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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杨一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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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杨一坐在路小路身边,手里握着一个PS2的手柄,嘴里嘀咕着杰克·韦尔奇的财富理念。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对路小路说,要去挣很多很多钱,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着,要娶一个会写诗的女孩儿,去开一个孤儿院,再也不要回到戴城。

当年,杨一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化工学院,他没有去考清华。就算考了也没用,他分数不够。

那年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上海,他瘸着腿。暑假里他独自去太湖游泳,刚一下水,一脚踩在一块玻璃上,当场划开一条口子。这伤口直到九月都没好。到了火车站一看,天哪,又是人山人海,简直就跟难民逃亡一样。我对杨一说,你知道吗,去年我带欧阳慧去上海,也是这个风景,我是把欧阳慧举起来塞进车门的。杨一说,你就别提欧阳慧了。那年欧阳慧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她和杨一向着沪宁线的两个方向离开了戴城。

杨一看着如潮的人群涌向列车,中间夹杂着尖叫和咒骂,欧阳慧带来的伤感情绪彻底消失了。现在他要考虑的是怎么爬上那列火车,去化工学院,做一个上海人。他对路小路说,你能把我也抱起来塞进去吗。路小路摇摇头,说,你做梦吧。杨一瘸着腿,驻着一根老头拐杖,走到车窗那里,对路小路说,快点他妈的来不及了你赶紧把我塞进车窗里。于是我举起杨一,车窗里是两个女孩儿,看见杨一要钻进来,齐声尖叫,下去下去!有个女孩儿举起一根黄瓜,照着杨一的脑袋猛打。杨一大喊,操你妈不要打我。我在后面推着他,把他往里面塞,并且大喊,他是残疾人,他是残疾人。后来他一头扎进了某个女孩儿的裤裆里,女孩儿大叫,流氓啊抓流氓。我把他的包袱和铺盖都扔进去,对那女孩儿说,他不是流氓,麻烦你路上多照顾他啦。女孩儿把黄瓜扔到了我的头上。

杨一站直了身子之后,开始跟女孩儿聊天,我叫杨一,今年高中毕业,我是某某化工学院的,你们叫什么名字。黄瓜女孩儿说,我叫何丽娜。对面那个女孩儿说,我叫袁婷,我们也是刚毕业,去上海。我站在车窗外面破口大骂,你他妈的能不能稍等一会儿泡妞,你就不跟我告别一下了吗。杨一对女孩儿们说,这是我的哥们,他是无业青年。黄瓜女孩儿居高临下瞅瞅我:哦,无业青年啊。

我对杨一说,哥们,再见啦,你十年来的理想就是离开戴城,从此不做乡逼,我现在亲眼看到你的理想实现,非常之欣慰。杨一眼眶也湿了,说,小路你见到于小齐,替我问个好,还有那骚大姐曾园。

这时我想起九岁那年,第一次看到他,他在坐在一辆黄鱼车上,他爸爸骑着车子,后面有一口带镜子的大橱,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杨一坐在车沿上,两脚挂在外面,正在慢慢地啃一个包子。他看到我站在报春新村那幢楼下面,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路小路。杨一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那以后,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念书,老师说,路小路和杨一,既然你们是邻居,那就应该互帮互助,你们同桌吧。杨一说,老师,我想跟女同学坐一起。老师说,杨一,你的思想品德有点问题。结果,那个学期的成绩单上,在操行一栏,老师特地写上:该生不太纯洁,建议多加教育。那年他才读小学二年级。小学老师当然不好意思说他“淫荡”,于是改用“不太纯洁”这种模棱两可的字眼,成绩单拿回家一看,杨一的爸爸也傻了,什么叫不纯洁呢?是不是衣服穿得太脏了?

十岁那年夏天,三炮带着我和杨一去偷看女浴室。那是丝织厂的职工浴室,我们跟着三炮,爬到宿舍楼顶上,那是个坡顶房子,很陡,要是不小心就会滑下去,从三楼摔到地面上肯定完蛋。我们穿着塑料拖鞋,小心翼翼地走在屋顶,三炮在屋顶上铺了一件雨衣,我们趴在雨衣上,向着对面的女浴室张望,夏日的夕阳使眼前的景物处于逆光位置,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异常美丽。屋顶上的温度很高。这时三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望远镜,对我们说,用这个看最清楚。这是一台军用望远镜,是三炮的爸爸从新疆带回来的,非常稀罕。三炮用望远镜对着女浴室看,并且说,哇,真的看见了,有女人光着身子。杨一说,三炮给我看看。我也说,三炮,快点把望远镜借给我。三炮说,望远镜借给你们可以,但是你们要去给我买雪糕吃。我们说,看完了就给你买。三炮不相信我们,让我们马上去买,然后才能看。

