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OK,彼此彼此 & 徐玉升与《逸经》

李洱Ctrl+D 收藏本站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葛存道先生遇刺之后,徐玉升先生曾受胡安之托,远赴青埂,将葛任接到了杭州。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徐玉升与葛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葛任去日本之后,徐玉升也离开杭州去了香港。据徐玉升在《钱塘梦录》一书中说,葛任到日本以后,曾多次给他写过信。得知他在香港创办了《逸经》报的时候,葛任还曾向他建议:

《逸经》应多刊仲甫(陈独秀)、守常(李大钊)之宏文。且寄来了守常的《青春》,其中有“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之语,感人肺腑。

《逸经》上果然转载了这篇文章。据徐玉升先生说,《逸经》后来给人留下“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就缘自《青春》一文。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葛任和徐玉升很少再有联系。大概是在1929年,他收到过葛任的一封信,葛任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大学教书,并计划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叫《行走的影子》。他立即给葛任回信,希望能在《逸经》上连载此书,并说:“令父亡命瀛岛之情形,老夫略知一二。若得闲来港,我可讲与你听,于你或有禆益。”此后,他们又是多年没有联系,但对葛任的行踪,对葛任与冰莹的苏区之行,及葛任参加长征之事,他“皆有耳闻”。后来,他曾向国民政府申请,望能获准到延安采访。他的目的除了采访,还为了能见到葛任。由于他给人留下的“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所以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到了1941年,他从一个去过延安的香港记者那里得知葛任正从事翻译工作,便想葛任的书或许已经写完了,就给葛任去了一封信,旧话重提,望能在他的报纸上连载它。到了1942年冬天,他突然从一位逃到香港的友人处获悉,葛任已在二里岗死于日寇之手。但其后不久,还处于惋惜和悲痛中的徐玉升,却意外地收到了一首诗,《蚕豆花》:

此函因辗转日久,封皮已污烂不堪,邮戳亦难以辨识。内文虽无落款,然字迹之清秀,表明此诗乃葛任所寄无疑。署名为拉丁字母,或可译为犹豫,忧郁。我想,其定然乃葛任遇难前投寄,可视为葛任之遗言。

至于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时候寄出的,因为葛任与范继槐的面谈对此有所涉及,这里暂且不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徐玉升很快就把这首诗刊登在了《逸经》上,“以示对葛任之深切怀念,暨对中共将士誓死抗战之敬佩”。《逸经》(1943年1月6日)所刊载的《蚕豆花》全文如下: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天,

是青埂峰下流淌的小溪,

还是白云河边盛开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春天,

是阿尔巴特街的蜂儿,

还是在蚕豆花中歌唱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窑洞中的红色火苗,

还是蚕豆花瓣那飘飞的影子?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那无数个我?


与《新世纪》上的《谁曾经是我》想比较,那种探究自我真相的急迫和勇气,依然存在;变化的只是个别词语,出现了“青埂峰”、“白云河”、“阿尔巴特街”、“窑洞”等等。这些词语像一串珠子似的贯穿了葛任的一生。而嗅觉比狗鼻子都尖的戴笠,当然不会放过这些词语。

徐玉升先生事先怎能料到,《蚕豆花》一诗的发表,不光导致了葛任之死,而且改变了与葛任有关的许多人的命运。这当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命运:1944年6月9号,他被军统特务刺杀在通往香港浅水湾饭店的沙石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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