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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梅的手真肉乎啊,肉乎得令邓元发心驰神摇。

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那是因为他太嫩,对有经验的男人来说,水做的哪儿能比得上“肉乎”。

他不能像小青年搞对象那样搂搂抱抱,刚一接触,就直奔主题,万一不合适,将来连个退路都没有。

也不能像知识分子那样,务虚不务实,没完没了地写情书,一写就是几年,谁耗得起啊。

邓元发难得写信,就是一封与老战友互通有无的信,不到一页纸,少说也得花上半个小时。再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白纸黑字,将来都是凭证。

只有拉拉手喽!拉拉手,谁能说什么呢!同志之间,不是也经常拉手吗?只不过和秀梅拉手的时间,比一般同志稍长一些。而且在两秒钟之内,还能不露声色地把秀梅的每个手指头,搓上一遍。

只要和秀梅拉上手,邓元发的犹豫就会化为乌有,要是他不克制自己,“咱们结婚吧”这句话就会脱口而出。

可是一撒开秀梅的手,邓元发又会反过来复过去地掂量,结婚还是不结婚?啊呀,真是为难死了。

不结婚,那日子有多难熬。

儿子们一人霸着一间朝向顶好的房间,把那间背阴的、最小的留给了他。“反正您是一个人。”他们说。

老大的媳妇真厉害,连晚上用的那块布,也让保姆给洗。当着公公的面,只穿一条内裤和贴身小背心,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吓得他连在自己家里,眼睛也没处放,谁知道会撞见什么!老人们说过,看了不干净的东西,闹不好得长针眼呢。

老二的对象也不善,还没过门儿,就开始搂扒,妯娌不和已见端倪。

这个家,好得了吗?针尖对麦芒啊。

饭桌上要是有点好菜,老大往媳妇碗里夹,老二往他对象盘子里扒拉,至于老头就没人管了。要是他动作慢一些,吃到第二碗饭,就剩盘子底了,邓元发老是扮演打扫盘子底的角色。没办法,快不了,他的牙口不行,干不过那四副好牙。

天爷!没有他这个老头,他们上哪儿找这个便宜?

房租、保姆费、水电费他掏,就连肥皂粉、大便纸也由他买,好像他的工资会下崽。只有饭费,每人象征性地交十块钱。物价这么涨,十块钱能干什么?

逢到邓元发头疼脑热,他们顶多敷衍了事地问一句“爹,您好点没有”,或是“要不,您上医院瞧瞧”,更不要指望他们嘘寒问暖了。有次邓元发病了,想吃碗荞麦面饺子,都不知道找谁说。

看吧,一到晚上,他们就双双对对钻进各自的屋子。一间房门底下,透出粉红色的灯光,一间房门底下,透出浅绿色的灯光,然后便是叽叽哝哝的说话声,生怕他听见似的。也不知道说什么,老也说不完,扔下他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节目又老是那一套。女人们袒胸露背,七老八十了,还像没见过男人的大姑娘,扭来扭去。眼睛上粘的那个假睫毛,活像趴着两条大蜈蚣。男人们呢,油头粉面,挤眉弄眼,男不男,女不女,全像被骟了似的。

可不看电视,又能干什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还像个家吗?连旅店都不如。

结婚呢,秀梅那儿还有两个孩儿。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什么时候才能供出来?早着哪。她一个小学教师,能挣几个钱?过日子还不全得靠他。

……秀梅是不是冲着他的工资来的?她那些关心喽、洗衣服喽、织毛衣喽……会不会是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据说现在工资高的半老头子找媳妇,比年轻小伙还容易。

不管儿子、媳妇怎么刮他,到底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媳妇。他凭什么替别人养孩子呢?记得小时候拉屎,爹老说“憋着,到自己地里拉去”,憋得他肛门生疼。这就是庄稼人常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哟。

谁知秀梅从前那个男人,是个什么混账王八蛋,好,他倒逍遥去了,让邓元发来给他养孩子。养了半天,到了儿也不会和他一条心,还是那个王八蛋的孩儿。他这是何苦呢,有钱没处花了是不是?

说他王八蛋没错。邓元发早就通过人事部门,对秀梅的情况做了全面了解。尤其是离婚问题,万万要了解清楚,她要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到时候也给他来个离婚怎么办?本来就是个二婚头,再来个离婚,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秀梅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说得过去,至于离婚,确实是那个男人的不是。

可怜的秀梅!

