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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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

 尖尖的脸庞,妆容下是难掩的岁月痕迹,却难得地保持着优美高挑的身段,可见当年舞蹈留下的功底还在。日前,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来到新疆书市,为新书《一个女人的史诗》做宣传,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这已经是她今年继《第九个寡妇》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速度之快令她颇为得意。乌鲁木齐的太阳很烈,在刀郎歌里那个叫“八楼”的地方,她顶着个精致草编帽子签了起来,除了时不时露点微笑,表情不多。但当她走进下榻的酒店,在大堂点了一瓶矿泉水喝上几口,话匣子也开了,也习惯性地配合表情夹杂着“no”、“yean”等词汇,做着“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之类的自我性格分析,也谈女性、爱情、婚姻…谈话完毕,初次来新疆的她匆匆地要赶去大巴扎购物,第二天还要去伊犁:“照片就不拍了,我发张给你,在非洲的。”

 我的作品分三个阶段

 成都商报:为什么你的作品会有很多被改编?

 严歌苓:我注重好的故事,希望用很好的文字来写好的故事。人物和故事写好了,为改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我怀疑,最好的小说能否被拍成好电影。其实,改编剧本,不是我最擅长的。写剧本有点浪费我的才华,那是第二遍创作。从创作上讲不够刺激。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比的。

 成都商报:《第九个寡妇》故事传奇,不会影响大家对你文字的注意吗?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就不怎么传奇。我要证实,我既能写传奇的人,也能写很家常的人。我前面的作品,抽象的故事的,都有。非常好的文字,如果没有好故事的时候,会像象牙塔的东西,为了精美而精美。

 成都商报:很多作家从题材上不愿脱离自身经历写作。你的很多作品都有你的影子,文工团一个小女孩,舞跳得好,爱情不如人意。你的作品和个人经历是什么样的关系?

 严歌苓:我写故事没有很清楚的想法,一个人在不断成熟,随着经历总在改变。我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代表我那个阶段的价值观念。少女时代,军旅题材,写的东西就很理想化,很浪漫。移民小说阶段,我觉得自己是个绝望的理想主义者。艰难,失眠,作品很悲观。比如《少女小渔》那样的。后来,中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长篇《第九个寡妇》、长篇《一个女人的史诗》,就进入了一种我可以嘲讽、可以打趣的阶段,变了一种基调,不再是以前那种沉重灰暗的基调了。

 成都商报:你觉得,最好的小说是怎样的?

 严歌苓:最好的小说应该是完全原创的,从文字、故事到风格,看不出任何人的影子。

 女性比男人更有写头

 成都商报:不管是少女小渔、扶桑还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田晓菲,女性永远是你作品的第一主角,而且都是卑微又高尚。

 严歌苓:我觉得,女性写出来很好看,比男人更有写头,她们更善变,更直觉,更性情化。

 成都商报:这算你不变的风格吗?

 严歌苓:接下去我有一个长篇,应该是第一次以男性为第一主角,讲几个犯人的。这个男性也是被压迫者。

 成都商报:对现在的女性写作怎么看?比如王安忆、虹影的作品。

 严歌苓:我觉得,不会有女性写作这么一个概念。当时的《扶桑》,黄健中来找我的时候,说根本不知道作者居然是萧马的女儿,还以为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写的呢!

 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

 成都商报:这次是把作品交给湖南的出版社来做了?

 严歌苓:是的,我觉得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特别从性格上很像沈从文,比较宽容,比较与人为善。

 成都商报:什么时候动笔写《梅兰芳》呢?

 严歌苓:梅兰芳对我来说是个谜。

 成都商报:失眠情况还好吧?

 严歌苓:2001年春天就好了。所以,现在我的创作力大爆发。是靠吃三种药,调节脑子的化学。有的人失眠,是焦虑、心理压力大等,但我太了解自己,肯定是物理方面的原因。就凭这个,我也觉得,我现在写得比过去更好。

 成都商报:写了那么多情感,你自己对爱情、婚姻、幸福怎么看呢?

 严歌苓:爱情是一种着魔的状态,但对某人的迷恋会很快地过去。婚姻,是很好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它是战胜孤独的法宝,婚姻就是要找一个谈手,趣味相投。幸福和痛苦是一把双刃剑。爱情不是使人快乐的,更多的是使人痛苦。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有幸福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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