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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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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东平

六点二十分:党委扩大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

“……两个多月来,我们整天在这儿扯皮,省里的精神迟迟贯彻不下来,商品供应仍处在混乱中。”王德发四下扫了一眼,又说下去,“我们刚脱下军装,地方工作的经验不足,有的人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开始了,我把一根火柴架在两指之间,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我有过不少结局,有的在当时看来是可怕的,事过境迁,时光往往会把一切都打得粉碎,再重新塑起来。也许不该想这么多,集中精力。到处弥漫着烟雾,每张脸都仿佛在烟雾中沉浮。他们在想什么?人的思想是很难看清的。小张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谢谢你,孩子,这算不了什么。毕竟,烟雾不会遮蔽一切。风从一扇打开的窗户吹进来,把一缕缕烟雾带走,飘向很远的地方。春天……

“有人想的是给老百姓一点小恩小惠,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张庄煤矿为什么长期不能上马?这些应该由谁来负责?”

火柴折断了,我抬起头。“由我负责。”

王德发一愣,随后打开烟盒,取出支香烟。“那好哇,就请林主任跟大家谈谈吧。”

“先谈谈张庄煤矿,”我说,“去年冒顶死伤二百多人,这在全国的煤矿事故中也是罕见的。是的,坑道已经修复了,但冒顶的原因至今没有查清。我们怎么能赶着工人再去冒生命危险干活呢?同志们,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应该有良心……”

“良心?”王德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无产阶级谈的是党性!”

我没理睬他,继续说下去。“至于商品供应,也不能不顾人民死活,这几年生产上不去,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人没力气拿什么干活?最近,我去过几个工厂,和工人师傅们拉过家常,让人痛心啊。关于小恩小惠,我不知道是指什么,又施舍给谁了。几年来,我们许多账目都是不明不白的,去年五千万元的救灾款……”

“这是什么意思?”王德发陡地从嘴上拿下尚未点燃的香烟。“会计组长在这儿嘛,老吕,你说说,哪项账目不清,嗯?”

老吕扶扶眼镜,垂下头。“我怎么知道?乱七八糟,手续,哼……”

“那你是干什么吃的?”王德发把烟盒往桌上一拍。

“王主任,这个习惯不太好吧?”我把火柴一点点折碎,慢吞吞地说。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咱们站得稳,行得正,到哪儿都过得去,怕什么?倒是那些自称老资格的人,该念念自己那本账……”

“王主任,请不要把个人成见带到党委会上来。”小张愤愤地顶了一句。

“个人成见?”王德发冷笑了一声,“请问,林主任,你那套宅子花了十五万块人民币,钱又打哪儿来的?”

“有一笔市委宿舍的修建费。”老吕说。

“每年多少?”

“二十万。”

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

“看看吧,”王德发往后一仰,摊开两只手。“你倒占了一大半。市委有多少职工?人民呀,良心呀,说的比唱的好听……”

脑袋嗡嗡直响,若虹把小讯托付给我,除了母亲的慈爱之外,还有一种感情的暗示。小讯长大成人了,那次入狱多少削弱了幼稚的热情,使他变得冷静多了。让人担忧的是,他容易受别人影响,他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姑娘?但愿不是本地的,这里的女孩太俗气。媛媛还是稚气未脱,让人不放心……不,不是时候,集中精力。

“……八条地毯哪儿去了?两套高级沙发哪儿去了?连省里拨来的一台日本电视机也飞到林主任家了。”王德发说。

“王主任,你为什么这样清楚?”我问。

“我搞过调查……”

“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你经手办的,前年十月份我到北京开会,你批准动用十五万元盖房子,忘了吧?”

“这,这……”王德发含糊其词了,“可住的是你呀。”

“是我,但这笔钱毕竟有出处,而五千万的救灾款……”我说。

“慢着。”王德发掏出一个小本,哗哗地翻着。“这一笔一笔没个差错,别在我头上打主意。”

“为什么灾民们来信,许多人至今露宿街头,乞讨要饭?”

王德发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杯子震得叮当响。“你当这点儿钱能管那些口子人大口喝香油?!”

“我没有提到香油。王主任,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清理这几年的账目,免得谁担嫌疑,你看怎么样?”

“请吧。”他说。

王德发抬起眼皮,死死盯着我。我把目光迎上去,我倒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靠威胁是没用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过来你倒该留神:自己的神经是否靠得住?他的眼皮哆嗦了一下,把目光移开。

我走下楼梯,敞开的大门外,星星、夜空和湿滋滋的风揉在一起。后面一阵脚步声,苏玉梅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会可真不短,我要提意见了。”她说。

“你没走?”

