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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落花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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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之二,汪精卫的一首词。

 动身的前夕,陈公博在他的新欢穆小姐的香闺中,为何炳贤饯行;陪客都是跟汪精卫接近,而态度与陈公博相同的朋友。这顿饭倒也并非只是寻常送往迎来的酬酢,有的有意见托何炳贤转达;有的有信件托带,所以席间的话题,不脱汪精卫夫妇,以及眼前围绕在他们夫妇左右的人。”汪先生组府的班子,说汪家班倒不如说陈家班还来得贴切些,但就是陈家班亦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汪夫人的做法。像她的弟媳妇——。”

 此人所谈的是陈璧君的弟妇,也就是陈春圃的妻子,本来家住澳门;由于不愿跟陈春圃到上海,夫妇之间,大起勃谿,最后竟至要闹离婚。

 陈春圃与他的妻子,感情本来很好;儿女亦不愿父母比离,苦苦相劝。民族大义,儿女私情,未尝不震撼陈春圃的心地;无奈有陈璧君在,不能不舍弃而随姊夫;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就这样破裂了。

 但有位言先生却多少替陈璧君辩护,他说,有革命历史,历居高位的毕竟是汪精卫,不是陈璧君,衡诸修齐治平的道理,汪精卫若连妇人干政的害处都不明白,根本就不够资格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事实上在家庭之中,汪精卫真的要发了脾气,陈璧君亦总是退让的。所以这一次”组府”虽说出于陈璧君的主持,何尝不是汪精卫内心所默许?真有愧他的”舅嫂”多多。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有根据,这个客人除了引用《舟夜》那首七律以外,另外又抄出汪精卫的一首词,传观座中。

 这首词是汪精卫从重庆到河内不久所作;词牌叫作《忆旧游》,咏的是”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矣,一往凄清,犹作流连意;奈惊飚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里,要沧桑变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东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

 大家仔细一看,果不其然,一开头”护林心事”使用的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典故;此外”东流”、”惊飚”、”青萍”无一不是咏落花,与”落叶”何干?

 言先生又指出:“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落叶随波逐流,本应入于汪洋大海;居然复归原处,但时序已由春入秋,于是”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虚写落叶,接一句”同诉飘零”则落花竟与落叶在秋水中合流了。这种词境,从古至今所无,只存在于汪精卫心目中;奇极新极,而千钧笔力,转折无痕,就词论词,当然值得喝一声彩。

 下半阕仍旧是落花与落叶合咏;细细看去,是落花招邀落叶同游。词中最微妙之处,在画一条春与秋的界限;菊与兰并无落叶,则落叶必是”春荣”的花木,与落花同根一树,本是夙昔俦侣。至于”菊芳兰秀”暗指孤芳自赏,亦言崖岸自高;更是”落花”提醒”落叶”:今昔异时,荣枯判然。

 “天心摇落”之秋,非我辈当今之时,合该沦落。这是警告,但也不妨说是挑拨。

 以下”槭槭萧萧里,要沧桑变了,秋始无声”之句写的秋声,可从两方面来看,就大处言:前方将士的厮杀呐喊,后方难民的穷极吁天,在在皆是秋声。除非”沧桑变了,秋始无声”;若问沧桑如何变法?则是另外创造一个春天。

 就小处言,由秋入冬,沧桑人变;落叶作薪,供炊取暖,自然就没有”槭槭萧萧”的秋声了。

 这沧桑之变,便是汪精卫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就小处言,是沧桑变我;就大处言,不妨我变沧桑,何舍何取,不待智者后知。不过汪精卫心里是这么想,但刚到河内时,前途茫茫,还不敢作何豪语;只好以”落花”自拟,这样劝告”落叶”:此时此地,你只有被牺牲的分儿!不如趁早辞枝,随我东下;至少还可以沾染我的一点香气。

 “东下到何处?自然是南京。结语动这以离黍之思,恰是无可奈何之语。”言先生问道,”各位看我这首笺词如何?”

 在满座无声中,有个甫来自重庆的汪系人物,夷然若失地说:“原来汪先生把我们比作落叶,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我觉得汪先生自拟为落红,才真是匪夷所思。”另有个人说:“轻薄桃花逐水流,何自轻自贱如此?”

