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着半腚腚的牛车赶到县一中时，夕阳已经红了。车上的十七只母鸡和一只公鸡饿得眼睛都闭上了。它们在大揽筐中窝憋了八十里山路，这会儿就剩下委屈又娇气的咕咕声了。半腚腚一路高唱《打连成》、《捡蓝炭》、《黄莺亮翅》，兴致够足，可一进县里的迎暄门就耷拉下脸说：“狗日的整整走了一天，路冤哩。”再等把我送进学校的大门就贵贱不肯走了，他抱着鞭杆说：“爷要打尖去，在西街哩。”我紧着把鸡们从大揽筐里倒在地上，比倒一堆花花绿绿的萝卜还高兴，眼睛忙着丰收，就忘了和半腚腚告别。幸好筐底除了软软腥腥、牡蛎颜色的鸡屎、鸡毛之外，还有三个红皮大鸡蛋。半腚腚说口渴，嗑个鸡蛋挺不赖，我就把沾着鸡屎的鸡蛋都揣进了他的袖筒里，又把车上的行李提下来，说：“你回哇，告诉支书常去关照一下我的猪，正壳郎着，最怕闪掉膘，还有，存放在福儿奶奶家的一窝兔、两只小松鼠，死一只我就不给她买胺茶硷，让她喘去……”半腚腚噢噢地答应，不耐烦地说：“操心你的学习哇，这地势可费脑筋哩……”
半腚腚的牛车嘎吱嘎吱地走了，我的汗也星星点点地落了，才觉得这学校不过是我生活中又碰到的一条豺狼，龇牙咧嘴地迎面扑来。学校的小操场上有五六成新的篮球架、生满红锈的单双杠、沙质平平的沙坑；西北角尖顶的欧式礼堂门口雕着工、农、兵三尊塑像，一条大道也选柳树为林荫礼宾；另一面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小湖被荒草灌木丛乔叶林围绕，包括一排排灰色的平房，行距且都靡所不同。我想起鸡食糠落在半腚腚的车上了，转身再瞅洗沙澡、伸懒腰、四处食的鸡们时，发现连老气横秋的胡胡鸡，下巴上的那朵蘑菇毛都动若脱兔，和帽帽鸡在跳二人台。鸡们兴奋，鸡头摇成了拨浪鼓，脖子一纵，一送，南一伙，北一帮去溜达，去浏览校园了。
鸡队长是只公鸡，这位男子汉全身披锦绣，豪华的尾巴在求爱时缓缓地亮开，身子向前略略俯冲的瞬间，颈子变彩掸，左右一扫，母鸡便成了轻拂在彩掸下的灰尘……我想只要捉住了鸡队长，纲举目张，鸡队员们就会乖乖就范，可是，当我狂扑乱逮，终于把鸡队长抓住之时，鸡队员们又都变成那达慕的运动员，比赛去了。
一个大揽筐、一件行李，再就是我拎着鸡队长的翅膀，傻站在路当间就显得生动。再加上我梳着两个顶高的锅刷子，肥大的中山装长至膝盖，膝盖上各补着半块砖大的补丁，一双红怯怯的系带布鞋那么扎眼，来往学生、老师们的目光就像被螫了似的，避之不及。在村里肥羊咩咩，瘦羊也咩咩，老乡是窑洞一口，我是一口窑洞，甭说帮我捉鸡，就是到聚乐山去捉獾、逮蓝靛颏、捕豺套狐也是碎纷纷的小事。面对人不能理人，青杏蛋子生涩的一帮面孔，我把鸡队长放了。鸡队长喔喔——喔地叫着，倨高翘首地抻了抻脖子，又把一双翅膀当信号旗摆了摆，先是小心翼翼地起步，然后踏踏、踏踏飞跑进湖边的草匝里啦。
