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他的“恨”——阿扁执政怎一个“恨”字了得

李敖Ctrl+D 收藏本站

  李庆元

  阿扁在台北市执政四年,得罪过他的经常没有好下场,衡量的依据往往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个人好恶的小格局。尤其,陈水扁“消灭”蒋家父子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在台北市四年的阿扁执政,怎一个“恨”字了得?

  从陈水扁的成长过程和问政理念与经验中,可以发现,陈水扁为什么在他当上台北市长以后,往往是用“恨”来解决问题。

  坎坷的幼年成长经验,让陈水扁在一九九四年底参选台北市长时,道出一段“木瓜干与大冰箱”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出陈水扁直到追求妻子吴淑珍的时候,还以为“冰箱”是“衣柜”,而“乌鱼子”是“木瓜”,足见其贫苦的成长过程。

  悲情际遇影响执政风格

  而陈水扁也绝少提到他的父、母亲,其因素充满悲情,社会传出许多版本的说法,不过,人无选择父母的自由,社会会同情陈水扁,但是,这些际遇深深影响陈水扁的人格,也是难免的。

  而在问政的经验中,陈水扁曾经遭遇美丽岛事件的冲击,选举台南县长时,甘苦与共的吴淑珍横遭车祸,导致半身不遂,选举结果又是落败;后来加上入狱服刑等挫折。

  可以这么说,陈水扁是在悲情中走过来的人,而许多从悲情走过来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走出悲情,他可能开始变成让别人走入悲情的人。

  这就如同中国传统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许多媳妇在好不容易熬成婆婆以后,就忘记了当年她是如何遭受婆婆的虐待,还有,她当年是如何的痛恨婆婆。她不但忘记了这些,她还开始仿效她日夜诅咒的婆婆,开始如法炮制,甚至青出于蓝的来虐待她的媳妇。

  在陈水扁执政的四年间,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恨意的陈水扁。

  陈水扁的执政“恨史”中,最显著的就是对蒋家父子的恨。

  蒋家父子蒋中正和蒋经国在台湾四十年的执政,虽有若干地方可以让历史来批判,但是从台湾政经、社会的历史发展来整体论定,蒋家对台湾有重大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他的心中只有恨?

  但是,陈水扁的历史视野看不到这些,他只看到两蒋时代曾经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压制反对运动和监控政治犯案例、党禁、报禁等历史恩怨。

  所以,翻遍陈水扁曾经说过的话,似乎找不到一句是从历史观点来公平论断蒋家父子的,换言之,陈水扁对蒋家只有一个“恨”字。所有蒋氏父子殚精竭虑,维持台湾四十年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教育进步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陈水扁的眼中,就如同他唾骂台北市议员林瑞图一样,只是一团“屎”而已。

  陈水扁对蒋家的恨,充分显露在其执政之路上。

  首先,陈水扁一上任台北市长之后,就毫不客气地拆掉市长室内的蒋中正、蒋经国父子肖像。

  紧接着,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陈水扁在市政会议上宣布:卸下所有市府所属单位礼堂、会议室内的蒋公、经国遗像,从此,蒋氏父子的肖像在台北市整个消失。没有一个市府单位胆敢违抗陈水扁的指令,哪个单位还敢让陈水扁看到他心中所“恨”的蒋氏父子,单位主管肯定下台一鞠躬。

  陈水扁为了让蒋家从台北市彻底消失,可说毫无掩饰地陆续出招。

  一九九五年的六月十日,陈水扁来到北投区湖底路一百四十九号的阳明山蒋公旧行馆,当场决定把行馆和周围六幢原侍卫、蒋公当年招待访客的日式住宅,规划为艺术文化活动场所。陈水扁以推动“艺术文化”的美名,消灭掉一个在台湾历史上值得保存的地方。

  这样还不够,陈水扁进一步做出一个连蒋家当年都不会做的动作:拆除拥有合法建物和土地权状的蒋纬国别墅。

  得罪阿扁合法变违法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陈水扁在未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之下,率领市府相关官员,来到台北市至善路三段七十一巷二百零一号的蒋纬国别墅前,决定请市府有关单位撤销其建物和土地登记,让蒋纬国的别墅由合法变成违建,然后再执行所谓的“依法拆除”。

  这一消息传出,可真吓坏了许多台北市民,试想,拥有合法权状的房子都可以在陈水扁一人的喜好之下,一夕间沦为违建,蒋纬国的命运尚且如此,小市民又能如何?