“坚守岗位呗,这种时候,谁也离不开我们。”她戴上红色的尼龙手套,挑逗地望着我。“您不需要吗?”

我没吭声。

“林主任,您怎么不再找一个?”她问。

“没考虑过,再说谁会要我这个老头子。”

“得了吧,如今姑娘们都时兴找老头儿。”

“为了钱?”

“这倒在其次,毛孩子不懂感情,姜还是老的辣。”她咯咯笑起来。“你呢,为什么不结婚?”

“一个人多清静,自由自在,我可受不了管。”她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眨眨眼。“听说,听说您并不是个规矩人,过去挺风流呢……”

“可靠?”

“官方消息,您别在意,我给您保密。”她跑下台阶,挥挥手。“再见吧。”

我走到汽车旁,深深吸了口气。春天,总是让你感到它的存在,其实连冰还没有化完呢,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心灵上的召唤吧。人到迟暮之年,往往更眷恋开花的季节。官方消息……

我拉开车门。

“散了?”吴胖子打个哈欠,伸伸懒腰。

“开开收音机,听听有什么节目。”

猫眼灯亮了,拨来拨去,都是枯燥的新闻和刺耳的样板戏。

“关上。”我说。

路灯、商店、电影院、路灯、饭馆、垃圾堆、小土房、路灯……我闭上眼睛,这是一座多么破旧的城市,夜色也遮掩不住它的寒碜。难道居住在这土房里的人,在垃圾里翻来翻去的人,就是人民吗?这个形象一旦从宣传画早走下来,显得多么苍白可怕。十五万元、沙发、地毯、电视机……

回到家,我吩咐陈姨把晚饭送到书房去,然后在洗澡间擦擦身子,换上件睡衣,走进书房。在台灯柔和的蓝光下,小讯正靠在沙发上看书。

杨讯

我抬起头,朦胧中,林伯伯站在门口,扶着铜把手,似乎已站了良久。

我站起来。“不舒服了,林伯伯?”

“哦,没什么,有点累了。”他用手擦擦额头。“媛媛呢?”

“还没回来。”

他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妈妈有信吗?”

“昨天来了一封,想让我转回北京去,她正托人给我办困退手续。”

在窗前沉思了一会儿。“回去吧,妈妈需要你,这边手续由我来办。”

“我不想回去。”

“为什么?”

我没吭声。

“因为女朋友?”

我苦笑了一下,把书放开,点上支烟。

“没关系,可以一块办嘛,她家也在北京?”林伯伯走过来,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她没有家。”

“孤儿?”

“我并不太清楚,而且……”

“是她不肯讲?”

“不,这种事……”

“小讯,你应该多为妈妈着想,她年岁大了,总希望儿子能在身边。”他探过身来,声调有点反常。我忽然觉得,他过去也是个向妈妈要糖吃的孩子,也会为姑娘的负心而偷偷哭泣。

这时,陈姨把饭端来,放在茶几上,转身出去。

“再吃点吧。”他说。

“不,吃得很饱,我该回厂了,您早点休息吧。”我站起来说。

“这件事再考虑考虑。”

“好吧。”我朝门口走去。

“小讯————”

我转过身。

“没事,把门带上。”他摆摆手。

我顺着灯光柔和的走廊,来到门口,刚走下台阶,发觉有人躲进松树的阴影里。

“谁?”我问。

媛媛走出来,脸扭向一边,气冲冲地朝台阶走去,我拦住她的去路。

“去,躲开!”

“呵,好大的脾气。说说吧,怎么回事?”

“我没工夫。”

“什么时候有工夫?”

“去问她吧。”

“她?”

“得了,别装傻充愣了。”

我恍然大悟。“媛媛,你听我说……”

“我没工夫,”她绕过我,蹿上台阶,“你以后少到我们家来!”门砰地关上。

回厂的路上,我走进一家酒馆。里面烟雾腾腾,弥漫着一股烟酒混杂的气味。一个中年乞丐在杯盘狼藉的桌子之间转来转去,把残汤剩饭倒进油污的塑料袋里,几个小伙子正在划拳喝酒,喊声震耳欲聋:

“哥俩好哇……六六六哇……酒常有哇……全来到哇……”

我要了半斤白干,正想找个清静的角落,忽然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老弟,往哪儿走?要不嫌弃,就这儿吧。”白华擦擦嘴巴说。

我在他对面坐下。

“有日子没见,来,先干一杯。”他说。

我盯着他。

“咋这副愁眉苦脸相,有啥事不顺心?”