 “此亦不得不然!既然把蒋先生比作傲霜枝、王者香,就不能不自拟为桃李。只是似得落红东去,只有遗臭,何有余馨?”陈公博大为摇头:“汪先生一生自视太高自信太过,真正害了他!”

 “足下既然看汪先生如此之深刻,何以每一次汪先生有所行动,总有你参加?”有个陈公博的好朋友,而不算汪系的客人,这样率真地问。

 “唉!”陈公博痛苦地说:“莫知其然而然!”

 他喝了口酒,眉宇间显得困惑万分;座客知道他正在回忆往事,都不愿打扰他,静悄悄地衔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陈述。

 “扩大会议失败以后,我到欧洲去住了半年;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的召集,我就没有过问。到了9月里,我有一个打算,想试试进行党的团结。坐船回来,经过锡兰界伦堡,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我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这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

 “团结亦不容易。众议纷纭、从何做起。”

 “从自己做起。”陈公博接口说道:“从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后,我对实际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不是没有批评、没有意见;只觉得多一种意见,就多一种纠纷。再说,我要想想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绝对的好,不必说;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说。我只有一心愿:党万万不可分裂;蒋先生跟汪先生千万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这一次的责任——。”有人含蓄地没有再说下去。

 陈公博此时亦不愿先分辨责任;管自己说下去:“求党的团结,不但在我实业部4年如此;离开实业部仍然如此。我记得实业部卸任以后,张岳军先生承蒋先生之命来征求我同意,出使意大利,我坚辞不就。为什么呢?老母在堂,不忍远游,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汪先生出国治疗,我再奉使远方,一定会有谣言发生。党内一有谣言,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离南京,一直到八一三为止。”

 “不过,”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车到上海;星期天夜车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陈公博笑而不答;然后脸色又转为严肃,”去年在汉口,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辞修到德明饭店来看我;辞修很率直,他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着回答:在民国廿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廿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同意我的话。就是那两分责任,现在回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请举例以明之。”

 陈公博沉思了好一会才开口:“我无意指出谁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每次纠纷,我都不是居于发动的地位;而每一次都变成首要分子,仿佛魏延,生来就有反骨。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变,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口;因为当时我确实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心想国府和总司令部同时迁到汉口,这样的声势,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哪里知道,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

 “那么,扩大会议呢?”

 “我在《革命评论》停刊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国,结果搞出张向华跟桂系合作的张桂军事件和扩大会议。”陈公博皱眉摇头,

 “实在不可思议。”

 “可是,”有人提醒他说:“这一次汪夫人劝驾的意思亦很切。”

 “我决不会去!所以请炳贤兄代表。”

 “其实,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贤说:“刚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词,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说尽了吗?”

 “未也!”言先生接口说道:“我刚才还没有讲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词改过了。上半阕改了两个字;下半阕改了结尾三句。”

 “怎么改法?”陈公博急急问道:“快说!快说!”

 “前半阕中犹作留连意,改为无限留连意;下半阕结尾三句: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改为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听言先生念完,座客脸上都似罩了一层严霜;最后是陈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来,汪先生一定要组府了!此刻我们不尽最后的努力,将来会懊悔。”

 “这最后的努力是什么?”

 “分两部分。”陈公博说:“炳贤兄,请你无论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组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

 “恐怕很难。”何炳贤愁眉苦脸地。

 “不但难,”有人提出警告,”也许会被汪夫人硬拖住,岁暮天寒、冰霜追逐。”

 “这你请放心。”何炳贤显得很有把握地,”别说岁暮天寒,那怕春暖花开也没有用。落叶是落叶,落花是落花;萧条异代不同时,凑不到一起的。”

 何炳贤随身带着许多来自大后方各地,对汪精卫的批评,口诛笔伐,严于斧钺;但在”公馆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静气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党办的刊物,叫做《国论周刊》,因为是友党,认为持论比较客观,其中有一评论汪精卫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视;说汪精卫是十足地道的旧式文人,凡是中国旧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卫都有。

 这些毛病中,最常见的是每每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无端,忧喜无常。大庭广众之间,尽管大家一团高兴,而他可以忽然忧从中来,不胜其飘零沦落之感。同时旧式文人照例有一种夸大狂,尽管所见所知,平常得很,但总自诩为有什么独得之秘,因此目无余子,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而把自己特别放大。气量又狭小,稍不如意,即不胜起悻悻之态。