那样美丽的夏日黄昏,好不容易跑到屋顶上,却什么都看不到,这太遗憾了。我和杨一没辙,只能从老虎窗爬下去,给三炮买雪糕。下楼的时候,刚洗完澡的女工,头发湿漉漉地端着脸盆走上来,对我们喊,小鬼,不要乱跑。我们窜到楼下,把所有零钱凑起来,只够买两根雪糕的。那个年代雪糕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能吃到断头冰棍已经很不容易了。看着白色的雪糕,闻到奶油的香味,我和杨一都忍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合吃一根雪糕,把另一根贡献给三炮,但我们实在太饥饿,再说爬上楼顶也很麻烦,我们就舔着雪糕回家了。

可怜的三炮在屋顶上等我们,起初他很高兴,今天看到了赤膊女人同时又能吃到雪糕,后来,望远镜里的女工们一个个穿上衣服消失了,再后来天黑了,云霞陷入暗蓝,街灯亮起,屋顶上不再炎热,无数蚊子围着他飞来飞去。三炮还在惦记着雪糕,那个杨一和路小路为什么还不上来呢?终于,他意识到我们是不会再上来了。他只能独自从老虎窗爬下来,天色太黑,他什么都看不清,一脑袋扎进了窗子里,摔进一堆破箩筐,人倒还好,只是把那台望远镜砸得稀烂。三炮哭着回到家,他爸爸一看,望远镜坏了,拎起棍子就打。这时候我和杨一已经洗好了澡,蹲在楼道里下军棋了。三炮嚎哭着对我们说,你们赔我望远镜!我们说,你脑子有病,关我们屁事啊,又不是我们弄坏的。

我和杨一就这样成为了异姓手足。如我所说,别人是青梅竹马,我们呢,只能是竹马竹马。后来的女孩儿看见我们,都误认为我们有同性恋的倾向,其实这是假象,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残酷的少年时代,成年以后未免有点相互疼爱。这种感情当然很恶心,我倒觉得同性恋比它还要正常一些。

三年级的时候,男生经常玩一种游戏:面对墙根,比谁尿得高。那时候没有人比杨一尿得更高的,他的绝技是捏住包皮,露出一小点口子,让尿液标出来。这和高压水龙头的原理是差不多的,他可以尿过自己的头顶,我们都做不到。同时我们都会躲得远远的,防着他的尿把我们的头发打湿了。他用这个绝技赢了无数的玻璃球、橡皮筋、冰棍、洋画。

四年级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教室门口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班主任是个中年女老师,她拍拍手掌对女同学说,女同学们今天上体育课,到楼下去跑步,男同学留下来。女同学叽叽喳喳地像谷场上的麻雀,呼啦一下都消失了,剩下我们这些男同学,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吩咐。白大褂医生们在教室一角拉开一个屏风,也是白色的,看不见后面有什么把戏,只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杨一凑在我耳朵边上说,打预防针,你可不要哭。

班主任说,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都站了起来。班主任说,请大家把裤子褪下来。我们面面相觑,打预防针都是捋袖子的,没听说要脱裤子。没有人动手。班主任指着杨一说,杨一,你是好同学,你先脱下来,给大家做个示范。杨一就把外裤脱了,挂在膝盖位置。班主任说,把内裤也脱了。

杨一看看自己的内裤,又看看老师,可怜巴巴地说,老师,我内裤里面什么都没穿。班主任很不耐烦,走到杨一面前,把他的小裤衩往下一拉,露出白生生的一橛东西,然后说,大家都这么脱。我们看到杨一都脱了,也就无所谓了,一起解开裤子,拉下裤衩,站在那里。风从窗外吹入,凉飕飕的,很舒服。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在教室里转了一圈,忽然指着一个男生说,你怎么发育了。那个男生很苦闷地说,我留级的。医生对班主任说,割,都要割。

那天我们轮番走到那个白色屏风后面,每进去一个人,都会发出一声惨叫。最后所有人都眼泪汪汪,夹着腿坐在那里。我和杨一也哭了。说实话,割皮包本来是件好事,最好一生下就割掉,假如等记事以后割,就会留下非常惨痛的印象。我在那屏风里的时候,有个女医生还特地捂住我的眼睛,对我说,不要看。我懵头懵脑,然后尖叫起来。

手术结束以后清点包皮,医生发现,班上坐着三十三个男生,而包皮只有三十二个。医生说,肯定有人没割。班主任说不可能,我们班上就三十二个男生,没错的。医生又数了一遍,猛然发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女生!她是我们班上的留级生,留过两级,和若干年以后的黄莺是同一种类型的。她偷偷地坐在后面,把我们三十二个鸡鸡都鉴赏过来了。班主任勃然大怒,说,你为什么不到楼下去跑步。女生满不在乎地说,我今天来例假了,我不能下去跑步。

