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边的故事
水边的故事，是一叠由瞬间流向永恒的故书。
我是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外婆的小阁楼后面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混混，是我最好的催眠曲。长在水边，却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伙伴们个个都是皮肤黝黑、身手矫健的浪里白条，我却从早到晚静静地坐在河边，像一尊古代的石像。正是在无数静止的时刻，水边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伸出闪烁的手捕捞着岁月的流痕。波光款数，人在水的边缘，心灵深处常常涌起海然欲泪的难以言说的寂寞。每根脆弱如蛛丝的神经，都被当作琴弦拨动了。
河边的每个教书都像桃花源那样美丽奇幻。翻开一本线装的《诗经》，最先牵着你的眼光走的是这样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八之，宛在水中央。”于是，满纸的方块字都荡漾起来，青青的是河畔的草，盈盈的是河中的波。是不是眼睛花了呢？“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可采莲的江南，如果说每一朵莲花下都有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每条河边岂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水边盛产至纯至真的感情，水是一种由我们的眼泪汇集成的，却能让我们忘忧的液体。在这平坦如批光洁如玉的水里映着朝朝代代都不动声色的明月，拥着梅的疏影与藕的深根，也刚刚掠过鹤的白羽与蝶的金翅。对于人类的健忘而言，水是一部宇宙间最大的留声机：诗人苦涩的歌吟，舟子旷达的渔唱，纤夫苍凉的纤歌，女子悠闲的揭衣声……还有那湘水的屈子、乌江的霸王、赤壁的东坡、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每个深陷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水边去，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慰。水的使命则是寻找与她最知心的人，所以济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水上。水与我们血管中的血一样，存在着鲜明的爱与憎，而爱与憎又冰炭相容。在水沉默的表象背后，演奏着交响乐中循环不止的延长号。
对于极少的那部分人而言，水象征着一种绝望且高傲的理想。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尝言：“人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在人生不同的分分秒秒里，人又何尝拥有过同一颗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就是一条流动的河。逝者如斯，水同生命一样，无法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象。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恰恰正是艺术的局限处。梵高那令人赞叹的怨言就是所有艺术家高傲而绝望的呼声：“在生活中，在绘画中也一样，我完全能够没有上帝。但是，痛苦的我不能够没有某种比我更伟大的东西。”梵高找到了支撑我们躯体的土壤，却没有发现较息着我们灵魂的流水。梵高无法面对人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便向自己举起了沉重的手枪。真的，没有哪门艺术能与流水交锋，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在水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与粗糙。
与河水相比，海水更为神秘莫测。在太平洋中一个苍凉荒芜的小岛上，消瘦的高更日日夜夜面对茫茫无涯的海水。巴黎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脂粉与金钱、权势与令名，统统比不上环绕在他四周的水。终于有一天，高更的眸子变得比海还要深造，他在画布上重重地写上三个问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海水是否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瞬间，高更确实在海边与自己的灵魂不期而遇。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丢失了呢？又有几个人愿意到海边倾听灵魂的声音？生活像水一样如此之轻，也如此之重。在风的吹拂下，我们哪里才有岸呢？流逝的水不会间尽头在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尽头？那么，我们剩下的使命便是在已经成为汪洋的世界中展示一个倔强的小岛，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来临：人类面临的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让我们如暴风雨中飞回来的海燕，静静地坐在水边，承受那即将降临的幸福或苦难。
