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

王蒙Ctrl+D 收藏本站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惕。

那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动不动搞当头棒喝,击一猛掌,令人时时如大梦初醒,一头雾水,一身冷汗。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台上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这个问题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

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在演出完毕,卸装以后的午夜时分,吃夜宵时会惊喜地发现,周总理与他们在一起,总理为他们的演出成功而干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当演员们劝总理早点去休息的时候,总理会略带烦恼地说:“你们怎么不懂,我现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是紧张过度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满为难,满紧张。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找了大麻烦,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还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联系到同一个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内中有上官婉儿私通谋反者一节,武后因惜才饶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儿额头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惩戒。黄说这样的细节,他看了觉得极不舒服。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秘,而且叹息不止,还能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认为小说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一大缺陷,但谁也不拍板,谁也不负放行或否定的责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我知道,他也颇感无奈。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更像是在谈论一次无法预测的地震。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逃脱,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主宰这种伟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包括理论(科学的,坚定的,高瞻远瞩与战无不胜的)等等。

我还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可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后很久很久。

还有一个事例,我现在讲起来可能是我的过敏。在一担石沟后期与我们一起劳动的有王浒同志。他说起过,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经个别问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汪家璆:你说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汪按照经典理论回答说,那样的话会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刘叹道:“你那个马列主义……”共同劳动的几个人一起琢磨,没有人能理解刘仁同志的问话的意思。倒是让人惶惑,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后来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关心政治的大学毕业生,就半公开地说,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搞包产到户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说得对,都知道不行,这里没有任何深奥,只有常识。伟人之所以有失误,往往不是误在高精尖上,而是误在常识上。如果轰轰烈烈搞了半生,最后不得不搞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的亢奋性上来看,该是多么扫兴,多么沮丧啊。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1957、1958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糁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叹曰:历史方一瞬,此生或无缘。人生不再少,化齑情何堪?欲渡冰塞川,欲攀雪封山。烈烈或轰轰,凄凄犹惨惨。寂寂又唧唧,谁人好种田!焦首朝朝暮,煎心日日年。犹有一搏志,放眼望和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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