割过包皮以后,我们比赛尿尿,杨一就再也没赢过,他终于恢复了正常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割那玩意,割过了以后好在哪里,这些都要等女孩儿们来告诉我们。

一起割过包皮,就会成为患难兄弟。六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儿是学生干部,她很喜欢杨一,经常跟他一起出黑板报。当时我也和他们凑在一起。有一天,那女孩烦了我,就说,其实你根本不配跟我玩。我目瞪口呆,那女孩接着说,你也不配跟杨一玩。杨一听了这话,对她说,得,我看我们俩都不配跟你玩。然后我们撂下那女孩,像一对同性恋那样手拉手回家了。

杨一经常对我说,小路,我为你做过很多牺牲。我说去你的,我也牺牲了很多,没少挨打,没少被人羞辱。我又不是玻璃,搞得那么爱你的样子,简直奇怪。杨一说,确实奇怪,都不是玻璃,彼此都没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安慰,有点可惜了。

一九九一年,在戴城郊区的运河里,他告诉我,重点中学有一个孩子跑到农药厂的水塔上,跳了下来。因为没考上大学,就要去死,这件事我很想不通。我安慰杨一,放心,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然后就此离开我,去伟大的首都北京。杨一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高材生落榜的先例有很多。我问他,如果考不上大学,那该怎么办,复读吗。杨一说他不会去复读,他愿意和我一样在厂里做个工人。我说那挺好的,只要不去自杀,怎么都好。

杨一说,他爸爸不让他考清华,北京的大学不许考,还是考考上海的化工学院算了,子承父业,三代都跟农药打交道。我说,恭喜恭喜,我也是子承父业,我们以后就是同行啦。他听了这个话非常郁闷,他说,小路,我要永远离开戴城,这个乡逼横行的地方。

那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农药厂的水塔下面,水塔直挺挺戳向天空。穿过长草,道路越来越窄,化工厂里的气味越来越重,草丛里横七竖八的废弃钢筋就像史前动物的骨骸。杨一说他要爬上去,真他妈的高啊,他跟自己打了个赌,假如能爬上去,他就去报考清华,假如爬不上去,那就听天由命吧。那时候,他的眼神是认真的,他常年狡黠的眼神一旦认真起来,那就说明要出事了。

他攀住水塔上的钢筋梯子,说,好烫。抬腿就往上爬。到半空的时候,他朝我看了看,腾出一只手来敬了个礼。天空中的太阳晃着我的眼睛,再后来,我只能看到一团蠕动的影子。我喊道,喂,你要是像他一样跳下来,我就输给你一包红塔山。这句话刺激了杨一,他在半空中发出悠长的啸声。那一刻我甚至预感到他真的会掉下来,和死鬼一样,变成一个自由落体,沿着光线的轨迹与他自身的阴影紧贴在一起。

后来,道路那边走过来一群工人,看见了杨一,都大声叫好,把厂里的干部也引来了。干部大骇,不久前刚有人跳水塔死了,害得厂里的安全奖金都没了,怎么又来了个不怕死的?干部们在下面大骂,把我也揪住。忽然一团黑影飞下来,掉在众人头上,原来是杨一的拖鞋。我急了,扯着脖子对杨一喊,操他妈的,你还不赶紧下来,我要被抓到保卫科去啦。

后来他抖抖索索地从上面爬下来,衣服上蹭了很多铁锈,干部们掐住我们的后脖子,把我们赶出厂门。我问杨一,爬上去了吗。他很沮丧地摇摇头说,上面加了个盖子,还有锁,爬到一半就歇菜了。

沿着长满蒲公英的荒地往回走,他告诉我,爬到半空时候,风很大,放眼望去是工厂仓库黑乎乎的屋顶,还有远处的反应釜和管道,杂草浓缩为一片灰绿的颜色,世界好像一块废弃的电路板。他觉得很神奇,想停下来观赏,但梯子非常烫手,停下来就可能把手心的皮给烫掉。于是他只能往上爬。他听见下面有一群工人在叫,不知喊些什么,到了那样的高空孤零零地挂着,耳朵里就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好像是低频的声波。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水塔在接近顶部的地方被锁住了。其实铁锁本身并不妨碍别人自杀,就算从梯子上跳下去也是一样死掉,但杨一并不是为了来死的,他只是想爬上去许愿而已。他试图用手推开盖子,可是那玩意焊得很牢,纹丝不动。他停在那里,双手抓住铁制的梯子觉得钻心的烫,只好下来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那女孩儿约定了,一个考清华,一个考北大,他们一起离开戴城,一起去别的城市。其实北京还有其他的大学,他们都不用这么玩命。也是幼稚,没办法。后来那女孩儿跟他分手了,她去了南京,他去了上海。

