢直接告诉我老婆,而是通知了玉龙的大伯。他大伯慌慌张张地又告诉了二伯,然后他大伯二伯以及他们各自的老婆才又赶到我家里。

当时玉龙他妈正在屋后不远的地方为秋菜浇粪,暖洋洋的阳光把隔壁另一块地里的金黄的油菜花晒得散发着一种醉人的熏气。她是个大个子,比村里一般的女人要高一头。事后她说,那天她早晨起来,就感觉头有些晕。头重脚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像呆了一样,足足怔了有半分钟,才意识到天塌了下来。她一屁股就坐在了菜地里,嚎啕大哭起来。衣服上沾满了粪便,也毫不介意。 众人拉她,她整个就瘫在了地里。好不容易才把她抬回家里,两个妯娌帮她脱下了全身污脏的衣服,帮她换上干净的。她却一直哭着,哆嗦着,长裤根本套不上身。一直到出门时,爬到了拖拉机上,才由她大妯娌帮她提了上去,系好。

那几个凶手,一个个都逃得没了影。但事情是明朗的,警察一一摸清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在这个小县城里,是有了名的。在那五人中,为首的是赵铁,二十二岁,长得五大三粗的,他父亲在县里是有点权力的,是体委主任。另一个叫刘贵明,也算是这个县城里的干部子女,老子是城建局副局长。阿四、高脚鸡和郑小三都是一般人家的孩子,而郑小三还是县城边郊区的蔬菜大队的,农民子女。

最先被抓住的就是阿四。

阿四的父母都是化肥厂的职工,下岗好几年了,一家仍然住在化肥厂又矮又破的旧宿舍里。出了事以后,阿四居然哪也没去,回到家里继续睡觉。警察们上门的时候,他还在睡。他的父母脸上没有表情,看着他们把儿子从床上揪起来,铐上手铐,押上警车。警察们原来以为他至少也要挣扎一下的,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反抗,甚至是相当的服从、配合。

郑小三是第三天抓到的,他逃到了他在横沟乡的姑姑家。

两个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他们也都认为自己不是主犯。最先动手的是赵铁,然后 是刘贵明。而且,第一刀也是赵铁捅的。阿四和郑小三都说他们没有捅刀子。他们只是帮着打了。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充其量只是帮凶。也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罪行不是很重,所以,阿四还敢在家里睡大觉。

负责案子的警察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的凶手捉拿归案,不管他是什么人物的子女。他们也分别找了他们的家长谈过话,让他们尽快地促使凶手投案自首。但是,他们全都推说不知道。他们说:出事以后,他们就离家出走了。走到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

这话说给三岁孩子听,也不会相信。

在那最初的几天里,真是各种说法满天飞!有人说我儿子是因为和他们在游戏机房里赌钱,然后赖账,并且主动动了手;有说是我儿子踩了赵铁的脚拒不道歉;还有人说我儿子无礼了赵铁的女朋友……

对于种种说法,我都不是很相信。就算是我儿子有什么过失,也罪不至死。而杀死我儿子的,却是那五个年轻人。有同情我们的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在出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赵铁和刘贵明的家长,就把他们的儿子偷偷送走了。而且,他们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活动,想把这事情简单处理。我们一家当然不能让它简单掉。

我们要公理。

我们要惩凶。

我们全家都陷进了巨大的悲痛里,如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真是天上飞来的横祸!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晕厥过去,人事不省。

但是,人已经死了,光悲哀是没有用的。

县公安局也很重视,一些领导亲自出面,反复安慰我们说,他们一定会尽力的。惩治凶手,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让我们放心,一定会有说法的。

在公安局,一家人哭成了一锅粥,稀里哗啦。老婆好几次昏死,又被抢救了过来。而我,瘫在地上,双膝发软,根本站不起来。当那天儿子变成只有一捧骨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活着已经完全没有了意义。前面的四十几年,是白过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后面,不管我再活多少年,还有意义吗?真的,随儿子去的意思都有了。