她应该有个依靠。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屋里没个男人撑着,日子便过得恓恓惶惶,就像羊群里的那些小绵羊,咩咩地叫着,老想找那个头羊靠一靠。

看得出来,秀梅就等他这一句话了。可这句话,好难出口啊。邓元发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不会干那号不负责任的事。不像有些人,走到哪里乱许愿,热乎两天,人一走就完啦。女人们,可怜哪,不能那样对待她们。你这里脑子一热,随便说说,她们可都是认死理的人,到时候死死缠住你,甩都甩不掉,看你怎么办。

开车铃响了。列车员催促乘客上车、送亲友的下车了。

秀梅用她那圆乎乎的眼珠子,悠了邓元发一眼,说:“快上车吧。”

秀梅不胖,可是哪儿哪儿都是圆乎乎的,连眼珠子也是圆乎乎的,招引得邓元发总是涌起捏捏她、揉揉她、搓搓她的欲望,于是不由得又去和她拉手。一拉住秀梅的手,邓元发又舍不得放开了。秀梅脸红,喘气,又不好意思马上抽出自己的手,怕邓元发难堪。只好佯作不觉地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不是就要退下来了,怎么还让你出差……听说那里有流感……有空写封信来……”

小傻瓜!不是因为快退下来,他还不出差哪。这样的机会不多喽,出一次少一次哟。

从前邓元发最不喜欢出差,虽说地方上的同志迎来送往、前呼后拥,接待得很周到、很实惠,但他想,那些名山大川、山珍海味、地方土特产,反正都在那里摆着,跑不了,慢慢来。谁知道中央来了个取消干部终身制,这一家伙,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说没就全没了。

有消息说,今年年底对那些到年龄的干部,毫不含糊地要来个一刀切。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三十任你挑,四十步步高,五十正发烧,六十砍一刀,七十当柴烧。”真是透彻啊,无比的透彻。

三中全会以前,邓元发不怎么听报告,也不怎么认真看那些红头文件。他觉得,那些报告即便不听,那些文件即便不看,也没什么关系,它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他的既得利益,至于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只要往左再偏一点,总不会离了谱去。

三中全会以后,他是有报告必听,有红头文件必读,不但他变得敏感了,就连他的两个儿子也变得敏感了。因为在那些报告、文件里,总能找到一些新的“精神”。那些“精神”,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把他们的既得利益化为乌有。比方那个干部“招聘制”,对他虽不存在什么威胁,即使对他的儿子,眼下也不会立即发生无人招聘的危险,但他仍然感觉到它对儿孙们的潜在威胁。

从地下通道里钻出两个踩着点儿的乘客,背上背着、肩上挎着大大小小的提包,火车头一般地喘着粗气,横冲直撞地朝着即将开动的列车奔来。他们也不看车厢号码,见门就上。

守在软卧车厢门口的女列车员,只打量了一眼,便断定他们不是软卧车厢的乘客,很不客气地拦住了他们:“往后走,这是软卧车厢。”

两位踩点儿的乘客,朝远远的车尾看了看,又掉过头来恳求她:“同志,快开车了,让我们先上去不行吗?”

“不行。既然知道快开车,还不早点来。”说罢,便高高地抬起她那很有身份的下巴,一动不动地看着,或是根本没有看地看着前方。她那尖尖的面孔,板得像一枚又酸又硬的青杏。

她是软卧车厢的列车员,接待的都是一等人物,自己也就一等起来。因此她不愿和眼前这两个人多嘴多舌,以免掉了自己的身价。

把门,恐怕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权力了,居然也有人为了图方便求她,而她居然能嘎嘣脆地给人一个回绝,这让她稍许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站在车厢连接处的秦铁丹对她说:“小同志,让他们上来算了。”

那枚青杏,仿佛霎时间熟透了,变得又甜、又红、又软,并且甜得恰到好处地笑着说:“我们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嘛。”

秦铁丹说:“啥个保证安全,哪儿来那么多不安全的因素嘛。刚进城的时候,我们还不是成天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呢,坐进了小汽车,还要拿个纱帘挡住……把我们和老百姓隔得越来越远喽……”

女列车员想,这个老头真怪,有谱不会摆,有福不会享。人家求都求不到,他还嫌坐汽车喽、拉纱帘喽……

那两个踩点儿的乘客,只好背着沉甸甸的行李,朝远远的列车尾部奔去。他们肩上的挎包,无意中把邓元发撞了个趔趄。

秀梅着急地说:“哎呀,怎么往人身上撞啊!”趁势也就从邓元发那热烘烘的手掌里,抽出自己又白又软的小手。

邓元发看出,她本想摩挲摩挲他被撞疼的后背,然而她的手在半空停了一停,又垂落下来。

这是个知道疼人,又疼得很有分寸的女人,准能当个贤惠的老婆。邓元发不喜欢那种跑跑颠颠、高腔大嗓、指手画脚的女人。那种女人,工作可能干练,当老婆可不行,家务事准是一塌糊涂,弄得该吃饭的时候吃不上饭,不是给你来个开水泡饭,就是给你来包方便面,长此以往,不得胃病才见鬼。该换季的时候,找不着换季的衣服,霜降之后没准还让你穿着的确良裤子,秋风一吹,的确凉。入伏以后,还没有一件正儿八经的衬衣,闹不好你得穿着“老头乐”去上班……更不要指望她在你怀里噘个小嘴,撒撒娇了。搞那样一个老婆,和没老婆有什么两样?!

