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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格拉西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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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叔是我们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义很宽泛,成了一个游移不定状态的代名词,朋友便也可分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人。齐叔在我们家受欢迎,家人说他嘴严,无是非。齐叔是位画家,画油画,画风和题材散漫不定。在国内外举办过不少个展,作品却很少参加国内大展,因为大展评委们对于一个60多岁在画风上仍然声东击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齐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时,他只须向送展单位嘱咐一句:“别把画给我弄丢了”,了事。

  我以齐叔为线索曾写过一篇叫《近的太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齐叔得知后,便找我说,都说你写了我,给我也看看不行吗?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杂志交给他,说,只是借了您个画家的身份,有时候不用真姓名写,你就像连自己都不相信一样。您肯定不会在意的。我替齐叔翻开杂志,指给他页码。他一口气读完,我当怎么回事呢,这不属于名誉侵权案,不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嘛。

  齐叔会讲故事,这也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处,我有便宜。

  从前我们和齐叔都住B城,后来我家迁入省城,齐叔仍在B城,和齐叔见面就少了。

  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国际女性文学研讨活动。从莫斯科乘火车赴哥本哈根,计划在哥本哈根换飞机再去奥斯陆。傍晚我独自穿过哥本哈根商业街,朝有“美人鱼”的海滨走,不想在国家歌剧院门前巧遇齐叔。他也是独自一人,正背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风衣,很新,笔直的褶缝儿挺着,多了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气质。这气质常招外国人这样那样的眼光。在北欧那些穿着随意的国家,这穿扮就更显得惹眼。当时我真想为这个中国艺术家另外设计一下穿着。其实齐叔并非没见过世面,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学油画时,我还没生下来。他这次来丹麦,还见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和齐叔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相遇,我十分惊喜。原来齐叔正在这个国家举办他的个人画展,但画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岛的另一个城市。我知道丹麦由三个岛组成:西兰岛,非英岛和日德兰岛。他是专程来哥本哈根参观博物馆的。齐叔问了我来北欧的目的,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齐叔笑着说:“奥斯陆,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里有维格兰和蒙克。”维格兰是挪威的雕塑家,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画家蒙克作为北欧表现主义先驱,比维格兰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和齐叔将是同路人。响应齐叔的提议,我们约定三天后在日德兰岛的腓德烈港乘船,穿过接连北欧三国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去奥斯陆——我放弃了乘飞机的打算。

  三天后我们如约在腓德烈港见了面。齐叔还是穿着他的风衣,但风衣在他身上显得随和了些,就像他已经融入了北欧的氛围。

  我们将要乘坐的轮船叫“冰川”号,船体很大,涂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们踏上高高的舷梯,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通道,迈上无数个台阶,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舱问。几年后我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总觉得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冰川”号,它实在是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间有四个铺位,乘客只我一人。齐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个空铺。不能用豪华和现代来形容这房间,但舱内典雅、殷实,铺陈洁白干爽,一个小巧玲珑的盥洗间,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饭店。我稍事整理,和齐叔来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麦的格雷嫩角缓缓驶向大海。岸上正显现出灯火。10月末的季节,中国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纬60度的海湾,海风却温暖宜人。记得一位北欧友人同我说起,有了挪威湾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发展。当大海变得漆黑,岸上灯火齐放时,“冰川”号才驶离格雷嫩角。原来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灯火,是这个旅行路线的一大景观。看完无尽的灯火,我和齐叔来到他的房问。齐叔坐上他的铺位,点着一支烟,问我“冰川”号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我说大约明天上午9点钟吧。我们不约而同看看表,现在是8点。齐叔说,当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时,才能意识到地球真是圆的,不然你总以为这属于异端邪说。这时我问齐叔对丹麦的印象,齐叔毫不掩饰地说,好,丹麦好。可人类的共性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馆长的女儿,非要扔下丹麦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说巴黎神秘。我看丹麦就很神秘。我请齐叔谈谈丹麦的艺术,他说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说“我这是浮光掠影丹麦国”,实在没什么可讲的。我说,可咱们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呀,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突如其来地问我:“你今年多大?”

