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隆吐山战役(三) 第五节

杨志军Ctrl+D 收藏本站

摄政王迪牧活佛一见驻藏大臣文硕。就把沱美带给他的愤恨暂时放到了一边。这是在丹吉林大自在佛殿二层的佛舍,摄政王修行歇息的私密之地。说明这个场合并不正式。两个人少了礼仪,也少了距离,差不多可以用亲密友好来形容了。

让座倒茶,寒暄了几句后,摄政王迪牧问道:“大人光临丹吉林自然不是来求佛问经的。你看我这里的佛,都把眼睛闭上了。”

文硕说:“摄政佛如何这样说,难道我就不能求佛问经了?”

迪牧说:“对不信仰的人,佛就是一团泥巴、几根木头、二两金银、三斤铜铁。眼里没佛,佛就回避了。”

文硕点点头:“说不定有一天佛不仅不回避我,还会主动来找我。”迪牧说:“大人说的不会是我吧?”文硕笑道:“就是你。不过今天是我来找佛的。请问大活佛,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

迪牧说:“派出去的快马使者迟迟不见回复,我也很着急呀。大人的派去的魏冰豪可有消息?”

文硕摇了摇头:“请问摄政佛,目前西藏有多少战争经费?”

迪牧想了想说:“我们西藏的土地属于噶厦政府的不多,政府把它划为溪卡赏赐了几百年,差不多也赏赐完了。得到赏赐的贵族、活佛和寺院根据溪卡的收成每年向政府缴纳赋税,赋税是很少的,因为噶厦不需要。噶厦的僧俗官员都是从他们自己的溪卡得到收入,政府只是奖励性地发一点薪水。我们西藏也没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政府供给,几个代本团不超过五千人,还都是常年分散在自己家里的。交通运输和各种劳役更是免费支差,政府半克银子也不花。政府的开销有限,也就没有必要储备太多经费,有一些储备也是为了达赖喇嘛的用度,为了向寺院发放布施、资助全藏性的大型法会。所以我们在《抗英七条》中规定,解决战争经费必须施行战时税收,就是政府需要多少,以赋税的名义向贵族、活佛和寺院所属的各个溪卡摊派多少。这件事已经下了文书,派人分头送下去了。”

文硕听着,心里凉凉的:这是一场举全藏之力都未必能打赢的战争,足够的银两物资是起码的条件。可是现在,噶厦拿不出,朝廷又不给,仅靠增收赋税的方法,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他说:“战争经费是取胜洋魔的重要保障,掇政佛务必抓紧。”

迪牧说:“山无水不绿,水无山不流。有一件事还请大人掌舵,我们准备派代表前往边境,一来和洋魔直接交涉,文拒武打双管齐下,看他还能逞凶多久;二来联络哲孟雄、布鲁克巴、廓尔喀三国,就算他们不能派兵共同打洋魔,也不要提供人力物力帮助洋魔打我们。这也是《抗英七条》里规定了的。”

文硕诧异道:“我知道,怎么还没有派人去?”

迪牧说:“按理应该由三大寺组成代表团前往,可如果没有一个统领,这些个喇嘛难免各说各的话,叫人家看着我们西藏人鹦一嘴、鸦一嘴、昂尕昂巴(大雁)又一嘴,败坏了事情不说,徒然让人笑话。所以这个统领,不能是色拉、甘丹两寺的人,也不能是哲蚌、丹吉林的人。”

文硕一拍巴掌说:“这个人有了。”

迪牧紧问:“谁?”

文硕道:“以后摄政佛会知道的。摄政佛让三大寺代表速速前往驻藏大臣官邸,此统领是个驿马脾气的人,他是说走就走的。”

迪牧高兴得一口饮干了茶碗。他原本就是想让驻藏大臣派一个自己身边的人,此时感觉他和文硕素有灵犀,竟是一点就通了。他说:“还有,《抗英七条》中有‘敦请驻藏大臣就藏事佛事危机上奏大皇帝,请朝廷出面奉劝攘斥英国,也请朝廷派兵进藏,协助藏军守疆抗敌’一条。这方面不知朝廷有何举措?”

文硕打了个愣怔,黏黏糊糊说:“这件事情嘛,也好办,也不好办,到底办了没办呢?”他停顿一下,做了个由他去的手势说,“算了,我们说正事。”

迪牧噢呀一声:“说了这么多,怎么还没说到正事上?”

文硕从袖子里拿出新来的朝廷谕旨,放到桌子上,篷起五指压着说:“摄政佛还是先念经。等念得恬淡虚无、消散成气了再看谕旨。谕旨是给禅坐如木的人和修行成石的佛看的,看了只当没看,没看只当看了。心安便是安,性定便是定。告辞了,摄政佛。”他抽身离开,看到迪牧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谕旨,又道,“我走了再看,走了再看。”说着快步飞走,心说让我这张代表朝廷的脸往哪里搁呀?

摄政王一鼻子荧惑。送文硕出了佛舍,又命门外的白热管家引路再送。自己反身回去,一没有念经,二没有恬淡,一把抓起谕旨,迅速溜了一遍,安静得几乎没有呼吸,真像驻藏大臣希望的那样禅坐如木、修行成石了。

摄政王迪牧活佛的禅坐持续了一天一夜,此间他不闻不问,不吃不喝,闭关辟谷了似的。他在这个时候打坐,就是想在和神的对话中澄然人静,滤清思想:到底怎么办?

但忿急还是没有消尽。他激流似的思绪里,仍然是不驯顺的波浪:朝廷,皇上,怎么可能下达这样的谕旨呢?

