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下的中国人
——读姜立涵长篇小说《大城小室》有感
大地上的居所，乃是一种伟大的庇护。
人在屋檐下，王在宫殿里，佛在洞窟中，鸟兽也需要巢穴，我们更要从旷野回到家中。
曾经，我在纪录片《流动的盛宴》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是想描述关于“我们的家”之存在的必要性，是想说明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没想到的是，我一厢情愿的诗意被姜立涵二话不说的现实迎头痛击。她以洋洋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城小室》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房子是商品，而我们是房奴。不用去想太多，我们的每一个梦想早都标好了价格，我们终其一生的命运就是为其买单。
读她这部长篇小说时，我一直奔波在路上：普陀山、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龟兹、首尔、乌兰巴托、东京、曼谷、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等。沿途所见，我经历了庙宇、宫殿、巢穴、酒店、民居、帐篷甚至难民营等等花样翻新的大地居所，我也穿越着从二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等等漏洞百出的生活方式，那些空间和时间里藏着人世间最隐秘的情感以及命运。
房事即人世，人世即苦熬。生活从来不仅仅在窗内，还在于窗外更辽阔的世界。
所以，我得多换几重视角来理解这本小说——
1.我想要有个家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1989年，台湾歌手潘美辰一曲《我想有个家》唱出了众多中国人的心声。在中国人的心结里，安居方能乐业，有家才有天下，房子才是日常生活的终极梦想。
1990年，这首歌刚唱完，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55号令，“为建立可流转的房地产和房地产市场奠定了基础”，被外界普遍认为其标志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肇始。
那一年我刚读大学，八条荷尔蒙旺盛的精壮汉子挤住一间宿舍也没觉得小，八张床铺八个脸盆八只饭缸八把暖壶就是全部，对所谓的房子完全没有概念。从小到大，我家从平房到土楼、筒子楼再到板儿楼，就已经算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城市生活了。我们班的同学一半儿来自农村，当年还有黄土塬上住窑洞的，也有贫困山区住窝棚的，每个人都对“家”的概念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理解，也因此限制了对未来“家”的想象力。
许多年之后，当年的一个女同学从西安飞到杭州来买房。她骄傲地告诉我，自己在西安已经拥有五套半房子，加上杭州这套就是六套半了。至于那半套房子，其实是自己和父母共同拥有的财产。事实上，正是这些水泥砖块让她心安：家外有产，产上增产，这种“富强起来”的感觉就是她不断买房的动力。
你看，这个女同学多么像姜立涵小说中那个来自甘肃天水的姑娘田蓉——大学毕业之后，没进到光鲜亮丽的北京国贸CBD上班，阴差阳错去了房地产中介谋个生计，却反而靠房产投资成了先富起来的人。这是时代带给田蓉和我们的幸运，让我们通过买房卖房而获得了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财富；这也是时代带给田蓉和我们的不幸，让我们把几乎所有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都集中在房产之上。我们终于有钱了，我们也彻底无趣了。
那么，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你理想中的家还在吗？
往从前看，家，源自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宀”(mián)，形同屋檐，取房屋屋顶及其两侧墙壁之象。最早的房子用途庄重，专用来祭祀祖先或家族开会。下面的“豕”，即野猪，比老虎、熊还危险。野猪是非常难得的祭品，所以最隆重的仪式才用野猪祭祀。
家，仅此一字构造，便可见出中国古人对其形式与内涵的看重。由家而引申出的房子，更是意义非凡，诠释了一代代中国人的世俗追求乃至生活价值。屋檐下的中国人，也由此而来，它关联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根基。
往今天看，家，更意味着产，是一堆不断膨胀变形的钱，是一处随时可以出手转让的物业。房子因而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关键词，房子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种种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忽而风生水起，忽而水深火热。光是近十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就层出不穷，也喊出了“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的口号，却并不能真正遏制中国人的购房欲望。
为什么政府屡屡重手出击却打压不了中国人对房子的热情与信心？为什么从来保守稳健的中国人面对房子却如此勇猛激进？为什么房子让我们如此悲欣交集又欲罢不能？
察观表象，深究其里，以小说中的田蓉为例，就能提出这样几个根本问题——中国人为何以居为安？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房子？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如何建构？中国人又在房子上寄寓了怎样的财富观念？
