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8日，一封密令送抵马戛尔尼的手上。
马戛尔尼迅速打开了密令，信件是外交部长邓达斯的手令，这是马戛尔尼5月受命成为枢密院的“特命全权大使”，向枢密院宣誓之后，第一次得到邓达斯的手令。邓达斯在手令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马戛尔尼，这封训令是代表国王陛下的。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犯病，神经错乱，不得不在医生的监护下吃喝拉撒，根本无法亲手给马戛尔尼下达圣令，邓达斯只有代表国王下达了训令。
邓达斯在训令中强调，英格兰在中国贸易的人很多，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多得多。欧洲其他国家跟中国进行贸易之前，都通过一种极为特殊的往来方式。满族八旗没有儒家文化熏陶，也没有佛教的基因，所以在大清帝国，信仰的只有宗族，他们在骨子里并不排除西方的天主教，所以欧洲国家就派出在科学上有卓越成就，或者在艺术上有创造力的传教士到中国。康熙皇帝期间，大量懂得天文地理的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皇帝信任传教士，传教士在为中国皇帝服务的过程中，也会灌输一些西方的文化理念，欧洲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阴阳相生相克，康熙皇帝喜欢有智慧的传教士，并不代表就喜欢欧洲的国家。入关后的满族八旗，也算是泥腿子进庙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做起了有涵养的皇帝，他们对江山社稷的固执，容不得半点的渣滓。一旦天主教跟国内反动势力勾结，大清帝国的皇帝马上就会将他们视为邪教。在雍正年间，出现过西洋幼主造反事件，让雍正皇帝对红鼻子蓝眼睛的洋鬼子很是忌惮，天主教被视为邪教遭遇血洗。到了乾隆年间，尤其是澳门传教士内窜，搅得整个帝国官员天天抓教徒，让乾隆皇帝很生气。
英格兰人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学着西班牙人进行海上抢掠，属于海盗起家的那一类，现在垄断海上霸权，属于泥腿子洗脚上岸的强盗，加上祖辈儿一直反对天主教，跟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四处为敌，他们的文化在新教跟天主教之间不断地摇摆。英格兰人整天忙着赚钱，文化涵养方面跟标榜文雅的大清帝国找不到契合点。即使出现执著的洪仁辉，但在乾隆皇帝眼中那简直就是胆大妄为。在乾隆皇帝的天朝秩序意识中，洪仁辉的行动已经触及到了帝国安全的红线。
英格兰用坚船利炮控制莫卧儿王朝，尤其是当年班禅六世进京向乾隆皇帝汇报瓦伦?哈斯丁斯图谋进入西藏，让乾隆皇帝对这个遥远的蛮夷小国很是忌惮。莫卧儿王朝是蒙古族的后裔，跟满族八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大清帝国统治者的血液里，有一半蒙古族基因。英格兰人在莫卧儿王朝的殖民统治，让乾隆皇帝有着唇亡齿寒的伤感。大清帝国一直自誉为天朝上国，这个蛮夷小国却通过海上、高原不断刺探帝国的安全底线。
马戛尔尼要出使这个狂妄而又自负的帝国，一定要消除乾隆皇帝对英格兰殖民莫卧儿王朝的误解。邓达斯告诫马戛尔尼，这一次到了北京，一定要向帝国皇帝表明，英格兰人在印度的行为并不是英格兰人自己要那样，英格兰人必须保卫自己，抵抗那些与欧洲各国狼狈为奸，不遵守各个皇帝所给予英格兰人权力的叛乱王公的压迫。
邓达斯这是在教唆马戛尔尼要巧言令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统治者跟反对派，英格兰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莫卧儿王朝，反手以镇压反抗王公大臣叛乱为名，武装控制了印度全国。邓达斯担心大清帝国的皇帝有疑心，天朝上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脆弱尊严将受到巨大的刺激，乾隆皇帝绝对不会允许印度的悲剧在大清帝国重演。
打消乾隆皇帝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猜忌成为邓达斯的头等大事。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印度大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提出，马戛尔尼的队伍可以从孟加拉经西藏的交通线路，从大清帝国的西南向北京进发。邓达斯感到这样的路线是非常愚蠢的，当年瓦伦?哈斯丁斯跟六世班禅就是在这条路线交锋的，为了禀报这件事情，六世班禅在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染上天花而亡。
一旦马戛尔尼的使团重走西藏路线，西藏的达赖跟班禅要向乾隆皇帝禀报，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尼泊尔军队不断在西藏骚扰，让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很是搓火。这个时候英格兰人在西藏出现，乾隆皇帝更加有理由拒绝有历史过节的英格兰人进入北京。
西藏路线注定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会失败。邓达斯将康沃利斯勋爵的建议给撅回去了。乔治三世神经错乱根本就做不了主，邓达斯跟枢密院的一帮老家伙商议之后，建议马戛尔尼从海路直接驶往大清帝国东海岸或者东北海岸，并请求一个从该口岸前往北京的安全保证。
邓达斯教唆马戛尔尼，要想让乾隆皇帝允许英格兰使团进入北京，就要表明英格兰人在中国的目的纯粹是商业的，丝毫没有侵占领土的意图，所以英格兰人不企图设防或防卫，但只是希望中国政府保护英格兰的商人或他们的代理人在内地贸易或者旅行，保证英格兰人不受那些企图扰乱贸易的其他各国侵犯。
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英格兰枢密院早已有了全盘的计划。
