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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有甚说甚 @ 毛驴茨基

李洱Ctrl+D 收藏本站

有甚说甚,田汗没骗我。驴车上果真甚么都有,吃的,喝的,穿的。连酒都是现成的,那天晚上不是用过一个酒葫芦么,就是那个。命令如山倒呀,因我走得急,没有甚么衣服,田汗就在车上给我放了棉袄和棉裤,当然还有裤衩。在车上换衣服时,我拎着那个裤衩亲了亲,就像亲着自己的亲人。

将军,你到过陕北么?好,我不问,只管说。我先说说毛驴。毛驴可是宝贝疙瘩,你寻不到比它更好的长工了。犁地、推磨、拉炭,甚么都离不开它。边区的人说话都要带上“驴”字。骂人时喊对方是“驴日的”。事情办砸了,十分恼恨自己,怎么办?就骂自己是“驴日的”。别笑,我有甚说甚。高兴了,也说“驴日的”,细声细语的,就像和婆姨说悄悄话。我刚到延安时,革命热情高涨,干活不惜体力。有一次在延长,风闻胡宗南的人马打过来了,部队必须马上转移。当时车马不足,我背着一个伤员,沟沟坎坎的,一走就是二里地。人们这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小毛驴”。我当时甚是高兴,就像戴上了桂冠,做梦都会笑醒。可是,后来我成了托派,人们就把这个绰号给改了,叫我“毛驴茨基”。

赶车的老乡都晓得我的绰号“毛驴茨基”。他说,我给打成托派的时候,他亦在跟前。他以前是康生的房东,康生你知道么?此人是中央社会部部长。老乡还说,他多次见过毛,也见过王明。老乡嗜酒,趁我解手的工夫,把我的酒葫芦掖进了他的棉袄。喝了酒,他的话就多了起来,扯东拉西。说王明的列宁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像个婆姨。他又喝了一口酒,扭头说道:“你这人,姓毛,脸上却没有一根毛。”他说着,就笑了起来。他笑的样子很怪异,笑的时候脖子要缩回去,笑完之后才伸出来,好像他是用脖子笑的。我告诉他,我不姓毛,姓白,脸上的毛还是有的,因为要出远门,把毛刮掉了。他这才说,他晓得,甚么都晓得,只因雪天出门太恓惶,找着话和我拉呱呢。

甚么,将军,你问我是怎样成为托派的?唉,说起来,我能成为毛驴茨基,也是因为毛驴。说得细一点,是因为驴粪。因果相生,毛驴多,驴粪就多。驴粪多了,就需要掀起拾粪运动解决问题。而有了运动,就要有人倒霉。说起来,最早还是我们这些医生们提议拾粪的。起因是一名战士夜间通知人开会,出门踩住了一颗驴粪。就像踩着一块冰,他哧溜一声滑出很远,撞住了一个树桩。他的一条腿原本就挂过彩,不能太过用力,这一下给撞骨折了。一位首长来医院慰问战士的时候,医生们就提议,最好能给老乡们打个招呼,在自家牲口屁股后面挂一个布兜兜,这样既积了肥,道路还干净,还能避免此类事故。首长一听很高兴,搓了搓手,说:“驴日的,好主意。”随后,他提到了一个实际困难:虽说老乡们可以让自己的娃娃穿上军装为革命而死,可是让他们拿出一块布做个粪兜兜,却比从老虎嘴里拔牙还难,舍不得呀。不过,首长还是表示要把这个问题拿到会上研究研究。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下文。遽然有一天,上面说美国记者要来延安,为了给美国人留个整洁的好印象,组织上决定,赶在美国记者到来之前,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拾粪运动。

舆论是革命的先导,我们医院的墙上就贴着一幅标语:拾粪归田,服务抗战。报社和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还扭着秧歌,宣传拾粪。冼星海和塞克写的《生产大合唱》也给改了唱词:“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拾粪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呀,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为了进一步给拾粪运动造势,延安还组织过一次歌咏晚会。担任主唱的两位歌手来自陪都重庆和孤岛上海,如今是这里的合唱团团员。上海的那位歌手曾找我看过病。她对我说,她曾在德国待过,在那里学过花腔。“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语么,还用得着去德国学习?巧言令色,国人之本能也。”我对她说。她立即掐了我一下,说我是个土包子,白在苏联待了。尔后,她指着自己的玉颈,比划来比划去,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工夫,是学不来的。既然她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让她来一段听听。哈哈,在我听来,那跟驴叫差不离,一咏三叹,还抖来抖去的。她告诉我,她曾给合唱团的领导上过一个折子,说美国人就喜欢听这个。但领导说了,美国人来后,最好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二月里来》。

