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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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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的祖籍在四川东部,第一年恢复高考老马就进京读书了。后来老马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但是老马坚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挂在嘴上。和大部分固执的人一样,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语言的正确形式,所以老马不喜欢北京人过重的卷舌音,老马在许多场合批评北京人,认为他们没有好好说中国话,“把舌头窝在嘴里做啥子么?”

老马的儿子马多不说四川话。马多的说话乃至发音都是老马启蒙的,四川话说得不错。可是马多一进幼儿园就学会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归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负责任的腔调。语言即人。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老马对这一点很失望。这个小龟儿。

马多这个名字你可以知道老马是个足球迷。老马痴迷足球。痴迷那个用左脚运球的阿根廷天才马拉多纳。老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绿色草皮上的一代天骄,盘带一只足球,在地球的表面上霸道纵横。但是马多只是马多,不是马拉多纳。马多只是他们班上的主力前锋,到了校队就只能踢替补了。然而老马不失望。马拉多纳是上帝的奢侈品,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儿子成不了马拉多纳而失望。

老马这些年一直和儿子过,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了别人的新娘了。离婚的时候老马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儿子。那时候马多正是一个十岁的少年,而老马的妻子都三十四岁了。妻子不服老,都三十四岁了还红杏枝头春意闹。老马在第二年的春天特意到植物园看了一回红杏树。红杏枝头,多么危险的地方。妻子硬是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老马记得妻子和自己摊牌时的样子,她倚在卫生间的门框上,十分突兀地点了一根烟,骆驼牌,散发出混合型烤烟的呛人气味。妻子猛吸了一口,对老马说:“我要离。”妻子没有说“我要离婚”,而是说“我要离”。简洁就是力量,简洁也就是决心。她用标准的电报语体表达了决心的深思熟虑性与不可变动性,随后便默然了。她在沉默的过程中汪了一双泪眼,她用那种令人怜惜的方式打量丈夫。老马有些意外,一时回不过神来。老马用四川话说:“离婚做啥子么?我那(哪)个地方对不起你了么?”妻子听了这话便把脑袋侧到卫生间的里口,她用近乎控诉的语调失声说:“你没有对不起我,是生活对不起我。——这个鬼地方,我的大腿都叉不开!”老马的住房只有十七个平方,小是小了点,可是把大腿叉开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老马不说话。知道她在外头有人了,要不然也不会把骆驼牌香烟抽得这么姿态动人。这个女人在外头肯定是有人了,这个女人这一回一定是铁了心了。女人只有铁了心了才会置世界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老马很平静。老马在大病过后一直惊奇当初的平静。他走到妻子身后,接过她手里的烟,埋着头只顾抽。后来老马抬起头,像美国电影里的好汉那样平静地说:“耗(好)。龟儿子留啥(下)。”

儿子留下了,妻子则无影无踪。老马在生病的日子里望着自己的儿子马多,想起了失败,想起了马拉多纳输掉了一生。失败的生活只留下一场查不出的病;失败的婚姻只留下孩子这么一个副产品。其余的全让日子给“过”掉了,就像马拉多纳“过”掉那些倒霉的后卫。

老马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儿子不能。儿子是老马的命。老马在离婚之后对儿子的疼爱变得走样了,近乎覆盖,近乎自我,近乎对自己的疯狂奴役。老马在醉酒的日子多次想到过再婚,老马的岁数往四十上跑了,正处于一个男人由“狼”而“虎”的转型期,身体内部的“虎”、“狼”每天都在草原上款款独步。它们远离羊群,饿了肚子,时刻都有冲刺与猛扑的危险性。它们和“红杏枝头”一样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把羊脖子叼在自己的嘴里了。那可是伟大的“爱情”呢?爱情不是欲望又能是什么?而婚姻不是爱情又能是什么?所以老马时刻警惕自己,用马多的身影赶走那些绰约和袅娜的身姿,赶走时刻都有可能琅琅作响的剑胆琴心。儿子马多不需要后妈,当老子的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把裤带子收收紧,然后,弄出一副平心静气的模样来,对自己说:“你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于是老马就点点头,自语说:“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

儿子马多正值青春,长了一张孩子的脸,但是脚也大了,手也大了,嘎着一副公鸭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像孩子,有些古怪。马多智能卓异,是老马面前的混世魔王。可是马多一出家门就八面和气了。马多的考试成绩历来出众,只要有这么一条,马多在学校里头就必然符合毛泽东主席所要求的“三好”与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四有”。马多整天提着一支永生牌自来水笔到校外考试,成绩一出来那些分数就成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了。学校高兴了,老马也跟着高兴。老马在高兴之余十分肉麻地说:“学校就是马多他亲妈。”这句话被绿色粉笔写在了黑板上,每个字还加上了粉色边框。

在一个风光宜人的下午老马被一辆丰田牌面包接到了校内。依照校方的行政安排,老马将在体育场的司令台上向所有家长作二十分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很动人,很抒情,《怎样做孩子的父亲》。许多父亲都赶来了。他们就是想弄明白到底怎样做孩子的父亲。