在去上海之前,杨一说,他会永远爱着欧阳慧,因为他把处男之身交给她,同时也得到了一份处女之身的回报。可惜欧阳慧已经不再理他了,暑假里他几次去找她,她的态度都冷冰冰的,最后欧阳慧告诉他:“我已经不爱你了,你还不明白吗?”杨一不明白。欧阳慧就解释说:“其实你根本不是我爱的那个人,只是在那个年龄上,我爱上了你。”这句话杨一也不明白,因为它本该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说出来的,而她只有十九岁。我想,假如一个女孩儿写诗,她就有可能在十九岁的时候说出三十岁的话吧?可惜杨一才十九,而且距离三十岁还有差不多十年。他觉得,性爱是不能遗忘的,那东西烙在脑子里,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欧阳慧就说:“你以后会想明白的。你走吧。”

那天我把他送上火车,看着他急吼吼地跟两个女孩调情,我想,所有这些想不明白的事情,爱与性,追随与叛逃,都可以留待以后去寻找答案了。我为杨一感到庆幸。火车带着他离开了戴城。我返身走出月台,刚才还是人山人海,忽然变得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好几个鞋子,火车站有点像散场之后的电影院。


当我在人世游荡到厌烦的时候,想起杨一,去上海的化工学院找他。那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我背着一个破包,头发蓬乱,身无分文。我看到杨一躺在寝室里,只穿了一条裤衩,同样也是头发蓬乱,身无分文。他无力地对我挥挥手,说,小路,我钱都花光了,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你能给我去买个包子吗。我说我也没钱了,还打算找他借点呢。杨一说,那你有烟吗,香烟你不会没有的。我从口袋里摸出了最后一根烟,点上,自己吸了两口,塞到他的手指缝里。

我说他笨,没钱不会去借啊。杨一说,我们寝室里每个人都是举债度日。我一看那寝室,完全就是狗窝,我都不用去形容了,反正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几个床铺上各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都只穿着裤衩,对杨一说:杨一,有烟啊,给我抽一口。杨一说,今天的课还去上吗。下铺的兄弟说,我走不动了,我会因为低血糖而晕倒在离教室四百米的地方。杨一就对我说,小路,你帮我到某某教室去,点名的时候答应一声,然后你去给我弄点吃的,树皮也行。

那时候我就幸灾乐祸地狂笑起来,杨一,这他妈的就是你的理想吗,离开了戴城你没有变成一个上海人,而是变成了乞丐。杨一没力气跟我斗嘴,只是虚弱地说,不要诬蔑知识分子。

我摇摇头,跑到那教室里,照着他说的,点名时候答应一声,然后再溜出来。很麻烦,我也没钱了,到哪里去弄吃的呢?忽然在校园的小道上看见一块手帕,女孩子的,我把手帕捡起来,再往前走看见一把钥匙,我乐坏了,快步上前,寻找那个漏了口袋的女孩儿。再追上去,看见一个女孩儿的衣服下面飘出一张两元的纸币。这短暂的追随她的旅程让我发狂,上帝啊,两元。我揣着那张钱,买了四个实心馒头,一路啃着回到寝室,给了杨一两个馒头,他眼睛都绿了。我喝了一口水,抬头一看,他手里只剩一个馒头了,我再喝一口水,另一个馒头也就剩下一小块了。下铺的兄弟还在喊:杨一,剩下那小块给我吧,求你了,我用手掌机跟你换。

吃过了东西,总算可以下床走走了。这时有个胖乎乎的学生干部跑进来,说,选人民代表呢,你们怎么还没填好。杨一大怒,说,老子肚子里都空着呢,饭没吃饱,选他妈逼代表。抬手在选票上写了个麦当娜。下铺的兄弟说,杨一,帮我也填了。杨一说,你选谁。下铺的兄弟说,克林顿吧。还有一个躺着的说,我选机器猫。学生干部说,你们这三个代表全是废票。

我问杨一,怎么他妈的都穷成这样,要等着饿死。杨一说,也不是穷,而是家里的汇款没寄到,大学生的贫穷和家里有没有钱并无直接关系,有些人家里挺阔的,照样吃不饱,因为上半个月就把钱花得精光了。要是我早半个月来找他,就能过上大款一样的生活。