早春三月，天黑得紧凑。夕阳还耗着，东北方压上来的荒草色云朵大大咧咧横了八叽地就把天地蹭暗了。我顺着大道走到苇席大的黑板面前寻找自己名字的同时，远处有饲养员喽喽喽喽找猪的喊声。架在乌黑树杈上的喇叭正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的广州中山大学杨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封建奴隶制的思想家》，一只似曾相识的乌鸦也站在喇叭上，扑腾着翅膀，热情地帮腔：一个好裁缝胜过三个古典的雕塑家！默守在路边的小牌子上写着“孔老二是个草，我们一定要除掉”。“成名成家哀哉啦，入校新生要记牢啦”等口号。在城里，我叫“唐小丫”，小名“小雅”，听母亲说，父亲当年凭《小雅》中的一篇《采薇》采撷了母亲的爱情，我的名字成了他们留籽的记号。在村里，我叫“小侉子”，绰号“笨窝瓜”。我不知道抓壮丁的支书给我报的是哪个名字。终于，我在第六块黑板、十三班的学名册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唐小丫。
我觉得支书还是和我不亲。
不亲就不亲吧，变软返青的柳条为我摇动着无奈疼人的风致。我不停地揪着柳条，回头再看来时的路烟一般散去，身边一伙叽叽喳喳议论着谁在谁班、谁教谁班的同学们，使用的都是生怕别人不注意的表情和声调。心忽悠一沉，我意识到离村远了，一排排教室的侧墙上都是苇席大的黑板，都是字。
刚走到十三班门口，就见同学们往后退着走，再转身尖叫逃走的都是面色煞白的男生。我亢奋地拨开人群，冲进教室一看，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羊皮袄上吊死了。死者面目庄严，他选择了入党宣誓的姿式，右拳头顶着右耳朵。身后有七嘴八舌的议论：有的说他用红裤带吊死，走近了风流，有的说他用红裤带吊死，是对现实不满。死者的脚上一只有鞋，一只没鞋，没鞋的袜跟有一个乒乓球大的洞，脚丫子前有三个蚕豆大的洞，深灰的袜子衬着浅灰的皮肤，像刻意搭配的。死者穿着的羊皮袄袖子很短，露出了一截红球衣的罗口袖。袖口磨出了毛边。我正仰着脑袋看死人青瓷般的容颜，来了一伙人，穿着黑制服或蓝制服，他们说唉，这事闹的！他们说死得过于麻利，吓人哩。他们说让你当个班主任，当不当两商量，想死就死，命不是命了？人群中有人说：废话，还不快把人抱下来！众人便喧嚷：快放下来，快放下来。大家都用“谁去？”“谁去？”的目光盯别人，却没站出个一马当先的人。
倒是有一个人跃上了讲台，他刚想冲上去抱死尸，可无缘无故地摔倒了，他哎哟哎哟抱着脚脖子说：“崴着了，崴着了！”“笨蛋，”我心里骂道，跃上讲台，跳上讲桌，一脚踩着黑板墙的框子，身子张成蒲扇，揪着尸体的胳膊，将尸体拥入怀抱。“剪子！剪子！”我大声说时已经有剪子递到了手里。我把尸体翻转个圈，踮起脚尖，把红裤带剪断了。尸体像一麻袋山药蛋沉，亏得我一只胳膊紧紧箍住了他。搭帮手的人都转过脸去，表情像在酝酿自杀或是不自杀。只有我，先拨拉掉他眼睛上的一粒眼屎儿，又把他拖出来的苜蓿花般又紫又长的舌头塞了回去，再等大家们的手脚都还利落，帮忙把尸体平放上讲台，继而又把尸体连同讲台一同移到校办工厂的模具车间，听到了喇叭一遍遍通知全体师生去看电影。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电影院时，预备铃都响了。激越清脆的铃声在我的脊背贴了一条冰挂，它凉颤颤的。城里的生活已如泉水古老，我攥着那张电影票，如同紧紧攥着从井底往上拔的牛筋绳，手潮潮的。
还没等我找到座位，电影就开始了。顿时，整个电影院响起狂野的呼哨声、掌声和放肆的嗷嗷乱叫。我担忧地看了一眼电影院的顶棚，然后胡乱摸到一个空着的座位赶紧坐了下来，污浊不堪的空气闻起来甭提多提气了，熟悉亲切得一塌糊涂。