水边，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故事是艾特玛托夫的《帕轮船》，它像一支灵魂的温度计，测量着我们心灵的冷暖。在这个诗一般透明的故事里，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与水一样永远也不会变得丑陋、浑浊的世界。孩子每天在湖边的山坡上遥望湖里停泊的白轮船，这是孤寂中长大的孩子唯一的乐趣：没有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爱森林、爱湖水、爱湖上的白轮船、爱爷爷故事里的长角鹿妈妈。然而，迫于生计，在守林官员的压迫下，爷爷不得不射杀了长角鹿。孩子从堆满鹿肉的餐桌上狂奔出来，跑到湖边痛苦地向远方眺望，却再也望不见白轮船了，白轮船已起旋开往伊塞尔库克。孩子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歹毒，有的人善良？为什么歹毒的人幸运，善良的人不幸？孩子无法接受残忍的成人世界，终于去实现自己变成鱼的梦想了。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也许是含泪写下这段后记的：“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里去了。你是否知道，你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库尔，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他说·你好，白轮”船，这是我！’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孩子，在向你告别的时候，我要重复你的话：‘你好，白轮船，这是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水和白轮船都隐喻着一个未给定的世界，一个唯有真、善、美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它献身，与贫乏和虚伪抗争是艰难的，生活的奇迹豁然出现的时刻毕竟太少了。这便是怕轮规的可贵之处：明知满载真理的小舟已经倾覆，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苟且偷生。卡夫卡说过：“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觉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水边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局，然而这种悲剧之中却蕴含了一种火山喷发一般强烈的热情。水边那些平凡或伟大的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解答时与变的谜底，并在残忍与非正义之中展现水生之爱。
一切的矛盾最后都纠结到水边。无论你是预言家还是落伍者，水都是你无须付出什么的知音。加缀在《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一书中写道：“在阿尔及利亚的郊区，有一处小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一直走到底，就可以发现山谷与海湾。面对这块与大海一起呻吟的祭献地，人们能够长久地沉湎于梦想。但是，当人们走上回头路，就会在一座被人遗忘的墓地上发现一块‘深切哀悼’的墓碑。幸运的是，有种种顺应诸物的理想者。”我是一个在南方水畔长大的孩子，身上有许许多多水的特质。看惯水面的波澜，听惯水边的故事，这才发现自己度过的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也成为水边故事峰回路转的细节。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心甘情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彻头彻尾的理想者，我只能虔诚地掬起一掺水，细细咀嚼其中的苦涩与甘甜——不管是苦涩还是甘甜，都固执地让河边的故事演绎下去。
薄酒与卫委
偶读黄庭坚的诗集，这酸老头还颇能发些天籁之音。最喜欢的便是“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车马，称身不必狐裘。”这真是一种可爱的阿Q精神。与黄老头不同，现代人的梦想是：食有鱼、行有车、饮洋酒、追美女，黄老头落伍了。
酒有烈酒与薄酒之分，有名酒与劣酒之分。饮烈酒最见男儿本色，有友为晋人，对汾酒赞不绝口。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茶酒邦中记载：“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然而，我总是怀疑这位风流才子有喝汾酒的本领。斗酒万盅，多半是文人的自吹自擂，夸张喝酒的本领李太白起了最坏的作用。还是欧阳修说得坦白：“太守好饮，而饮少辄醉。”醉去之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能够忘忧的，是什么样的酒呢？
薄酒可以忘忧。我所爱的，乃故乡用糯米制作的“酸糟”o到北京以后，少有一饮的机会。雪花飘飘的冬夜，故乡来人。那时，我正经历一段幽暗的心路历程，偌大的都市里，我如同落进眼睛里的一粒沙，怎么也融不进去。于是，与老乡一起冒着鹅毛大雪，穿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挂着“川妹子”招牌的小饭馆。饭馆是不入流的，稍有身份的人都不会踏进来。在清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乡音中，我们相对而笑。两碗煮得滚烫的醒糟端上来了，雪白的糯米粒悬浮在半透明的液体中，中间是一只黄白相间的荷包蛋，真是一幅天然去雕饰的好图画。轻轻地品一口，闭了眼，外婆的小镇出现在面前：长满青苔的天井，堆满坛坛罐罐的厨房。而每到过年的那段时间，总有一个坛子里装着外婆亲自做的醋糟。那时，我常常偷偷地舀上一小勺子，躲到天井的花台后品尝半天。外婆发现了，少不了既疼爱又生气地责怪：“生酷糟怎么能吃呢？吃了会闹肚子的。要吃，外婆给你煮。”但我还是更喜欢吃没有煮过的原汁原味的醋糟。而今，外婆老矣，已经没有精力做酸糟了，妈妈和姨妈们都没有学会外婆的绝艺，酷糟怕是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拿醒糟来对抗轩尼诗、人头马，似乎太“土包子气”了。但我觉得，人的尊严还不至于非得用酒的价值来衡量。中国成为法国名酒的最大销售地，我不觉得有什么骄傲之处。相反，我倒觉得国人的心理太脆弱。我喜爱一块钱一大碗的醒糟，因为它能解我的优苦，解我的乡愁，仅此而已。
说完酒，再说女人，这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之一。没办法，黄老先生的诗句就这么写。我也只好东施效颦。以丑妻为荣，黄老夫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坦率而可爱的男士之一。据说袁枚大才子的妻妾也个个姿色平庸，旁人问其缘故，袁枚说天机不可泄也。天机为何？黄庭坚一语点破：“白头”也。老夫子着眼于“白头”，而不在乎美丑，眼光之高远，实非时下“非美不娶”的会答须眉所能比拟也。