傍晚我们坐在大学的草坪上,周围都是谈恋爱的男女,抱着脑袋狂啃嘴。我问杨一有没有女朋友,杨一说没有,已经读到大三了,一直荒着,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倒是很滋润的。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欧阳慧,唏嘘一番。杨一考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他问我有没有女人,我不告诉他,免得他嫉妒死。那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又饿了,并且烟瘾难熬。杨一就带着我去学校的诗社,说那里女生多,比较容易借到钱。我就嘲笑他,毕竟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啊,到现在还跟女诗人扎在一起。

就是那天,我目睹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那是一个挺大的教室,据说这就是诗社。有一个诗人在前面朗诵,后面有二十几个诗人在排队,女生们围着他们,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再后面就是一群佝偻着身体的穷光蛋,像农村里的闲汉,抄着手,缩着脖子,面露痴呆式的笑容。杨一也是这样一副形象。倒是我,虽不是大学生,看起来还有点英姿飒爽。有个女学生正在上面朗诵,下面的闲汉们呵呵地笑着,好像在看一出皮影戏。

后来有个诗人朗诵道:“冬天的农民,都是我的父亲。”刚念完这句,就听见下面一片狂笑,杨一喊道,歪诗别念啦,当心你妈砍了你。我看着杨一,觉得有点羞愧。有个女生回过头对杨一说,讨厌,听不懂诗就滚蛋。杨一冷冷地说,我脑子笨,只听得懂评书。我赶紧向那女孩儿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他脑子受刺激了,他以前女朋友也是个诗人,把他抛弃了,所以他现在听不得这个。说完赶紧把杨一拖走了。

我和杨一走在校园的道路上,他还是缩着脖子,衬衫敞开,露出奶头,一双塑料拖鞋在地上踢踏踢踏的。看上去很有魏晋风度,其实狗屁。我说,操,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我还以为你天天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呢,你他妈的这哪里是读大学啊。杨一说,你这就不懂了,大学里分为两种人,第一种是好好学习早日混上去的精英分子,一出校门就能找到好工作,第二种就是我这样的,黑道帅哥,不用读书,由你玩四年反正能混就混。这时我意识到,眼前的杨一,已经不再是当年爬上水塔发誓要考清华大学的少年了。

到了晚上,我们都饿坏了,喝了很多水,后来杨一说,也罢,小路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我总不能让你饿着,为了你,我铤而走险一次。他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捞出一把西瓜刀,用报纸卷了卷,对我说,我们去打劫中学生。

我跟着他走出学校,一路走一路劝,别这样,抓住就判十年。杨一说不用担心,抢完了就往大学里一钻,黑咕隆咚的谁也认不出我们。还记得当年我们被人抢劫的样子吗?那伙小流氓一个都没被抓到过。到了街上,黑漆漆的,冷冷清清,连中学生的影子都没有,这是晚上,中学生都回家了。我说,操他妈的,选错时候了。杨一说不要紧,附近有个卫校,都是女孩子,晚上有很多都会到化工学院来玩的,挑一个落单的抢。我说,你真是人性泯灭啊。

我们在卫校附近蹲了半个多小时,果然有一个落单的女孩儿走过来,整条街上就她一个人。杨一从电线杆后面闪出来,我闪到女孩儿后面,把她包抄住。杨一说,小妹妹,借点钱。女孩儿指着杨一说,你想吓死我啊。杨一说,别喊,我带着西瓜刀呢,借五十块钱。女孩儿说,操,我就只有二十块饭票。杨一说,饭票也行。抢到手一看,还是化工学院的饭票,非常高兴。女孩儿说,够意思吧,我就在你们学校搭伙的。杨一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化工学院的。女孩儿说,我操,一看你就是大学生,我们卫校没有男生。就这样,杨一谢了那女孩儿,让人家留电话,说是隔日奉还,然后撒腿就跑。女孩儿可能被他迷住了,竟然没有喊人。

回到学校,我们用饭票换了两包烟,又去吃了点东西,还剩下一点饭票,明天吃早饭。夜里我和他睡在一个铺上,他提醒我,别再像从前一样,遗精遗到他屁股上,他现在脾气比我大,可能会为此杀了我。

深夜我躺在床上,前胸贴墙,后背贴着杨一,想到我们少年时代经历过的一切,戴城的流氓,技校与重点中学,欧阳慧,于小齐,曾园,残废,虾皮,还有死掉的老丁以及他的两个老婆。所有的脸都浮在我意识的表面,没有思考的余地,只是让他们飘过去。我没告诉杨一,我现在经常失眠,失眠的人是不会遗精的。