老马是在行政楼二楼的厕所里头被马多堵住的。老马满面春风,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了父亲的样子。老马摸过儿子的头,开心地说:“嗨!”马多的神情却有些紧张,压低了嗓门厉声说:“说普通话!”老马眨了两回眼睛明白了,笑着说:“晓得。”马多皱了眉头说:“普通话,知不知道?”老马又笑,说:“兹(知)道。”马多回头看了一眼,打起了手势,“是zhī dao,不是zī dao。”老马抿了嘴笑,没有开口,再次摸过儿子的头,很棒地竖起了一只大拇指。马多也笑,同样竖起一只大拇指。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行,就像一九八六年的马拉多纳在墨西哥高原捧起了大力神金杯。

老马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基围虾、红肠、西红柿、卷心菜、荷兰豆。老马买了两瓶蓝带啤酒、两听健力宝易拉罐。老马把暖色调与冷色调的菜肴和饮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一个重大节日的前夜。老马望着桌子,很自豪地回顾下午的报告。他讲得很好,还史无前例地说了一个下午的普通话。他用了很多卷舌音,很多“儿化”,很不错。只是马多的回家比平时晚了近一个小时,老马打开电视,赵忠祥正在解说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马多进门的时候没有敲门,他用自己的双象牌铜钥匙打开了自己的家门。马多一进门凭空就带进了一股杀气。

老马搓搓手,说:“吃饭了,有基围虾。”老马看了一眼,说:“还有健力宝。”

马多说:“得了吧。”

老马端起了酒杯,用力眨了一回眼睛,又放下,说:“我记得我说普通话了嘛。”

“得了吧您。”

老马笑笑,说:“我总不能是赵忠祥吧。”

马多瞟了一眼电视说:“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猫科动物吧。”

老马把酒灌下去,往四周的墙上看,大声说:“我是四川人,毛主席是湖南人,主席能说湖南话,我怎么就不能冒出几句四川话!”

马多说:“主席是谁?右手往前一伸中国人民就站立起来了,你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一开口中国人民准趴下。”

老马的脸涨成紫红色,说话的腔调里头全是恼羞成怒。老马呵斥说:“你到坦桑尼亚去还是四川人,四川种!”

“凭什么?”马多的语气充满了北京腔的四两拨千斤,“我凭什么呀我?”

“我打你个龟儿!”

“您用普通话骂您的儿子成不成?拜托了您哪。”

老马在这个糟糕的晚上喝了两听健力宝,两瓶蓝带啤酒,两小瓶二两装红星牌二锅头。那么多的液体在老马的肚子里翻滚,把伤心的沉渣全勾起来了。老马难受不过,把珍藏多年的五粮液从床头柜里翻上桌面,启了封往嘴里灌。家乡的酒说到底全是家乡的话,安抚人,滋润人,像长辈的询问一样让人熨帖,让人伤怀。几口下去老马就痴掉了。老马把马多周岁时的全家福摊在桌面上,仔细辨认。马多被他的妈妈搂在怀里,妻子则光润无比地依偎在老马的胸前,老马的脸上胜利极了,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儿子,妻子,老马,全是胸膛与胸膛的关系,全是心窝子与心窝子的关系。可是生活不会让你幸福太久,即使是平庸的幸福也只能是你的一个季节,一个年轮。它让你付出全部,然后,拉扯出一个和你对着干的人,要么脸对脸,要么背对背。手心手背全他妈的不是肉。对四十岁的男人来说,只有家乡的酒才是真的,才是你的故乡,才是你的血脉,才是你的亲爹亲娘,才是你的亲儿子亲丫头。老马猛拍了桌子,吼道:“马多,给老子上酒。”

马多过来,看到了周岁时的光屁股,脸说拉就拉下了。父亲最感温存的东西往往正是儿子的疮疤。马多不情愿看自己的光屁股,马多说:“看这个干什么?”老马推过空酒杯,说:“看我的儿。”马多说:“抬头看呗。”老马用手指的关节敲击桌面,冲着相片说:“我不想抬头,我就想低下头来想想我的儿子。——这才是我的儿,我见到你心里头就烦。”

“喝多了。”马多冷不丁地说。

“我没有喝多!”

马多不语,好半天轻声说:“喝多了。”

老马在平静的日子里一直渴望与儿子马多能有一次对话,谈谈故乡,谈谈母亲或女人,谈谈生与死,谈谈男人的生理构造、特殊时期的古怪体验,乃至于梦中的画面,梦的多能性与不可模拟性。老马还渴望能和儿子一起踢踢足球,老马坐镇中场,平静而自如地说起地面分球,沿着儿子马多的快速启动来一脚准确传送。然而老马始终不能和儿子共同踢一只足球,不能和儿子就某一个平常的话题说一通四川话。儿子马多不愿意追忆故乡,儿子马多不愿意与四川人老马分享四川话的精神神韵。儿子马多的精神沿着北京话的卷舌音越走越远,故意背弃着故土,故意背弃老马的意愿。老马只能站立在无人的风口,来一声长叹,用那种长叹来凭吊断了根须的四川血脉。

离开故乡的男人总是在儿子的背影上玩味孤寂。老马叹息说:“这个杂种龟儿。”

星期天下午是中国足球甲A联赛火拼的日子。老马怎么也不该在这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陪儿子去工人体育场看球的。因为有四川全兴队来北京叫板,老马买了两张票,叫上了儿子马多,开心地说:“儿子,看球去。”

老马和马多坐在四川球迷的看台上。只要有全兴队的赛事四川的球迷就成了火锅。他们热血沸腾,山呼海啸,冲着他们的绿茵英雄齐声呼喊:“雄起!雄起!”

