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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扑在书本上

周国平Ctrl+D 收藏本站

我的女儿两岁时,妈妈给她读童话故事,她盯着妈妈手中的那本书诧异地问:“这里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现在,五岁的她已经认许多字,妈妈仍然给她读童话故事,读完以后,她会自己捧着那本书仔细辨认上面的字,把妈妈刚才读的故事找出来。我在一旁看着她专心的样子,心中想,我小时候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一个人在识字以后,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书籍。至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个书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崇敬。每一本书,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或重要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验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名著。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放映两场电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所放映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画,在积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选这本书,是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买到手后,我心中喜悦了好些天。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江宁路,从家到学校乘电车有五站地,只花四分钱,走路要用一小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为了节省开支,父亲还让我每天中午步行半个小时,到他工作的新闸路菜场搭伙,午饭后再匆匆赶回学校。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有一长段是繁华的南京西路,放学回来正值最热闹的时候,两旁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要说那些精美的糕点对我毫无诱惑是假的,但我心里惦记着这一段路上的两家旧书店,便以目不旁视的气概勇往直前。这两家旧书店是物质诱惑的海洋中的两座精神灯塔,我每次路过必进,如果口袋里的钱够,就买一本我看中的书。当然,经常的情形是看中了某一本书,但钱不够,于是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一口气。

读高中时,我住校,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往返票价五角。我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次给我两元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这使我在买书时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那时已是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以买多少书啊。周末的日子,我在家里呆不住,就去南京西路上离我家近的那一家旧书店逗留。我的大弟弟对我的好学怀着景仰之心,他经常悄悄尾随我,在书店门口守候我出来。进大学后,我仍为了买书而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家里每月给我汇五元零用钱,不用说都是花在旧书店里了。有一段时间,我还每天退掉一餐的菜票,用开水送窝窝头,省下钱来买书。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我积了二百多本书,在文革中它们已失散于一旦。

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无法弄清,这句话是真的贴在那里,还是我从别处读到,在记忆中把它嫁接到了上海中学阅览室的墙上。不管怎样,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的确独具魔力,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状态。我也十分感谢那时候的《中国青年报》,它常常刊登一些伟人的苦学事迹和励志名言,向我的旺盛的求知欲里注进了一股坚韧的毅力。我是非常用功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午睡,但我常常溜出宿舍到教室里看书。我们那栋宿舍的管理员对学生管得很死,在午睡时间溜出宿舍而被他发现了,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因此我十分恨他。后来这个人被判了刑,原因是利用职务方便奸污了多名女生,可见道貌岸然之人大抵男盗女娼。在中学时代,我已把做学问看作人生最崇高的事业。在我当时的诗中,我讥讽那些迷恋物质享乐的人“或恋酒楼鸡鸭鱼,或恋店铺花红绿”,表白自己迷恋的是知识,“只恋书斋看写读”,我的志向是“攻读一生通百科”,“天下好书全读熟”。当然,我并非没有功利心,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无职少鸣难惊人,大志不随众笑沉。读破万卷游列国,高喊来了对诸圣。”表达了依靠做学问出人头地的欲望。我也渴望成功,但看来我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做学问是成功的正道。

正因为如此,有一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便是姐姐弃学从工。我上初二时,她上初三,临近暑假的一天,她放学后没有回家。晚上,她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来我家通知父亲,说姐姐留级了,不敢回家,躲在她家里,希望父亲不要打姐姐。她走后不久,姐姐怯生生地回来了。好朋友的求情完全不起作用,父亲从未这样厉害地打过孩子,姐姐凄厉求饶的哭声使我心颤。下一个学期尚未结束,有一天,她回家告诉父亲,陕西的军工厂到学校招工,她报了名,学校也同意了。她显得很高兴。不久后,她出发去宝鸡了。她为人忠厚,人缘很好,临行前收到同学们的许多礼物。从报名到离家,她一直欢欢喜喜的,没有一点难过的迹象。可是,我却为她感到异常悲哀。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十五岁时就放弃读书,去当一个工人,一生还会有什么意思和前途。

虽然我热爱读书,但是,在整个中学时代,我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我没有遇见一个能够点拨和指导我的人,始终是在黑暗中摸索。初中时,一开始延续小学时代的阅读,读了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接着,我着迷于苏联和中国的反特惊险小说,《隐身人》、《怪老人》一类科幻小说,还读了几本福尔摩斯探案,例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一时幻想将来做一个侦探。最后,因为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推荐,读了《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几乎全部当时走红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我也读《毛选》,因为那是我从小就在父亲的柜子里熟悉的一套书,早就似懂非懂地读了起来。我还写读书笔记,包括摘要和体会。初二时,上海市共青团在中学生中举办“红旗奖章读书运动”,我把一本读书笔记交给班主任,全班没有人像我这样认真地读书,自然得了奖。不过,同时也有许多同学得了奖,得奖的条件并不高。

进入高中后,我读书很多很杂,但仍然没有读到真正重要的书,基本上是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小册子,它们在不久后就遭到了我的鄙夷。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大学编写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它使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开始读唐诗宋词以及《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出于对宇宙的神秘感,我也读了一些天文学的小册子。有一阵,我想提高写作能力,便用心摘录各种小说和散文中的漂亮句子。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竟然还认真地读起了词典,边读边把我觉得用得上的词条抄在笔记簿上。不过我终于发现,其实这些做法对于写作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幸亏我这样做的时间不长,否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铺陈辞藻的平庸作家。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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