  尤其,在台北市,早期类似蒋纬国购自政府土地或房屋的房地产案例,相当普遍,虽然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事后来评断,这种现象的确是有特权成分在内。

  只是,这类的案例这么多,为什么陈水扁独挑蒋家的别墅来下手,当然这跟他心中的“恨”有关。否则,国民党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旁,“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大楼,一样是运用执政党的特权低价取得的,陈水扁为何不撤销其土地登记,并拆掉国民党新建的大楼,反而是在忸怩作态,声言不发给执照之后,仍然力排众议,发给执照?

  于是,蒋纬国的别墅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被台北市建管处拆除。“宪法”保障人民财产的权利,摧折在陈水扁的“恨”意下。事后,蒋家进行“刑事诉讼”等法律行动,陈水扁面临败诉后,还私下展开与蒋家进行和解,归还土地等动作,其中究竟动用多少市民纳税钱来赔偿蒋家,各方说法不一,但以赔偿作为秘密和解的条件,是肯定的事实。

  有趣的是,蒋纬国的公子蒋孝刚事后把土地分成三份,一份自己保留,两份出售后,买主竟然可以向市府请领合法的建照盖房子。其标准只凭陈水扁的爱与恨而已。

  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陈水扁宣布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广场定名为“凯达格兰广场”。美其名为重视原住民,其实目的还是在怀恨“介寿”两字。

  再过来就是解决掉“士林官邸”,这已是蒋家在台北市的最后象征,陈水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三个月后市府从“总统府”收回士林官邸,同时要在这里举办大型飙舞活动。他要利用单纯的年轻人,用飙舞来践踏蒋家,来发泄他心中对蒋家的恨。

  陈水扁还说:“李登辉再坏,也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好些。”(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访问美国所言。)

  虽然陈水扁口口声声说,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而实际上,陈水扁在做这些动作时,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眼云烟。所以,陈水扁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此外,陈水扁的“恨”还发挥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台北市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的身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间,陈水扁强调郝柏村住宅有占用台北士林复兴桥拓宽用地,约三十多坪,是“大特权”,要求有关单位立刻处理,全力执行。而台北市新工处也表示,其占用道路用地部分已完成土地征收,并于一九九六年度办理地上物补偿。

  政府公器沦为报复工具

  相对照于陈水扁对郝柏村用地征收的急急如律令,关于李登辉“总统”重庆南路官邸后方,占用巷道达三百多坪的围墙,陈水扁不但不执行拆除,还通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以变更地目的方式,将重庆南路二段五巷废巷,由巷道用地变更为住宅区,不让市民通行,牺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权。

  陈水扁对郝柏村和李登辉的“恨”、“爱”分野,表露无遗。

  胡致中在陈水扁心中的恨也是难以消除的,他曾经“依法”数度传讯陈水扁市长,陈水扁不理他,他还发拘票准备拘提市长,硬是要阿扁上法院,搞得陈水扁很不痛快。

  于是,陈水扁逮到了胡致中在台北金华街宿舍家里有违建的好机会,予以报仇泄恨。虽然在事前,工务局长李鸿基签报该违建并不妨害公共安全、景观与交通,且符合陈水扁宣示的三十平方米以下,可纳入分期分类暂缓拆除范围,但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水扁仍下令拆个痛快。

  问题出在,此时陈水扁和副市长陈师孟的家里,一样遭人检举都有违建,但陈水扁任由外界强烈质疑两套标准,自己人的违建说不拆就不拆,不拆就罢了,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还数度嘲讽那些抗议她家违建的人是在“作秀”。

  新闻自由也遭殃!

  其实,会有两套标准,只有阿扁心中的恨可以解释。

  陈水扁的恨还恨到独具的新闻自由权。

  《中央日报》是阿扁讨厌的报纸,因为常常批判他,于是,陈水扁就通令所有市府单位都不准订阅《中央日报》,也不准在这家报纸上面刊登广告。

  连曾经长期给予反对势力和民进党奶水的自立早、晚报,也曾因批评阿扁,遭受类似的命运。

  同时,一位《联合晚报》的记者也因为在报道中,经常直言阿扁的缺失,该报即遭威胁如不调换该位记者,市府就不再于《联合晚报》上刊登广告。结果,该位记者遭到调线之后自请辞职。

  至于省属的台视,则因竹子湖发射站有求于陈水扁准予租地,不但不敢得罪阿扁,还得在新闻报道里多关照阿扁。而《中国时报》系也因“房事”问题,经常怕得罪阿扁,新闻报道里总是客气几分。大家怕的都是怕阿扁的“恨”。

  有趣的是,阿扁为一本颇为肯定其施政成果的书《陈水扁武功心法》作序说:“媒体是阿扁最好的市政良师。”这是阿扁的真心话吗?世上经常怀“恨”修理良师的,会是好学生吗?