“走了啊。”邓元发迈上了车厢。

列车“吱扭”响了一下,便启动了。

秀梅摇着一条带红花的小手帕,在月台上急急地跟着火车走了几步,便消失在送行的人群里。

邓元发转身向二号包厢走去。他猛地在包厢门口站住,一时怀疑,这里是不是软卧车厢。

靠车窗坐着一个穿花条西装的男青年。西装的料子和做工都属现时一流,领带的颜色也很艳,白衬衣的袖口和领口上,却有一圈灰黄色的垢痕,手上还戴着两个分量不轻的金戒指。脚上的皮鞋头,尖得能把人攮个窟窿。怀里抱着一个袖珍收录两用机,头上卡着立体声耳机,半眯着眼睛,随着音乐的节奏,悠荡着长长的二郎腿。

上铺还有一个看不出身份的女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个女人家,有这样看人的吗?邓元发赶紧收回自己的目光,但心里不由一动,这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感觉,可又不便再抬头看她,那女人正盯着他呢。奇怪,他有什么地方引人注意呢,让一个女人这么盯着瞧?要想置若罔闻,还真得有点硬功夫。

她是干什么的?港澳同胞,还是外籍华人?不像。大陆的女人,别管穿得多么讲究,还看得出是大陆的女人。不过她脖子上那条闪闪发亮的项链,说明她绝不是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唉,也难说,如今有些老战友的闺女,脖子上也套那玩意儿啦。

幸亏邓元发一眼看见小桌上放着秀梅送来的一网兜吃食,证明了这的确是他所乘的包厢,不然他真得向后转了。

邓元发满心不悦地走进包厢,凛然地在自己铺位上坐下。

居然把他和这两个不该乘坐软席卧铺,又明显和他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人,一同塞进了这个包厢!他们有什么资格进入这个领地,与他平起平坐?难道他当初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就是为了让这样一些人,坐到软卧车厢里来吗……

这时,秦铁丹走了进来。

一见秦铁丹,邓元发便有些发窘。想不到秦铁丹竟和自己同一包厢,方才和秀梅那两下子,一定让他看了个透。别看他那双眼睛半眯缝着,好像很和善,再往深里探一探,厉害得很哪。

秦铁丹笑眯眯地看看邓元发,又笑眯眯地看了看其他两位乘客,一见如故地和大家点点头,又依次打听各自的去处。

“跑趟买卖。”花条西装干脆利索地说。

天爷,这小子毫不感到理亏。邓元发朝他横过去一道极不情愿,而又非横过去不可的目光。哼,竟然是个二道贩子,邓元发更觉不满,要是个干部子弟倒也罢了。别管那花条西装、那花里胡哨的领带、那两个金戒指让他多么难以忍受,哪怕他老爹和自己毫无干系,只要是个干部子弟,仿佛和他就有了一种“血缘”关系。

“你呢?”秦铁丹问邓元发。

“去E市出差。”邓元发不自觉地躬了躬身子。

秦铁丹的满头银发,犀利的目光,言谈话语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派,都让邓元发感到,秦铁丹的级别至少比他高三级。不知是哪个部门的头头?刚才和秀梅那一手,已经算是失态,万万不可再有闪失。万一他或他的老战友与自己的顶头上司相熟,可就麻烦了。这样想着的工夫,便像渐渐地穿上了一套隐身服。

“我到终点。”边文月在上铺矜持而又含混地答道。

“出差还是旅游?”

“看望我姨妈,然后从那里出境去美国。”

一听“美国”两个字,花条西装顿时把卡在头上的立体声耳机除下。收起二郎腿,从下铺探出身子,仰视着边文月,好像她就是美国。但很快便显出“什么也瞒不了我”的微笑,伸出手指,点石成金地朝边文月一指:“我说大姐,您就是那位日本电影明星‘真由美’吧?”

这句话把大家提醒了,一个个认真地端详起边文月。

边文月爽朗地笑着说:“你猜错了。”

“不是?”花条西装并无半点下不了台的样子。

怪不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确实像“真由美”,邓元发看过《追捕》那部电影。

显然邓元发认不出她了,但边文月一眼就认出了邓元发,虽然他们只见过一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的话。

“你去美国做什么呢?”秦铁丹又问。

“自费留学。”

“外面有亲戚朋友吗?”

“有。我三叔,还有我堂哥。”说到这里,边文月有意提高了嗓音,“我堂哥是前几年出去的,他原来在某某医院工作。”

这句话果然引起了邓元发的注意。“你堂哥在某某医院工作过?他叫什么名字?”邓元发问道。好像他的口袋里,装着那个医院所有职工的档案。

边文月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堂哥的名字。

“啊——嗯,嗯。”邓元发认真地回忆着,但他根本想不起来谁是谁,当然就更不记得和边文月那不到十分钟的谈话。

边文月再一次为堂哥感到委屈了。

“一个人孤身在外,会碰到很多困难,总要有人照顾才好。学成以后,还回来吗?”

“回来。当然回来。”

邓元发“哼”了一声,恨不得将他自以为可以透析一切谎言的本领,像发射炮弹那样,从鼻孔里发射出来。回来个鬼哟!谁见过自费留学生回来呢,他们差不多在国外都有趁钱的亲戚,资本家什么的。在花花世界里一泡,资产阶级生活一腐蚀,还能回来?!瞧她那身打扮和做派,还没到美国,就已经和老外差不多了。

“嗯,好。”秦铁丹说。他突然停住了话头,静静地沉思起来。车窗外,被一片片树影切割成碎块的阳光,时亮时暗地在他眼睛里,点染出或深或浅、忽近忽远、难以名状的心绪。

边文月因这“嗯”字而满心欢喜。她一直期待着这样的一个回应,然而同学们却没有一个这样问她,或是听她。

他们大多说:“永别啦,别忘了我们。”

或是:“你就是回来,恐怕也是一个‘滑稽美人’了。”他们将“美籍华人”,戏称为“滑稽美人”。

“再带个外国女婿。”

……为什么反倒不如这个陌路相逢的人相信她,理解她?

