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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有甚说甚 @ 上一次远行

李洱Ctrl+D 收藏本站

苏联女人都是大洋马?我听了只觉得好笑。至于大洋马是否也用乳酪膏,我不清楚。我在苏联守身如玉,从未招惹过她们。可她一提起苏联,还是让我心里一震。瞧瞧她多会演戏。刚见面时,她还装做不晓得我。这不,说着说着就露馅了。我想,她定然晓得我去过苏联,也定然晓得我的外号毛驴茨基。

她说过之后,睡了一会儿,又去找美国货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历史真会捉弄人,它就像一个婊子,专门捉弄我们这些痴心汉。我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是跟着葛任去的。最后这一次,是奔着葛任来的。只不过那次是向北,这次是向南。那次是为了帮他,这次呢,是为了杀他。对,我说的那次旅行,指的就是到苏联去。葛任出狱后,决计到法国去找冰莹。问题是,他不晓得冰莹的地址。唉,冰莹以前倒是留过地址,可她委托的那个人是个酒鬼,有次喝醉了和人打起架来,被人扒光了衣服,那个纸条也就丢掉了。这可把葛任难住了。为此,他还去了趟杭州,想从冰莹的父亲那里弄到地址。可冰莹的父亲出外游历了,他还是一无所获。甚么,重回北京医专?唉,他倒是想过此事,可是回不去呀。他刚从牢里出来,校方躲还躲不及呢,又怎么敢收留他。

将军定然晓得,俄国爆发革命以后,诸多智(知)识分子心向往之,都学起了俄语。不瞒你说,我也学过俄语。对,我是跟着葛任学的。他在北京医专任教时,课余时间曾到东总布胡同十号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不过,他学俄语不光是因为那里的革命,还因为那里的文学。他看过瞿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爱不释手。他也喜欢普希金,说普希金的诗文令他想起了母亲早年的画,山光水色,清纯美妙。不过,此时他尚未动过去俄国的念头。将军,这么给你说吧,倘非那个叫黄济世的人频频造访,他是不会到俄乡去的。将军说得对,就是办《申埠报》的那个黄济世。有一天,黄济世来找葛任,说在《新世纪》上看到了他的诗,甚是喜爱,想跟他合作。葛任以为他是来约稿的,就说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还不想发表。谈了一会儿,黄济世就起身告辞了,走的时候还有些怏怏不乐。我们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没过几日他竟然又来了。这次他告诉葛任,《申埠报》想派个会写诗作文的青年到俄国去,将布尔塞维克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写下来,在报纸上刊出。黄济世显然摸清了葛任的底细,他对葛任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是喜爱俄国文学么?到了俄乡,方能晓得俄国文学的美妙。”话说到了这步田地,葛任还是不愿松口。他说:“鸡蛋好吃就行了,至于下蛋的母鸡长甚么模样,大可忽略不计。”但黄济世接下来的一句话,点中了葛任的穴位。黄济世拿出一叠钞票,说:“先生不是想去法国找冰莹么?没有盘缠,又怎么能走过那万水千山。《申埠报》的稿酬甚为可观,等你赚够了钱,你就可以去找冰莹了。”葛任应允了。

有甚说甚,那个时候,我与葛任都不晓得这位黄济世是宗布的朋友,而宗布就是《申埠报》的幕后负责人。派葛任到俄罗斯,正是宗布的主意。宗布是一个神秘的人,神龙见首不见尾。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为何给我们钱,葫芦里究竟装的甚么药?我一直想不明白。多年以后,当我晓得了他和冰莹的秘事,我不由得有点怀疑:宗布这样做,莫非是为了杜绝葛任到法国去找冰莹,才派黄济世充当说客,将葛任打发到冰天雪地的苏联?

当时,葛任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因为黄济世给他说了,他可以带一个助手,钱由报社解决。还说,到那里之后,我可以继续上学。我就去和我的未婚妻商量。未婚妻先问我那里能不能吃饱,我说能啊。她就说:“天上掉馅饼了!当然要去。”不过,说完这话她就哭了起来。天高皇帝远,她担心我甩掉她。我说:“你把我看成甚么人了?我就那么没良心么?”为表明自己有良心,出国前我和她结了婚。唉,还是窦思忠说得对,革命者要讲的是信仰,而不是良心,只有资产阶级和日本人才把良心挂在嘴上,动不动就说谁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良心没有大大的坏,所以我的老婆才会死得那么早。想当初,我若是昧着良心,一脚把她蹬开的话,她也不会成为短命鬼。她是因为想我想死的。唉,不说这个了。

