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OK,彼此彼此 @ 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

李洱Ctrl+D 收藏本站

胡安死去当晚,冰莹哭昏了几次,眼珠(泡)肿得像两个水蜜桃。葛任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带着冰莹母女马上离开苏区。他说,“左”倾路线越来越占上风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许多人都知道我和他在日本时与陈独秀有过交往,对我们不大放心。小姐,我前面说了,在日本时,陈独秀曾多次到过川田家里,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怎么能想到,现在这竟成了我们的历史问题。我非常感谢葛任的提醒。多年之后,我之所以想方设法要放走葛任,就是考虑到他那时对我的救命之恩。OK,你说对了小姐,当时我若是不走,指不定会成为“左”倾路线的刀下鬼。所以,现在提起此事,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左”倾路线害死人,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

谈话地点是枋口小学后面的凤凰谷,四周很静,偶尔能听到一声狗叫。我问,有没有查出那个开枪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催我快走,越快越好。他让我看在昔日的情分上,能够把冰莹母女送到天津。说那里有两个牧师,一个叫毕尔,一个叫埃利斯,他们会帮助照料冰莹母女的。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然后,他告诉我,他会派阿庆护送我们走出苏区。

重新回到他的住处时,冰莹已经醒过来了。她要去一个叫西官庄的村子接女儿。因为她一直在演戏,也因为葛任有肺病,容易传染,她把女儿放在西官庄的一个老乡家里。葛任讲,他已经派阿庆去接了,一会儿就接来了,还是先准备行李吧。我们等啊等,怎么也等不到阿庆。Fuck!到了后半夜,他终于回来了,满脸是血,腿也瘸了。他说,他在西官庄见到了蚕豆,可是带不回来。葛任问为什么?阿庆说,老乡担心他是骗子,专门骗小孩的,死活不愿交给他,还放狗咬了他一下。葛任问他何故脸上也挂了彩,他说路上遇到一群饥民,挨了一顿揍,马也受了伤。后来得知他是一名红军,才放了他一马。冰莹又要昏过去了。葛任一直在安慰她,说保证将蚕豆送到天津。冰莹对葛任说,能不能找瞿秋白商量一下。葛任说,秋白也是自身难保,我们别给他添乱了。就在我们正说话的时候,田汗把通行证送来了。OK,从这件事上看,他跟葛任的友谊确实不一般。通行证就是救命稻草,要是没有它,想走出苏区那简直是白日做梦。田汗这时才说了实话,告诉我们红军真的要转移了,转移之前,会进行清洗。你不懂什么叫清洗?OK,清洗就是肃反,肃清反革命,所有的人都要过过筛子,有疑点的都要清理出革命队伍。

我们终于出发了,因为走得急,我连自己的相好都没有带。走的还是和胡安来时的路线,只是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不断地想着胡安的死。脑子里枪声一直在响,就像点着一挂鞭炮。命运真是难以捉摸,不久前,是胡安把我带到了苏区,现在我却要带着他的女儿逃离苏区。他若是泉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当时,我们跑啊跑,昼伏夜出,终于到了大埔。前面说了,大埔是个重要的交通站。可到了大埔,原来的交通员却一个都不见了。没办法,我只好把冰莹交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乡。当然,我给了他不少钱。假钱?哈哈哈,你真是个机灵鬼。没错,确实是假钱。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阿庆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我得再回去一趟。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的相好还留在苏区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样一拍屁股走了,也太对不起人家了。我要他们在这里等我,等我把那个相好接出来,再一起绕道香港去天津。他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去征求冰莹的意见,告诉她,我返回去之后可以把蚕豆带出来。冰莹说OK。她真是个好女人,反复交代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还说,她时刻为我祈祷。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和阿庆刚离开大埔,就被敌人逮住了。

小姐,刚被俘的时候,我并没有投降。我还是撑了几天的。他们说,你们的政权马上就要吹灯拔蜡了,你们不是鼓吹暴力革命吗?这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马上就要进攻苏区了。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他们争辩。我说,OK,列宁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他们知道马克思,但不知道恩格斯。我给他们解释了好半天,临了,他们突然给了我一个耳光。说,说来说去,恩格斯还不是工厂主的儿子,属于资产阶级。那一耳光打得我七窍生烟。后来,又撑了几天,我就撑不住了。不投降不行啊。有人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投降,还说我见了女人就磕头。小姐,我给你磕头了吗?没有嘛。还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叛徒。笑话!用叛徒这个套子就能把我套起来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侏儒又怎能为巨人做好铠甲呢?听他们那么一讲,我好像毫无信仰似的。谬也!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信仰就是希望国家强盛,早日实现现代化。可是,要强盛,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得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你知道,我是学法律出身,讲求秩序和以法治国。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都干不成。你说奇怪不奇怪,当初那帮人也是这么给我耍花腔的。别说,还真把我说动了,后来我就投降了。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决定的,也怨不得我本人。其实,人们每天都在投降,就像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后来,每当有人在我面前叽叽喳喳,说东道西,我就会想起鲁迅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既然投了降,还被任命为国军一支小分队的副队长,那就不光要有语言,还要有实际行动。为表现自己拥护安定团结,我就把造币厂供了出来。反正红军要转移了,造币厂也没有用处了,胡安也死了,都说出来也不要紧。不光我投降了,阿庆也投降了,他也供出了造币厂。直到1943年,我在大荒山见到了白圣韬,我才知道阿庆一直是田汗的人。前些日子,秘书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个姓朱的人写的,上面说,阿庆当年投降是田汗安排的。我再想起当年的情形,就忍不住有个疑问:莫非我当年被俘,就是阿庆泄的密?当然,我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什么?供出冰莹?不不不,我没有,阿庆也没有,这一点我还是可以打保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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