在那个歌咏晚会上,她们唱的就是改了词的《二月里来》,也算是美国人到来之前的一次彩排。重庆的那位歌手很兴奋,一上来就喊:“Are you ready(都准备好了么)?”我们就喊准备好了。她这才开始唱。她还喜欢把话筒伸到观众席上,让大家和她一起唱。虽然没人响应,可她还是说:“唱得好,唱得好。再来一遍好不好?”她还号召大家:“两边的同志比一比好不好,Yes!给点掌声啦,鼓励一下啦。”在她的号召下,我们都把随身携带的粪筐举过头顶,随着节拍,跟着她一起摇头晃脑。

运动就有这点好处,立竿见影!不分男女老幼,都带着柳条编的粪筐,见粪就拾。拾来拾去,就没粪可拾了。街上干净得很,就像上海的霞飞路。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值完夜班从医院回来,遽然看见有人在街上放羊,放牛。甚么时候,都少不了毛驴。牵到街上的毛驴,都有一副好行头,腰上披着棉垫,嘴上戴着驴套,围脖也是少不了的,因为那就相当于人们出席酒会时打的领带。(毛驴)还打滚呢,搞得尘土飞扬。延安正在反对自由主义,可那些畜生们却不吃这一套,自由得很,到处拉粪。咦,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要开一个牲口交易会。尔后方才晓得,畜生们上街游行,是为了把粪拉到街上,让人们有粪可拾,以便掀起拾粪运动新高潮。当时,我正纳闷,遽然听见唢呐声声,扭头一看,腰鼓队和舞狮子的都来了。人们就在欢庆声中拾粪。很快,街上的粪就被拾完了。千错万错,我不该看见马路中央的那几颗驴粪。那几颗驴粪蛋,像元宝似的躺在路上,很招人喜欢。我随着节拍,扭着秧歌走了过去,可我刚铲起一颗,有人就把我的粪叉没收了。原来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占坤。他是医院拾粪小组的组长,也在俄国待过,平时与我谈得来,还和我住过一间窑洞。我对张组长说:“你都看见了,我正在响应拾粪运动。”他说:“这些粪是给首长们预备的,可不是给你拾的。你拾了,首长们拾甚么?”我开了句玩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我就把驴粪放进了粪筐里。张占坤恼了,上来就把粪筐给我踢翻了,“叫你拾,叫你不听指挥。”他还推了一下我的肩胛骨,我差点像那个不幸的伤兵一样摔倒在地。张占坤本来性情温和,对我也很尊重,这会儿遽然向我动粗,我的脑子都转不过弯了。他再踢我时,我就用胳膊肘顶了一下他的软肋。我没有太用力,他也没有摔倒。他还笑嘻嘻地说:“哟嗬,驴脾气还挺大哩。”我也笑了笑。唉,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可没想到,第二天张占坤就把我的日记从枕头里偷了出来,上缴给了组织。尔后,麻烦就来了。

有甚说甚,给我带来麻烦的那页日记,记的其实是我与葛任、田汗和黄炎的一次谈话。说起来,我之所以写日记,还是听了葛任的话。他说,写日记能使内心生活丰富起来,一个人没有内心生活,就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间房子没有门窗。他一定没有料到,我会栽到日记上面。甚么?你也知道黄炎?对,他是个记者,编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坐在窑洞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托洛茨基。葛任讲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小故事,托洛茨基被史大林流放到阿拉木图的那一年,集体化运动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托洛茨基认为,他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快被史大林的暴政和冒险给毁了。但是,托洛茨基想的不是重返莫斯科,借机发难,而是给朋友们写信,让他们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不计前嫌,辅佐史大林渡过难关。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好在我没写是在田汗的窑洞里听来的,没写它出自葛任之口,不然,他们也要跟着我遭殃了。如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怕,因为我差点把葛任的另一番话记下来。葛任说,倘若列宁的继任者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定然会与史大林(斯大林)一样,对昔日的战友痛下杀手。酒装在瓶子里是酒,装在葫芦里还是酒。我后来想,倘若这句话也写进去,我即便种了十亩脑袋,也别想留住一颗。

