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上
吉普车在咸榆公路上奔驰着。车窗外闪过冬日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
军人微微前倾着身子，透过车玻璃扫视着黄土高原广漠的田野，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因为种种原因，他二十年没回故乡了。走时是兵，现在已是一个现代化炮兵师的政委。这多年，他一直生活在祖国绿莽莽的西南边陲，但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现在他又终于看见了这亲爱的土地。黄色永远是温暖的色调。他此刻的心暖烘烘的。
故乡，你好，我回来了。我就是那个小时候吊着鼻涕的狗娃——大马河川卧牛沟高老大的五小子……
“再有八十里路就到家了……”他对军分区派来送他的小车司机说，两只眼睛仍然贪婪地扫视着车窗外的一切、一切……一切似乎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了……
前面出现了一座小镇。其实和一个大的村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条简陋的街面而已。
他猛一征。
我为什么一征？他似乎在问自己。你一定记起了什么？
噢，是的！
他让司机把吉普车停在镇子对面的公路边上。他说他要到镇子上走一趟，让小伙子等一下。
他下了车，走过那座小小的、古老的弓形石桥，来到了镇子上。
他先静静地立在街口，望着这地方，似乎在默默地向它致敬。小镇，这是我。二十多年了，你一定不会认出我是谁。但我并没有忘记你，只不过那一切都属于过去了。
他把军大衣往紧裹了裹，迈着军人矫健的步伐穿过街面，向那个他一眼就认出来的地方走去。
这是一座小学校。
他悄悄地立在校门口，胆怯地向里面瞄了一眼，脸上立刻不由自主地显出一种敬畏的神色，就像当年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一样。
是的，二十几年前，你来这里时，还是个孩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一卷缀补疤的铺盖，从僻远闭塞的大山里走到公路线上，躲避汽车像躲避怪物一样。当你站在这校门口的时候，就像穿越过撒哈拉大沙漠的一个来自原始部落里的虔诚的穆斯林，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前……唉，那时这学校其实是多么简陋！大门哪有这么排场？只不过是一个土豁子罢了。围墙也是土的，上面缀满了不安生的手脚所留下的坑坑洼洼。现在呢？看看，这大门和围墙都是一色青砖砌起，多气派！
你记得在这里整整上过两年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当时父母有病，家里连你一共八个孩子。你是勉强支撑着来这里的。衣服破得遮不住羞丑；一顿只能喝一碗稀糊糊高粱汤；身上常常连一分钱也没有……
一阵电铃声。
电铃？不是钟声吗？
他笑了，朝校园里望了望。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窑洞不见了，眼前是一排排砖瓦盖成的大教室。那棵老槐树还在，只不过更老了。吊在它上面的那大铁钟不见了。但他依稀还听见那“当！当！”的声音，就像一个老年人用沙哑的嗓门从遥远的过去向他亲切问候。
学生娃娃们从各个教室里拥出来，汇聚在了大操场上。操场立刻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喧闹的海洋。
他咧开嘴巴笑着，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这些穿戴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然后用手指头揩了揩眼角，就离开了校门口。
他然后又开始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在墙根下瞅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他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还在吗？那个我曾像小狗一样爬过的下水洞！
说真的，无论是当兵前还是当兵后，他都爬过或钻过各式各样的洞——土洞、桥洞、涵洞、石头洞……但没有一个洞能留在记忆里——有什么必要记住这些呢？但这里的那个下水洞他却没有能忘记。
他一边走，一边像侦察兵似的搜索着那个已属于遥远记忆中的遗迹。他刚才在车上那猛地一怔，正是想起了这个洞。他现在停车来到这里，多半也是为了看看这个地方的。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有些可笑。但有些个人的内心隐秘是不需要外人理解的。
他走着走着，一下子呆住了。