换了别人,换了往常,这种刨根问底的劲头,一定会引起边文月的反感,让她觉得失礼、唐突。而如今,曾经使她万般无法忍受的,她全以更加宽容温厚的心接受下来,甚至带着一种自谴,想到往日看待世事的偏激、苛刻。

秦铁丹眼睛里的光亮,使她想到夏日傍晚,躺在高高的干草垛上,承受着从落霞那边吹来的温热而又清爽的晚风。而他脸上那纵横交错、又深又长的皱纹,又使她联想到一棵枝叶茂密的老树,每一片婆娑的绿叶,都像一个绿色的、令人安睡的摇篮。

邓元发却感到很不自在。他总想摸一摸秦铁丹的底,否则这一路就会和“三岔口”差不多,让他提防一路,摸黑一路。

他小心翼翼地问秦铁丹:“贵姓?”

“小姓秦。”

“啊,秦老。”

“不敢,不敢。”秦铁丹连连摆手。

“秦老在哪个部门领导?”

“我已经离休了。”

“唔,是这样——”邓元发轻声轻语地说。“样”字后面那个稍长的尾音,似乎泄露了邓元发某种心态的快速转换。随着,他那稍稍躬着的背,也不知不觉地直了起来,毕恭毕敬的模样,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呀?”当谈话再继续下去的时候,邓元发自如了许多,也主动了许多。

“回老家看了看。”秦铁丹满怀温情、眷恋地回答。

“老家还有不少亲戚?”

“没啦,早没啦。”

奇怪,既然老家什么人都没了,还回去干什么?而秦铁丹那温情、眷恋的劲头,也让邓元发感到不解。

女列车员捧来几双羊皮拖鞋,摆出只为秦铁丹、邓元发服务的架势,说:“首长,请用拖鞋。”

这一声“首长”,唤得邓元发扬眉吐气,眉开眼笑。他矜持而得意地微笑着。“小同志,服务很周到嘛。”说着,理所当然地越过秦铁丹,先去拿拖鞋。

“还请首长多多批评指导。”女列车员伶俐地说。

邓元发就像在百货公司,为自己购置一双新鞋那样精心地挑选着。把每一双拖鞋的鞋帮、鞋底,反过来、复过去地捏着、敲着;掰开鞋帮和鞋底间的接缝,检查是否开线……好像那双拖鞋从此永远归他所有。女列车员耐心地候在一旁,直到邓元发拣了一双满意的为止。

边文月很有兴味地观看邓元发挑选拖鞋。为了一双不过属于他十几个小时的拖鞋,可以这样不厌其烦,然而对于应该落实政策的堂哥,却那样粗暴、不负责任!

一九五七年堂哥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这个邓元发麾下的某个医院工作,因为给邓元发提了一条意见——不要用狭隘的农民意识,对待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为这一句话,堂哥吃尽了苦头。奶奶常说:“幸亏只说了一句,要是说了两句,不知还要遭什么罪呢。”

堂哥改造得很认真,最早一批摘掉了右派帽子。为这,他感恩戴德,涕泪交流,觉得来世变犬马也报还不了这份恩情。还指天指地发誓,从里到外,从前到后,永远不会再提意见。

可“文化大革命”一来,老账重提,把他整得更狠,还扣发了若干年的工资。这么一来,他的誓言,他那来世变犬马的许愿,全都一风吹了。而且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说:“什么叫摘帽右派……就像我们穿的棉猴,帽子摘下去了,可是还在背上背着。”

…………

求见邓元发真是难极了,边文月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写了多少封信,全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她不得不找上门去,可传达室的人不是说他“开会去了”,就是说他“出差了”。

拖了两个月,愣是没有见上邓元发,后来还是通过一位同学,走了邓元发儿子的后门,才算见到他。

听了边文月的意见和要求,邓元发像是听了海外奇谈。“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我吗?”

“难道不可以吗?”边文月深为他语气中的不满、不屑、鄙夷所惊讶。

“哎呀,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不就是几年的工资嘛。他不是要去美国吗?美国工资那么高,他还在乎这点人民币吗?”邓元发认为,凡是出国的人,都会在外面发洋财。

邓元发在说到“人民币”三个字的时候,流露出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自卑自贱,这又让边文月大为惊讶。

“这不是钱的问题。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人,如果——”

邓元发不耐烦地打断她。“你想过没有,这笔钱从什么地方出?国家的工资总额是按人头发放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难道我们为还你堂哥那点钱,给中央、给财政部打报告吗?”

“那么,当初这笔钱,总应该存放在什么部门吧?”