那次去苏联,我和葛任先坐火车到奉天。火车驶近山海关时,远远的,我们看见了海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岸。海岸是白的,因为它被雪覆盖了。一轮朝日正从海上升起,就像巨大的火球。一艘邮轮在近岸驶过,留下一溜黑烟。葛任用诗人的口气对我说:“闻到了吧,海的气息,盐的气息,自由的气息。”他激动得不得了。进入奉天站是在傍晚,月台上到处都是矮脚虎似的日本人,连个中国脚夫的影子都没有,让人疑心这满洲早就割让给了日本。幸亏葛任会说日语,他找来了一个日本人,我们的行李才得以运出车站。在奉天下车,葛任是想见见川田。他是我在北京医专上学时的老师,这会儿正要回国。甚么,你对川田甚感兴趣?好,那我就多说两句。我们按图索骥找到川田的住址时,他刚从外边回来。扶他的女人穿着男裤,裤的门襟还敞开着,而他自己呢,却穿着女裙。他醉了,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子,就像被水淹住了膝盖。一认出我们,他就对葛任说:“我很幸福,幸福得就像一头毛驴。”甚么?川田不认得毛驴?那我可能记错了。他可能是说,他幸福得就像一条牲口。咦?将军,川田怎么不认得毛驴呢?日本没有毛驴吗?再说了,他在中国待了那么久,若连毛驴都不认得,就太不像话了吧。

好,我接着说,有甚说甚。翌日,川田执意要把我们送到长春。每当列车经过弧形转弯,川田都要把头伸向窗外,他说他喜欢听噪音中的金属声。奉天是矮脚虎的地盘,长春却是大洋马的天下。到处都是俄罗斯人,连马夫都是。川田迷上了俄罗斯人手中的希腊式神像,以及马夫戴的那种厚重的皮帽。当雪花落到刚买来的皮帽子上时,他会遽然大笑起来。在北京医专时,他就常常喝醉,是个宿醉者,而他也似乎不愿从宿醉中醒来。他吵着要跟我们一起到莫斯科,葛任只好对他说,一旦我们在那边安稳下来,就电告他,让他到赤都与我们会师。但他后来却再也没有了音讯。

小红从美国货那里回来时,给我捎了一个馒头,一碗青菜汤。端起那碗汤,我故意说了一句:“这汤可真好,跟甜菜汤似的。唉,要是再有一份荞麦糊就好了。”这么说着,我留意她的反应。我果然看到她笑了一下。她的笑进一步证实,她是晓得我的底细的。“荞麦糊”和“甜菜汤”是个典故。刚到延安时,许多人瞧不起智识分子,我便拿我的俄国之行回击他们,让他们明白我在革命的心脏莫斯科待过。每当有人说甚么饭太稀,我就告诉他们,我在俄国喝的荞麦糊、甜菜汤,比这还稀。天上有个月亮,碗里也有个月亮。我这么一说,就把他们给呛住了。因为葛任是个名人,所以,我还经常拉大旗做虎皮,每次说起荞麦糊和甜菜汤,我都要扯上葛任。我用筷子搅着碗,对他们说:“葛任就是喝着荞麦糊和甜菜汤,翻译出《国家与革命》的。你们呢,小米粥喝了,南瓜汤也喝了,也没见干出甚么业绩。”他们气得半死,可拿我一点办法没有。有一日,一个女人来看病,她支支吾吾地不愿多讲。可我还是听清楚了,她是白带过多。她也是个智识分子,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因为法国不是革命的心脏,所以她对我的俄国经历又气又恨。她比我早一年到延安,常以老革命自居。这次我故意对她说:“你要是待在俄罗斯就好了,因为可以经常喝到荞麦糊。那东西降气宽肠,除白浊,去白带。”她红着脸说:“中国也有荞麦啊。”她说得对,但我懒得搭理她。尔后,随着我成为毛驴茨基,“荞麦糊和甜菜汤”就成了笑料。在后沟的日子里,看守们最喜欢拿这个来挖苦我。有时我正喝着小米粥,他们就像敲狗食盆似的敲着我的碗,问道:“姓白的,你喝的甚么呀?喝得那么香。”我要说小米粥,他们反倒不高兴。倘若我说荞麦糊,他们就会笑得前仰后翻,还相互拍着肩膀,“快看呀,毛驴茨基连小米粥都不晓得,真让人笑掉大牙。”不,那时我已经不生气了。以前,葛任曾对我说过,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可到了后沟,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你的不幸,就是别人的幸福;一帮人过上了好日子,另一帮人就得倒大霉。