—点也不错，这就是那个洞，那个在下雨天把校闶操场上的积水排在墙外的肮脏的下水洞。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当年低矮的土围墙改换成砖砌的高墙，但这个洞几乎还原样地保存着，似乎专门等着他今天来重访。
刹那间，那热闹的锣鼓声、丝弦声、秦腔……又在你的耳边骤然间响起来。大概是秋天，很可能是八月十五，校园的大操场上正唱戏。这是小镇上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学生们全都放假，而且不准在唱戏的时候留在校园内，以便把这里变成剧场，因为镇子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块平坦地方了。当然还可以进去，但得买票。
校门的土豁子成了“剧院”的入场处，被剧团掏钱雇来的本镇的一些彪形大汉把守着。土墙里面也有同样的大汉们来回巡视，以防不良之徒越墙而过。
同学们都看戏去了，就你一个人踯躅在街头。你没有那三毛钱去买一张票。身上只有一毛钱，还是一张菜票。那锣鼓和丝弦的喧闹，那笑语哗然的人声，那激昂慷慨的戏文，撩拨着你的心。你看不见这一切。
如果你当时是大人，你也许能忍受。可你才十一二岁，像所有和你同龄的孩子一样神往那个热闹非凡的场所……
突然，你一下子记起了那个下水洞。悄悄地从那洞中钻进去，不就到操场上了吗？
唉，我当时曾怀着怎样恐惧的心情，从眼前这个洞里爬进去的呀！洞里又黑又脏，手上似乎都糊了狗屎，臭烘烘的。但不管怎样，我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再退回去了。
灾难在我从洞那边一伸出头就降临了。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一下子扣在了我头上。我脑子“轰”的一声，觉得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当我挣扎着企图像泥鳅一般溜掉时，那另一只大手已经揪住了我的—只耳朵。就这样，我被那无情的手从洞子里拉出来，拉在了人山人海的操场上。我立即认出，揪我耳朵的人是镇子上肉铺里的焦二，腰圆膀阔，满脸栽着葛针般的硬须。据说他可以把刚开膛的猪板油生吃三斤。
“你这个混场的贼溜子……”焦二一边揪着我的耳朵拉着我走，一边兴奋地嚷嚷着，似乎像一个求功心切的勇士终于活捉了一个俘虏。
我的耳朵疼得就像要掉下来似的，但还不敢吭声，更不敢哭。我只是小声地央告着，让他不要把我交到学校。但焦二大声喊叫说非要把我交给校长本人不可！
—切都完了！我将在同学们中间变成一个声名狼藉的人，而说不定学校还会把我开除的。天啊，我怎有脸回到我的村子？怎有脸见全家人和全村人的面？
我被这无情的手揪扯着耳朵，走过一长溜吆喝声四起的小吃摊。“焦二，你又造什么搴呀！你把这娃娃的耳朵都快揪下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
“这小子不买票，从水洞子里钻进来。哼，叫我给逮住了！”
“手放开！”
“怎？”焦二叫了一声，手立即松开了，因为他手里被硬塞进了一个烫热的菜包子。
焦二笑了，顾不得其他，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那个包子，嘴“扑扑”地吹着，甚至给包子上唾了一下。
他开始吧咂着嘴吃起了包子，似乎一下子忘记了我。—只温热的手在我的头上摩挲了一下。
“你怎不买票钻水洞子呢？”卖菜包子的大嫂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怜悯。
在朦肽的蒸汽中，我看见了一张慈祥的脸。
“我……没有钱。”
“你是镇子上谁家的娃娃？”
“我不是镇子上的。我是乡里来的。”
“哪个村子的？”
“卧牛沟的。”
“念书娃娃？”
“嗯。我就是这学校的。”
“唉，看多悃惶！裤子都露着肉……”
一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了我面前。我不接但被硬塞到了手里。接着，又是那只温热的、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下。泪水顿时像浓雾一般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用模糊的泪眼出神地望着这个二十多年前蒙难的地方，耳边依然响着焦二和卖菜包子大嫂的声音——
“不要给学校交，你把娃娃放了！”
“哈呀，人家剧团出钱雇我焦二，我怎能不给人家尽职尽心哩！”
“屁！甭吆喝了！生猪油把你的心糊成个猪心了！给！我不信这热包子还塞不住你个猪嘴巴！”
“哈哈哈，猪嘴碰上个狗獠牙，焦二碰上个母夜叉……”焦二吃着包子，回过头说，“你这小子还站着干什么？去吧……”
羞耻、悔恨、感激、甜蜜……这种种情感涌上了你的胸腔，涌上了你的喉眼。你手里捧着那一个热腾腾的菜包子，转身就跑开了。
你哪再有心思去看戏呢？你从那个土豁子里跑出来，又重新踯躅在了街头上。你不知该到哪里去。你觉得你有许多话想给世人说，但又不知你想说什么。总之，你真想亲吻这破烂街道上的一切呀……
