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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向毛主席保证 & 蚕豆花

李洱Ctrl+D 收藏本站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蚕豆花》和《谁曾经是我》,其实是同一首诗。两者相比,只是个别字句的差异。

冰莹是看到《蚕豆花》以后来到重庆的。此前,她待在上海从事戏剧演出。史料记载,她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剧作家于伶编剧的《长夜行》,反映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三户人家在日军进驻租界后的悲惨境遇。这部戏被迫停演以后,她和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夜夜笙歌,借酒浇愁。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道:

在上海,冰莹虽然夜夜笙歌,但内心却举目无乡。先前,她曾数次设想到延安与葛任团聚。但葛任战死的消息,使她再次迷失了方向。她在日记中写道:“日子一天天过去,窗棂上结满了冰霜,我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就在这时,宗布又出现了。战争期间,他将《申埠报》搬到了香港。这一次,他就是从香港回来的。对于他此行的目的,她一无所知。他胡子灰白,神情颓唐,明显地老了。他进来的时候,睫毛上挂着雪花,她还以为他的睫毛也变白了呢。他解释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她当然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他带来了一份报纸,那是香港出版的《逸经》。当她吩咐佣人为他准备饮食的时候,他拿着报纸看了起来,仿佛那是他刚刚从街上买来的一样。喝汤的时候,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意思。”她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装做愣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喝汤。她本来想把报纸丢到一边的,可是,仿佛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份报纸。众所周知,在希腊语中,“命运”一词的意思并非“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当她“偶然”地拿起那份报纸的时候,短暂的幸福和持久的不幸,就再一次栖落到了她的肩头。

她看到了一首诗,以她的女儿蚕豆命名的一首诗,叫《蚕豆花》,诗的作者署名尤郁。现在她知道了,就是为了让她看到这首诗,宗布才从香港来到上海的。在她的追问之下,宗布才告诉她,许多年前,他曾在《新世纪》杂志上看到过这首诗,当时题为《谁曾经是我》,作者署名葛任。“葛任的俄文名字叫尤郁斯基,如果不出意外,这应是献给你和女儿的。”宗布说。他还告诉冰莹,自己本想在《申埠报》上转载这首诗,可是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它撤了下来。“从诗的内容看,这首诗好像是刚改动过的,莫非是他就义之前写的?倘若不是,那可能是别人的伪作。当然,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葛任还活于人世。”宗布对冰莹说,“倘若他真的还活着,那你们很快就会相聚的。”冰莹回忆说,宗布的神色表明,他真的在为她与葛任可能的相聚而感到欣慰。在那一刻,她对宗布的怨恨就像窗棂上的霜花一样,慢慢融化了……

安东尼·斯威特接下来又写道:

冰莹对我说,从那时起,她就怀疑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某一个角落。她决定立即飞赴重庆,见一下赵耀庆。她早就知道,赵耀庆隶属于军统,他很可能已经得知葛任的准确消息。宗布想和她一起去,但遭到了她的婉言拒绝。到重庆的第三天,她终于在一个酒吧里见到了他。出乎她的意料,赵耀庆以人格担保,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他显然说了谎。因为她后来得知,就在他们谈话之后不久,赵耀庆就去了大荒山白陂镇。她说,在随后的几天里,在歌乐山腰,在嘉陵江边,在夫子庙前,她反复念诵着《蚕豆花》,默默流泪……

看了阿庆的自述,我们便发现,冰莹其实误解了阿庆——他们见面的时候,阿庆确实“毫不知情”。关于修改后的《蚕豆花》一诗,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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