邓元发想,还说不是为了钱,这不,口口声声说的都是那笔钱。“我不知道,那个时期‘造反派’掌权,我早已进了‘牛棚’。”

“当然,如果那笔钱已经没有了……我本来想,这对一个无辜被伤害的人,总算一个简单易行的表示歉疚的方式。这种心情,您大概不难理解,比方‘文化大革命’中,您被关进了‘牛棚’,运动过后,您不是也要求彻底平反,把那些诬陷您的不实之词予以澄清吗?至于扣发您的那些工资,不也如数发还了吗?”

无辜!难道他邓元发会把一个无辜的、好端端的人,打成右派?闹了半天,她是“反攻倒算”来了。一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黄毛丫头,居然这样放肆地和他讲话并且指责他。

起先邓元发还能压着火听下去,侨眷嘛,统战嘛。及至听到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事和右派分子相提并论,他再也耐不住了,这两件事怎么能往一块捏?!伙计,摘帽右派,不等于不是右派,而是右派摘了帽子而已。即便现在一风吹了,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罢了。给你根针,你还真当了棒槌。他像光着脚踩上了蒺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同志,你不要搞错了,这可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

谈话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没想到他们又在这个车厢相遇了,使边文月有机会观察一下邓元发的灵魂,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是个什么状态。

他们将要同行十多个小时……

边文月真想就堂哥的问题,再和邓元发谈谈,哪怕不谈那笔钱,不对堂哥道歉,只要感情上达到某种沟通……如果真能那样,这恐怕是她带给堂哥最好的礼物了。作为一个读书人,最珍惜的就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舍此,还能有别的什么!

要不要和邓元发说穿呢……

邓元发觉得口干,便从提包里拿出搪瓷茶缸和一个装茶叶的牛皮纸信封。他把塞在茶缸里的毛巾、肥皂盒、牙膏、牙刷一一掏出,倒了一些茶叶在搪瓷茶缸里,便伸手去拿小桌上的暖水瓶。

暖水瓶通身雪白,上面还画了一枝蓝色的水仙。

真是乱弹琴,水仙有蓝色的吗,谁见过?

暖水瓶上端,有个像茶壶一样的壶嘴,不过那壶嘴是冲下的,倒起水来大概很方便,可是没有把,怎么提起来呢?邓元发只好倾斜暖水瓶的瓶身……水却无法倒出。

花条西装殷勤地告诉他,“这样,”他按了按暖水瓶顶部的小圆盖,水就从壶嘴里流出来了,“这是气压暖水瓶,二十八块钱一个,比老式暖水瓶方便多了,尤其老人小孩使用,不容易烫手。”

他不知拿了暖水瓶制造厂多少回扣。邓元发并不因花条西装的主动服务,而忘记他那二道贩子的身份。

花条西装似乎缺乏自知之明,他往邓元发的茶缸里看了看,很有把握地说:“您这是四级‘旗枪’吧?”

邓元发悻悻地把搪瓷茶缸,往自己跟前挪了挪。“四级”旗枪怎么了,他竟敢嘲笑他的寒酸吗!

“要不要尝尝我的?”花条西装打开他那印有精美图案、双层盒盖的茶叶盒,给邓元发递了过去。

邓元发双手拦住他的茶叶盒,迭声说道:“不,不,不。”不知根,不知底,姓甚名谁也没有搞清楚就请喝茶,谁知道喝茶后头紧跟着什么花样。

“尝尝。”花条西装毫不气馁,又转而邀请秦铁丹和边文月。

秦铁丹并不拒绝一级“旗枪”,反而赞道:“好茶。”

花条西装虚怀若谷地说:“春天的茶,喝到现在已经老了。”

邓元发兴味索然地别过脸,朝车窗外望去。路边的田埂上,一条狗毫不害臊地抬起后腿,对着列车撒尿。唉,连狗都如此这般地放肆了。

离路基不远的一条公路上,几辆牛车在秋日的阳光下,迈着悠闲的步子。车把式拢起鞭子,靠坐在负载的麻袋上,淡漠地瞅着疾驶的列车。田野上,隔三差五地有人在锄地,一寸一寸地、持之以恒地往前挪动着脚步……快收庄稼啦。

这景象使邓元发感到亲切,他太熟悉这种生活了。他的祖先、祖先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到他这一辈才撂下锄把。革命像一股洪流,把他从地上掀起来、带走,像卷走一垛干草,一去不再回头。

要是没有革命呢,他可能还在地头上捏锄把,坐在土坯房的门槛上吸旱烟。早上顶着星星出去,晚上顶着星星回来,喝碗玉米面的野菜糊糊,再往那烟熏火燎、黑咕隆咚的屋子里一栽……哪儿能坐在软卧车厢里往外瞧?

他爱窗外的那块土地,感情上和那片广袤的土地有着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闭上眼睛,不无怀念地想象着那块土地上的泥土气息,然而他又觉得,坐在软卧车厢里,还是比在田里捏锄把惬意。唉,要是能把车外那块土地搬进软卧车厢,来个土洋结合就好喽。

餐车服务员来卖晚饭了。

花条西装张口就是:“来个最好的菜,再来个汤。”

邓元发只要了一个汤,秀梅送来的那一网兜吃食,准差不了。他一毛一分地把钱夹里的角票、钢镚儿搜罗净尽,交给了餐车服务员。

边文月问:“有炒青菜吗?”