政委解开军大衣的纽扣，抬起头，望着无边的黄色的山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哦，我的故乡，我的小镇，我的下水洞，我的焦二大叔，我的卖菜包子的大嫂，我的逝去的童年……我对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怀着多么深切的眷恋和热爱！就是焦二大叔那只揪过我耳朵的手，现在对我来说，也像卖菜包子大嫂的手一样温暧。大嫂，你再用你那温热的手摸一摸我的头发吧。焦二大叔，此刻我也多么想再让你用你的手揪一揪我的耳朵，好让我再一次感受一下故乡那热辣辣的惩罚……
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然后向那个下水洞投去最后的—瞥，就转身走向街道。
“菜包子哎——”前面传来一声悠长的女孩子的喊叫声。
他的眼前蓦地闪现出一张慈祥的妇女的脸。
他快步走向前去，来到一个卖零吃的摊子前。这里热闹非凡，吆喝声四起。有卖凉粉的，有卖油糕的，有卖棕子的，有卖扁食的……卖包子的呢？
他终于发现了她。这是一个脸像山丹丹花一般好看的姑娘。他问：“多少钱一个？”
姑娘立刻热情地招呼道：“七分钱一个，不要粮票，喷香！你要几个？”
“你妈妈是干啥的？”他竟然这样问她。
姑娘一愣。她说：“我妈是邮电所的干部，我是待业青年……你认识我妈？”
“噢……不认识。我买四个。”他为自己的唐突而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他拿着四个热腾腾的菜包子，重新穿过那座古老的弓形小石桥，返回到了公路上。
司机身子伏在方向盘上，已经睡着了。
他敏捷地上了车，用胳膊肘轻轻碰醒了小伙子，给他手里塞了两个菜包子，说：“很香，你吃吧，吃完了咱再走……”
司机说他不饿，把包子塞进挎包里，就立即踩动了离合器。吉普车重新又奔驰在咸榆公路上。车窗外依然闪过冬日那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这凝固了的激情！
杏树下
四月，白粉粉的杏花已经谢了。躲藏在绿叶间的毛茸茸的青杏羞怯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中年人。
他立在这杏树下，静静地垂着两条胳膊，不言不语地看着这株粗壮的果树。故乡山野的风带着春天的温暖，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的脸颊，抚摸他的心。
杏树，你应该认识我。尽管我们分别有许多岁月，但我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当我夹着讲义，站在林业学院的讲台上讲述那些杨树、柳树、松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杏树；想起了她，小萍；想起了我们小时候。不过，那时你很小，我们也很小……
是的，他那时才十一岁，在村里的小学校上三年级。她也只有十四岁，因为上学晚，念四年级。
本来他们并不相识。一家在村东，一家在村西，庄子太大，除过正月闹红火偶尔见一面，平时谁也不见谁。虽说同住一村，可孩子们的世界总是那么小。就是上了学，两个年级不说，她比他大，还是个女生。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在这种年龄，男孩和女孩的界线是很严格的，他们往往都生活在各肖的天地里，互不交往，互不侵犯。
但是，我敢肯定地说，我和小萍这样生疏，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那时，学校也有全体一致的活动和游戏，不分年级，不分大小，不分男女……我和她的这种生疏是由两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那时我们家五六口人，就父亲一个人劳动，日子过得丁当响。不用说，我是这学校穿戴最破烂的学生。可小萍呢？虽说她母亲也在农村，可她父亲是县城里的医生，家里就她一个宝贝蛋，经常穿戴得像一位小公主。她无疑是学校最尊贵的学生。
他们是两个极端。他当时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懂得为自己的寒酸而害臊了，因此专意躲避那些穿戴体面的同学，尤其是躲避小萍。在他看来，她大概时刻都在笑话他。别人也躲避他，就是那些家境不怎好的同学也尽量不和他为伍，以便证明比他高一等。他常常孤孤单单一个人……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孤独，特别是孩子的孤独。孤独的大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一个世界，以寻求安慰，而一个孤独的孩子，当外界和他隔膜的时候，心又中就只有一片又苦又咸的碱水了。
可是，就在那天，就在这棵杏树下，发生了那样的事……我清楚地记得，那同样是四月的一天，春风就像今天这样抚摸你的锁锁头，抚摸你的粗糙的小脸蛋，抚摸你忧伤的心。你靠在这棵杏树干上，看同学们在玩“找朋友”的游戏。这就算乡下学校一年一度的春游吧，老师带着全校的同学，来到山野里，尽情地玩呀，喁呀，跳呀，喊呀……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