“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居士的告诫犹在耳朵边上，又有干千万万男士掉进美女的陷阱。假如你是一个平凡的男人，那么你在追一个美丽的女孩前，首先得作好“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把自尊心像一张废纸一样揉成一团扔到垃圾堆里去。尽管如此，我们也算准了失败的机率为99％。当然，这也怪不得漂亮的女孩，骄傲本来就是漂亮的影子，骄傲是她们无须用法律来保障的权利。谁能怪海伦有罪呢？特洛伊战争与她无关。我又想起了一则动人的希腊神话：阿尔弗斯在打猎时爱上了仙女亚丽苏莎。但美丽的亚丽苏莎不答应他的求爱，总是从他面前逃开，直至在奥第加岛上变成一流喷泉。阿尔弗斯哀伤着，苦痛着，终于变成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条河。他仍未忘记他所爱，就到海中与那喷泉相融汇。
变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那浪漫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还有美丽的女子变作一湖与世界一无挂碍的纯澈的喷泉吗？一个上海作家不无夸张地说：“上海的美女一半嫁到外国去了，一半住在酒店的包房里。”那么，就让我们姑且做一次阿Q吧，说不定退一步海阔天高呢？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妻子是一个极拉着拖鞋、头发乱蓬蓬、脸上已有皱纹的平庸女子。可是，早上丈夫离家上班的时候，都市干干万万的窗户下面，只有她的眼睛一直目送丈夫消失在人流中。想到这一幕，丈夫烦恼的心也就暖乎乎的了。美妻并非不能白头，可丑妻却绝对能白头——只要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不要充当陈世美。
“白头”的观念于新潮男女看来，简直保守到了极点。“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一生已够沉重的了，何必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包袱呢？大学城里，恋爱成了一本薄薄的“半月谈”，没有一句是真话。被奉为校花的美女，周旋于几个男士之间，说爱就爱，说翻脸就翻脸。不是你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就是这么快。爱与不爱，冷漠与深情，成了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扑克牌。但我还是想寻找“白头”，在将近八旬的数学家程民德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最平凡而最动人的一幕。老院士兴致勃勃地要找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们看，翻了几本影集却没找到，转身问老太太：“是不是你藏起来了？”老太太行动不方便，眼睛也不好使，撇撇嘴说：“自己胡乱放，却好意思怪别人！”老头老太真的像青梅竹马的小孩一样拌起嘴来。我们在一边，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忽然想起辛弃疾的句子来：“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当我们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同样白发苍苍的、可以拌嘴的伴侣呢？
薄酒喝过了，尽管只有几度，却也微微醉了。美丽的女子远远地走过，行走的风景，夺人魂魄。多情是一把对准自己心窝的刀，伤的只能是自己。
给爱一个容器
对爱人有一种诗意盎然的称呼，叫做“牵手”。
“牵手”的称谓缘起于台湾高山族平浦人。平浦人是母系家庭制度，嫁娶都由男女青年自己挑选，自由组合。女孩长大后，父母就给她建一间房子，让她单独居住。到了适婚年龄，姑娘家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孩相中了意中人，便以芍药或玉兰等带有象征意义的花来赠给女方。女孩如果中意，便将男方迎入房中同居，怀孕后牵着丈夫的手去禀告父母双亲，请求“承认”。据识山县志》载：“男女干山间弹嘴琴吹鼻萧，歌唱相和意相投，各以佩物相赠。告父母…名曰牵手。”
人类居然也可以这样相爱，不计贫富贵贱，只是为了爱而爱，单纯得使聪明的现代人不敢相信。我喜欢“牵手”这个朴素的、而且带有动感的词语，爱的真谛，尽在其中，爱的温馨，扑面而来。当人类进化到不相信爱情的阶段，“牵手”则成为一组不褪色的照片，剪辑着互相阻隔的时空。伸出手去，牵住的不仅是另一只手，而且是一个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人。百听不厌的是苏芮唱的《牵手》，汉语的张力在歌词中达到了极致。“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牵了你的手，牵到来世一起走。”那歌声，不是单纯热烈，而是苍凉激越，使人怅然若失。
确实，牵手时，能感受到拥有的愉悦，也能感受到沉重厚实的责任。牵手，意味着爱的成熟，爱的丰厚。牵手，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姿态。《诗经》中有这样闪光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百年来，平凡和卑微的人类就这样走了过来，牵着手，涉过一条条的不归河。
张爱玲说，“执子之手”是最悲哀不过的诗句。因为“牵手”之后便是“放手”。“放手”是一个恐惧的动词，看似潇洒，实际上是泪干心枯之后的绝望。“放手”的时候，已然无爱，即使当年的爱溢满万水千山，倾国倾城。“放手”是人世间最凄烈的场景，尤其是在渡口之类的地方江流岸凝，帆起舟行，此岸彼岸，‘做手”——放即成永绝。那么，“放手”之后呢？“微雨燕双飞，落花人独立”，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才发现已经无手可握。空荡荡的只有满袖的秋风。
想伸出手去，牵住那只有缘的手，但又害怕出现“放手”的那一断肠时刻。爱，也会永远存在于尴尬不安之中。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本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人，却无奈地相互放手。两个人一样的单纯，一样的倔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渴望完完全全地拥有对方。因此，悲剧诞生了。