餐车服务员的热情,倒是一视同仁。“没有,只有蛋汤。您要是不爱吃荤,来碗肉丝汤面怎么样?”

边文月说:“我就来碗肉丝汤面吧。”

邓元发打开秀梅送来的网兜。嗬,物资真丰富啊。茶叶蛋、卤猪肉、灌肠,还有几块蛋糕。这些东西都合他的口味,每样东西又分别用小塑料袋装着,既不会串味,也不会因渗漏污秽他的衣物。还有,怪了,她怎么知道他的口味?女人啊,真是鬼精鬼精的。

到E市后,也应该给秀梅带点什么回来。买些什么好?邓元发从来没给女人买过东西,早先老婆活着的时候,他也没给她买过什么。一家人嘛,买来买去地干啥,谁需要什么,自己买去。话虽这么说,他可没为自己的衣食起居操过一份心,到时自有老婆送到手上。

邓元发在心里默算着,这些吃食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及它们的价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照着这个标准,给秀梅买些什么。他不能占女人的便宜,他可不是拆白党。

买双皮鞋?听说E市的皮鞋不错,但十块钱怕是买不下来,再说他也不知道秀梅穿多大号码的鞋。再不就看价钱差不多的衣服买上一件,衣服不像鞋子,尺寸要求不那么严格,大些小些问题不大。听说E市的衣服又便宜又好看,花花绿绿的。女人们就喜欢这些,秀梅还年轻呢。

邓元发瞥了瞥边文月的穿着,心想,不能买她穿的这种颜色,自来旧。也不能太艳,弄得像个妖精。不知怎么一来,他竟把圆乎乎的秀梅,和“妖精”连在了一起。于是,他觉得妖精也不那么可怕,而秀梅反倒更招人爱了。

“小妖精!”邓元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好像秀梅就在身边。她那圆乎乎的眼睛朝他一悠的时候,可不就像个小妖精。想到这里,邓元发暗暗地笑了,脸上还泛起一阵红潮。但他立刻收住脸上的笑意,迅速地扫视一下包厢里的人,生怕他们看出自己的心思。还好,他们的注意力全在花条西装身上。

花条西装正从塑料提袋里往外掏食物,先是一瓶“五粮液”,又是一只烧鸡,又是几个扁扁的纸盒。他把纸盒一一打开,拿出里面的锡纸包。说:“餐车上的菜很难吃,还是这位大姐有经验,不吃。您光吃面条怎么行,我这里有几包软罐头,拣一个您爱吃的吧。这包是咖喱牛肉,怎么样,您拿去吃吧。”他递了一个给边文月。

边文月大大方方地收下了。“谢谢你了,你想得真周到。我倒不是嫌餐车上的菜不好吃,我是不能吃猪油,一吃猪油就拉肚子。六〇年饿死人的困难时期,三叔一铁罐一铁罐地从国外往回寄猪油,我饿急了眼,抱着猪油罐就喝,喝伤了。”

邓元发白了边文月一眼。不吃猪油?再饿你三天,你什么都得吃。造孽啊,居然还这么肆无忌惮地说出来。

花条西装给秦铁丹斟了一小杯五粮液。“少喝一点,解解乏,晚上睡得更好。这位大姐我就不让了,我知道女同胞们不爱喝酒。”

边文月说:“这你又估计错了,不比你的酒量差。”

邓元发又白了她一眼。她还喝酒!

花条西装连连致歉:“有眼不识泰山。”赶紧给边文月斟上。鉴于一级“旗枪”的经验,他比较谨慎地问邓元发:“这位老同志是不是也喝点?”

邓元发半闭着眼睛,聚精会神地细嚼秀梅的卤猪肉。当然,能来点五粮液真是锦上添花了。但他不愿与这几个人对饮,便拒绝了花条西装的邀请。“我不会喝酒。”

几口酒下肚后,气氛就更随意了。秦铁丹问花条西装:“你跑这么一趟,大致能赚多少?”

“能落个万儿八千的。”

邓元发差点被嘴里的食物呛住。

边文月好奇地问:“做什么买卖,能赚这么多钱?”

“这还多啊,有人比我还会挣呢。我做的是电视机的长途贩运。现在有些农民手里的钱花不出去,国营商业网点又没有跟上,这些赚钱的机会,就给了合理贩运的人。农民满意,我们待业青年的生活,也有了着落。”

秦铁丹说:“贩运电视机不像贩运衣服、鞋子那么容易,像货源啦、运输啦,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花条西装此时却又老到地一笑。“好办,只要你肯花钱,什么都好办。有个一万块钱,全都打发了。”他呷了一口酒,吃了一口菜,又接着说道:“钱是身外之物,留它干什么,不瞒你们说,银行里我才存了四万,这也是为今后留个后路。万一有天国家说不让我们搞了,我就不搞。每个月光靠这四万元的利息,至少也够个十三级干部的生活水平了。”

花条西装这笔账,听得邓元发目瞪口呆。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才闹了个十一级待遇,这小子投机倒把,竟生活得比他还阔绰。这叫什么事啊!