洋魔的灭绝佛教,成了我们的昏愚顽梗:英人的入侵西藏,成了我们的自蹈血河之灾。真正岂有此理。既然“英人人藏,志在通商”,怎么又要让我们“礼让英洋,迎迓耶教”?什么“两神齐天,双日照临”,分明是水火交锋,水大则火灭,火大则水干。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朝廷怎么不明白?当然不是朝廷说变就变,出尔反尔,而是驻藏大臣文硕骗了他:什么“不取坚硬接仗、迎面对敌、阵地固垒之法”,什么“分散伏出,游击无常,中途拦打。迂回敌后,截其粮道”,什么“宜退不宜进,明退暗不退,以柔克刚,饿死远来之敌”,都是文硕自己的主张,朝廷从来没有过抵抗的意图。这个文硕,好大的胆子,如此矫命伪诈,难道就不怕丢了乌纱掉了脑袋?加巴索!

又寻思:文硕为什么要这样?为了大清朝的国土,为了西藏,为了我?可不是吗!坚决抵抗,不正是他摄政王和僧俗集团的希望?这么一想,迪牧的情绪渐渐平和了,意识到现在不是推诿、责怪、怨恨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当下的目标:怎么办?是继续抵抗,还是就此放弃?是听朝廷的,还是听驻藏大臣的?或者谁的也不听,就听自己的?

啊,自己的,自己有什么主意?他苦苦思考着,在忠于朝廷和忠于自己之间无数次地穿梭,似乎听到哗啦一声,头发白了,眉宇间耸起的川字再也平坦不下去了,额头的皱纹变成了西藏的山川。他长吐一口气,发现又是一天一夜。

摄政王迪牧把白热管家叫来,吩咐他通知三大寺:即刻选派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边境照会英军,据理退兵。并联络哲孟雄、布鲁克巴、廓尔喀三国,商谈共同打击英军事宜。代表团的统领由驻藏大臣委派,代表选出后,应尽快前往驻藏大臣官邸集中。迪牧想用这个办法试探驻藏大臣文硕,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抵抗呢,还是奉承朝廷的意图,退堂鼓一打,云端里看厮杀去了?若是前者,那就是责任是非各担一半,朝廷的怪罪就不能只冲摄政王我来。若是后者,那我就只好担山担水一肩挑,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但不管前者还是后者,他都必须把西甲喇嘛立即抓起来处死。

他已经知道西甲喇嘛在前线的所作所为,追踪西甲的丹吉林陀陀隔三岔五就会有报告。这些报告经过白热管家的手来到了他面前,让他越来越说不清为什么迄今为止西甲喇嘛还活着。但是现在,处死是必需的了,当作为摄政王的他已经知道朝廷惧怕英人、不准抵抗的态度之后,边境依然进行的战事就只能由别人承担责任,这个人非西甲喇嘛莫属,至少可以用来敷衍塞责朝廷,暂时抚慰皇上皇太后。争取时间,以待机变:赶快把异教洋魔赶出西藏。

迪牧希望这样一个结果:既能把英人异教赶走,又不得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让英人意识到西藏是一块啃不了的骨头,知难而退。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给朝廷施加压力。朝廷也就不会怪罪到西藏头上、摄政王头上了。所以,传令丹吉林陀陀立即抓捕处死西甲喇嘛之后,他又派快马使者向前线总管俄尔噶伦送去了亲笔写就的催战箭书,大意是能胜则速发义兵。就像狂风扫雪,把洋魔从太高原扫到英吉利海上去。不能胜怎么办?他没说。没说就是不能不能胜。

快马使者刚走,就有驻藏大臣官邸的人前来报知:三大寺代表团已经出发了。

摄政王问道:“文硕大人派了谁做统领?”

回答说:“没派谁,文硕大人自己去了。”

摄政王一愣,原来文硕是说他自己呢:“此统领驿马脾气,说走就走。”文硕为什么要自己充当统领?明明他已经在风口浪尖上,却还要引火烧身?难道他真有办法据退英人异教,上慰朝廷下抚藏民?但不管驻藏大臣此去有何结果,对他摄政王都是有利的,就等于文硕至少把一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他心里突起一丝感激,这个文硕,和以往的驻藏大臣不一样,倒是个一心为了西藏的干才。

摄政王觉得文硕的好心应该得到回报,便把白热管家叫来,吩咐他,从丹吉林派一个七品俗官汉餐大厨师,派一个五品僧官藏餐大厨师,再去雪村拣选一位漂亮能干的姑娘。驻藏大臣文硕是俗世之人,从北京孤身远来西藏,自然需要女人照顾。又写了亲笔文书:沿途各宗溪官民,一律按达赖喇嘛和摄政王出行规格,给文硕大臣供奉食宿和支派乌拉。

之后,摄政王迪牧倒头便睡。真是累了,不仅身累,更是心累。

这时白热管家匆匆进来,在他耳畔小声说:“佛爷,佛爷,浪喀加布来了。”

摄政王没有睁眼,哼了一声,头一歪,表示自己要睡觉。白热管家只好重复一遍。迪牧还是没睁眼。白热管家为难地退出来,立在门口,不安地摇摇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能干的他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难办的事情:既不能让客人等,又不能让主人醒。正不知如何是好,就见摄政王大步从里面出来,问道:“你刚才说什么?谁来了?浪喀加布?为什么不把我叫起来?快快快,他在哪里?”

迪牧活佛和白热管家一溜烟跑下大自在佛殿二层,直奔护法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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