  我说,您知道的。

  齐叔说,糊里糊涂。就记着你跟你爸妈去过干校。有一次你丢了,让人好找。你在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找回来头上还沾着麦秸。

  我说,那年我6岁。

  齐叔“嗯”了一声,翘起右手,用拇指数着食指和中指翻来覆去一阵,似在计算我的准确年龄。接着他问,那时候你净想什么?

  我说,说不清,只觉得天很高,自己就像个小虫子。

  你自由吗?齐叔又问,显然是指那时候。

  我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自由的。不是有麦秸垛吗?麦秸垛,钻进去很温暖。

  哎,这就真实了。齐叔说。现在你是个作家了,我觉得写“”就应该这么写,这里有文学。再则,“”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纸上。还有“十年浩劫”“十年”,都不能落在纸上。这都不是文学。

  我说,您这个见解很像捷克那个作家M.K,他说他从来不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字落在纸上,他用“波希米亚”这个老词儿。捷克人反对他,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缺乏历史感。你只应该写波希米亚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写人的行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俄十月后的产物。

  嗯,很耐人寻味。齐叔说。

  那么,那时候您自由吗?我反问齐叔,想起他当时的样子:穿件油渍渍的棉袄,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饭,身后还有人跟着。

  齐叔说,没什么不自由的,我会装病,我会造假化验单,假诊断书。他们让我回城检查病,我每月寄一张就完了。

  我说,听说那时候您净偷着上太行山画画。

  齐叔说,是啊,画画,闻山里的味儿,沁人肺腑的气味儿。看麦苗返青,看柳絮纷飞,牲口无顾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冻僵的垄沟解冻了,潮湿着自己决心给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这解冻的大地——一张化验单里有这么大的便宜,这不就是自由?

  可是,后来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说。

  也许因为我提到了太行山,齐叔没有接着说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后,又是如何再争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转话题说,哎,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过你得躺着听,躺着听故事能身临其境。来,脱鞋,躺下。

  我赞成齐叔的见解。人的经验都大同小异——躺着听故事,似乎真能身临其境。小时候躺着听大人讲狼,狼格外可怕。躺着听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齐叔对面。齐叔盘腿坐在他的铺上。

  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这是太行山西县,西县瓦坨大队。那时叫大队,不叫村。我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杨树开花,一串串的。颜色像玫瑰红,又像玫瑰紫。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那时候追着你学本事的学生格外多。你出门画画前呼后拥,不管你方便不方便。这回我就带了小三一个人。小三在市文工团当美工,画样板戏画腻了。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画画,刮刮;刮刮,画画。两三个小时候过去了,画面上的树还是一片空白。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比如他们把“去”说成“却”——家却吧。

  当地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大舌头笑话,笑话里有挖苦也有自惭。比如:买了个小居(猪)不其席(吃食);比如:有个人进城买药,花了五摸怯(毛钱),买了个大药窝(丸)。这药丸是老式中药丸,皮是蜡做的。买药人一出药铺就掰开药丸把蜡皮吃了把药丸扔了,还忿忿地说。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这么大个合(核儿)。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

  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

  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

  “你是哪个大队的?”我问年轻人。

  “土坨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住瓦坨,瓦坨老闷儿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条河沟子。”

  小三说:“你刚才说你学过画?”

  年轻人说:“我说我只是接具(触)过。”

  小三说:“油画?”

  年轻人说:“油画。”

  小三说:“在土坨?”

  年轻人说:“在土坨。”

  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

  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

  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

  “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

  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

  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问。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为什么“他们的”?

