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港日文字缘——日译刘以鬯《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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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西城

三十八年前的耶诞,冬日的太阳柔柔弱弱,朔风吹脸,砭骨生痛。我从居处松原町转乘了两回车子,到达御茶之水,再徒步十余分钟,来到神保町书城。舟车劳顿,目的是寻访内山书店。

我是从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初闻内山书店之名,知道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在上海时期,帮过鲁迅不少忙,包括“一·二八”淞沪战祸中,转移居所,避过日军炮火。

解放后,上海内山书店歇业,回归东京。基于对鲁迅和内山的尊敬,一到日本,就想着去看内山书店,可由于种种原因,到整装上道,已是我到东京之后的第三个月了。

内山书店蜷缩在一条名叫“铃兰里”的小巷里,门面毫不起眼,店堂面积约五十平方米,两边墙壁靠着一排四格高桦木书架,放着各式各样的中文善本。

周末下午,店里空荡荡,只有一个客人,矮个子、穿着黑色西装、佝偻着背、手上捧着一本书,站在书架前,正在聚精会神地翻看。

由于内山书店素以售卖中文书籍名闻日本,我下意识地以为那个先来的客人定必是同胞了,“他乡遇故知”,心情激荡,于是冒昧地走过去打招呼。才开了口,立刻深悔自己的孟浪,呈现在眼前的那张脸孔,活脱脱的是典型东洋脸孔,他一听我说国语,连忙伸出右手摆了两下,示意听不懂,我这才知道对方是一个日本人,只好改用非常蹩脚的日语跟他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是二松学舍大学的中文教授本桥春光,此番到内山书店来,是为了搜寻有关中国近代作家的小说,准备翻译成日文,结集成书,在日本出版。

我看他手上捧着的是鲁迅的《呐喊》,知道他想从中取经,于是告诉他鲁迅的作品,大抵已给日本文学家翻译殆尽了,与其集中介绍鲁迅,倒不如选择性翻译别的中国作家。

本桥春光那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却不以我这个黄毛小子信口雌黄为忤,立刻拉我到附近的吃茶店坐下,要我为他介绍近代中国作家。

我那时正为《快报》写“日本杂记”,立时想起了刘以鬯先生,他是《快报》副刊的主编,同时也是香港有名的作家,对“五四”时代的文学,有着深邃的认识。

回家后,立刻写信给刘先生,详告经过,并请他代为搜寻有关作品。很快就接到了刘先生的信,大意是“提议甚好,‘五四’漏网的作家甚多,当会尽力搜寻奉寄”。

刘先生古道热肠,两个星期内,就寄上不少作品,沙里淘金,最后选定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和《孔乙己》;师陀的《期待》;七等生的《跳远选手退休了》;王文兴的《缺点》;刘以鬯的《对倒》;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这里头的老中青作家,除了鲁迅和刘以鬯外,那时大多不为人知,可见刘先生挑作品,是重质不重名。我把作品交给本桥翻译,本桥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我充当助手,原来本桥怕在翻译时,万一遇上晦涩不明的俗语,字典解不了困,就寄望我这一个小友援手。坦白说,那时候我只读了三个多月的日文,程度不高,可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大业,只好硬着头皮骑上驴背。从此每个周末,一老一少伏案于神保町的吃茶店台子上,专心一致地展开翻译工作,每遇本桥不明的处所,我就用有限的日文做出解释,有时候词不达意,就辅以绘图解厄。本桥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有时候所提问题,超越了我认识的范畴,逼不得已,只好写信麻烦百忙之中的刘以鬯和书话家黄俊东两位先生。承蒙他们不嫌麻烦,屡屡以长信赐教,解决疑难,令本桥跟我感激涕零。

过了一年,我因家事辍学回港,翻译尚未完成,本桥便独挑大梁,艰辛地完成翻译。可难题又涌现了,这又回到出版的问题上。

日本的出版事业虽然蓬勃,翻译近代中国作家小说的书,却难有获得出版的机会。本桥一连接洽了几家有名的出版社(包括了专门出版近代中国小说的岩波社),都给打了回头,百般无奈的本桥写信向我诉苦,我看了心酸,复信说:“万一没办法,那就请放弃出版吧!”本桥赐示:“沈先生:我务必要把书出版,这样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放心吧!你们一定会看到书的出版。”

不知经过多少岁月,七五年某天,我收到了邮差送来的特挂邮件,拆开一看,赫然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并附一信——“西城先生:我最后动用了自己的积蓄,拜托荣光社印制了这本小书。刘先生和黄先生处已另封奉寄了。谢谢你的赐助,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神保町吃茶店里并肩奋斗的光景。希望我们再会有合作的机会。春光谨拜。”

如今本桥春光教授早已作古,而刘以鬯先生仍然一如苍松翠柏,在文坛上持续发光发热。最近书展颁发了首届“年度作家”的荣誉予刘先生,他的名作《酒徒》也经由黄国兆导演拍成电影,快将公映。看到刘先生的创作成就获得肯定,足以让我相信本桥春光教授三十八年前的辛劳并无白费。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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