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樟坂杀人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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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樟坂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一个样。也许这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说法,却是事实。抵达樟坂的时候正值初夏,从火车站走出来一眼见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竟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你首先会看到大量由白色瓷砖粘贴外墙的建筑物,它们都是呈现一种盒子的形状,毫无章法地堆砌在一起,仿佛一个醉徒随手码放的积木。火车站外面无一例外是大量的三轮摩托车,这种被称为摩的的简易交通工具,蝗虫一样乱窜,发出隆隆的声音。使人很难想象周边的居民如何入眠。在樟坂个人隐私得不到尊重,但也不会引致太大的争议,因为这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有关生存权大于其它一切权利的观点。严重的噪声理所当然地被划入生存权的合理代价的范围——这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还有更重大的问题,比如在樟坂的成功广场是不允许人们长时间逗留的,据说这会影响其他人的逗留,如果发现同一个人在一天内三次进入广场,或者连续在广场滞留半天以上,则有可能视为可疑的人,被维持治安的警察劝离,这是被称为“柔性驱离”的作业。据说是为了行人的安全。这项规定虽然有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但它一直在樟坂实行着。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

有一个成功大学的客座教授,比利时人,叫麦尔斯,拍摄了一部樟坂的纪录片,名字叫《瓷砖》。影片描述了充斥这个城市的建筑外墙的瓷砖的印象。这似乎给人一种懒惰之城的感觉。影片理所当然地遭到谴责,纪录片作者被描述为一个对樟坂一无所知、忘文生义的人。关于樟坂人懒惰和毫无想象力的评价遭到反驳,实际上瓷砖对于樟坂是一个好东西,一个县级市里居然挤着相当于大市的人口250万,这是一个可怕数字。这些人首要的权利是生存权。所以某些讲求效率的作法得到推崇,比如往建筑物上贴瓷砖,以便保持它的新颖度以及易于施工和清理。

本文要讲述的那个惊天大案就发生在这个城市里,无论该城的警察如何用心地维护社会治安,案子还是发生了。在樟坂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会感觉到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警察的人数。在一些大型集会上,有时会出现令人奇怪的场面:到场的警察比集会者的人数还多,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给人带来安全感,反而叫人心惊肉跳,因为这让人产生大难临头的感觉,仿佛有什么重大事件即将发生,这种预感是很折磨人的。在樟坂,市民居然害怕警察,这不能不说是市政的一个失败。

不过,习惯往往可以超越恐惧。在樟坂,人们掌握着一些能使自己免于恐惧和无聊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传统的一部份,所以根深蒂固。比如用铁笼子把建筑物框起来,虽然在视觉上有些不舒服,但是个一了百了的办法,这就是樟坂效率的含义:时间就是金钱——不会让所谓美感损害安全——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樟坂,你看不到历史,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城市的古城墙在三十年前拆除了,因为人口的激增,城建扩充到外城,古城墙由于通过性不足而被拆除。当时有过是否拆除城墙的争论,但保护历史的观念立刻被刷新,某种以为看到城墙就能看到历史的观念遭到嘲笑,这种僵化的认识论的遗毒,很快让位于新的历史观:历史其实存在于人的意识深处,樟坂人用习惯来记忆历史,比如下面举到的例子。

这个让人免于恐惧的办法源于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当你坐的飞机下降时,你如果听到哗哗的麻将声,你就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樟坂。用麻将赌钱是习惯和传统,在几百年前的美国西部,从樟坂出去的华工每到傍晚时都会聚集在一起,这使得那些借酒浇愁的洋人很费解,他们听到华工们大喊“卡西诺”然后聚集在一起,玩一种用牛角做成的玩具。今天的国际赌场通用的名称“卡西诺”据查就是樟坂土话“开始了”的意思。

另外,信仰是一种遗忘的好办法,或者干脆说信仰就是遗忘。在这个城市要找到信仰的踪迹是困难的。这也许只是一些外乡人的想法。其实樟坂到处都供奉着神祗,往往在一桌麻将的旁边,你就会看到用砖砌成的小小庙宇,这些充斥樟坂的袖珍庙宇供奉着许多不同的叫不出名字的神祗,分别管理着樟坂人的财产、婚姻、健康、事业和生育。甚至有专门分管厨房事务的神明。这和樟坂市政的机构相类似,这个县级市一共有九个副市长,管理城市的各种事务。同时,还有九个副书记分别对应这九个副市长,从党务的角度介入城市管理。这种分工的细致也是一种习惯。

因此人们有理由蔑视外地人对于樟坂人懒惰的说法。这是不负责任的指责。樟坂人既不懒惰,也不吝啬,反而讲究排场。他们会在结婚时花上大笔金钱来荣耀自己。每到这种时候,街上出现长长的婚车车流,每辆车的门上都挂着红色气球,在空气中瑟瑟发抖。然后前往樟坂的著名酒楼饱餐一顿,樟坂人在吃的方面出手大方,在著名的红楼就有一桌吃掉十万元的纪录。他们觉得婚姻是一生中的大事,在这种时候如果吝啬,是连神明都不许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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