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说：“可能在你到达中国沿海之前，你会接到由董事会发出的乘最后一艘船前往广州的委员会的通知，转知你关于决定使团路线的问题。”邓达斯一再告诫马戛尔尼，在向北方行进之前，有绝对必要停靠在中国南部的某些口岸。马戛尔尼要到达澳门或广州，在该处公司的管理会收集对使团目的有帮助的情报，并进一步取得使马戛尔尼前往北方的必要帮助。
马戛尔尼到达北京后，枢密院要求他向中国的皇帝表明，中英两国间贸易所产生的利益，是对双方有利的。在贸易的过程之中，除其他货物外，英格兰收购数达两千万磅重的中国草，这些东西是难以销售的，因为欧洲和亚洲的其他各国都不会大量饮用，为了购买它，英格兰人用毛纺品、棉花及其他对中国有用的货物交换，但一大部分实际上是以银元支付的。
邓达斯在训令中提到的中国草，事实上就是中国各地的茶叶，有绿茶、红茶、普洱等不同产地、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茶叶。中国茶叶是英格兰人永远的伤痛，当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波士顿被殖民地暴民倾倒在河流之中，最后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这块肥肉。在欧洲，尤其是英格兰，饮茶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一项聚会程序。英格兰枢密院要马戛尔尼告诉中国皇帝，他们购买的这些中国茶叶难以销售，言外之意就是要告诫高傲的中国皇帝，如果英格兰人不贩卖这些卖不出去的中国茶叶，中国就不可能收到大把的银子。
在英格兰人看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很土的。在他们的眼里，铜钱可以随意加入铁或者笨重的锡来蒙骗老百姓；但跟外国佬做生意，就不能用铜钱了，一定要银子。当然给外国佬是可以用铜钱的。明朝的时候，大明帝国的皇帝将赏给日本使臣的银子，在最后走人的时候都折算成高比例铁的铜钱，让日本人朝贡贸易无利可图。满族八旗的土鳖进关后，尽管他们捧起了经卷，乾隆皇帝甚至勤奋到一日作诗数首的夸张地步，可是在贸易出口的货币问题上，仍是紧跟明朝皇帝的思路，要想买中国货，拿银子吧。
英格兰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银子通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流入了大清帝国的国库。英格兰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扭转跟中国贸易的被动局面，东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一直在跟大清帝国的法律博弈，甚至将中国皇帝的禁令当成擦屁股的手纸。“嫩实兹”号就三番五次地到澳门与广东之间的小岛屿上，跟中国的不法商人勾结走私鸦片。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鸦片不用消耗国内的白银，因为这些鸦片都产至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奴隶可以大面积种植，殖民政府只要让那些奴隶吃饱就行，成本相当低。
潭仔岛，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孤零小岛，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它却是英格兰人走私鸦片的一个中转站。早年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向中国商人兜售鸦片。英格兰人为了改变贸易格局，以“嫩实兹”号、“凤凰”号为首的所谓散商，也盯上了潭仔这个地方。“凤凰”号当年到潭仔就让葡萄牙人很不高兴，因为葡萄牙人的鸦片生意中突然冒出了与他们有百年仇恨的英格兰人，尤其是从孟加拉来的商船。葡萄牙人严重怀疑停在潭仔的商船就是走私鸦片的，于是采取了抽取重税的办法，打压潭仔的秘密鸦片交易。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一直遮遮掩掩。当年“嫩实兹”号做了亏本买卖后，让东印度公司很没有面子。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收归国有，国家大规模贩卖毒品是说不过去的。东印度公司采取了给散商供货，让散商贩运鸦片的模式。为了约束散商，通过票据的方式让散商将鸦片先行抵押划账。当“凤凰”号的船长史蒂文森气鼓鼓地贩运一船鸦片到潭仔的时候，遭遇到葡萄牙人的刁难，后来不得不到一个名叫燕子湾的地方秘密出售给中国商人。燕子湾成了英格兰人走私毒品的据点。
英格兰人一直希望跟大清帝国建立畅通的贸易关系，可是中国的官员考核体制以及满族八旗的奴化政治，导致官员骨子里的官场不确定性心理，因此在为皇帝捞银子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银子留足后路。在欧洲、东印度横行霸道的英格兰人，在广东三番五次遭遇了奴才的奴才刁难，让他们深感小鬼难缠，苦不堪言，自然正常的贸易成本加大，加上茶叶的不可替代性，导致英格兰人的银子哗啦啦流向大清腰包。为了缩小茶叶生丝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为了留住大量的白银，巩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英格兰人撕下虚伪的面具，鸦片走私疯狂成了必然。
1787年，邓达斯派卡思卡特中校出使大清帝国的那一年，东印度公司通过散商走私鸦片已经非常疯狂。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向枢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鸦片的力度。1787年的4月30日，康沃利斯勋爵专门给广东的管理委员会写了密信。信上嘱咐说“布鲁埃尔有200箱鸦片交‘蒂龙号’载运”。很快康沃利斯勋爵又写信，说这位布鲁埃尔除了“蒂龙”号上的200箱，在“资源”号有205箱，“兰斯多恩”号有135箱，这些鸦片已经抵押给孟加拉的东印度管理委员会了。一个大毒枭跟一个高贵血统的英格兰勋爵做起了毒品生意。不难看出，英格兰人的官员考核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