  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30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

  “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

  “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

  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鸡,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我又用了“”这两个字。“”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

  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

  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吗?我问。

  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些东西一样,没法下嘴。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画廊。在一家画廊我看见一幅叫《鸡的愤怒》的油画,倒是色彩斑驳。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请教画廊老板,老板说这张画是鸡画出来的。艺术家把颜料滚在鸡身上,让鸡在画布上拍动翅膀作画,还有鸡的爪子,鸡的嘴。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前也遇到了“鸡的愤怒”么?我问。

  齐叔说,不能这么说,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迹,不是鸡刨出来的。哪儿是山,哪儿是树,房子,石头……都能看出来。颜色堆积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见他追求之虔诚、执着。对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我实在不愿轻易给他泼冷水,油画又不是他们的祖传。他父亲、祖父都是种地、赶毡、卖柿子的。

  他的画要是挂在哥本哈根,没准儿真能轰动。我说。

  齐叔说,有时氛围很重要。作品与氛围的关系,永远是艺术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当时,小格拉西莫夫的画不是挂在哥本哈根画廊,而是可怜巴巴地掴在老闷儿家的土墙上,旁边衬着杈、耙、扫帚和干萝卜片儿。

  可以想象,这氛围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是不利的。我说。

  齐叔说,当时小格拉西莫夫非让我立刻评价他的画不可,我说咱们还是先洗脸,吃饭,上山。画么,还是你先谈,谈谈你作画的体会。小格拉西莫夫说,也行。他说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这时我们却研究起他的画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画箱的三条腿拉开,打开箱盖,抠出调色板。画箱里,颜料、画笔、刮刀排列有序,该有的都有。看得出,这是一只典型的苏式画箱,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在列宁格勒学画时,眼馋得不得了,买不起。现在我那个只能“摊”在地上的画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小三又:“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说:“完篡(全)是自个儿鼓捣的。”

  我们吃完派饭,三人结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背着他的苏式画箱在前头引路,画箱的金属饰件被早晨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们就少走许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让我谈他的画。我说,你还没有谈体会呀。这时小三插话:“小格拉西莫夫,你为什么不先把形象画具体?连个比例也不讲,鸡和狗都一样大。还有你画的那门,狗能进吗?”

  小三的议论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脚,他和小三站了个脸对脸说:“小三兄弟,就艺术的整体而言,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就艺术的阶段性而言,你的话是错的。”

  “俺们错在哪儿?”小三问。

  小格拉西莫夫说:“错就错在你忽视了艺术的阶段性,也就是作画的目的性。你画一张画,就为了让狗能进门儿?这再简单不过。可你忘了,现在我们画箱里装的是什么,是颜色呀。也就是说,现阶段你要摆弄颜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导学生画写生——我说的是苏联的那位,不是我。他们眼前除了白桦和塔松,还有一座建筑,这建筑有12个台阶,啊,听准了,台阶是12个。有个学生多画了一个,也就是说把台阶画成了13个。小格拉西莫夫给他打了5分。相反,有个学生不多不少画了12个台阶,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给他打了3分。”

  “这是为什么?”小三问。

  “为什么?艺术的阶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说,“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给学生讲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计较一个台阶的得失。此时此刻老师打分的根据是学生对色彩的观察能力。颜色这玩意儿,神秘呀。它打动人又难为人。你要摆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规律。齐老懂。为什么一上午画不完两棵树,是比例问题吗?显然不是。比例在齐老手下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为颜色问题而苦恼。齐老,你说对吗?我的话有不当之处,也请齐老指正。我,一个深山老峪的人。”

  我对齐叔说,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说这番道理时,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话?