“剩下的钱,大部分捐赠给待业残疾青年手工艺合作社了,他们要比我困难多了……”他忽然低头不语,甚至还有些伤感的样子。

“你们能有今天,也不容易。”秦铁丹说。他轮流看着眼前的两个年轻人,觉得他们这代人的生活,远非一般人以为的那么表浅。在他们还没长得足够宽厚的肩膀上,似乎过早地分担了自己这一辈人的责任或过失。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花条西装从秦铁丹这句简单的话里想到,秦铁丹一定明白,自己方才说的,不过是这种闯荡生活的一个方面,至于这种生活的艰辛,或是他自己不好意思亮出来的某些不光明的东西,秦铁丹一定也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忽然想痛哭一场,但他终于忍住,只是仰起脖子,把一杯五粮液灌进了喉咙。

而秦铁丹也变得恍惚起来,恍惚里甚至夹杂着稍许的忧伤。

晚饭以后,女列车员来打扫房间,她像吆喝下人那样,对靠窗而坐的边文月说:“喂!把小桌上的烟灰缸递过来。”闹得边文月怀疑,她是否也像花条西装那样,把自己错认为某个人了,而那个人不是影响了她提工资,就是影响了她入党。

边文月默默地把烟灰缸递给她,然后走出包房,站在通道的窗前向外眺望。女列车员威风凛凛地把烟灰缸在小簸箕上磕得咣咣响。

一缕淡淡的烟香,飘进了边文月的鼻孔。她侧过头来,秦铁丹不知何时,已站到了她的身旁。“里面有些气闷,”他说,并且放下了窗旁的折凳,“咱们在这里坐会儿吧。”

边文月随着坐下,她想,他大概以为那女列车员使她不快了。然而秦铁丹并未说出什么体恤的话,他只是很有兴味地与她一同眺望着远处不断变幻的景色。

夕阳下,那景物原本如雕塑般的线条,在渐渐浓郁的暮色中朦胧了,像一阕渐渐远去的歌,令人不由地想起一些惆怅的往事。

“我原来的名字叫铁蛋,进城后才改叫铁丹。人家说我原来那个名字签个名、批个文不方便。有啥不方便呢?”秦铁丹感慨地摇摇头,不知是否定劝他改名字的那个主意,还是否定自己居然接受了那个主意,“……我刚从老家回来,和我同辈的人,还是叫我铁蛋。我是不是应该把名字改回去,还叫铁蛋?”显然,他不是在问边文月,而是在问逝去的日子。他专注地看了看边文月,好像在判断她是否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边文月把头倚在车厢的壁板上,静静地听着。虽然她不明白秦铁丹,何以说出这一番不着边际的话。

秦铁丹继续说下去:“全国解放后,我回过几次老家。头一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活活饿死人哪,更不要说穿件囫囵的衣服,乡亲们却没有一句怨言。老五哥是烈属,饿得昏倒在粮缸旁边,也不肯动缸里的一粒公粮。他咋说?他说‘谁也不怪,怪咱这儿地气不好’。他弟和我一块参加革命,给咱跑交通,让敌人抓住活埋了。土埋到胸口,”说到这里,秦铁丹重重地喘了一口气,好像他也被活埋过,“敌人拿铁锹往头上一拍,头就裂开咧,那血,喷得有一丈多高……咱那里是老区,老区的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人家把自家的儿、自家的汉,都送上前线了。辽沈战役有个排打下来,只剩下两个人……人家咋说?‘革命哩,将来有好日子过哩’,现在咋跟人家说?我愧得慌,好像是我把人家诓骗了。我咋说?我只好说‘国家有困难,天灾人祸呢’。其实我心里亮亮的,啥都知道,我又在哄人家。天灾!那些胡日鬼的政策,比天灾还害人哩,啥叫人祸?这就是人祸。

“除了身上那套军装,我把带去的钱,还有那身将校呢的军装,全留下了……管屁用!回到部队,我把老家的情况写了写,让人打印出来到处送。咱有线,上头有不少人是从咱老区出来的。心想,他们的权力比我大,这些问题保险能解决。傻呢,连我,连他们,连那打字员,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说的明明是眼见的事实,非说我造谣,攻击社会主义。战场上出生入死我都不怕,这事儿可把我吓住了。吃不下,睡不着。检讨、反省……都离死远着哪,可我咋变得那么稀松,我到底怕的啥?

“想来想去,我明白了,我是怕丢了党票。一个一辈子追求革命、干革命的人,忽然成了反革命,这话咋说?这办法厉害呀!好,我检讨,我昧着良心胡说八道:‘老区的日子美得太,丰衣足食,人畜两旺,人民公社对着咧……’最后总算过了关,保住了党票,等到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恨不得给自己两耳光。我不敢想我那老五哥,也不敢想我那善心的乡亲,到啥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去算算这个账……从那以后,我像被抽了筋,一天到晚软不塌塌的,唉!”