答案基本如下：对于中国人而言，房子更应称之为“房产”，这个词蕴含着深义。因为房产既是世俗财富的象征，也是文化审美的对象，更是家族传承的载体。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房子一直是中国人规避风险、寻求价值兑现最为有效的商品。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今天，一切房产都是抵抗货币泡沫化最为有效的武器。
“房”与“防”通，从来没有财富安全感的中国人，其实一直试图用“房子”来“防止”生活中那些不确定性的可能。一处可以保值增值的家产，而不只是一个家，就是中国人防范外来风险的最基本堡垒。
“房”也通“妨”，因为它所牵动的巨大利益，已然妨碍了当今中国城市的整体生态，甚至妨碍了中国城市建设开发的整体布局。很多时候，我们住在华屋美宅之中，却也同时生活在一座糟糕的城市里。你有没有想过，这二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虽然有了家产，很多人却因为迁移始终没找到“家”的感觉，总像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
新疆喀什一个维吾尔族老大爷说：能在自己故乡慢慢老去的人是幸福的。
我想有个家，却依然是很多屋檐下的中国人求之不得的梦想。
2.我们还生活在农业社会
一直把房子当作头等大事，证明我们还生活在农业社会里。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根本无法回避的现实窘境：似乎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都没有房地产这么赚钱；似乎无论你胸怀怎样的理想，都必须直面买房这件俗事。
这里说的似乎就是小说主人公谢晓丹：不管她怎样瞧不上西北小城姑娘田蓉，可田蓉的身家随着房价上涨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也不管她迷上的那个男人黎光多么潇洒出尘，最终也还是为了几套大房子被打回原形。
所以，小说正来源于现实：国贸写字楼城里的JACK和MARY，其实就是村里的二柱子和翠花；也别以为互联网公司真的是什么高科技公司，看工作场面那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论你在哪个行业里赚取了再多的钱，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仍然还是买房置地，水泥显然比鼠标来得更现实更稳固也更踏实。
中国文字很神奇，一个“家”字，就足以看出内涵。一个“富”字，也足以说明那种“小富即安”的人生理想——上有一间房住，中有一口饭吃，下有一块田耕。
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讲到了中国人的财富观——天下财富分为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靠农田致富，末富以工商致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逻辑——农田虽为“本富”，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不划算吗？司马迁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下海经商，与时俱进，使劲赚钱，然后转回头买房子买地，用房子和地把财富牢牢守住。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社会，很多中国人都是以此种固有方式来产生并保全财富。原因无他，并且在中国由来以久——土地跟货币特征非常相似，只要长期持有就会增值。
横向看国外，欧洲在中世纪以前也有很多大地主，很多人也靠积聚土地来发家。自从17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整个欧洲的财富积累方式不再以土地为本，人们也不再把赚来的钱全去买土地，而是去铺铁路，去造蒸汽机，去从事工商业，去远洋贸易，去进行技术创新。大量资本又回归产业，继续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发展。
纵向看中国，徽南农村地处偏僻，却有无数富丽堂皇的高檐大宅。大宅主人当年都是淮扬的大盐商和大茶商，盐茶因为专卖，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那为什么这些富商们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老家，盖这些好看却无用的大宅，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贫地？有人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衣锦还乡的观念。
问题在于，逐利才是商人本性，其每种选择都是计算，传统与宗族并不是商人作出价值判断的第一要件。这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工商制度有关。汉武帝时，就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国家一直把能源和资源型产业垄断经营。盐铁之后，国家开始垄断了贸易，垄断了粮食，垄断了漕运，垄断了铁路，垄断了金融等等。
两千多年来，国有资本一直在控制着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型行业。在中国，民间商人为了避免与国争利，保护自己财富安全，就宁愿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保有土地，去在土地上盖大房子。在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更是资产阶层的一种避险性工具。汉朝以后，中国任何城市都长期面临房产价格不断上涨、土地紧缺的问题。中国历次改朝换代最终都是因为土地。人们为了把赚到的钱随时固化和兑现，最有可能选用的商品就是土地。