  齐叔望着杯中的马提尼说,是用普通话呀。走吧,咱们回去躺着说。

  我们站起来,路过“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时,他面前又换了吃喝。他看见我欠欠身,笑着,很讪。

  我们回到房间,展开卧具。我躺下,齐叔也躺下。夜深了,才感到卡特加斯海峡的凉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团起来,听齐叔接着讲小格拉西莫夫。

  从理论上讲,小格拉西莫夫的话无可挑剔,这是苏俄画家从谢洛夫开始对绘画色彩理论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们主张绘画应该放弃固有色,大胆认识条件色。怎么认识?就是土坨那个小格拉西莫夫讲的,从改变习惯的观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个熟透了的苹果,我问你苹果是什么颜色,你准说是红的。可是如果我在苹果后面挂一块红布呢?你再看那苹果就不红了。认为天一定是蓝的,土一定是黄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当时我们对这个理论迷得不得了。其实,这不是绘画色彩的惟一理论。有专门用固有色画画的画家:马蒂斯,布洛克,还有拉丁美洲的万徒勒里,还有专画黑白画的画家,你能说他们不伟大?可当时苏派画家的色彩理论,确实让我们神魂颠倒。土坨的这个青年认准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实,C·格拉西莫夫并不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

  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山上,我记得画得很顺手。作画,有时得有人给你提个醒儿,小格拉西莫夫对我就是个提醒。

  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画得如何?我问。

  嗬,猛藐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层厾打。齐叔说。

  齐叔用了个“厾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齐叔说。画着画着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你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梆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说,我还是想先知道是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齐叔说,应该是王某某,我师姐。两年前王某某先生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摽着王某某,还净给王某某找鸡蛋吃。王某某爱吃鸡蛋,一天吃12个,你说一个女同志。那时候鸡蛋不好买,养鸡也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给她串着村子找。我想,谁传给他的这不是关键,再说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画播种到土坨。关键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它,还管王某某叫干娘。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对那些高深理论,你不能说他完全是死记硬背,那的确是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我们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

  小三不甘失败,晚上在被窝里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战:“哎,小格拉西莫夫,请再给俺们讲讲水怎么画,怎么画水?”

  小格拉西莫夫把烟抽得很旺,露出光着脊梁的肩膀子说:“你问的是画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镜子。”

  “那山呢?”小三又问。

  “山,一个沉默着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胜利了。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不是为了他的画,是为了别的事。我们在土坨的房东叫老木,老闷儿是他的儿子。老闷儿的新媳妇很漂亮,我和小三想为她画张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让小格拉西莫夫去请。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说:“她长得不行,太敦实,脖子短,肉眼泡。这样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领来吧,娜塔丽娅一般,你们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丽娅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领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没出去,支开画具,等着,却没等。

  原来,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来,说是要“粉麦子”,就是磨麦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麦子擦湿,当地人叫粉麦子。没领来娜塔丽娅,对我们倒没什么,小格拉西莫夫却吃不住劲儿了,就像在我们跟前丢了人现了眼。他进门一头扎在门后,抱住膝盖蹲下,很是显出狼狈和羞惭。嘴里叨叨着:“哼,非要今儿个粉麦子,今儿个粉哪门子麦子……”

  一连几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闷,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镜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来一句:“齐老,等着的,等秋后山药下来,我背筐山药竟(进)城看你去。俺们的山药是‘大红袍’,小薄拼(皮)儿。”我安慰他说,娜塔丽娅的事不算什么,我们经常碰钉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们。再说我们也有个画像画不像的问题。画不像人家,又耽误了社员挣工分,就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有一天,我们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馏山药去了,还见了“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收工回来,知道屋里是我们,故意不进屋,在院里闪来闪去。有一种农村的年轻女人遇见生人就是这样:又怕你看她,又愿意你看她。娜塔丽娅大概属于这类人。也是为那天画像的事“圆场儿”,她背朝着我们冲另一间屋子喊:“娘,今儿后晌还粉麦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语着骂:“……个×的,这家里要是粉得起麦子,还能让俺老师吃山药。”我和小三暗笑着观察娜塔丽娅,和电影里那位还真有点像。是比老闷儿的媳妇苗条,胸是胸,腰是腰,圆脑门儿,高鼻梁,像有西亚人血统似的。我们吃完山药出门时,她还故意站在门口让我们看,看来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众的。小格拉西莫夫从嫂子身边走过,又骂着:“……个×的。”