  再者,阿扁的府会关系一开始就搞成冰点。因为他痛恨这些在议会上质疑他、骂他的人。阿扁一当上市长,就忘了他当年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是如何咄咄逼人的在质询那些政府官员,如今,主客易位,他便不能适应,而且还口无遮拦的骂议员。

  阿扁骂出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林瑞图的话若能听,屎都能吃。”原因是林瑞图指责陈水扁对企业做政治勒索。而在一九九八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中,林瑞图又有惊人之举,说陈水扁曾经到澳门寻欢作乐,此说影响陈水扁选情不小,气得阿扁团队召开记者会,一边痛骂林瑞图,一边取出报道这则新闻篇幅略大的《联合报》,当场面对媒体撕成粉碎。此情此景,有人事后将怒撕报纸的罗文嘉比喻成红卫兵。

  议会只是一堆屎?

  其实,阿扁的“吃屎”论,恐怕不少市议员都感觉得到。连台北市议会议长陈健治都曾蒙受“吃屎”的感觉,就在一九九七年的十一月十三日,陈水扁两度在市议会当着众议员的面,将陈健治议长质询陈水扁的录影带,扔进垃圾桶。阿扁事后还说,他的动作并无不妥,该录影带比垃圾还不如,当然要把它扔掉。

  议长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的议员就不必说了。

  其实,阿扁最恨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号”、“国旗”和“国歌”,只因他目前只是一个台北市长,没有能力决定“台独”,于是就把“台独”的动作包装起来。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陈水扁先从“国歌”下手,他要求通令全市各级学校,不可处罚看电影听“国歌”不起立的学生。试想,学生听到“国歌”可以“只要我喜欢”,爱站不站都可以,将来“国旗”、“国号”要改变,大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吧?

  这一方面,副“总统”连战在一九九八年三月间,就曾批评陈水扁,心口不一,心中明明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主张“台独”,但到了美国,怕美国人讨厌,惹出问题,就闭口不谈“台独”,说什么自保、自主及自决等,让人陈水扁绿色恐怖影响媒体独立

  一、台北市政府拒订《中央日报》,拒登《中央日报》广告。二、利用阳明山竹子湖转播站的续约行政权,掌控台视媒体的独立。三、市府出租信义区小巨蛋土地,低价内定承租给TVBS,且利益输送及回馈内容视TVBS选前“表现”而订。四、运用广告刊登之行政资源,要求《联合晚报》调换批判陈水扁施政之《联合晚报》记者;自立报系记者也曾因批判陈水扁的施政,而遭受与联晚记者类似的遭遇。五、马永成过去固定在周二、周四与市府记者打球,并有几次在打完球后,邀请记者上酒廊。六、《中国时报》市政记者曾专题报道台北市建管处拆除违建问题,内容对陈水扁施政有所批判,结果被封杀。七、陈水扁与马永成只要遭受媒体负面的报道,便立即透过各种关系向记者施压,或向媒体采访中心施压。八、市政府所属的台北电台已成为陈水扁个人政策宣示的禁脔。九、利用或意图运用都市计划变更,比如工业区可能变成商业区等;或者允许媒体拥有违建及侵占道路等特权,利益输送及讨好媒体。十、一九九八年市长选举期间,《联合报》报道立委林瑞图揭露陈水扁澳门寻欢新闻,结果遭阿扁团队召开记者会将该报撕成粉碎。资料整理提供:台北市议员李庆元(二零零四年一月)鄙视。

  看来,连战的这句话会让阿扁生“恨”,他恨不得连战从李登辉的接班顺位中出局。

  一九九八年的六月七日,陈水扁赠送高中职毕业生市长奖得主《鲸生鲸世》一书时强调:海洋容纳百川,身为台岛的子女,应拥有宽阔的气度和包容的胸襟。

  其实,阿扁的这段话正是他自己最缺乏、也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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