在农业文明时期，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反倒给古代中国增添了些许“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闲适诗意。可是，到了全世界进入第三次浪潮，到了信息革命的晚期，中国有产者仍然把大量资金从产业资本中抽出，去到一些大中城市买房子炒房子，看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近年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不能解决问题。
屋檐下的中国人，带着两千多年的古老基因来到今天，却依旧生活在一个农业社会。
所以，《乡村爱情》才会被看作是中国版的《纸牌屋》，我们的生活原型都在其中。
理解了刘能、赵四和谢广坤，你就真正理解了中国。
3.因房子获利也被房子绑架
中国老话讲：有恒产者有恒心。
此言非虚，我的主业是拍纪录片，这个圈子里找人干活儿，最愿意找那些已婚有按揭的七〇后或者八〇后。说是这样的人都被银行摁住了，他借的那些钱帮你逼他干活儿，拍摄中轻易不敢撂挑子。不像那些九〇后甚至〇〇后，家里通常都是好几套房子，根本不缺钱也没什么压力更没什么动力，工作说不想干就不想干了，什么事儿全凭兴趣和冲动，大事儿指望不上小事儿也没什么规矩。
或者，这是房子的一种“正能量”也未可知。总之，当一个人决定为了一套房子而奋斗终生的时候，他或她就成了社会主流人群，不会再去干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姜立涵的长篇小说，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事故”，把谢晓丹、田蓉等青涩少女都变成了“故事”；也把陈青、高畅这样的“海归STORY”，直接转换成了“海龟SORRY”。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乃是人生最悲惨的境界。中国农耕社会文明，建立在一家一户恒产恒业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稳定性。农业文明思维中，向来重实体轻虚拟，重元宝轻票据。比起钻石，中国人更愿意买一幢大宅。比起创新，中国人更愿意守业安居。父母如果不能为后代置房，将是一种家族耻辱。一个人能够置房，是有稳定社会地位的开始。
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决定了房产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穷尽一生为房产的生活模式又限制了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小富即安的思维模式阻碍了中国人更加畅快自由的生活，更因为利益链的共沾模式而使中国今日城市面貌各自为政。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新住宅运动”，以及2002年开始的“居住改变中国”，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一种商业策略，却对国民投机心理的调动和不合时宜的需求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千百万原本应该有更高流动性的群体，从此被绑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成了期待未来房产增值的新型“房奴”。
与房产烈火烹油景象伴生的，是中国城市开发建设的严重危机：拥堵、雾霾、污染、沙尘……一场暴雨既可以让北京变成汪洋，也能让长沙女孩坠井身亡，更可以让杭州“水漫金山”。媒体上屡屡质问，为什么巴黎、柏林、伦敦、罗马都几百年历史了，今天还能保持处变不惊的优雅？为什么中国城市刚刚建设还不到三十年，就几乎不能适应新变化了，道路就要挖了填、填了再挖？
住的房子虽然越来越漂亮，可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却总让中国人难堪：一个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就足以让所有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如遭重锤；一场大火之后，才发现我们的豪宅之侧居然也生活着如此之多的“低端人群”；一家号称“宇宙第一”的房地产集团，因为狂飙突进的速度造成半年之内工地连续崩塌工人不断死伤……
那么，我们的城市开发建设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又和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城市开发建设，往往以开发商的单个开发项目为龙头，开发商从政府手里接过“熟地”，就直接盖成房子卖了。开发商只管小区内的规划和建设，房子建得美轮美奂，但周边配套却完全跟不上。地方政府以“卖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通常只忙于向开发商批地收出让金，却没有余暇和精力，对整个城市开发建设统筹规划。“卖地”收入本应纳入统一开发建设使用，可常常被挪用于时间短、见效快的业绩项目。对于地下基础设施乃至周边配套设施这样不能立竿见影的长线建设，任期制的城市政府少有动力问津。
屋檐下的中国人，因房子获利，也被房子绑架，那是新的斯德哥尔摩征候群。
姜立涵的整本小说，写的就是“趋利避害”四个字。很聪明，很直接粗暴，也很无奈悲伤，我们全都无处可逃。
万家灯火，除了房子，我们还有什么？
张海龙
诗人、纪录片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