上映的是一部朝鲜电影，片名叫《劳动家庭》。
“对不起，你坐了我的位置。”
所有电影的片头都强调安哥拉兔子带毛，多余！尤其是朝鲜电影，节奏比羊拉屎还要稀松。
“请起来，你坐错位置了。”
出来啦，出来啦，朝鲜姑娘从花开烂漫的苹果园走出来啦，瘦的懒得形容，胖的像布袋装冬瓜……
“你可以起来了，况且你的屁股下面坐着我的围巾。”我身边有个男人的声音，他鼻音重，讲一口南蛮普通话。“啪啪，啪啪，”他用手中的笔记簿拍着我的肩膀，这时，我才发现身边站着的这个男人如绞架又直又高。
我胳膊交叉着搭在前面的椅背上，目不转睛盯着银幕，我欠了欠屁股，示意他把围巾抽走。
“不行，还不行！”他强调着，我一边欠着高高的屁股，一边用土话说：“麻烦哩。”“你趁早起来，甭费事。”他的音调一下拔高了。“讨饭还要戴手套，你才费事哩。”“你说什么？太不像话了！”那男的又拿笔记簿拍我的肩膀，他人斜倾，就更像欲坠的绞架，我从插队到今天，三年来可是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走开，操心爷里外耳光子打你个风雨不漏！”我顺口说道。目光紧追着银幕上胖得像布袋装冬瓜的姑娘去了小河边……“你是哪儿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抬眼看到他奇窄极高的额头，眍眼又大又黑，断他是广东人。面对老乡，一下子心就软了，屁股就撅得更高了。谁料，他说围巾我不要了，请你必须走开。我心里骂赶情绵甜瓜擦屁股，没完啦，又见我身右边还有一个空位子，就噗通挪了过去。挪座后，我才发现我的左脚一直踩着人家的围巾，难怪他揪半天也没揪出来。
我把围巾揉成一团给他，他起手推挡，表情阴沉。我再给，他再推挡。我总不能把围巾变成哈达献上吧，于是，我就把围巾放在我和他之间的扶手上，继续看有着布袋装冬瓜风范的那位朝鲜姑娘头顶着水罐从小河边往家走……
看到半截儿，我偷眼斜视左边的他，发现他已经不厌其烦地睡着了，嘴巴愚蠢地半张着，头微仰，双手抱着的笔记本放在肚皮上。他穿一件改良过的青年装，领口翻得斜小，有三个扣眼，明上的口袋没有盖子，这是典型的外省人穿的外套。看三流电影等于骑在一匹识途的马上，纵情地想入非非……昨晚支书通知我到县一中读书时，我正从灶坑里捡拾烧好的山药蛋。我是来插队的，不是来读书的，我抗议着。谁让你小侉子又是褥又是被的，全村谁家抽得出一床被敬供读书哩，支书双手来回着烧山药蛋，边剥吃边说。我说我捐被。支书说：“肥羊躲不过屠夫手。”我哭丧着脸说：“我哪里走得开，猪呀鸡呀兔呀的一伙伙，肉肉实实正成长着，朝朝暮暮要我喂吃喂喝……”“放屁！”支书打断道，“县上来了文件，说教育要回潮，村村有指标，完不成任务的要撤职，还要在县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哩。”我说：“自古听说鸟儿回巢，没听说教育回巢，爷大不了嫁给你侄儿就是了，也用不着让我去坐冷板凳吧，不去！”“爷要是抓壮丁，认准了你呢？”支书咽下最后一口烧山药时，声音充满了央济的慈爱；“娃受了三年，你瞧你车轴脖子不洗涮，脸蛋脏成灰瓦罐，不读书哪里有拾掇的功夫，娃乖乖去哇，你养着的牲灵爷让人帮你照看着……”接着，支书一边用火铲拨拉着灰堆里的山药，一边说：“小侉子你在村里应承嫁谁都是戏言，到了县里，可再甭张口闭口嫁人敷衍，被人耻笑哩……”支书话音没落，一伙人拥入窑内，这帮家伙天天晚上都在我的窑里摆龙门，捣旧古，夏歇凉，冬取暖，春秋聊女人。我自打进村，村里人就说我说话侉得吓跑秤盘星，起名叫我小侉子。最初，我请胡蝶、牛板筋、屈虎豹等人教我说土话，自然油灯的捻儿挑得高，锅里的滚水放糖精，筐里的焖山药蛋，盆里的稠粥，黍秫糕随便掰吃，不多久，我的土话学得麻溜溜光了，这帮家伙也和我打成一片毡了。