 说得最深刻的是,旧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却又最喜欢搞政治,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旧式文人的胃口。中国文学缺乏逻辑,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冲劲,却不长于思考;感觉敏锐,却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卫偏偏无自知之明。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精卫病根的话,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但因为有这些评论,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陈公博坚决反对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决定在干部会议中保持沉默,仔细观望。

 到会的干部,济济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卫的态度很平静,只说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来发起和平运动;对应该不应该”组府”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等他说完,周佛海一马当先,主张”组府”首先表示,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当不避嫌疑、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而且这种人还不少,不过,他们不敢有所主张,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种疑惧,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条件,重庆方面疑虑尽释,响应和平运动的人,将会风起云涌。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这么多人从重庆出来,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如果不组织”政权”怎么办?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奸”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精卫的”理想”所感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泄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种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什么两样?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眼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精卫总不能与”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强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奋勇进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干部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慰何炳贤说:“不要紧!如果我什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娇的金屋;汪精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精卫终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

 汪精卫自己的随员,一共5个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到东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别墅;唯独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为由,让他一个人住在与”古河矿山”企业有关系的制铁商大谷米太郎的家;这种明显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脱离汪系的决心。

 其实,这时候日本的政治气候是很清楚的。继近卫而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领袖,一直在想执政,但为曾留法10年,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园寺公爵所抑制;直到这一次军部要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方始脱颖而出。

 平沼的政治资本是陆军的统制派,其中牵线的是统制派巨头小矶国昭,七七事变发生后,正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小矶国昭,力主扩大;以后陆军推出设置”兴亚院”的计划,本来预定由小矶去主持;近卫一看不妙,抢先发表指挥金山卫登陆的皇道派要员,柳川平助中将为兴亚院总务长官,藉以阻止陆军推荐小矶。但平沼组阁,小矶一跃而为拓务大臣,成了兴亚院的主管机关。

 至于蝉联陆相的板垣,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被逐出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七七事变”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孤掌难鸣。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汪精卫仍不肯知难而退;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

 未与官方接触以前,首先要”拜码头”汪精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深,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头山满。

 头山满出生于福冈藩士家。明治维新后,属于所谓”不平的士族”萨摩系的领袖西乡隆盛,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导”征韩论”;但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所反对,因而引起”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要求开设国会,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运动早在”西南战争”以前便已流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创”爱国公党”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

 不久,”爱国公党”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县另创”立志社”;一时民间政治社团,风起云涌,由土佐流行至各地;头山满与其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向阳社”后来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导民权;后来渐渐变质,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主要的原因是,国会开设以后,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的煤矿经营权——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炼钢事业发达,煤矿才能大量开采,煤价亦可提高;而炼钢事业要发达,就必须多造枪炮;枪炮要有出路,便只有发动侵略,制造战争。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恰是北九州工业的重镇;它也正就是头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

 日本人向来喜欢推行”两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间亦然。头山与大仓的”国民外交”殊途而同归于”大陆政策”大仓联络盛宣怀,头山则结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自觉无颜见人;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如果盛宣怀知道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交道了。

 但头山满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因此对汪精卫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除了获得了一句”继承近卫内阁的精神、予以协助”的空头保证以外,亦别无收获。

 原来日本对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已经在”五相会议”中作成了决定,他并不是日本唯一愿意”合作”的对象;所看中的目标,至少还有一个吴佩孚。同时,日本绝不希望汪精卫组织”统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为原则;北尤重于南,日本”以华北为日、支两国国防上、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区”换句话说:始终不脱统制派预定的步骤,先是”满蒙分离”;继之吞食华北五省。此外,还有一个原则,不论汪精卫还是吴佩孚组织新中央政府,必须先接受”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

 因此,汪精卫此行要想有具体结果,非得跟陆军打交道不可。经过影佐奔走,陆相板垣征四郎决定和汪精卫作一次会谈。事先,汪精卫提出一个名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军事方面的顾问,不限于日本将领,亦可起用德意两国人;以及日本在占领区内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财产一律发还。

 但在会谈时,板垣对这个文件根本不作答复;反提出好些问题,要汪精卫解答。

 “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此机会作一个清算?”