我盯着他。他放下杯子,用指头在杯子上当当地弹着,额头上显出一道深深的皱纹,我举起杯,一气把酒喝干。

“好样的,再来点儿。”他拿起酒瓶,说。

我用手挡开酒瓶,绕过桌子,走到他跟前,他慢慢站起来。“她呢?”我压低声音问。

他没吭声。

“她呢?”我又问。

“见鬼,老子正想问你。”

“白华,”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你少跟我来这套……”

他一把搡开我,恶狠狠地眯缝起眼睛。“要是活腻了,你他妈的吭一声!”

“我问你,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哪天晚上?”

“入冬的头一场雪。”

“嘿,真邪了门儿,老子正没处问去呢,这没啥可遮的盖的。你说说看,我从一个兔崽子手里搭救了她,说了没两句话,她念叨不舒服,让我扶一把,转眼工夫又撒腿跑了……”

我扶住桌角站稳,大大小小的杯子,白华,闪闪发亮的镀镍管,白华,在划拳中伸屈的手指。白华,墙上撕掉一半的宣传画。白华……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

我坐在渠埂上,凝视着水波中晃动的灯窗,竭力想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咚,一块石子滚进渠里,灯窗摇成昏黄的一片。我攥起一把半湿泥块,慢慢捏碎,在指缝中筛落,然后起身朝土房走去。

我在门上敲了敲,发现门是虚掩着的,便推开了门。她从桌子后面无声地站起来,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两手摆弄着一个钢笔帽。

“你来了。”隔了半晌,她终于说。

“我来了。”

“坐吧。”

我依然站着。

“看来咱们都不太懂礼貌。”她试图一笑,结果嘴角抽动了一下。她猛地把头扭过去,转向窗口。雪白的脖颈上,一条蓝色的脉管突突跳着。

“肖凌,”我向前跨了两步,扳过她的肩膀,“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垂下眼帘,一颗晶莹的泪珠挂在睫毛上,颤了颤,顺着脸颊缓缓滚下。

“告诉我,为什么?”我问。

她睁开眼睛,摇摇头,惨然一笑。我伸出手指,把那颗停在她嘴边的泪珠抹掉。

“瞧,月亮升起来了。”她悄悄地说,似乎在告诉我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

我抬头望去。

“月亮是红色的。”

“真的。”

“为什么呢?”

“你呀,还是老毛病。”

“肖凌,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度过的?”

她用手掌捂住我的嘴。

“别诉苦,好吗?”

我点点头。

突然,她搂住我的脖子,信赖地把嘴唇贴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推开我,躲到桌子另一边,扮了个鬼脸。

“你就站在那儿吧,我想这样看看你。”

我想绕过去。

“不许动!”她警告说。

“划地为牢?”我说。

“比县大狱怎么样?”

“强点儿。”

“我要把你关在这儿,”她指指心口,“怎么样?”

“那就强多了。”

我们都笑了。

“这是什么,”我随手拿起摊在桌上的笔记本,“可以翻翻吗?”

“不行,”她一把抢过去,抱在胸前,“现在不行,”她补充了一句。

“以后呢?”

“一定让你看。”

“里面记了些什么,警句格言?”

“不,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还有往事。”

肖凌

正午时分,我和李铁军沿着蒸气腾腾的河边走着,两名造总近卫团的战士倒背着自动步枪跟在身后,炽热的阳光下,几个小伙子正没精打采地在岩边挖掩体。

“说不定明天龟孙子们要发动进攻了,”他用柳条在空中抽着,“让你们北京人开开眼。”

“又不是来看戏,给挺机枪吧,我留在前沿阵地。”我说。

“你?”他讥笑地撇撇嘴。

“别小瞧人,咱们战场上见。”我停顿了一下,突然问:“你是强者吗?”

“什么是强者,不怕死,对不?”

“这还不够。”

“那还有什么,杀人不眨眼?”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不信?”

我摇摇头。

“咱们来打个赌吧!”

我们来到公路桥口,沙袋构筑的工事中,烧蓝的重机枪枪口直指前方,在铁丝网的路障旁,几个造总的战士正在检查来往的行人。

我们倚在桥头的石栏杆上,天南海北地闲扯起来。忽然,李铁军的目光转向人群,指着一个小伙子,手指勾了勾,叫他过来。

“去哪儿?”