在东印度公司的绝密记录中，有一长串触目惊心的数字：1780年，鸦片的价格在200至240西班牙银元；1781年涨价到240至300元；1782年，鸦片供应量突然增多，价格下降，东印度公司1400箱售价210元，只有200箱价格在250至290元；1783年价格上涨到270至300元；到了1784年，价格再度回落到210至240元；1785年，东印度公司调整策略，控制种植量，价格一下子提高到320至500元；1786年，东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入1300箱，价格也降到388元，事实上，这一年散商疯狂，以布鲁埃尔为首的大毒枭走私不下700箱，这一年流向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2000箱；到了1787年，有康沃利斯勋爵撑腰，大毒枭更加疯狂，这一年流入总量超过2000箱，价格下降到320至350元。
马戛尔尼身为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有权调阅东印度公司的核心财务，因此对东印度公司疯狂走私鸦片的行为非常清楚，“凤凰”号在黄埔港的遭遇自然了然于胸。邓达斯非常担心中国皇帝问起鸦片走私这个问题，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如果中国皇帝提出订立一个商约，规定东印度的鸦片不得流入中国，马戛尔尼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险，去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权。对孟加拉出售的鸦片，只有听其在公开市场碰机会，或在东部海面分散而曲折的贸易上寻求销路。
邓达斯的训令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马戛尔尼，鸦片可以更智慧地去销售，但是一定要抓住机会跟中国皇帝商讨更大的贸易权，而不是拘泥于鸦片贸易。英格兰人只有在中国立足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销售鸦片。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要争取更大的商业贸易机会，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像允许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站，如果能够给予一块比广州的地位更为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小岛，那就再好不过了。
英格兰人尽想好事儿。葡萄牙人的澳门问题是大明帝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像一块毒瘤，一直让大清帝国的皇帝难受。这就是一个朝代重组后另一个朝代留下的后患。大清帝国的皇帝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传教士内窜，导致两广部队跟葡萄牙人对峙濠江两岸，让乾隆皇帝气急败坏，龙颜大怒。英格兰人当初在印度，就重演了葡萄牙人糊弄大明帝国官员的把戏，诱骗莫卧儿王朝的傻帽儿皇帝，争取了加尔各答那个荒芜小岛为商站。后来英格兰人以此为据点，掌控了整个印度。
英格兰人的美梦还很大。他们训令马戛尔尼，如果设立新据点得到中国皇帝的准许，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警察管理权及对英格兰自己臣民的司法管理权。邓达斯的意思很明白，有了这种合法的权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或惩罚英格兰臣民的违法行为。“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英格兰人一直在谋求治外法权，邓达斯就是希望英格兰人在中国犯法时不受中国司法处罚。这样一来，英格兰人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走私鸦片就可以明目张胆，因为中国的法律管不了他们，中国皇帝的圣旨对他们来说，手纸都不如。
马戛尔尼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枢密院以及邓达斯的真正目的。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在居留中国期间，要高度留意并努力设法增加英格兰对中国的输出，同时经常运送其他为中国人所喜爱的大不列颠及东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了一艘船跟随使团出发，船上载有大量英格兰货品，这些货品不是为了出售，而是要给北京的王公大臣送礼，希望在中国养成使用这些货品的嗜好。
现在一条完整的链条呈现出来了：寻求一座小岛，获取治外法权，让英格兰人在中国无法无天。马戛尔尼借进京机会，培养王公大臣吸毒的嗜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走私鸦片。看来邓达斯真是将中国的乾隆皇帝看成了糊涂虫，在他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乾隆皇帝年老多病，随时有死的可能。马戛尔尼可没有邓达斯那么乐观，当年的圣彼得堡之行，让自己踏上了辉煌的仕途，这一次是自己爬上英格兰贵族的绝好机会。马戛尔尼决定启动邓达斯远在万里之遥的北京城那一枚潜伏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