 板垣是指执政的国民党;汪精卫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理当对所谓”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这句话有所辩解,但他却是这样回答:“我赞成。这次组织政府,我准备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

 “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诽谤来促进日华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觉得过意不去。”板垣提议:“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

 “华北政务委员会”原有这样的组织,汪精卫认为不妨”恢复”;但对”维新政府”改设”经济委员会”却不能同意,因为这是”新中央”的命脉。不过他答应将来会延纳”维新政府人士”参加”政府”

 此外还谈到”国旗”问题等等,事实上是细节,有没有结论,无关宏旨。汪精卫的”希望”未曾获得日本的答复,失望异常;与周佛海、梅思平及影佐商量下来,决定留周佛海在日本继续交涉,他要到北平悄悄走一趟,跟日本人所看中的吴佩孚会一次面,看看有没有藉”合作”来打开困境的机会。

 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从北伐成功以后,便住在北平”什景花园”保持着”四照堂点兵”时代的编制,设有空头的”八大处”——参谋、秘书、副官、军法、军需、交通、交际、总务共八处;上上下下照旧称他”大帅”

 不过虽有”八大处”无公可办,未免无聊;为了排遣寂寞与北洋时代有名的亲日派陆宗舆,发起组织”红B字会”家中各设乩坛,供奉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耶稣,称为”五教神位”经常请神降坛,指点休咎。这样混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临时联合政府成立;照日本人的意思,要请两名”最高顾问”人选一文一武,文的是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所赏识的曹汝霖;武的是吴佩孚。

 吴佩孚向持”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出洋、不娶姨太太。因此大家总以为他绝不会就此伪组织的”最高顾问”哪知不然,他竟接受了聘书。

 这个”最高顾问”是有给职,不止于只送有名无实的车马费。担任”政委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定”最高顾问”的月薪为1000元,日本方面认为太少。于是王克敏征询曹汝霖的意见,他表示1000元也罢。问到吴佩孚,他说不够;事实上确是不够,因为他有”八大处”要开销。结果是一样职务,两样待遇,曹汝霖1000元;吴佩孚3000。

 不久,发表吴佩孚为”开封绥靖主任”吴佩孚一生事业最发皇的时候,便是在”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河南;日本人的用心是,知道吴佩平常有老骥伏枥之叹,想藉此唤其他的回忆,毅然出山,便可拖他下水。他部下的”八大处”更希望他”移师”开封,就不必每月只领封在红封袋里,不论官兵,一律大洋5元的军饷了。

 只是吴佩孚想练兵、带兵,恢复他”百世勋名方过半”的未竟事业,这个念头虽从未断过;而”汉奸”这个头衔,到底难以消受,所以一任部下絮聒,只是充耳不闻。

 当然,他也不会公然表示不说就;问题亦就在事变既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每月的接济,已经断绝,要靠”最高顾问”3000元的月薪过日子,态度上硬不起来。

 就在这僵持的情势中,汪精卫从空而降;一下飞机,便被接到铁狮子胡同一座有名的大第——作为明清两朝国都的北平,宏敞豪华的”大宅门”不知凡几;偏偏短时下榻,就会在这一所能引起汪精卫无穷沧桑之感的巨宅,真是冥冥中不可思议的安排。

 这所住宅,曾见诸吴梅村的诗篇:“田家铁狮歌”;田家指崇祯田贵妃的父亲田宏遇;铁狮正就是铁狮子胡同命名的由来。田家旧居不知几度易手,入民国后为顾维钧所得。中山先生应段祺瑞之邀北上,北洋政府即以顾宅为行馆;汪精卫当时是中山先生的随员,在这里住过好几个月,中山先生病殁于此;汪精卫代草的遗嘱亦产生于此,但是,遗嘱中谆谆教诲,指示后起者所当全力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精神,在这里不但荡然无存;而且正受到最大的侮辱,因为这里是日本人的”北京城防司令部”;司令是山下奉文少将。

 一方面由于汪精卫本人的要求,希望此行尽可能保持秘密;另一方面是陆军省特别下令,务必保护汪精卫的安全,因此在天津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指令山下奉文为汪精卫的临时保护人。山下奉文是日本陆军的”皇道派”;此派反对扩大事变,主张与重庆直接谈和,对于”统制派”打算利用汪精卫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工具,岂不以为然;因此,山下奉文以安全为理由,禁止汪精卫外出,用意在限制他的活动。

