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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伐树我洗缸—&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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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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