我问杨一,你还爱欧阳慧吗。

杨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又反问我,你还爱于小齐吗。

我说,假如我有一天能找到她,我就会知道自己爱不爱她了。


说到欧阳慧。

杨一大四那年,我又去化工学院找他,没找到。他失踪了。下铺的兄弟偷偷告诉我,杨一跑到学校外面去打电子游戏,遇到两个小流氓,结果打起来。以一敌二,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杨一满脸是血,跑回宿舍,抽出西瓜刀再冲回去。过了一个小时,他满身是血地跑回来,换了一身衣服就走了。估计是把人砍了,有没有出人命就不知道了。

我打了个电话回家,让我爸爸上楼去问问,答复是:杨一没回家。于是我躺在他的床上,这张鸟床,十一月的天气,下面铺的还是草席,上面的被子散发着一股酸臭,床上堆着古龙的武侠小说和大量淫秽杂志,不但有图片淫秽的,还有那类专门描写强奸杀人的法制类杂志,真不知他已经饥渴到一种什么程度了。我和衣躺在一堆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中,睡觉,等他回来。

他一直没回来,睡到第三天早上,有人对着我喊:“杨一,有人找你!”我从床铺上伸出脑袋,看见一个女的站在宿舍门口,背着一个背包,戴着一顶贝雷帽,挺帅的。我当时睡眼惺忪,看见那张脸,几乎从床上滚下来。

“小齐?”

那女的说:“咦,怎么是你?杨一呢?”

我揉揉眼睛。我终于看清了,她不是于小齐,而是欧阳慧。我把她错认为于小齐了,而她也发现我不是杨一,我是路小路。

我心里非常伤感,跳下床,有几本淫秽杂志跟着我一起下来了。欧阳慧走进来,捡起杂志看了看,脸上有点烧,嘲笑地说:“他现在天天看这个?”我说:“不是不是,还看些世界名著的。”我拽过一本《多情剑客无情剑》。欧阳慧说:“床都跟狗窝一样了。”

我告诉欧阳慧,杨一跑了,出事情了,不过看来问题不大,我在这床上躺了三天也没警察来找我。只是要找到他不容易,得等他自己回来。欧阳慧说:“我不是来找他的,顺路经过,来看看。”

她是来化工学院的诗社玩的,她也写诗,想起杨一也在这里念书,就找了过来。欧阳慧的气质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从前她只是一个穿着橙色校服的平胸女孩,经过了几年时间,她变得成熟了,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她的神色又是这么平静。我想,世界就是这样保持着平衡,我们不认识的人有一天会认识,而曾经认识的人却会变得不认识。

欧阳慧说:“就是来看看他吧,好几年不见。”

我说:“他一直挺想见你,到现在还没找到女朋友。”

欧阳慧说:“行了,既然不在,我就走了。”显然她并不愿意和我多交谈。我送她到宿舍楼下,她说:“对了,替我问候一下你表姐。我特喜欢她。”我黯然地说:“我表姐出事了,被人害了。”欧阳慧愣了愣,吁了口气说:“是吗?那也太……太遗憾了。”

临走前,她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说:“这是我最近出的诗集,你给杨一。”我接过那本书,看了看,书名叫《我的旅程》。我翻到作者介绍,这时我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已经发表过很多作品,是南师大的才女,并且被归入了某一个诗歌流派。欧阳慧笑笑说:“自费印的书,稍微自我膨胀一下,不要当真。”我说:“过谦了。”

她走了。我只送她到宿舍门口,我想我此生也不会再见到她了,包括杨一也是,她是来和他告别的,或者只是因为好奇才来看一看,当然,那几本淫秽杂志和狗窝一样的床铺,已经足以填补她的好奇心了。非常遗憾的是,她见到的人是我,我代替了杨一与欧阳慧说再见。

两天之后,我半夜睡在床铺上,忽然有人摸上来,把我吓一跳,那人也很害怕,说“什么人”。我一看,杨一回来了。他非常脏,头发倒是剃得很干净,完全变成光头了。他告诉我,那天拿着西瓜刀出去,他候在游戏房外面,等那两个人出来,深夜里抡起西瓜刀一通胡砍,听见一连串的惨叫,伤者鼠窜而去。他把刀扔进河里,回到宿舍换了衣服就溜了。一直跑到杭州的亲戚家,躲了一个礼拜,再打电话回学校,发现对方没有报案,他就溜回来了。这时他很得意,说:“这辈子终于也砍了人。”

我只告诉他,砍得很不是时候,他错过了与欧阳慧的见面。我从一堆淫秽杂志中翻出女孩儿的诗集,像还债一样郑重地交到他手里,同时扔给他一根香烟。我想他此刻需要抽烟。


杨一大学毕业后,本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但他爸爸坚持要他回到戴城,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放心他在外面。杨一考虑了一下,就真的回去了。他在上海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还不如回家。