这场巨大的灾难几乎把我击垮了。

但我没有垮,尤其是回到家里以后。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垮。很多时候,我都不敢放声大哭。我努力抑制着自己悲痛的情感。我只能偷偷地哭。我知道,如果我表现得很悲伤,那我老婆会撑不住的。她已经好多天神志不清了。已经失去了一条性命了,不能再失去一条。她比任何时候都脆弱。哪怕我只要稍一暗示,她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我向公司延长了假期。

公司里知道了我的情况,也爽快地同意了,反正工地上一时也开不了工。领导嘱我好好处理,不要急,事情已经出了,是个大悲剧,也就只有勇敢地去面对。活着的人,还是要好好活。他们甚至安慰说,在我超假的日子里,工资奖金待遇,一切不变。我知道他们是好心,可是,再大的好意,也安慰不了我那受伤的心啊。失去了儿子,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出了事,家里就像一个冰窟窿,有时就像死了一样的寂静。比死了还难受。村里人不断地到我家里去,进行安慰。可越是安慰,越让我们伤心。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婆才慢慢平静下来。而我几乎是天天打听着案件的侦破情况。我希望能早日抓到凶手,并且严惩,才能告慰我家的玉龙。他不能白死。对他的死,总要有一个交待。但一个多月里,侦破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侦破案件的警察后来对我说,让我放心去上班,有了消息他们一定会通知我的。

长久地待在家里也不行。我害怕两人面对着那样无边的寂静和悲伤。自以为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安排的,只是请我的两个嫂子平时多过来看看我的老婆,免得她想不开),我又回到了遥远的城市,回到了那个工地上。

工地上的工程又开始正常运作了。一些工友们知道了真实情况后,对我都表示了同情。可是,任何同情都平复不了我那受伤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晚年没有了。从现在起,我就感受到了一种凄凉。没有了儿子,事实上就是失去了晚年。我和老婆所有的期望与寄托都被粉碎了。本来我是直直站立的,现在却像有人把我的脊梁骨给抽去了。

我蜷曲了。

是精神上蜷曲了。

我看到了水芳,她的脸白白的,是那种不正常的白。她大概是听人说了,所以主动找到了我,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大叔,玉龙是真的出事了吗?”

事实上,她还没开口,眼泪就先掉了下来。

我说:“是。”

她就呆住了,半天也不动作,立在那里,就像一根木桩。看着她那样子,我心里别提有多酸楚了。就她鼓足勇气这一问,我就知道她对我儿子是有情有意的。突然间,我是越发地觉得这个姑娘好。模样好,心更好。可是,这样的好姑娘,我儿子永远地失去了。因为我儿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或者说,是她失去了我的儿子。

我没有想到她会那样的伤心。她在愣了半天以后,突然一屁股就蹲在了地上,捂着脸放声大哭起来。那天她穿了一身深蓝色的衣服,黑色的平底鞋,就像是守丧的衣服。蹲下来,一头很长的黑发,一直垂到了地上。我很想安慰她几句,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的伤心,引得工地上许多工友的同情。是啊,这年头像这样有情有义的姑娘越来越少了。我也再次流泪了,一方面是为儿子,一方面也是被她感动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我儿子没福。要是玉龙还活着,说不定他们真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小夫妻。

她一直在那里哭着,后来还是店里来了另两个姑娘,才把她拖走。

我知道,她是伤心的,真的很伤心。但是,谁的伤心能比得了我呢?她的悲痛是暂时的。而我的伤痛,却是永远的。那样的创伤,等于是把一颗活生生的心,剖成两半,一直滴着血,永远也不可能愈合。

说实在的,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是不太注意别人的痛苦的。我的确忽略了那个叫水芳的姑娘。事实上,我忽略她的不是她的悲伤,相反,她的悲伤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忽略的是她和玉龙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恋爱关系。既然只是恋爱,而且时间不算很长,那么,他们就只是恋爱关系,而不是亲人关系。我相信,过段时间以后,她就会忘了。她会重新恋爱、嫁人,乃至有时回想起这事,会觉得恍如隔世。真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直到有一天,别人告诉我,她已经离开了那个服装裁剪缝纫店,我也没有多往心里去记。

忘掉了好。

而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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