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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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个崩溃的人,当天就一直待在医院里。杨迟继续吊水,我在对面的病床上打坐。

老杨忽然说:“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干部招待所里胡搞吗?”

我记得,似乎是十六岁时的事。那个招待所在农药新村附近,是专门接待一些小干部的,六层楼高的一栋房子,平时很冷清。那里面有八十年代末的各种健身器材,最适合我们的是一张乒乓球桌。有时候我们会带着楼上的智障一起去打乒乓球,但那是被禁止的,任何外来的小孩都会被赶出去。有一次门房遇到了我们,扑过来抢乒乓球拍,我们撒腿就跑,把个智障忘记在了一边。后来智障挨了一顿打,被踢了出来。我们很内疚。过几天买了两把枪——那种会打响火药纸的仿真枪,进招待所,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与那门房狭路相逢,我们拔出枪,指着他的头,打响了火药纸,然后狂笑着跑掉了。我至今仍记得那门房恐惧的目光,人都吓僵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被仿真枪吓着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明白他不是怕枪,而是怕我们。假如他当时继续无畏地扑过来,说不定真的会被我们杀死在招待所里。

老杨闭着眼睛说:“我以前的愤怒一无所获,现在却必须为了获得些什么而假装愤怒,其实我自己都想笑。”我想说点什么,但他摆了摆手,示意我不必再开口了。

后来我们回到旅馆,老杨睡下。我出门,沿着县城的小马路无目的地走,我穿得不少,但寒冷仍然穿透了夹克衫,停在我的肋部,像两只冰凉的胳膊搂住了我。走了一阵,听到大喇叭喊着卖羊毛衫的广告,拖拉机与摩托车沉闷的轰鸣,前面就是大路,划水县最繁华的区域,整体来说就像是被神灵的巨足胡乱踩过一通的南京路、王府井,气质相仿,但完全乱了套。我在一家摩配商店门口站住,问里面的人:“有汽油吗?”那人点头,以为是生意来了,我摇头说:“现在不买,我就问问。有汽油就好办了。”

我穿过这个混乱地带,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又来到了荒凉的小街上,走了一会儿,四周像深夜一样安静,只有光线属于下午,猛然看到一座古代的城门,穿过它,前面是一片未播种的田野,泥土新翻,裸露在外。一棵老树之上,群鸟飞舞,像黑色的烟幕蒸腾而起。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农村了。前面的路不再是我的路。

这太没劲了,我在墙根底下抽了根烟,觉得越来越冷,缩着肩膀往回走。到街口我买了十个包子,权当晚饭,回到宾馆里,只见老杨已经坐了起来,对面是那个寡妇会计,她表情和悦,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嘴角带着安慰性质的笑容。

“到底怎么说?”我把包子全都扔在茶几上,后悔自己没买汽油。

寡妇会计从包里掏出一包钱,说:“这是五万块,你们先拿回去交差。再多给你两百块,是营养费。”

杨迟说:“我们不要现金,划账。”

寡妇会计说:“这钱我要是拿回去,老板万一反悔,你下次别再来找我。”

杨迟犹豫了一下,抬笔写了收条。

寡妇会计说:“你们得谢谢我,是我求情了他才同意的,不然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们要是真的拿了汽油弹过来,那就等着坐牢吧。”

“你为什么要求情?”

“我看你们年轻、可怜。”寡妇会计说,“当然我也不想让你们一把火烧了公司。”

“我们干得出来。”老杨冷冷地说。

“以后会有很多人欠你的,你的钱,你的人情。你总不能都扔汽油弹。人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扔汽油弹,别随便用掉了。”寡妇会计颇有深意地拍拍老杨的大腿,拍得有点太靠近生殖器了。反正这是他们之间的交情,不关我的事,我可以回家了。

寡妇会计走后,老杨拖着病体抽了根烟,又看看桌上的两百块,面露忧郁之色。我说:“高兴点吧,你从此不用再来这个地方了,剩下的五万块就让朱康这个傻逼来讨吧。”

杨迟说:“你想吃点什么吗?我饿了,吃点去。”

值得庆祝一下。包子也不吃了,老杨揣着钱带我到街上,附近一个小饭馆。我们点了各种肉,开了两瓶啤酒,一边吃一边庆功。

我说:“你真会做汽油弹?”

老杨说:“就连凝固汽油弹都会做,以后我教你。”

我说:“问题是你敢扔吗?”