 铁狮子胡同与什景花园都在东城,但以山下的禁令,咫尺竟如蓬山。汪精卫无奈,辗转托赵叔雍去看吴佩孚,希望吴佩孚到山下的司令部来见一面。

 这赵叔雍是江苏常州人,他的父样叫赵凤昌,与张謇是好朋友,赵凤昌又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红人,后来为徐世昌所延揽,到过东三省,足迹与交游俱广,与吴佩孚亦很熟;赵叔雍以年家子的身分去看吴佩孚,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赵凤昌在清末是有名的策士;但赵叔雍笔下虽还不坏,办事却很颟顸,更不善词令,以致于把话说僵了,惹得吴佩孚大为不满。

 “什么话!”这是他失意以后才有的口头禅,”中国古礼,行客拜坐客;我吴某人虽卑不足道,也断断没有移樽就教之理。何况是日本人的司令部;我去了叫山下以何礼待我?什么话!”

 于是汪精卫再次向山下奉文要求,允许他去什景花园;山下一口拒绝,汪精卫无奈,怏怏南归,到了上海,仍不死心,亲笔写了一封信,派赵叔雍专程北上面投;信中除了仰慕恭维以外,主要的意思是两句话:“非恢复和平,无以消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至于希望吴佩孚参加”政府”的意思,却不便冒昧出口;交代赵叔雍,相机试探。

 鉴于上次任务之未达成,赵叔雍这一回格外小心;呈上书信以后,盛道汪精卫对于吴佩孚的忠义及用兵,倾倒备至,衷心希望有所教益。

 “日本的情形,我很清楚。”吴佩孚说:“从甲午年大败,一直到九一八事变,都是隐忍因循,长了日本军人的骄气,积渐而有七七事变。平心而论,也不能怪蒋奉化,国运如此,可发一叹。”

 “是,是。”赵叔雍想了一下,将话题引到合作问题上去:“不过,人定亦可胜天;和平要靠自己去求,否则不会平空而至。汪先生的本意是但求有益于国,任何艰险,皆所不计;不过个人力量有限,要找一位同样具有绝大抱负的伟人,同心协力挽回狂澜。环顾海内,认为只有大帅是第一人。”

 这一阵恭维很合吴佩孚的胃口,论调便有些不同了,”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问:“汪先生现在是怎么打算呢?”

 “如信上所说的,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的政府。”

 “统一、有力、自由独立,”吴佩孚一词一顿,念完了摇摇头说:“谈何容易?”

 “唯岂不容易,才要请大帅出山。”

 “嗯、嗯,”吴佩孚的脑袋由左右摇摆,变为上下颤动,”这个政府先要独立自由;次要有力;然后才能统一。保全国土、恢复主权,我辈责无旁货。合作,可以!”

 最后4个字,斩钉截铁,显然已被说动了;赵叔雍兴奋地说道:“大帅肯与汪先生合作,和平一定可以成功。”

 “这也言之过早。”吴佩孚问道:“日本人对于组织政府怎么说?”

 “日本人同意,仍旧用国民政府的称号;使用青天白日期,不过现在跟重庆在打仗,如果不加区分,战场上会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在旗子上加一条黄带子,写上几个字,作为识别。”

 “写几个什么字?”吴佩孚脱口问道:“不会是替天行道?”

 也不知他是随口开玩笑,还是故意讽刺;反正话锋不妙,赵叔雍心里不免嘀咕,但只有陪笑说道:“你老真会说笑话。”

 “不错,我是说笑话。”吴佩孚正一正脸色说道:“我原来以为汪先生跟我合作,他主政我主军,另外成立政府,这是可以谈的。现在他用国民政府的名义,这件事就无可谈了。”

 “这,这,”赵叔雍困惑不解,”这又是为什么?”

 “我受挫于国民政府,始终是敌对的地位;现在跟国民政府合作,不等于投降吗?”

 “唉!大帅,这都是早已过去的事了。”赵叔雍大不以为然,很率直地说:“你老何必斤斤于此?”

