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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带灯》即将付型时,贾平凹来信做最后一稿的改动,反复强调一定要将这句话加上。因为这是概括《带灯》这本书、这个人、这一生,最切实到位的语句。樱镇的带灯,如蜡焰般微弱,温暖,无力,悲情。

“带灯”是秦岭山区樱镇的一名乡镇干部,她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这个名字也显示了带灯的命运,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命里注定地微弱无力,终归尘土。带灯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她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那么一点儿不合时宜,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带灯从一出场,就浮现着与众不同的超然脱俗,她有丰富的内心和丰沛的情感,她更愿意在乡间的山风树谷中寻找安宁。她每天面对最让人无法摆脱的杂乱,内心却不断地向上飞升。带灯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就把精神理想寄托放在了远方的情感想象之中,远方的乡人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寻找解脱的精神避难所。她不断地给他写信,向他诉说。精神世界的纯净和现世生活的芜杂造成带灯的分裂,她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她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得到解脱。她注定要燃烧了自己来祭奠理想。

2013年,是贾平凹进入文坛的第四十年,他用笔、用心写作,共创作长篇小说十七部。尤其在2000年以后,他的长篇创作更是进入黄金时期,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本长篇问世。每一部都有突破其实很难,但他恰恰做到了,每一部都不同,而且更优质。

《带灯》与以往作品比较,又呈现出更多不同的特质:

首先是作家在反映现实的创作理念上,完全超越了以往含蓄迂回的方式,直面现实,全景呈现。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带灯》的内容,就是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基层社会。说起这本书,也许会有读者想到另一位作家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同是写到基层上访,《带灯》与之又不同,格局更大,注目更深。因为《我不是潘金莲》只写了一个上访事件,而《带灯》却呈现了整个基层中的各方各面,带灯每天面对的,不仅有上访,还有村民之间的纠纷,有婆媳间的矛盾,有农民在这个发展大潮下的不适应,等等。樱镇的世界、乡民的生活是带灯每天要面对的事物,是她在“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内容。

在这样的全景呈现中,作品还以文学的方式反思了“发展”的矛盾现实,这也是整个中国所面对的现实:不发展就是落后和贫穷,发展就是破坏和失去。樱镇早年的书记元老海,为了保护樱镇的山水,以命抗争高速公路从镇上通过,虽然让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了许多年,却也贫困怨载了好多年。如今,“发展”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大江南北,各处都是急火火要发展要发财的人,樱镇自然也被裹胁了,大矿区、大工厂打开了闭塞清静的老街,带来了机会钱财,也带来了矽肺病和环境污染。

这不只是樱镇,也是整个中国。

作品的另一个特质,用作者自己的话,这是一部充满隐喻的作品。

带灯的名字,萤火虫,是作品里最显性的隐喻。这点小光,是理想的光,是理想主义者精神中微弱的照亮。

带灯的光,是萤光,是烛光,可以点亮自己,却无力改变世界,只有聚在一起,才能温暖黑暗的寒夜。这也是作者有意设计的隐喻,他让带灯通过自我的提升来摆脱俗世,这种燃烧已经不是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不是高大全式的救世主,是洁身自好,是自救。

萤的光,只有聚成萤火虫阵,才真的成了光。小说结尾,莽山上出现了萤火虫阵,“……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令人震撼。像是无数的铁匠铺里打铁淬出火花,但没火花刺眼,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

这也是作者给带灯、给樱镇、给世人的希望,这希望如鲁迅在《药》的结尾处给夏瑜的坟上安插的小花。

还有一个是虱子的隐喻。整个樱镇,除了带灯和竹子,所有的人身上都生虱子。“虱子“在文中无处不在,代表了固有的陈旧的沉沦的观念。带灯是个大专生,来自城市,浑身洋溢着文明的新鲜的气息,与当地的人与环境形成了强大反差。最初时,带灯在生活中最大的抗争是不生虱子,她不仅自己常洗澡晒被子,还向镇政府建议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灭虱的动员,发硫磺皂,发洗衣粉。然而,樱镇的人对身上的虱子已经司空见惯,不仅不想灭,而且会觉得带灯很可笑。长此以往,带灯对虱子的抵抗最终也功亏一篑,作品到尾声时她被染上了虱子,甚至疯了。

这个隐喻,其实是理想的破灭,是理想主义者的完结。

再一个,是结构上与以往作品的不同,《带灯》由两条叙述线索来完成,一条是带灯的现实生活,她所在的镇政府,她所面临对付的乡村事务,另一条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是她的精神世界,就像点题句说的“火焰向上”的地方。

带灯的精神世界一直是丰满鲜活的,没有被农村的鸡零狗碎填满,她的孤芳自赏和不合时宜,都为她的精神世界做了充足铺垫。她在现世中无法排解的情绪,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爱意,都被远方的乡人元天亮,点燃了。带灯于元天亮,虽然以爱慕的姿态开始,但是她其实从来不求回报,为的只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个家园。所以,无论元天亮是否回复,甚至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带灯需要倾诉。而且,在这场清水静流的爱恋中,带灯焕发了超越于一个乡镇干部可能拥有的丰富才情,她的意象灵动、词句优美,是任何被俗世被规矩限定的人,无法到达的。

她行走在山林里,在幽谷的清风里对着远方的人说话:“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她说:“你已经是,是我牧羊路过的一棵大树,虽然我抵达的是低矮的草地,可我的心在大树上。我放牧着羔羊你放牧着我的幻想。”“我看见你坐在金字塔顶上,你更加闪亮,你几时能回樱镇呢?闲暇时来野地看看向日葵,它拙朴的心里也藏有太阳。”

这些信是作品的灵魂,是小说轻灵向上的缘起,它们让小说具有了凄美忧伤的色彩,是《带灯》比作家其他作品更加细腻灵秀的根本所在。

《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带灯与远方人的通信展示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说以真实的人与事为创作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这部小说突破了作者以往的创作经验,给文坛带来又一次惊喜。《带灯》是可以传世的文学画卷,它以生活的细处定格了众生的苦难,以幻化的笔墨勾勒了人间和彼岸。(作者孔令燕系《带灯》一书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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