老杨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像你。我不能教你做汽油弹,你真的会使出去的。”

“我不会的,我也理智了。”

“你会的。还记得小时候和你抢乒乓球拍吗,你丫作势要打我,我没躲,你为了证明自己敢于打我,就用乒乓球拍把我开了瓢。只要有人说你不敢扔汽油弹,你就会扔汽油弹。你就是这么个人。”

“有道理。”我说,“我刚才就应该把你扔在地板上冻死,因为我不相信你会冻死。”

我们拌嘴,老板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吃新鲜狗肉,我和杨迟一起摇头。旁边一桌人说:“哎,有狗肉,怎么不早说?”伙计从后面牵出一条黄狗,小饭馆也不避讳什么,一把拎起狗绳吊在门口的树上,伙计提了根碗口粗的木棍,怪叫着一通乱打,黄狗在半空中急速扭动、抽搐,很快就死了。伙计换了刀子剥皮开膛,头一刀下去,黄狗又活过来了,叉开两条后腿蹬了伙计一下。伙计大怒,连捶了黄狗的妈妈七八遍,下刀如风,剥皮开膛。旁边围了好多人张大了嘴巴看杀狗。

我也张大了嘴巴,对老板说:“你们怎么当场杀狗?”老板说:“哎?你太不懂了。满街都是死狗,我捡条死狗红烧了你肯吃吗?”旁边桌上的客人也说:“你们是外来的吧?记住,这年头吃狗肉一定要亲眼看见杀狗。城里人才吃死狗。”

我看着外面的狗,天色暗了下来,它直挺挺地挂着,随着皮肉分离,它正在变成“肉狗”。伙计手脚麻利,一会工夫它就成了肉块。干完这些,伙计一脚把狗头踢到了街上,围过来好些孩子,一路踢着狗头欢叫着跑掉了。


我和老杨讨论过,什么叫作肉狗。肉狗,就是专门给人吃的那种。问题是,世界上没有肉狗,都是在街上套住了拉走,宰了吃掉。没有一条狗在挨刀子之前是肉狗,它们都是普通的狗。

吃过饭,杨迟打电话到副厂长家里,说自己拿到了五万。副厂长是个老革命,一听就傻了,在电话里大骂:“杨迟,你还要不要命,敢拿现金?”老杨说:“我走投无路,对方只给现金。”副厂长说:“你小心点。”我问老杨怎么了。他说,拿现金很危险,因为写了收条了,出门被人弄死的可能性很大,这笔钱又会回到胖子老板手里,而他雇凶杀人只需要花几千块就够了。这种带巨额现金的二逼,在当地的绰号就是,肉狗。

我说:“会干掉咱们?”

杨迟说:“根据逻辑推断不会,如果想干掉咱们,那给十万块现金好了,何必给五万。另外也不应该送到旅馆来,而是让我们去拿钱,然后放我们出门,出门就干掉,这样我们来不及把钱转移掉。”

“好。”我说,“如果不根据逻辑推断呢?”

“那我怎么能知道,遇到的是傻逼还是疯子。”杨迟闭着眼睛说,“保不齐还有其他劫匪呢?”

“那你还敢带我出去吃饭?”

“我饿了,不想再吃包子。死也想做个饱鬼。”

“下次再有这种好事,你要提前告诉我,免得我死到临头不知道,为了替你省钱还少点了几个菜。”

我们关紧房门,拉上窗帘,斧子放在手边,整夜守着这堆钱,等待天亮。老杨还安慰我,通常不会到旅馆里来劫杀,翻箱倒柜找钱的不是合格的劫匪,通常是在路上干这种事,钱在包里,一把拎走即可。

夜里无聊等死,我们又说了一点绍兴师姐的事情。杨迟说,他给绍兴师姐打了个电话,她在上海发展得相当不错,公司在陆家嘴甲A级商务楼,带十几个销售员,每天拎着手提电脑给金融客户做提案。高级白领,非常风光。绍兴师姐听说杨迟也做销售,觉得他也算是同行(虽然卖的是农药),问他是不是愿意转行。

“转啊。”我说,“不转的话,你这辈子就卖农药了。老跑乡下,还被人宰。”

杨迟说:“你不懂的。其实我也有销售提成的,各地的农资公司才是我的客户,招待得很好,不但吃肉喝酒,还有公款嫖娼。当然我不嫖。我主要是想让你知道,农药销售员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不堪。”

“得坐中巴车吧?”