敬个礼，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同学们玩得多快乐呀，可是当时我脊背靠在这树干上动也不敢动。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玩。我也无法说出我不去玩的原因。老师走过来，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不玩呢？”
“我……肚子疼。”
“疼得厉害吗？”
“不，不厉害……”
“那你现在回家去。”
“不，不，等一会儿再……”
我此刻不能离开。我只是脊背紧贴树千站着。这棵杏树对我来说像救命的恩人一样。
一直到大家要回学校的时候，我还就那样站着。集合的哨声响了，同学们都排成了二路纵队。我仍然没动。
老师又走过来，有点生气地说：“你怎不走？”
“我。”
老师发火了：“你为什么还站着？”我无话可答。
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向我，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你回不回？”老师喊叫说。
“我现在不回……”
“为什么？”
我“哇”一声哭了。
同学们“轰”一声笑了。
听见老师说：“王小萍，你留着，一会儿把他带回来……”
小萍是大学生，又很体面，也懂事，老师常派她做一些在学生看来很重要的“工作”。
老师带着同学们走了，而把小萍留下来。她的任务看来好像是收容一个掉队的伤兵。
杏树下，只剩下我和她。
“你怎啦？”她问。我不敢看她，也不回答。
她走近我，大胆地用手在我的汗淋淋的额头上摸了摸，大概是看我发不发烧。
我感到额头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我扭过头，不看她，说：“我没病。”
“你不是说你肚子疼？”
“不疼。”
“那怎啦？有什么你给我说，好吗？”她的口气像大姐姐一样。
我犹豫了一下说：“那你不能给别人说。”
“我肯定不说。”
“要是说了呢？”
“那就是小狗。”
“……我的裤子……破了。”
“哪儿破了？”
“在后边……”
“唉，倒说你不玩呢，让我看看。”
“不。”
“怕什么哩！我带着针线。我给你缝。”
“不。”
她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荷包，开始笨拙地往针眼里穿线。我立刻紧张得像医生要给我打针一样。
“转过来！”她命令我说。
我不动。
她过来，用手使劲把我掀转身。我一下子伏在杏树干上哭了。小萍一句话也不说，开始给我缝屁股后面破了的裤子，针时不时扎在我的屁股蛋上，我疼得喊叫起来，她却在后面咯咯地笑着，说：“快完了……”
鼓弄了很长时间，她才说她缝完了。我用手在后面摸了摸，已经不露肉了。
她像没事似的抬头望了望树上的青杏说：“毛杏子最好吃了，酸酸的……现在咱们回吧？”她对我说。
“我先不回去，你走……”
她冲我笑了笑，就走了。走出不远，她又回过头叮咛：“你快回来！”
她走了，消失在山下的小土路上。我抬起头，望了望绿叶间那一颗颗毛茸茸的青杏子。尽管我不太会上树，但我还是挣扎着往这棵杏树上爬去。我勉强上去，刚摘了一颗杏子，由于脚没站稳，一下子从树上摔下来了。
我跌倒在地上，听见屁股后面“嘶”的一声。天啊，刚刚缝住的裤子又一次破了！
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这次使我伤心的是，我无法把手中的这颗杏子送到小萍手里了。正是为了报答她，我才冒险上树的。现在我总算摘了一颗杏子，但付出了裤子再一次被扯破的代价……
我在地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决定非把这颗杏子送给她不可。
我于是硬着头皮从山里下来，磨蹭着来到学校下边的小河边。
我看见同学们正在院子里大扫除。我不敢上去。
我突然看见小萍到院畔上来倒垃圾。她也看见了我，喊：“你快回来！”我没动。
她站了一会儿，看我这样子，就从小路上转下来了。她站在我面前，问：“你怎不回去？”
“给！”我把那颗杏子递到她面前。尽管这杏子已被我的汗手弄得又脏又黑，小萍还是惊喜地一把夺过去，扔在了自己的嘴巴里。她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酸酸的……咱们回……”
“我回家呀……”
“现在还没放学呢！”
“我的裤子又扯烂了……”我说完，掉转头就跑，并且没忘了用一只手过去遮住我的不幸的屁股蛋……
从那以后，我和小萍之间就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友谊一个富足人家的女儿和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一切，只是感到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