 “不然!抗节不屈,是我素志。”吴佩孚又说:“蒋奉化总算能礼贤敬老,那年派吴达铨来接段芝泉,也劝我南下;孔庸之也一再劝我,我为了争一口气,没有答应。不过,我既不住租界、也不出洋,蒋奉化是信得过我,不会上土肥原的圈套的。不过,我虽不会做张邦昌;也不屑于做钱武肃。”

 赵叔雍听他这番理论,大出意外;亏他会拿吴越的钱武肃王作比,也真是匪夷所思了。

 “总而言之,”吴佩孚又说:“汪先生要跟我合作,要依我的条件:第一、日本军要撤走;第二、另组政府,与国民政府无关;第三、军事由我来负责,他不能干预。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赵叔雍听完,倒抽一口冷气。第一个条件日本不会同意;第二个条件汪精卫办不到。看样子他是根本不愿出山,故意提出这样的条件,好教人知难而退。

 意会到此,方始恍然。不过,任务虽未达成,总算亦有收获,到底将吴佩孚的本意探查明白;此路不通,汪精卫应该可以死心了。

 谁知不然。汪精卫还要争取吴佩孚;因为日本军部着眼在军事上,希望引其中国军队的动摇、分裂、混乱,就必须找一个军人来与汪精卫配搭。这个军人不论新旧,但名片要响亮,才有利用的价值。在汪精卫想,建立一个政权,总要有文有武,才成局面;所以6月间在北平碰壁回上海,立刻动脑筋争取同乡军人;粤籍将领自然以张发奎为首,但张发奎一向与桂系接近;而桂系首脑李济琛曾经想杀汪精卫,所以不说张发奎无意落水,就在私人关系上亦格格不久。这一着失败以后,又回头来找吴佩孚;汪精卫的想法是,吴佩孚的3条件,第三个可以许他;第一个可以说动他:要日本撤军,正要你来交涉。吴佩孚好名,用激将法必然有效。只有第二个必须解释清楚;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吴佩孚,道是”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忠也;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侠也。一忠一侠,其立场虽异,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而旋乾坤之功业,亦必成于公乎。”

 信是写得文情并茂,但吴佩孚却没有心情去欣赏,因为他的牙病复发,来势极凶——民国12年,曹锟决定贿选总统;”虎视洛阳”的吴佩孚,岂不以为然。曹锟的胞弟曹锐,本跟吴佩岂不睦,直系早有洛派及津保派之分;此时曹锐不断挑拨,以致曹锟对吴佩孚亦有了成见,洛保两派,益同水火。吴佩凭借酒浇愁,日夕狂饮,一颗坏牙发火,却又不曾根治,常要复发,这一次因肝火特旺,发得格外厉害。

 肝火是两个人引起来的,一个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不断来”劝驾”使得吴佩孚穷于应付,大感苦恼;再一个是曹锟的小儿子曹士嵩。曹锟有两子一女;长子叫曹士岳、次子叫曹士嵩。曹锟兄弟很多,子侄是大排行;曹士岳十一、曹士嵩行十三。在天津提起”曹十三”几乎无人不知;因为是有名的纨绔。

 纨绔子弟亦有三等九级,大致亦视其父兄的出身修养而定;曹锟的两个儿子,都是败家,以曹十三为尤甚,是苏州人所说的”要紧穷”嗜赌如命,一晚上输一两座洋房是常事;有时深夜持着珍贵的首饰到舞场里去找人变现。曹十三的姊姊见此光景,只怕嫁妆都要让他败光,便吵着要分家;平时曹士岳已经去世,所以分家只是姊弟二人。请出来主持其事的父执,一个是齐燮元;一个是吴佩孚。曹吴的关系特深,因而齐燮元事事推吴佩孚作主。他一向不喜曹十三,便提出男女仆分的主张;曹十三不敢争,心里却很不舒服。

 分完不动产分动产,现金、古玩、字画次第分过,最后分首饰。其中有一支玻璃翠的扁簪,通体碧绿,十分名贵;吴佩孚沉吟了半天说:“十三,你是男孩,用不着这东西;又是你母亲的遗物,就给了你姊姊吧!”