  几天之后小格拉西莫夫才缓过来。但对小三的画他却始终不屑一顾。小三请他看画,他头也不抬地说:“艺术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小三说:“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说的?”小格拉西莫夫说:“这是电影《地道战》里说的。画吧啊,你不是还没有出师吗?”小三说:“你出师了吗?”小格拉西莫夫唱起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冰川”号继续航行在卡特加斯海峡。本来很安静的走廊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一些人议论着什么正往一个方向走。我看看表,“冰川”号还不到靠岸的时间。我和齐叔不约而同坐起来,披衣走出房问。原来人们正往酒吧走,好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跟了上去。果然,酒吧里已聚集起不少人,他们正传递着一个消息:据路透社刚才的广播说,在莫斯科,叶利钦的坦克终于占领了“白宫”。这意味着苏联即将解体。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是苏联人和东欧人,有人兴奋着举起酒杯,碰着。有人很沉闷。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对我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我想这是一个无所谓的姿态。

  我和齐叔参与酒吧里的议论,回到房间,躺下。齐叔突然沉默了,一连抽了几支烟。我说,您怎么了?齐叔说,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国家吗?当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也感到过呼吸的阵阵自由。你就不一定。

  说不定叶利钦能给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

  齐叔说,这是一部正在写着的历史,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写着自己的历史。

  我说,我还是想着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历史是怎么写下去的?

  齐叔说,我们在土坨相处了差不多一个月,都画了不少画。告别前,我们在老闷儿家布置了一个三人联展。临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麦子,白面饼烙了半尺厚一摞,还煎了腊肉——过年时腌下的。枣酒、山药酒弄了好几瓶子。娜塔丽娅跑进跑出,把饼卷肉亲自送到我手里,像是弥补那天的过失。

  那么,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长进吗?我问齐叔。

  怎么说呢,齐叔说,经我一再建议,狗倒是能进门了。我说,小格拉西莫夫,让狗进门还是不可忽视的,小三的话你得重视一下。

  就算是狗能进门了,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

  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齐叔说。我们吃了白面饼卷腊肉,喝足了枣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别。他推个小车把我们送上长途汽车,最后还是说:“齐老,等着的,等秋后我背筐山药去看你。”

  秋后,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吗,还有他的山药——大红袍,小薄皮儿?我问。

  齐叔说,没有。没等秋后我又出了事,干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条。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见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后的事。

  三年后,我专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没想到在西县县城碰见了他。他没有画画,他在卖葱,正和一个买葱的老太太争执。老太太买了一把葱,交了钱,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叶,小格拉西莫夫说:“干什么也不容易,这买葱的也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还揪,小格拉西莫夫便举起秤杆去梆老太太的头。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对于我们是个不方便的时刻。世界上的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我错过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总是惦着这个青年,这个肩背粪筐的青年的艺术生涯。我四处打听——你知道,这几年我不断担任各类画展评委,每次都注意有没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一次真碰见一位西县来省里送画的同志,我问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我说,土坨的,画油画。他说,你说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对对,秦二旦。我说。他告诉我,前几年二旦在县城开了个画廊。农民们觉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

  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50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裸)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

  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

  “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

  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

  我说:“找你呀。”

  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

  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

  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

  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问年轻人。

  “送火(货)却(去)啦。”

  “到哪儿送货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

  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干。”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xx头上也挂着“彩”。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

  “那,你妈呢——你娘?”我问。

  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

  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

  “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

  “起床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

  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

  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

  我和科林分了手。齐叔说,你的俄文发音有毛病,有些单词字头的元音应该“软化”,比如咱们说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实际,“格”在此应该读“盖”,小格拉西莫夫就应该读小盖拉西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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