日记缴上去,我就被收审了。如今想起审讯者的样子,我还胆战心惊。他们一上来,就把枪拍到了桌子上,叭的一声,吓得人魂飞魄散。要晓得,那可不是惊堂木,而是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我被押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受审。他是个智(知)识分子,被打成托派是因为嘴太碎。有一次,他从操场上听完报告,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对别人说:“江青装着捉虱子,裤子捋得那么高,让丘八(士兵)们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脸呀。”这话传到上面,他就被收审了。刚好王实味也说过类似的话,锄奸科的就断定他和王实味是一伙的。调查来调查去,就查出他和王实味是北大同学。他一开始也是嘴硬,拒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于是乎,他很快就被提溜起来,吊到了房梁上。刚吊了一袋烟工夫,他就承认自己是托派了。我听见旁边的一个审讯者说:“好,一炮就打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乖乖地承认自己是托派,你就可以吃到一碗鸡蛋面条。”那家伙看来是饿坏了,吃过第一碗,抹抹嘴,又说还有事情要交代。他又交代自己是特务,于是乎他又吃到了一碗鸡蛋面条。抹抹嘴,他说他感谢组织,因为他刚才吃的是双黄蛋。他说还要交代,这回他吹牛说蒋介石是他的外甥,宋美龄是他的外甥女。宋子文呢?他说是他侄儿。疯了,彻底疯了,连胡宗南和阎锡山都成了他的干儿子。这回他吃不成鸡蛋面条了,而是吃了几鞭。他当天就自尽了。他活学活用,也把自己吊到了房梁上。他用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裤带。他的遗言只有一句,“哲学家说,无人能揪着自己离开地球,可我做到了。”

甚么,你问我是否也(被)吊了起来?吊了,当然吊了。对,我也吃了两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之所以吃到第二碗,是因为我对审讯者交代,我日记里所写之事,皆是张占坤告诉我的。我并不想把他AT出来,因为诿过于人并非我之做派,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后来也被关到了后沟。我在后沟时,半夜曾听见张占坤像疯狗似的,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起初,我还很生气,倘若我是一只狗,我定然扑将过去,咬他娘的一个稀巴烂。可我是个人,脖子上架的脑袋是用来思想的。我想,我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这么跟你说吧,起初我还有点后悔,觉得对不住张占坤,后来我就不后悔了。还是那个理由,我是一个人,不是狗,我会思想。我想,我这样做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么一想,心里就舒服多了,我捂着耳朵说,驴日的,骂吧,我就当耳孔塞了驴毛,甚么也听不见。

有甚说甚,在后沟,不等别人来做思想工作,我就把自己的思想工作给做了。我打心眼里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别的都放一放,就拿拾粪来说吧,当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受党教育多年,早该学会站在毛驴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那些毛驴,口料已经一减再减,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坚持拉磨、拉炭、犁地。它们的肚子本来已经够空了,但是为了响应拾粪运动,它们有条件要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拉,不容易啊!可我呢,作为一名知书达理的智(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体谅毛驴,竟然还要求它们一直拉下去,拉下去。这跟党八股错误,宗派主义错误,主观主义错误,一样严重呀。阶级感情都到哪里去了,喂狗了么?难道你的觉悟还不及一头毛驴?

前面不是说了,我被吊上房梁那天,赶车的老乡也在场。他很牛气,说吊人用的那根绳子还是他贡献出来的。那可不是一般的草绳,麻绳,而是祖上传下来的缰绳。因为贡献了那么好一根绳子,他和儿子都吃了一碗鸡蛋面条。他说,当时他最担心的是绳子断掉,因为除了毛驴,那就是他最贵重的家产了。他用它捆草,拴牲口,也用它拴人。他儿子的头脑不大好使,媳妇动辄就要逃回娘家。她的娘家在葭县葭芦镇,离圣地很远,去逮一次很麻烦,走一天一夜不说,还得给亲家说好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拴在炕头上。他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毛驴茨基,咱有甚说甚,撞上这种鸡巴事,手边没绳,还真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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