秦铁丹叹了口气,垂下满头银发的脑袋,对着自己那双骨节粗大的手发呆。

秦铁丹的嗓音并不动人,带着老年人的嘶哑,还有一腔分不出东南西北省的口音,但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

这样的事,边文月过去听到的太多。头一回,她还感到震惊、愤懑,渐渐地就麻木了,习惯了。甚至觉得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存在,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谢天谢地,那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边文月说。

“是啊,过去了。”秦铁丹哭似的笑了笑,“第二次回老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我刚从‘牛棚’里出来,还没有恢复工作……”

“既然老家没人了,还何必回去呢,可别再像第一回那样惹身祸。”边文月插嘴道。

“真怪,我就是耐不住。那里的人,那里人过的日子,那里的土地,老在我脑子里转悠,让我牵肠挂肚。也许,说到底,我不过是个穿了军装的农民。”

边文月说:“也是,也不是。”

秦铁丹听了,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好像终于碰到一个行家,对他冥思苦想许久,也没有想出结果的问题,做了一个鞭辟入里的结论。

“第二次回去,虽然不像困难时期那样饿死人了,可是那里的人也好,地也好,人的心气儿也好,全像让人榨干啦。临走我问乡亲们需要点啥,他们谁也不搭话,只管望着老五哥。如果最能受苦的老五哥不说啥,他们是啥也不会说的。

“老五哥穿的还是我十几年前留给他的那件将校呢上衣,那衣服一看就知道,从上了身也没换下过,脏得油光光的。领口、袖口、胳膊肘那里,补着各色的补丁。他垂着头,怀里抱着赶羊的鞭子,只管翕动嘴皮,不见出声。他撑着哩!庄稼汉,牙掉了往肚里咽呢,有灾有难,能受着哩。可他心里又清清的,乡亲们穷得撑不住啦,他不能不为众人想一想,最需要救急的是啥,实在难说啊。你试试看,啥都没有、啥都需要的时候,你就说不出需要啥了。最后,他看了众人一眼,只说了一个字:‘盐’。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买了盐……然后就踩着浮土没过脚踝的黄土路,走了。我一步一回头啊。乡亲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出地站在那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棵树的黄土路那头,远远地望着我。他们的脚下,是我买下的那几麻袋盐,远远望去,像几块粗剌剌的石头。

“只有娃们,赤着小脚,在我身旁跑着。他们跑到我头里几丈远的地方停下,回过头来定定地望着我。等我跟上他们,他们又往前跑去,又在几丈远的地方停下,定定地望着我,好像要牢牢记住,这个给了他们几麻袋盐的人……厚厚的黄土路上,真真地印着他们的脚指肚儿、前脚掌、后脚跟。你猜我当时想啥,我想,这地上哪怕有一滴水,也能长出一棵树来噢。”

那几袋沉甸甸的、又苦又涩的盐,那一个个清晰的小脚印,那伸向远方、不见尽头、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棵树的黄土路,以及黄土路的那一头无言地、坚忍着无尽苦难的乡亲们,此时全在边文月的眼前揪心地晃动着。她心里也涌起一阵又一阵歉疚,好像这一切也都有她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回走,我和老五哥说着耍,问他还需要啥。他说:‘学生娃?’这倒把我难住了,我能给人家个学生娃么?不能。难怪老五哥把他那孙子当神哩。那娃写字的时候,老五哥气也不敢喘,他咳喘着呢,一咳喘就用袖子把嘴堵上,眼睛一眨不眨地一旁守着,像看玉皇大帝下凡。谁人走动一下,他忙说,‘悄悄的,娃画字呢。’那娃一面写,一面呼哧哧地从鼻眼里往外喷气,吹得小油灯上的火苗忽闪忽闪的。我往前探了探,咦,一个‘于’字写得个怪,我对那娃说,‘下面那个钩子,应该往左挑,你咋往右挑?’老五哥见娃臊了,不高兴地说,‘往右挑咋咧,往右挑咋咧?你没挑过担么,哪个肩膀都能挑呢。’”

边文月扑哧一声笑了。

“那娃,是他家祖祖辈辈第一个‘知识分子’呢。”

火车轮子吭隆隆、吭隆隆地响着,好像不停地在说,“过去了,过去了……”边文月多次乘坐火车,她似乎总能从车轮的隆隆声里,听出些什么。

秦铁丹疲倦了,但却显出一吐为快的惬意。他激动了许久的心,安静了。如夏日骤雨后的晴空,碧澄澄的。

边文月释然了。她何必舍近求远呢?她无法在邓元发那里找到的东西,却在秦铁丹、老五哥,以及老五哥的孙子、乡亲那里找到了,也许还可以在更多的地方找到。

半夜里,女列车员把邓元发叫醒了。“首长,您该下车了。”

邓元发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自己的行李,看了看沉浸在梦乡中的同路们,想到不必再一一告别,自有一番轻松。

站台上,除了接待单位两个接站的同志,别无他人。寒暄过后,他们便向出站口走去。

此时,火车长鸣一声,又启动了。起先邓元发还能和火车并行,但是列车加速了,它越走越快,转眼便把邓元发甩下,很快消隐在浓黑的夜色里。

然而,很远,还看得见最后一节车厢的尾灯,鲜红鲜红地亮着。

1983年11月10日鼓浪屿第一稿

1984年7月25日北戴河第二稿

2010年10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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