马多侧过脸,问父亲说:“雄起”是什么意思?

父亲自豪地说:“雄起就是勃起,我们四川男人过得硬的样子。”

马多的双手托住下巴,脸上是那种很不在乎的神气。马多说:“咱北京人看球只有两个词,踢得棒,牛Bi;踢得臭,傻Bi。”

草皮上头绿色御林军与四川的黄色军团展开了一场伟大的对攻。数万球迷环绕在碗形看台上,兴奋得不行。马家父子埋在人群里,随场上的一攻一守打起了嘴仗。父亲叫一声“雄起”,儿子马多则说一声“傻Bi”;相反,老马黯然神伤了,儿子马多就会站起来,十分权威十分在行地点点头,自语说:“牛Bi。”

首都工体真是北京国安队的福地,四川男人在这里就是过不硬。四川全兴没有“雄起”,而北京国安却潇潇洒洒“牛Bi”了一把。儿子马多很满意地拍拍屁股,侧过脸去对老马说:“看见没有?牛Bi。”

老马,这位四川全兴队的忠实球迷,拉下了脸来,脱口说出了一句文不对题的话:“晚上回去你自己泡康师傅!”

儿子马多拖着一口京油子的腔调说:“说这么伤感情的话忒没劲,回头我煮一锅龙风水饺伺候您老爷子。”

老马站起来退到高一级的台阶上去,不耐烦地说:“你说普通话耗(好)不耗(好)!别弄得一嘴京油子耗(好)不耗(好)!”

“成。”马多说,“儿子忒明白您的心情。”

然而北京国安队在数月之后的成都客场来得就不够幸运,他们被一浪高过一浪的四川麻辣烫开得阵脚大乱。他们的脚法不再华美,他们的切入不再犀利,他们的渗透不再像水银那样灵动,那样飘忽不定,那样闪闪发光。他们的软腿露出了“傻Bi”的糟糕迹象,一句话,四川人彻底“雄起”了,五万多四川人一起用雄壮的节奏跟随鼓点大声呼叫,咚咚咚,雄起!咚咚咚,雄起!

老马坐在自家的卧室里听到了同胞们的家乡口音。老马不是依靠中央五套的现场转播,而是只用耳朵就听到了巴蜀大地上的尽情呐喊。马多歪在沙发上,面色沉郁,一副惹不起的样子。老马斜了儿子马多一眼,钻到卫生间里去了。老马掏出小便的东西,等了一会儿,没有,又解开裤子,坐下去,别的东西也没有。但是老马心花怒放,积压在胸中的阴霾一扫而光了。老马拉开水箱,把干干净净的便槽哗里哗啦地冲过一遍,想笑,但是止住了。老马从卫生间里出来,搓搓手,说:“儿子,晚上吃什么?”

马多望着父亲,耷拉着眼皮说:“你乐什么?”

“没有哇,”老马不解地说,“我乐什么了?”

“您乐什么?”

“我去买点皮皮虾怎么样?”

马多一把就把电视机关了。“您乐什么?”

“我真的没有乐。”

马多撇下他的嘴唇。他的撇嘴模样让所有当长辈的看了都难堪。马多说:“别憋了,想乐就乐,我看您八成儿是憋不住了。”

老马站在卫生间的门口,真的不乐了。一点都乐不出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乐了?我凭什么不能乐?家乡赢球,老子开心。”

“可是您憋什么呀您?您乐开了不就都齐了?您憋什么呢您。没劲透了,傻Bi透了。”

“谁傻Bi?马多你说谁傻Bi?”

“都他妈的傻Bi透了。”

老马突然就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撕开了一条缝,冷风全进去了,那不是四川的风,是北方的冷空气,伴随了哨声与沙砾。老马想起了妻子和他摊牌的样子,想起了这些年一个孩子给他的负重与委屈,想起了没有呼应的爱与寂寞,老马就剩下心爱的足球和远方的故乡了,可是在家里开心一下都不能够。老马的泪水一下子就汪开了。老马抡起右手的巴掌,对着马多的腮帮就想往下抽。老马下不了手。老马咬着牙大声骂道:“你傻Bi,你这小龟儿,你这小狗日的!”

“我可是你日的,”马多说,“怎么成狗日的了?”

老马一巴掌抽到自己的脸上,转过身去对着自己的鞋子说:“我这是当的什么老子?龟儿,你当我老子,我做你的儿子耗(好)不耗(好)?耗(好)不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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