回到戴城以后,他买了一台游戏机,每天蹲在屋子里打游戏。坦克大战,轰掉了几万辆虚拟的坦克。这个游戏是双人组合的,他找不到同伴,我在外面游荡呢,于是他把呆卵叫来,教这个傻子打游戏。一个无业的本科毕业生和一个同样无业的白痴,每天对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狂打坦克,中午想起来饿了就吃点泡面,顺便给傻子也弄一碗,吃完了继续打。有时傻子跑到幼儿园外面去看风景,杨一独自打坦克,觉得很孤独,就冲出去把傻子拉回来,央求他一起玩。傻子也不是每次都肯陪他玩的,傻子也有尊严,也有厌倦的时候。

有一天,杨一扔下游戏机手柄,跟着他爸爸去农药厂报到了。

在那个破烂、陈旧、散发着古怪气味的化工厂里,他再次看到了曾经有人自杀的水塔,想起那一年,他爬上去,路小路在下面看着他。他在半空中感到世界是就像一块集成电路板,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铁架子,几乎让他把持不住,那只拖鞋代替了他坠落在草丛里。

这时他不再愤怒了,进了农药厂就没什么好愤怒的,拿西瓜刀砍过人又有什么用?这里很多人都使用过这种兵器,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再牛逼,也还是一个业余的砍人选手,玩票而已,甚至连玩票都嫌迟。

他顿悟了,进了工厂就下车间倒三班,第一年在昏天黑地中度过。他用甜言蜜语征服了车间里的阿姨和车间外面的领导,第二年调到供销科,开始贩卖农药。很多人都认为,他很适合去做销售,大概世界上只有路小路知道他其实是个忧郁的人。

在盛夏的时候,他去外省,那些名字听上去都差不多的县城。从城市再到乡村,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中巴车,车子里有人,有鸡鸭,有一只散发着膻味的山羊。他没有歧视山羊,因为他本人身上也散发着膻味。夜里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被子好像是被山羊睡过的,他也无所谓,因为这条被子比他大学时代的还略为舒服一点。

也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县城,卖掉了多少农药,他像一个古代的货郎,游走于乡村之间,陪农科站的人喝酒,在麦田里和农民聊天,把宣传横幅挂在县城的商店门口,给生病的农作物开处方,甚至在卫生所帮忙抢救那些喝药自杀的妇女。渐渐地,他对于丰收有了一种感情,他憎恨大水,因为庄稼都死了,农药也就卖不出去了。他喜欢看到农民丰收的神情,在他的故乡戴城,人们把拥有这种表情的人统称为乡逼。

他在县城里遇到过流氓,那不是戴城拿着西瓜刀和铁管斗殴的小混混,而是乡下的黑帮,用杀猪刀抵住他的腰,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把他洗劫一空。这让他回忆起初中时代,和路小路一起被人打劫的事情,很相似,但是更恐怖。他曾经变成一个同样凶暴的人,抡着西瓜刀把少年时代所受的屈辱都报复回去,但是,这没用,这仍然只是噩梦的一部分。

他在某个县城和一个老板做生意,货到付款,一卡车的农药运到老板那里,钱却迟迟不给他。一百万啊。他蹲在老板家门口,苦苦央求着。老板说,你再等一个月吧。他打电话回厂,厂里说,要不到钱,你就提着脑袋回来吧。他在那个县城呆了两个月,打电话给大学同学,学习了制造汽油弹的方法,拎了两个土炸弹去找老板。后来他全身回到厂里,钱也要回来了,成了全厂的英雄、当年的楷模,连他爸爸都要向他学习,这种为了集体不怕坐牢不怕炸死的精神。

揣过了汽油弹,他又有点恢复自信了,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变成个讨债队的,但这感觉还不错。有一次跟着科长去某个县城讨债,十万块钱。对面坐着个乡下土老板,杨一拍着桌子说:“我会造汽油弹,你想想清楚。”乡下土老板怕了他,给了他们十万块的现金,让他们写收条。科长揣着那包钱出门的时候非常害怕,杨一不明所以。走出去五百米,后面走过来一个蒙面大汉,手拿一杆猎枪,对着科长的后脑勺轰了一枪,抢了钱就走。杨一站在街上,看见科长的直挺挺地倒下,脑浆和鲜血向着正前方甩出去。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他妈的变成盐柱,他只能看着科长的死尸。有一只苍蝇轻快地飞来,落在杨一的头上,苍蝇脑子也有病,放着满地的脑浆和鲜血不去舔,为什么要爬到活人头上?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关于火药枪轰脑袋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失忆症,别人问他,他都想不起来了。在某个深夜他把这件事讲给路小路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这时路小路想起老丁: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只有逃命这一条路。路小路想,老丁的意思是要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假如是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或者是指着你身边人的脑袋,这时,选择逃命也不那么丢人吧。我愿意自己的奔跑是一种追寻,而不是逃命,但这仅仅是我愿意。

