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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家谢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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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家谢澹如

瞿秋白先生在上海时,除了住在鲁迅先生家中以外,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谢澹如先生家里的。

谢澹如的家,在上海南市。在当时上海鹰犬密布之下,瞿秋白先生的安全,是随时会发生问题的。他不住在租界上,偏偏要住在南市。这个抉择,不仅够大胆,而且是十分明智的。因为澹如家中富有,在南市有自己的房屋,四壁图书,人又生得文静,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俨然是一位\"浊世佳公子\",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家里的往来人物。因此瞿秋白先生住在他的家里,虽然地点是在当时中国官厅范围内的南市,反而比外国人管辖下的租界更为安全。

澹如不仅曾隐蔽过瞿秋白先生,有一批很重要的革命文献,也是由他经手收藏,得以逃过劫难。解放后完整无恙的交还给有关方面,曾经受到了褒奖。

澹如在解放后任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一九五七年我经过上海,特地到大陆新邨去找他。大家本是年轻时代的朋友,曾经朝夕相见,这时一别二十年,一见了面,岁月无情,彼此都改变了,几乎认不出,但是细看了一眼,随即相对哈哈大笑,喜出望外,想不到仍有机会可以见面。当时澹如的身体很不好,说患着很严重的胃病。因此后来参观鲁迅故居,要楼上楼下的跑一阵,为了不想辛苦他,特地辞谢了他的陪伴。

澹如是一位爱书家。自从有新文艺出版物出版以来,不论是刊物或单行本,他必定每一种买两册,一册随手读阅,一册则收藏起来不动。这当然很花钱,可是当时他恰巧有这一份财力。他又喜欢买西书,不论新旧都买,尤其喜欢买旧的,因此当时上海旧书店中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我们的交情就是这样订下来的。他当然是创造社出版部的股东,又是通信图书馆的支持人。凡是有关\"书\"的活动,总有他一份。我也正是如此。

在当时上海那几家专售外国旧书的书店里,若是架上有一本好书被人买了去,那不用问,不归于杨,即归于墨,不是他买了去,就一定是我买了去。

有一时期,他自己还在虹口老靶子路口开了一家专售外国书的旧书店。

从爱跑旧书店到自己下海开旧书店,澹如的书癖之深,可以想见了。

澹如在上海南市紫霞路的家,也就是瞿秋白先生曾经寄居过的地方,在\"八?一三\"抗日战争中,已经毁于日军的炮火。他的那一份藏书,不知可曾抢救出来?可惜那次在上海再见到他时,不曾向他问起这事。

他买新出版的书,和买定期刊物一样,也是照例每一种买双份,而且有新出版物必买,这样继续了有十多年。这十多年,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那一段时期,这时正是上海新文艺出版事业最蓬勃的时代,也是革命高潮迭起的时代。诸如所购存的这一份单行本和期刊,是非常完整的,因此在参考资料价值上极大。尤其是当时各地出版的进步刊物,他购藏得最完整。这在其时还不觉得什么,时间一久,就成了重金难觅,非常可贵的文献。因此他的这一份藏书若是不曾抢救出来,且不说在金钱上的损失,在文献参考价值上的损失,就已经无法估计了。

前几年仿佛在报上读过,他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批早期秘密发行的进步刊物,捐献给国家。也许他的藏书曾有一部分免于兵燹之厄,那将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他当然也藏有不少西书,但在文献价值上,当然不能与他那一份完整的期刊和新文艺书相比。

至于我自己的那一份藏书,后来却在那一次战争中完全失散了。我在一九三八年春天离开上海,经过香港到广州,是只身出走的,几乎一本书也没有带。后来再过了几个月,家人也避祸到香港,只是将我书桌上平时经常参考或是新买的几十本书,给我顺手带了来,其余都留在上海。

在这几十本带到香港来的书籍,全是西书,而且多是关于书志学的。我从广州到香港来接家人和孩子,将他们安顿好,再回广州去时,曾经从这几十本书之中,挑选了十几本带到广州去。后来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广州瞬即沦陷,这十几本书连同我的全部衣物,又在广州丧失了。

我留在上海的全部藏书,后来也完全失散。失散的经过,我至今仍不大清楚。总之是,我们离开上海时所拜托保管的亲戚,他们后来也离开了,再转托给别人。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么一再转手,下落遂不可问。后来有许多朋友曾在上海旧书店里和书摊上买到我的书,可知已经零碎的分散,不可究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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