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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代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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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问世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商量,计划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和全部中短篇小说(分为三辑:取名《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蒙娜丽莎的微笑》)。除了《戒指花》、《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等作品写于2000年之后,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的旧作。编订、翻阅这些旧作,虽说敝帚自珍,但多少有点陌生感了,也时时惊异于自己写作在几十年间的变化。

以前常有一种看法,以为作家的变与不变,主要是源于时代本身的急剧变化。列夫·托尔斯泰,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纳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即以乔伊斯而论,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较一下,似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这两部作品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乔伊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对于时代的变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这种变化,我们很容易理解。顺便说一句,就算没有后期的《尤利西斯》等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个小传统。美国当代年轻作家耶茨所继承的,正是这个传统。至于纳博科夫,他一生辗转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法国、美国之间,生活动荡不宁,需时时适应新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小说风格不断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不怎么爱变的作家。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对稳定,写作风格没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调整。海明威是一个特例,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也很复杂,但一生只写一个主题,居然也写成了世界级的大师。雷蒙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随者,和我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也不怎么爱变。

说到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风不断变化的代表。从《怀旧》这样的文言小说,到《狂人日记》,再到《呐喊·彷徨》和《野草》,一直在变。若不是去世较早,他往后的小说会有什么变化,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测了。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较特别。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是写出过《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以及大量优美小品的那位作家。可汪先生写作《受戒》的那一年,他已经是60岁了。每念及此,总要无来由地为他老人家捏把汗:假如他活得与鲁迅先生一样长,也许《沙家浜》就要算他的代表作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不那么爱变的人。张爱玲可以算一个,在不变方面,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看她的《小团圆》,不用说语言和基本修辞方法,就连题材、情感、观念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有时候会对古典作家心生羡慕。变与不变,似乎是职业写作出现以来才会有的苦恼。对于那些一生只写一部作品的小说家(比如曹雪芹)而言,想变都没有机会,倒也踏实。安心于茅庐高卧,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冲右突!但转念一想,也不尽然。古代作家写作的大宗不是小说,而是文章和诗词,其实变化也是始终存在吧,否则就不会有“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样著名的感慨了。

格非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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