 曹十三立即接口,”大叔,你老不是说男女平分吗?就平分好了。”说完,拿起簪子”崩冬”一下,敲成两截,取一截给他姊姊:“拿去。”

 这是上海人所谓”触霉头”;吴佩孚这一气非同小可,”你这小子太混帐了!”他拍案大骂。齐燮元在一旁劝了半天,才平息了一场风波。但余怒未息,肝阳上升;吴佩孚当天就牙病大发,左颊肿得老高。他的填房太太慌了手脚,打听得天津有个姓郭的大夫,治牙病药到病除,便专程请了来诊治;哪知不治还好,越治越坏。

 这姓郭的是所谓”时医”——实在没有什么本事;只是走运的医生。大概姓郭的红运已过;也许是吴佩孚的大限将至;一剂石膏二两的”狼虎药”下去,炎凉相激,疼得吴佩孚几乎发狂。于是吴家的亲友献议,说牙科是日本人好;应请日医诊治为宜。

 在北平的日本医生,最有名的一个叫植原谦吉,留德学成,即在北平开业;此人倒真是爱慕中华文化,会说中国话、爱吃中国菜,尤好结交名士。医道极其高明,平津政界要人,以及下野多金而”隐于市”的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请教过植原。

 吴家跟他也相熟;想请他介绍一个牙医,而正当筹议未定之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来探病,并且举荐了一个名叫伊东的牙医。吴家看日本人很敬重”大帅”;同时也知道日本人千方百计想请”大帅”出山,自然相信这荐医之举是百分之百的善意,当时便请伊东来出诊。

 伊东诊察得很仔细,但牙根已经化脓,除却拔除病牙以外,别无他法。吴佩孚怕疼,不肯拔;于是只有吴夫人婉言来相劝了。

 吴夫人姓张,是姨太太扶正——”三不主义”是吴佩孚得意以后的话。武汉兵败为杨森迎回四川作客时,寄情翰墨,画竹作诗;更由”三不”而扩大为”四不”自署”四不老人”曾写了一副对联明志,上联是说得意时不占地盘不纳妾;下联表示失败后不住租界不出洋,显出他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至于扶正的张夫人,相从于贫贱,等于糟糠之妻;依俪之情甚笃,在她好言抚慰,还提到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吴佩孚终于同意,拔除病牙。

 但是病牙虽去,牙根化脓如故;肿既未消,痛则更甚。问到伊东,他说病根甚深,心急不得。也有人劝吴佩孚,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又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务必宽心。

 话是不错,只是俗语说得好”牙疼不是病;疼死无人问”;吴佩孚日夕呻吟,”八大处”人心惶惶,都快发疯了。

 这样过了3天,吴佩孚于昏迷状态;症象险恶万分。病急乱投医,打听得一个名叫秩田的日本医生,治牙颇有名气;便派人去说了病状,请来诊治。秩田来到吴宅,带了两名助手,一名护士,好些医疗器,包括开刀用的特殊照相设备在内。

 一到吴家,先将灯光器材布置停当,然后略略察看了病状;秩田极有把握地说:“非开刀不可了。”

 六神无主的吴太太茫然地问:“不开刀呢?”“不开刀性命不保。”

 吴太太还待找人商量;秩田已不由分说,载上橡皮手套,操刀上前;在吴太太及亲友紧张的视之下,突然红光闪现,吴佩孚口中喷血如箭,一声惨号,浑身抽搐,很快地双足一挺,一颗半明不灭的将星,终于不明不白地陨落了。

 吴太太既痛且惊,抚尸大哭;跳着脚喊:“把大门关起来!宰这几个日本鬼子。”

 “八大处”的人,自然亦是群情汹汹。齐燮元恰好在场,一看要闯大祸,不能不出面力劝;秩田跟他的助手护士,在乱糟糟一片喧嚷中,抱头鼠窜,溜之大吉。

 吴佩孚真正的死因,是个疑案;一说是日本军方认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先派伊东将他的臼齿弄坏,然后再指使秩田下手,送了他的老命。不过,他这一死,毕竟克保晚节,蒋委员长特地发表唁电,政府亦明令褒扬;其时正在日汪密约已有成议,而杜月笙为了高宗武迷途知返,正在安排他悄然脱走之时。

 不久,定名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日汪密约,终于在上海签了字。”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外务省派出一名高级官员,以私人身分来华作广泛而秘密的调查。此人名为须磨弥吉郎,在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之前,是驻南京的总领事,一个相貌长得跟土肥原很像的阴谋家。腾笑国际的”藏本事件”便是他的”杰作”——须磨受日本军阀的指使,命副领事潜到南京郊外自杀,以便在中国的首都制造藉口,派兵登陆。结果藏本惜生不死,而为戴笠所派出去广泛搜索的工作人员所寻获,把戏拆穿,国际间引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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