既然小红晓得了这个典故,我就顺便给她解释了一番。我说,在俄国时,我的肚子里确实没少装荞麦糊和甜菜汤。不为别的,一来那东西便宜,二来那东西抵饥。吃不饱,汤灌缝嘛。这么说着,我就想起了葛任夜间写作的情形。那时候,葛任常常通宵写作,或者翻译文章。写到半夜,饿了,他就啃一个黑面包,喝一碗荞麦糊。他写的不是诗,而是各种报道。要不,就搞他的汉字拉丁化研究。他也翻译很多东西。对,那时候葛任的俄语已经很地道了,他还起了个俄文名字忧郁斯基。除了翻译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小说,他也翻译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许多演讲。当然,我最喜欢看的是他写的文章,主要是游记。之所以喜欢看,是因为他写到的地方我也去过。这么说吧将军,看他的文字,你就像在夜晚的清凉中,欣赏到了自然的温存和恬静。斑鸠梳理羽毛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到。他喜欢从小处看问题。他曾说过,别人都是从大处从高处看问题,他呢,却要从小处从低处看问题。别人看到的是灶膛里的火,他却喜欢看从灶膛里溅出来的火星。他喜欢写一些小事,写一些风景。譬如,树叶在朝露中苏醒过来,又在正午酷热中昏迷过去,尔后呢,又在夕阳残照中变得肃穆。不,不,不,这都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个本事,这都是葛任的话。莫斯科有个牧首湖,如今改叫少先队员湖了,它很像我们老家青埂山下的一个小湖,我们常到那里去。他有一篇文章就叫《牧首湖》。他写过湖上的波纹,说那波纹太温柔了,好像不是波纹,而是圣母的发丝。因为我们在教堂里待过,所以我们还喜欢进教堂,进了教堂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它的结构很精巧,像是花边织成的。走进去,你的出气声都会变细。就在《牧首湖》中,他还写到了在教堂外边飞驰而过的马车。从延安出来时,我坐在毛驴车上,还想起过葛任写到过的情形。那辆马车上面坐着一位袒露双肩的贵妇人。她很阔气,只是坐姿有点不雅,搔首弄姿还不够练达。我记得葛任说过,她很可能是某个布尔塞(什)维克官员的妻子,刚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某个小镇来到莫斯科,假以时日,她会像个真正的贵妇人。当然这也难说,一来那位官员的某个情人可能很快取代她的位置,二来那位官员很可能被拉出去毙掉,她自己会成为阶下囚。

有甚说甚,自从窦思忠提到葛任可能被打成托派,我就不断想起葛任当初与托洛茨基的交往。我想,如果真的把他打成托派,他可能也无话可说,虽然他对老托也是看不惯的。我记得,作为一名记者,他曾和托洛茨基有过私下交谈。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虽然他后来认为托洛茨基能够顾全大局,是条汉子,可当初他对托洛茨基并无甚么好印象。他曾对我说过,托氏是个神经蛋,脸上的肉讲话时乱动,不讲话时也乱动,好像马蜂在上面做了个窝。托氏唇髭厚实,就像个鞋刷,当脸上的肉莫名其妙抖动的时候,那就更像鞋刷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下了他听列宁演讲的情形。那是在克莱摩宫的安德烈大厅。列宁牛气得很,用德、法、俄几种语言演讲。他写道,电气灯开着,把列宁的身影投射在墙上,投射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个大字中间,比延安的宝塔山还要高大。他后来之所以被看成马列研究方面的专家,就跟他与列宁的接触有关。陕北有句俗话,叫“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可在边区,除了王明等少数人,大都没去过苏联,更没有见过列宁。这么一来,葛任就显得鹤立鸡群了,因为他不光见过猪跑,还吃过猪肉。

不,我怎么会那么傻。在火车上,除了说荞麦糊和甜菜汤,我并没有提到葛任,更没有提到列宁和托洛茨基。言多必失,我可不想再次因言获罪。小红在一边鼓励我,要我畅所欲言。我想,这小娘儿们是不是要引蛇出洞呢。我想,讲可以讲,问题是甚么该讲,甚么不该讲,要心里有数。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哪一天她要是把我屙出来,我可又要遭殃了。想到这里,我不光心中惶恐,还有点忧郁。葛任的那个俄文名字起得太好了,我如今也很忧郁,也成了忧郁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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