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打开父亲的箱子，看到他的笔记本还因为我知道他忍受不了我在创作过程中经历的艰辛。他不喜欢孤独，而喜欢朋友、人群、沙龙、玩笑和伙伴。可后来我的想法又改变了。这些想法，这些所谓放弃和忍耐才能实现写作梦想的说法，其实是我在自己的写作生活和经历中养成的偏见。不是也有无数才华横溢的作家是在人群中，在家庭生活里，在朋友的陪伴和愉快的闲聊中创作的吗？还有，父亲还在我小时候也曾厌倦了家庭生活的单调，离开我们去了巴黎。在那儿——和许多有名的作家一样——他一个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看自己的笔记。我也知道，那就是现在躺在箱子里的这些笔记。因为在把箱子给我之前的几年间，他陆续地告诉我他那一段时期的生活。他甚至还告诉我我孩提时的种种往事，但却绝口不提他的致命弱点，他的作家梦，还有他在旅馆时的身份等烦人问题。他只是大谈他在在大街上碰过几次萨特，看过些什么书和电影，说起来眉飞色舞，一脸虔诚，就像宣布什么重大新闻似的。我成了作家之后，我一直认为这要部分归功于我有一个大侃世界知名作家远胜于政坛高官和宗教领袖的父亲。所以我必须在这种背景下来读父亲的笔记，同时牢记对他的图书室对我的巨大裨益。我要记着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和我一样就喜欢一个人看书，思考——而并未过多地注意自己的写作水平。
可当我如此热切地注视着这个父亲留给我的箱子时，我还是感觉到我做不到。父亲有时会从一摞书前面的长沙发里站起来，放下手上的书或杂志，恍然若梦，长时间的沉静在自己的思绪中。每当我看到他脸上一幅与我们开玩笑，找乐子和耍贫嘴大不一样的神情时——也就是他开始内省的迹象——我（尤其是在小时候）就会不安地猜想他又不满意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体会到这种不满其实是成为一个作家的特性。要当一个作家，光有耐心和辛劳是不够的。首先要从人群、同伴、家常琐事，日常生活中逃离出来，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乞求耐心和希望，以在笔下创造一个深刻的世界。但这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冲动正是推动我们作为的动力。蒙田——一个为内心愉悦而读书，一个只聆听自己的心声而抗拒他人的嘈杂的人，一个和自己的书的对话发展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的世界的人——当仁不让地可作为早期现代文学独立作家的先驱。蒙田是父亲经常反复咀嚼的一个作家，也是他一直向我推荐的作家。我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作家传统中的一位成员，不管他们是谁，来自世界的那个角落，他们都一无例外的与世隔绝，把自己关起来只跟书呆在一起。真正的文学始于一个把自己和书关起来的人。
一旦把自己关起来，我们很快就发现这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孤独。我们有前人的话语为伴。它们在别人的故事里，在别人的书中，我们把它们称作传统。我认为文学是人类在认识自我的追寻中最有价值的宝藏。各种各样的社会，部落，人群变得越来越智慧，丰富，先进，就是因为他们重视自己作家们的话，而且，我们都知道焚书坑儒就意味着黑暗无知的到来。但文学从来都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事，那个把自己关起来的作者首先是进入自己意志的旅程，积年之后，就会发现文学的永恒规则；这时他就需要把自己的故事当作他人的故事来讲和把他人的故事说成自己的故事的艺术才能，因为文学就是这样的。但前提是我们通揽别人的故事和书籍。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图书室——总共有1500册藏书——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足够了。22岁时，我虽然还没读完这些书，可我却对他们却了如指掌——我知道哪本很重要，我知道哪本不重要却容易读，哪本是经典名著，哪本是任何教育都缺少不了的，哪本看完就忘却不乏一些当地历史有趣掌故，以及父亲对哪个法国作家评价甚高。有时，我会远远地注视着这个图书室，想象有一天，在另一个房子里，我能建起自己的图书室，一个更好的图书室——给自己建一个世界。从远处看父亲的图书室，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一个小缩影。是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我们自己的角落看过去的世界。这个图书室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父亲的图书主要来自一次又一次到巴黎和美国的旅行，也有从专卖四五十年代外版书的商店和伊斯坦布尔大大小小的书商里淘来的，那些书商我也认识。而我的世界是国内的——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物。七十年代时，我也曾雄心万丈地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图书室。那时我还没决心成为一个作家——正如我在《伊斯坦布尔》提到过的，那时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成不了一个画家，但我也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在我的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一种有着强烈希望的欲望促使我去阅读和学习。同是我也觉得生活中好像缺了点什么，好像我没法过的跟别人一样的生活。这种感觉部分跟我看着父亲的图书室是的感觉有联系——生活得距离事务中心很遥远，因为那时我们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觉得有一种住在乡下的感觉。我的焦虑和些许的失落感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十分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对艺术家丝毫不感兴趣的国家——不论是画家还是作家——这就令他们绝望了。七十年代时，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在从伊斯坦布尔的旧书商那里贪婪地购买那些褪色的，灰头土脸的卷角旧书。那些旧书店的可怜情形就像那些书一样深深的打动了我——穷困潦倒的书商们的毫无生气，凌乱不堪。他们在路边，在清真寺的院子里，在歙簌掉土的墙脚下随便摊开自己的家什。
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在生活中和在文学上一样，我的基本感觉就是“远离中心”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更丰富，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到处都有，可我不在其中。今天，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感。同样的，世界文学，也有它的中心，离我也很遥远。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西方而不是世界文学，我们土耳其人不在其中。我父亲的图书室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图书室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有着无数亲切的细节——而在另一端，是个外来者，西方或是世界文学，一个截然不同的，让我们又痛又爱的世界。阅读、写作，就像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不同的、奇怪的和令人惊异的世界中去找寻安慰。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读这些小说来逃往西方世界——就像后来我做的一样。或者，在我看来，那时的书就是我们捡起来逃避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工具，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如此的失落。为了充实自己的笔记，父亲赶到巴黎，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又带着手稿回土耳其。我看着父亲的箱子，这就是让我坐立不安的源头。在一个房间里写作25年之后，我成了土耳其的作家，当看到父亲把自己的想法紧紧地锁在了箱子里，就像写作是一项秘密工作，要远离社会、国家，和人们的视线。这让我羞愧。这可能是我对父亲不能像我一样认真对待文学而倍感气愤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