那一年杨一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揣着他的农药宣传单,带着他的《害虫防治指南》。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不知有谁扔了几份过期杂志在茶几上,他拎起来看,其中有一份是诗刊。旅馆的茶几上居然有诗刊,也真见鬼了。他翻开杂志,用一种嘲笑的表情浏览着,后来他看见有一个名字,他曾经非常熟悉,为之念念不忘。可那女孩儿的名字前面印着:四川。她明明是戴城人,怎么会跑四川去了呢?她是他从前遇到的那个人吗?

夜里他半躺在旅馆的床上,像路小路十七岁那年一样,就着昏暗的灯光读女孩儿的诗,内心的迷惘就像杂志上的字。这个陌生的县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她的诗?

后来有人敲门,他以为是查房的,拉开门,外面闪进来一个女的,爆炸头,红衬衫,一对大胸将他逼退三步。女的说,一百块,好不好。杨一看着这种装束,多年前的恐惧感忽然当头砸下来。太他妈的可怕了。然而,与此同时,他感到下面起了一种反应,这是他少年时代经常体会到的,同桌的你,幽幽的香味飘到我的鼻子里,简直就像条件反射。

杨一给了她一百块,女的说,先生你真爽气,我还第一次遇到先付钱的呢。杨一就把钱塞到她衬衫里。女的返身锁门。做事的时候,女的说,哇,亲爱的你好威猛。杨一说,我小时候割过包皮的,所以威猛。女的骑在他身上,问,先生你有多久不近女色了。杨一想了想说,五六年吧。

后来他说,我认识你的,你叫黄莺,你还认识我吗,我叫杨一。女的说,先生你真会说笑话,我不叫黄莺,我叫飘飘,不过你要是把我当成那个黄莺,我也无所谓。杨一说,公判大会的时候我见过你的,现在放出来了。女的说,噢哇,亲爱的,温柔点。

还是就着昏暗的灯光,杨一仔细端详她的脸,他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就是当年的黄莺,在她的头颅一侧,是一本摊开的诗刊,他又去看那些字。觉得自己很可笑,就闭上眼睛专心地消费。

做完这些事情,女的坐在床上,要了根烟。杨一陪着她抽烟。女的捞起床头的诗刊说,你是文化人啊,还读诗。杨一说,你他妈的别去碰,放下。后来他又说,我真的认识你的,不过呢,有可能你患上了失忆症,也有可能我精神分裂。女的穿上她的红衬衫,说,亲爱的你真有意思,我给你留个拷机号码,下次你还找我。

那女的走了以后,夜晚还没有结束。时间真是漫长啊,除了衰老特别迅速,其他一切都是慢悠悠的,好像永远都过不去。他想,在我们的一生中,难道就是用这种方式与往事干杯的吗?

第二天中午,杨一走出旅馆。天气非常热,县城的景色让他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戴城,如今的戴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街上不再有流氓,河里也不再有游泳的少年。在酷烈的阳光下,他忽然想起,也是这样一个夏天,躲在家里和女孩儿亲昵的场景。那已经太遥远了,这中间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人世。那女孩儿说,在夏天我们度过了仅有的十年,她要去这人世面壁思索,她说亲爱的不要在北方定我的棺材。杨一站在县城荒凉的马路上,忽然回头张望,好像那女孩儿在遥远的过去呼喊他。是啊,她说过,十八岁的杨一只是她在那个年纪上爱过的人,可是她当时不知道:这样的决绝本身也是一种迷失,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抛弃的过去,并不存在孤立于生命中的十八岁。

这时他想,原来,这些年在人世无目的的游荡,推销农药,讨债,逃命,也可以视之为一种追寻。只是很可悲,最后追随到了一个大胸爆炸头红衬衫的妓女怀抱里,并且她还不承认自己就是往事。那就只能承认他自己是精神分裂了。

杨一回头的刹那,是那女孩儿在人世中想到了他,还是在人世以外保佑他呢?他不知道。他只看到四个赤膊的抢劫犯,手里拿着尖刀向他走来,呈扇形的,脸上都带着残忍的微笑。假如他没有回头,他将会被人捅死在县城的小街上,他追随她的旅程就此告终。他只能将这看作是一种天意。

他非常恐惧,恐惧得近乎迷惘,后来是那女孩儿在遥远之处扇了他一个大嘴巴,把他打醒了。

杨一撒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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