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装作以前那样轻松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当然是说的是他死了以后。
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选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在四面全是书的墙的包围之中，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他左右徘徊，就仿佛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的负担赶紧卸下去的人。最后，他悄悄地把它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那真是个有点尴尬却又难忘的时刻。但随后我们就恢复了常态。平常的轻松，俏皮和嘲讽性情立刻显现出来。我们照例聊了些家长里短，土耳其的政坛丑闻，还有父亲一直没有起色的商业投资，说这些时我们一点都不伤心。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父亲旅行的时候总是带着它。有时上班也用它来装文件。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出差一回来，我就会打开箱子，把里面的东西都翻出来检查一番，感受一下古龙水和异域的情调。这个箱子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的沉重的内涵。
现在就来说说这沉重的内涵。这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桌子面前，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自己的思想表达中——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我摩挲着父亲的箱子，还是不敢打开它，可我却非常了解那些笔记本上记的是什么。我曾经见过父亲往它们上面写东西。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箱子里的东西了。四十年代的时候，父亲有一个很的图书室。他也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还把瓦雷里的诗译成了土耳其语呢。但他不想过那种在一个穷地方写几首没人看的诗的生活。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有钱的商人；父亲小时和年轻时过得都是很富足，所以他也没打算要为了文学，为了写作忍受贫穷。他喜欢生活中精致的东西——对此我也深表理解。
当然，让我无法打开父亲箱子的第一条就是我害怕我会看到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父亲就是知道这一点才装作不把它当回事的样子。作为一个写了25年书的人，这一情景实在让我痛心。但我对于父亲没能认真投身文学事业不是生气…我真正的担心是发现父亲是个优秀作家的可能。这正是我不敢开父亲的箱子所担心的。更糟的是我都不敢公开的承认这一点。因为如果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的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就必须面对父亲身体里面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可能性太可怕了。因为即便是一把年纪了，我也只希望我父亲就是我父亲而不是一个作家什么的。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人或是女人，可能用的是打字机，也有可能利用电脑的先进技术，或者只是拿笔在纸上写。他写作的时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烟，还时不时会站起来，望着窗外在大街上嬉戏的儿童，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绿树或是风景；也许他只能面对一堵灰墙。他可以像我一样，写诗，写戏剧，写小说。同样都是坐在桌子后面，努力的思考，结果却大不一样。写作就是将他内在的凝视集中到文字上、研究在他回归自我的内心后，依然人来人往的外部世界。他这样做时还得从容、执着、兴趣盎然。我坐在桌前，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断用文字填满空白的稿纸，我感觉自己是在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是在自己内心加入了许多人的性情。同样地，一个人也可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起一座大桥或是大厦，我们作家用的材料就是文字。我们把它们放在手中掂量着，揣摸着他们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有时需要后退到远处瞧瞧，有时需要用手指和笔尖细细摩挲，衡量再三，东移西凑，在时光流逝中创造出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诀不在于灵感——因为谁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而是靠固执，耐心。有一句老话——就是用根针挖井——我觉得就说出了作家的概念。在那些老故事中，我最喜欢Ferhat的那份决心，他可以愚公移山似的追求爱情——我非常理解他。在我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当我写到那个老波斯画家以一种不变的热情长年画着一模一样的马，一笔一画都能倒背如流，闭着眼睛也能画出那些漂亮的骏马。我知道我在谈论写作的职业化，和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讲的是自己的故事——要慢慢的讲，要当它是别人的故事来讲——假如他感觉到这些故事在他心里已经成熟，他就该坐下来，把自己完全交付这一艺术——它已经被赋予了期待。灵感天使（通常经常光顾一些人而对另一些人却不大理睬）喜欢有期待，有信心的人。而正是在一个作者感到最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梦想及作品的价值最困惑的时候——这时他会认为自己的故事仅仅是自己的故事——天使就是选择在这个时刻给他以故事，图像和梦来帮他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世界。回头想想那些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书，我自己都对那些时刻感到惊讶。那些让我如此痴迷沉醉的句子，仿佛根本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想象，而是冥冥之中的慷慨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