她以后在学校经常找我玩，使旁的学生感到“眼红”。她甚至带我去过他们的家。我当时没学过更多的形容词，只学过一个“金碧辉煌”，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家。她母亲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曾经给我缝过一身崭新的咔叽衣服。在我把这身新衣服穿回家以后，我父母亲都以为我是在外面偷的。一个开口就骂，一个出手就打。当我掉着眼泪说明实情后，我父母亲也大受感动，嘴里喃喃地念叨说：老王一家人真是些善人，可就是没生养下男娃。他们这样修行积德，老天爷一定会让这家人添个男丁。当时我也曾祷告过老天爷，就像我父母亲说的那样，让小萍她妈再给她生个弟弟，可后来也没有生。现在想起来这有多么可笑……
一年以后，小萍突然离开了村子。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全家都搬走了。听说她父亲报名去支援西藏，到一个叫日喀则的地方去工作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后来上高中二年级时，听说她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在这以后，我也考上了西北农学院，专攻林业专业，后来又留了校，当了讲师；以后又当上了副教授……
副教授立在这杏树下，望着绿叶间那毛茸茸的青杏，两滴泪珠不知不觉从眼角里滑了出来。为了那逝去的愉快和忧伤，为了那又酸又甜的回忆，他微笑着哭了。此刻，他似乎又听见了那欢乐的、稚气的软唱：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再见，小萍。实际上，我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但我永远记着你——我少年时期的伙伴！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立在这棵我们曾共同喜爱的杏树下——你为我补过破裤子的地方，向你致以遥远的祝福。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生命的根和这杏树一样，都深扎在这块亲爱的黄土地上。这里使我们懂得生活是多么美好，从而也使我们对生活抱有永不衰竭的热情，永远朝气蓬勃地迈步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用手绢沾了沾眼睛，然后像小时候一样，笨拙地攀上了这棵杏树。他摘了一颗青杏，又从树上溜下来。
他把这杏子扔进嘴里，细细地品尝那股酸酸的滋味，然后便告别了这杏树，走下山来。四月的风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留着泪迹的脸颊，抚摸他那颗孩子一样的心……
医院里
马老头就要出院了。他穿起了那身平平展展的呢衣呢裤，像个要去参加什么盛典的首长。其实他只是市上一个小单位看门房的极其平常的老头。以前他是个工人，后来退休了，闲得呆不住，就找了个看大门的差事。一月前，他脸上突然起了个瘤子。原来以为是恶性的，紧张了一阵子。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良性的，老头的心才平实了一些。不过，医生说要动手术。动就动吧，听说这是小手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好了。
这不，现在已经好了。
这位穿戴得像首长一样的看门房老头，这时正向同室的病友们作告别。他高兴，大家也为他高兴。他和众人一起又说又笑，平日寂静的病房一时起了一点小小的愉快的波澜。那位在靠窗户边为一个重病号喂药的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也宽容地没有制止这种显然不合规程的行为。要是平时，她会严肃地对大家说：“请同志们不要大声喧哗……”她现在甚至还扭过头来，微微笑着看了一眼衣冠楚楚的马老头。
这时候，老马的儿子小马正在床边收拾他父亲的东西。小伙子穿一件洗白的米色风雨衣，显得健壮而潇洒。他一声不吭，只是有条有理地把他父亲的零七碎八归拢到两个提包和一个大网兜里。
他父亲和别人又说又笑地道完别，就回到他的病床前，惊讶地对儿子说：“你已经都收拾好了？”
“我的镜子装进去了没？”
“镜子？”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他并不知道父亲每天都拿这宝贝小圆镜看自己动过手术的容貌。
马老头自己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个小圆镜。儿子正要拿过来装进提包里，他父亲却举起这小圆镜，又一次认真地从不同的角度照了一会儿自己的尊容，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唉，留下了一片疤……”
“总比一个瘤子好看。再说，你又不去当电影演员。”他儿子说。