“进城看看姨妈,她病了。”

“什么东西都不带,嗯?再仔细搜搜。”

搜查结果:一张姑娘的照片和一枚像章。

“她是谁?”李铁军拿起照片,问。

“我的女朋友。”

李铁军捏起那枚像章,仔细地看看背后,冷笑一声。“就带着红炮团的像章去看姨妈?说老实话吧。”

“我确实去看姨妈。”小伙子执拗地说。

“跪下!”李铁军在他身后踹了一脚,他咚地跪在地上。“给你最后的机会。”

“我说的是实话。”

“准备告别吧。”李铁军把姑娘的照片扔到他跟前,随手拔出手枪。

小伙子拿起照片,贴在胸口,然后扭过头,脸色煞白,哀求的目光从枪口滑到我身上。

“铁军,慢点儿……”我刚想扑过去拦住他,枪响了。

在这炽热的中午,在宁静的河面上,枪那么响,声音久久回荡着。随着每声枪响,小伙子的头都在坚硬的水泥路上磕一下。血喷出来,染红了姑娘的照片,淌进河里……

李铁军踢踢尸体,收起手枪,得意地望着我惊呆的脸。“这回你赌输了,请客吧。”

“你,你这个刽子手,混蛋!”我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扭头跑去,泪水模糊了整个视野。

“喂,起来!”

我揉揉眼睛:一个戴“值勤”袖标的小老头站在我跟前。

“起来,跟我走一趟。”他说。

我叠好铺在地上的雨衣,越过东倒西歪的人们,跟他走进车站值班室。

“坐下。”他指指办公桌旁的一张凳子。

我仍旧站着。

“北京人?”他问。

“就算是吧。”

“那为什么天天晚上到这儿睡觉来?”

“这是头一次。”

“当我是个没长眼的老傻瓜,嗯?”他咳起来,用块大手帕掩住嘴,咳了一阵,他突然问:“家呢?”

“我没有家。”

他点点头。“也没有亲戚朋友?”

“我去找谁?学校正通缉我。”我暴躁地说,“你要怎么样?去告发吧……”

老头儿脖子上尖尖的喉结动了动,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来,拿着。”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纸包,原来是十块钱。一块又咸又涩的东西堵住喉咙。“大伯……”

“拿着,孩子,别逞强,添件衣服什么的,天凉了;不然也让我喝进肚里啦。拿着呀,我还没告诉老伴,她准同意,别瞧她人不起眼,心可实诚……”

“大伯。”我说。

“去吧,去吧。”

“沈伯伯,我再也不信那些谎话了。”我合上书,放在膝盖上。“可是,这段历史……”

“青年人嘛,总要往前走。记住,任何结论都不是最后的结论。”他绕过地板上堆放的书籍,关上小屋里的唯一一扇窗户,又绕回来,靠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藤椅上。“凌凌,和你父母认识的时候,我正在哈佛学东方史,这看来有点儿可笑,其实不然。”他指指我膝盖上的书。“老黑格尔有这么句话:‘种种的存在把自己联结在它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之中,并且历史作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判断它们和超越它们……’这就是说,人们很难通过自身去认识历史,而处在历史潮流顶峰的人们就更缺乏这种认识了,这也就是某些大人物的可悲之处。”

“也是我们民族的可悲之处。”我说。

“不对,”沈伯伯做了个坚决的手势,“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一个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潜力远远没有焕发出来,也许它是老了点儿,认识自己的觉醒过程因而会缓慢一些。但这一过程正在进行,通过一代人和一代人的链条在进行。如果一个国家吹着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既是某种权力衰败的象征,也是整个民族奋起的前奏……”

铃声响了,月台上告别的喧嚣达到了高潮,叫喊和抽泣声连成一片。一架手风琴疯狂地拉着,几个小伙子挽着手臂声嘶力竭地唱个不停,我坐在窗口,冷眼望着这一切。

“肖凌,”来送行的小云轻轻拉住我的手,“今年冬天回来吧,住在我们家,我妈妈可喜欢你了。”

“不,我不回来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不回来了。”

“为什么?肖凌……”

突然,整个车站晃动了一下,缓缓向后退去。小云的声音被淹没了,她伸出手,向前跑了几步,被一股人流挤开。

别了,北京!忘掉我吧,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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