“得坐。”

“那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傻逼才坐中巴车。”我说,“还有,嫖土娼啊,停车吃饭打一炮。”

“放屁,也有高级夜总会的,摸一下就得二百块。你的世界观真他妈的与众不同。”杨迟不耐烦地说,“当然,我他妈的也是。”

第二天上午,街上人稍微多了点,我们结了房钱。老杨还是很虚弱,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提议他去银行把钱存掉,但他说这样更危险。我们各自背了一个包,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没有叫摩托车,而是花了十分钟徒步走到长途汽车站。老杨买了两张车票,我站在旁边看着,环顾四周,有点紧张,给自己点了根烟,抽了几口,塞到老杨嘴里。

我们一直坐在候车室里,那地方极小,总算看见一个不太像样的警察,我们离他很近,稍稍觉得安全。在汽车发车前的片刻,我们忽然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狂奔过检票口,狂奔过一片坑坑洼洼的水泥地,蹿上汽车。车门轰地关上,我对司机说:“按照新规定,你这车在到达戴城之前是不许上客下客的。你中途要是敢放一个人上来,我就不客气了。来,我先请你抽根烟。”

司机说:“捶他娘,你比车匪路霸还狠。”

那天汽车直达戴城,进城时我和杨迟都松了口气,觉得这辈子最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撒尿,第二件事是喝水,我在车上都想喝自己的尿了。然后我们才打了一辆出租车,心情放松,警惕全无,感到故乡的亲切和安全。到农药新村,各自苦笑,打算回家睡觉,忽然杨迟说:“我的包呢?”

“忘在车里了?”

“钱在你包里还是我包里?”

“当然是你包里。”

“捶他娘啊。”杨迟绝望地骂了一句,找了根电线杆撞了一脑袋。出租车已经开走了,小票还在,我们又打了一辆车,去出租车公司碰运气。这时候我想幸亏是尿干净了,不然我们俩都会吓尿在自己裤子里。

那五万块钱放在老杨的包里,出租车司机没发现,开出去一段路,遇到两位老人叫车。上车之后他们发现后座有个包,里面是五万块。这对老人是大学老师,很有教养,就对司机说,后座有钱,是之前的乘客遗落的。司机也很有教养,说,请你们下车,我要把钱送到公司去。老人说,我们不下车,你把我们拉到公司,一起把钱交给你的上级部门。

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我所说的记忆之神,在那一瞬间脱线了,置我们于死地(主要是老杨),然而另一个神来临,挽救了我们。另一个神究竟是谁,是哪个上帝派下来的天使,我他妈的也不知道。反正当杨迟一脸绝望到达出租车公司的时候,那五万块也在桌子上等他了。老人已经走了。

老杨谢了一遍,掏出小票对质一番,核实无误,拿了钱想溜。出租车公司的领导说,别走,最近正在宣传我公司的行业风气,需要你配合一下。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戴城晚报》的记者,找老杨要了身份证和工作证,抄了下来,又来了个摄影记者,端一台尼康,让杨迟捧着钱站到窗口。杨迟说,能不能别拍照?记者说,这可不行,无图无真相,再说那对老人也走了,只有拍你了。快门一按,我闪到一边,留下半个屁股在胶片上,新闻摄影所谓的“带点关系”。

老杨在出差之前,曾经接受过《戴城日报》的采访,主要针对他认养孤儿的事迹,一个青年农药销售员,出于真诚的爱心而资助孤儿,他还是共青团员。那次也给他拍了照,但是日报的审稿比较麻烦,稿子做好以后,压了好长时间,恰好于老杨返城的第二天发表在《戴城日报》的头版。在报纸上,优秀青年杨迟带着自信和坚毅,抬头观看前方,仿佛已经升官发财。同一天下午,《戴城晚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条重大社会新闻,农药厂的销售员杨迟不慎弄丢了五万块公款,经出租车公司和一对老人的高风亮节,杨迟拿到了钱,表示无比感谢,并发出由衷的感叹:我对这个社会有信心。同时配发的照片,杨迟一脸侥幸,贼眉鼠眼地看着读者,一望而知,是那种弄丢了钱又撞了狗运气的二五仔。听说后来日报和晚报的编辑为此打了起来。这件事又被电视台发现,居然有个普通青年同时上了日报和晚报的头条,还都有照片,调子还完全相反,多年来国家都没发生过这种争论了。有个高中时的同学在电视台做编导,认得杨迟,扛着摄像机又冲到农药新村,把杨迟拍了一遍。经杨迟本人要求,脸上打了马赛克,字幕仍注明:农药厂销售员杨某。作为本地新闻和奇闻播出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是杨迟了。

老杨成了戴城的名人,双面人,马赛克优秀青年与没头脑幸运儿。而我虽然参与了两件事,却什么好都没落下,只有半个屁股留在报纸上,想想也挺失落的。

不久之后,我们遇到小苏,小苏说:“我听蔺华说,要领养戴黛的不是中国人。”

杨迟傻了一会儿,说:“什么意思?”

“蔺华说,戴黛会被外国人领养。”

“戴黛知道吗?”

“我想她还不能理解这件事吧。”小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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