病室的人“轰”一声笑了。马老头也不好意思摇摇头笑了。
那个刚给病人喂完药的女护士，惊异地回过头来，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瞥了一眼那个诙谐的青年。
老马父子对于室内一切作了一次最后的审视，然后就要动身走了。
但小马却对着那两个大提包和一个大网兜发愁地说：“自行车最多能带两件……”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那位女护士走过来，说：“你可以把网兜放到我这儿，完了你再来取。”
小马于是就把那网兜交给了她。女护士提着就走了。
这父子俩随后也就举手一边给病室的人打招呼，一边倒退着出了房门，走了。这一切极其平常。但也有一点小小的不解之处，不妨在这里提一提：老马的那个大网兜本来也可以放在这病房，然后他儿子再来取也可以。老马和他同病室的人已相处多时，难道他们还能偷了他的东西不成？这一点那位女护士也应当知道，所以她根本不必把那个网兜提到她那里去。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生活的疑点，似乎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即使一个古代拜占庭的智者，恐怕也不会留意到这种日常的琐事还包含着什么重要的内容。
这个小故事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
我为什么把这个网兜提到这里来呢？她站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也愣住了。
她竭力想弄清楚在这一瞬间发生的事——准确地说是她的心理状态。
说起来也真有点奇怪。就是因为那小伙子对他父亲说过那么一句诙谐的话，就惹得她动了某种难言之心。这进而又立刻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愿望：想和这个陌生人说话，想和他认识，想和他交往，想和他……我这样是怎么啦？正常还是反常应该还是不应该？对还是不对？她不停地问自己。
她一时也说不清楚她自己。总之，虽然她根本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脸也没敢仔细瞧瞧，不知怎的，就好像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气质的人。这真有点奇怪。奇怪吗？
她想：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一个轻浮的人。随便怎样去评价我吧，从我内心上说，我对生活是严肃的……
她提着这个网兜，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犹豫了片刻，就又退出来，径直向三楼她的宿舍走去。
她进了自己的宿舍，不知为什么把那网兜里的东西一件件掏出来，分别放在了几个地方。这实际上是她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却又似乎包含了一种精心的盘算：这样，在那小伙子来取东西时，就不可能一把提着就走了。她也许可以利用重新收拾这些东西的机会，和他谈几句话，至于她把人家的东西掏出来四散在她的房间里会引起他的什么看法，她也不管了。相反，她正希望他一眼就看出她的动机。
做完她觉得应该做的一切之后，她从楼上下来，重新来到护士值班室。她拉了把椅子坐在门口，随手捡起一本医学杂志“看”起来。
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医院，去取那个网兜。
他一路上行色匆匆。他并不在本市工作，因为父亲出院，他才赶回来为他办理这些零碎事的。按说，他今天下午就应该回单位去。算来算去，只剩六七个钟头了。在这期间，他应该把所有应该办的事都办好。父亲虽然性格乐观，伹终究已一大把岁数，况且就他一个人过日子。
他把车子在医院的大院里存好，径直向住院部走去。脚步在匆忙中带着一种敏捷和矫健。
他进了楼道，看见那位女护士正在值班室门口专心地看杂志。她显然没有看见他走进来。
他正要打招呼，那位女护士却说：“噢，你来了……”
她怎么看见我来了？她的脸明明被杂志遮着……
“麻烦你了……”他走到她面前，很客气地说。
“别客气。”她合住那本杂志，起身进了值班室。
他跟进去，准备去拿那个网兜。
她把杂志放在桌子上，转过身却说：“网兜在我宿舍里，你跟我去取一下。”她说完就在前头走了。
他只好跟在她后边，穿过楼道，然后又顺着楼梯口拾级而上。
在上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突然想：她为什么不把那个网兜放在一楼的值班室，而放在楼上她的宿舍呢？是医院有规定？这不大可能。那么……
已经到她房门口了。她开了门，热情地招呼他进了宿舍。进了宿舍以后，她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你先坐坐，我给你收拾一下……”，
她开始一件一件往网兜里收拾。
他坐下来，莫名其妙地想：为什么这样？难道需要这样？