这天晚上，当他们知道我要去县一中读书，自觉组织成一支发引送葬的队伍来到了我家。“就应该送屈有财去读书，那狗日的地主管得爷麻烦。”贫协主席胡富裕气哼哼地说。“娃一整天要学习两个半日，屁都压在腚下面偷悄悄放，苦情哎。”说这话的是妇联主任粉粉婶，她和我的交情绝非一般。“自古以来有抓差的、抓丁的、抓鸡抓鸟抓蚂蚱抓阄的，没听说抓人读书的！”会计屈邪邪说。再后来，有劝支书另选人头的，有劝支书让指标报废的，可就是没人自告奋勇替我承当。我看支书抱着个羊皮烟袋，使劲儿在烟锅里面掏个没完，就知道支书为难了。我说我去，读书吃盐齐没坏处，我去学校改造去。支书生怕我反悔，说读书出工一个待遇，每天照计五分工，还答应年底发展我入团和加入基干民兵连。
……我出来读书，最难过的是福儿奶奶，哭得调门乱跑。嘿，不说她了。我都出村了，又让胡生花送来一个净水瓶，里面除了一枝杨树上黏腻芳香的花苞鼓起来之外，还有一朵蜡纸做的凄白艾艾的荷花，她殷殷得真可以。
《劳动家庭》故事寡淡，一帮获得金日成勋章和人民功勋演员奖章的男女演员们都为了什么而什么，不如我们村里的二人台，即兴性很强，把“三爷有令带溜子喽——”说成“三爷尿炕晒褥子喽——”的现象很普遍。这中间，片子还烧了一次，油饼大的蓝紫色窟窿一股刺鼻的焦味。坐在我旁边的他被骤然间通明的灯光和不满的口哨声、鼓倒掌弄醒了，他以为电影演完了，都站起来又坐下了。他瞅了瞅搭在扶手上的围巾，看着我边跺脚边鼓着倒掌，目光里全是避之不及的反感。我离开村后就难受，我对付难受的方法就是打榧子，吹口哨，嗷嗷乱吼，双手捂着嘴学驴叫，包括让头上的两个锅刷子变成深秋肥嘟嘟的鼹鼠，吃力地雀跃不停。
我注意到他不屑地瞥了我几次，甚至都要指责我了。但是他那悒郁持重的举止以及他那充满孤癖梦幻的目光注定了他欲言又止，犯不上抒发廉价的指责。他灰心丧气地摇着头，并不是对我而是对电影，旋即，他打开了笔记本……
电影结束了。他合上笔记本，起身。我说给你的围巾，他充耳不闻。我把围巾搭在他肩膀上，他在掸掉一片枯叶——把围巾甩在椅背上，表情决绝。深灰色的围巾瘫软地搁在那儿，围巾的缨穗颤抖了几下，无非是想索要一份绵长。我发现有熟人在和他点头，打手势，其中一个圆脸、戴顶前进帽、眼睛笑眯眯的男人还和他说了句什么，他摆摆手，不值一提的表情。我心里斜刺出另外的主意，就想再诚意一次，反正我草筛饮驴做过了，也就对得起良心了。“我的腚又没长眼睛，坐了你的围巾是不小心，又不是故意的，你要咋么？”我在他背后磨磨叨叨说着，又拿起围巾劝他收下。他扭头看了我一眼，满脸鄙夷，于是，我一跺脚，跨栏一般越过几排椅子，噌噌噌地挤入人流，将围巾不由分说地交给了头戴前进帽的男人之后，朝他比划着，神气活现地做了个鬼脸。他愤怒地似乎说着咒语，而我离开了电影院。离开了一排排剥落漆皮的乌黑座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