他的思绪顿时像一堆麻一样乱。
他进而发现，桌子上搁两个茶杯，而且里面都放好了茶叶，但没有倒水。看出这是一个精心的待客准备。待客？是他吗？这真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她突然放下正在收拾的网兜，转过身叫道：“噢，看我！让你干坐着！叫我给你倒水！”她麻利地提过暖水瓶来，给两个茶杯里都注满了开水，眼睛也不看他，只是说：“你不忙吧？”
“恩。”
他不知如何是好。
她脸有点红，面对面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同时也劝他说：“你喝点水吧……”
他不由自主地端起了茶杯。一种温馨的、别扭的气氛，登时使他敏感地意识到他已经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了。现在立刻离开这儿，也许太粗暴了，而稀里糊涂坐在这里又是……没个合适的形容词……
生活，生活，常常这么地难为人！
“你在哪儿工作呢？”
“煤矿。”
“煤矿？”
“噢。”
“远吗？”
“离这儿二百里路。”
“搞技术还是搞行政？”
“在掌子面挖煤。”
“我不信。”
“为什么？”
“你根本不像个工人。”
“那工人是个什么样子呢？”
“嗯……反正你不像！”
“人们习惯认为工人都是一些粗壮的、粗鲁的、粗糙的人。尤其是煤矿工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都是些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喝酒，说粗话，打架……”
“嗬嗬……你真会说话。我可并不那么认为。我只是觉得你不像个工人，更不要说像个煤矿工人了。”
“这说明你并不真正了解工人。”
“也许是的。”
“我一直就是煤矿的井下工。”
“听说煤矿男的多女的少？”
“是的。”
“听说煤矿工人成家很困难？”
“是的。”
“现在许多女的都很世俗，认为只有找大学生或有身份的人才能有幸福。其实，照我看，一个家庭美满与否，根本不在于你找个什么职业和职位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噢，你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们还读文学书？”
“工人怎么连书都不读了呢？就说我们同代人吧，其实矿工中许多人读的书并不比社会上其他行业的青年人少。他们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地下，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狭小。甚至我敢说，在外人不太知晓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极其优秀的人……这我无法给你更详尽地解释……”
“那么你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哪个人物？”
“比较而言，我喜欢列文。”
“我喜欢吉提……你那样斜着身子坐不舒服……”
“对不起，我的腰有点毛病。”
“怎么？”
“前不久在井下受了点伤。”
“噢，井下一定很危险？”
“是的。经常有负伤的，也有死的。”
“那你不准备调一下工作吗？”
“不。尽管那里很苦，并且有死的危险，但我已习惯我的工作。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也热爱我的工作。”
“……我没有猜错你。你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人。”
“我这不是一般意义上认为你是个英雄或模范。”
“我知道这一点。”
“允许我说句玩笑话，像你这样的煤矿工人，是不愁成不了家的……真的，会有人……”
“是的，我很幸福。我的女朋友虽然出身干部家庭，她本人也在地面上当干部，但她对我的感情始终如一……”
她木然地坐了片刻，然后急速地站了起来，去收拾刚才已经快要收拾好的网兜。
他也站起来，将深沉的目光投向墙上的一张大幅彩色照片。照片的景色很单纯，只有无边的大海和无边的蓝天。水和天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交融成一片淡淡的乳白色……
她很快就收拾好了网兜，似乎又想了一下，然后在自己的桌子抽屉里翻了一阵。她拿出一个小纸盒，塞在那个网兜里，然后就郑重地把这一嘟噜东西递给他。
他瞅了一眼那个小纸盒，说：“这是？……”
“这是新出的一种特效跌打丸，对你的腰伤肯定管用。”
“太谢谢你了。”
“别客气……我送送你。”她愉快地说。他没有拒绝。
他们相跟着下了楼梯，穿过楼道，穿过院子，一直到医院的大门口。
两个相互间不知道姓名的青年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道了别，然后转过身各走各的路了……
(原载《长安》198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