萧军在致萧红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萧军是个有浪子习性的东北汉子，他知道最好的药方是“忍耐”，却无法真正实现“忍耐”。他时时让诗人的浪漫冲击着心灵，而不能沉潜自己真挚的感情。萧红赴日本养病之后，他在信中写道：“花盆在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怀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小屋里没有什么好想的，不过，入一离开，就觉得珍贵了。”萧军正是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他懂得花的珍贵，却养不好花；他了解萧红的弱点，却不知道怎样保护她。萧军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却不能算优秀的爱人。
萧红呢，是一个看起来极端坚强、极端自尊，实际上却极端软弱、极端敏感的女子。远在日本，她还惦记着萧军的饮食起居：“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而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的那样，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也来信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写这封信时，萧红忘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女作家，而只是一颗体贴入微的女子的平常心。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爱人的冷暖，也就是她自己的冷暖。这样的爱，是经不起伤害的。
然而，伤害还是出现了。爱的伤害是不能判断谁对谁错的，结果却是永远的遗憾。30年代中国文坛最幸福的、愿作鸳鸯不羡仙的“二萧”决然分手了。1940年，萧红带着心灵的创伤远走香港，写下最出色的作品《呼兰河传》、《例城三月》。日军攻陷香港后，生活困苦，肺病日重。1942年，年仅对岁的才女不幸逝世。在最后时刻，她还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而钢铁汉子萧军呢，在将近半世纪以后，还怀念着单纯、淳厚、倔强的萧红，整理出版了昔日的通信集。
爱，真的是一流激荡的水流，没有容器容纳得下？曾经牵过手的，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否真的要到放手之后，才会被珍惜与怀念？
在爱情中受伤最大的一方往往是女子——这令每个有良知的男子羞愧，但仅仅是羞愧而已，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女雕塑家米卡尔·克洛岱尔，童年时代便开始其艺术生涯。来到巴黎后，她结识了杰出的艺术大师罗丹，成为罗丹的学生和情人。罗丹说过：“最重要的是受到感动、爱恋、希望、颤抖。生活，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首先是一个人！”中年的罗丹遇到野性未驯的少女米卡尔，两人的爱火立刻熊熊燃烧。
罗丹曾占有过无数的女子：轻浮的女模特儿，上流社会的贵妇，烟花巷里的妓女，但这些女人对他毫无益处，仅仅是肉体的嬉戏令他快乐。直到他看见米卡尔的目光——那种理解的、温存的、闪烁着灵性的，甚至令他害怕的目光，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女神。罗丹对女孩说：“在你身上，在你的身体里，我所崇拜的东西，除了它的如此漂亮的形式，再就是将它照亮的。体内的火焰。”他把《思想者》献给她，更把《吻》献给她——被上层社会评论为“粗鲁唐突”的恢，表现的正是他与她激情迸发。惊世骇俗、生死缠绵的瞬间，而米卡尔也创作了《沙恭达罗》，用天才的作品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罗丹的情人”。
艺术与爱情要想保持长久的平衡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爱人与爱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罗丹抽身而去，踏进公爵夫人的殿堂，却把15年的爱情留给米卡尔一个人。米卡尔说：“最伟大的爱情的标记：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生命。”从本质上讲，她依旧是个弱女子，她不能忍受爱成为回忆的事实。巴黎，成了一座眼泪的迷宫。米卡尔开始毁坏自己的作品。1906年，42岁的米卡尔离家出走，精神彻底崩溃。“留下的那个女人在等待有人打开这座大门／将她推进去／然而，没有人来过这里。”1913年7月，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将米卡尔送往疯人院。同年，罗丹半身不遂，丧失了创作能力。3年后，罗丹黯然辞世。米卡尔则挣扎着，在疯人院里幻想了多年，才以72岁的高龄告别爱恨交加的世界。
米卡尔的弟弟、作家保罗·克洛岱尔这样深情地描述姐姐的容颜：“一副绝代佳人的前额，一双清秀美丽的深蓝色眼睛……身被美丽和天才交织成的灿烂光芒，带着那种经常出现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残酷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就是爱吧？这是令凡人神往的爱，有了这种爱，才有罗丹的《思想者》、《巴尔扎克》、《加莱义民》，才有米卡尔的《罗丹胸像》、《成熟》、《命运之神》，这些雕塑在人类的艺术殿堂里有如群星闪烁。也正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爱，使米卡尔变成了“疯子”，遭受了长达二十年骇人听闻的监禁。米卡尔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是：“余下的仅仅是缄默而已。”
米卡尔征服了罗丹，终于招致爱神的妒嫉。爱神这样惩罚她与他：爱的尽头，是疯狂——无论爱者，还是被爱者。
热恋中的小儿女常常发下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盟誓，仿佛真的能够海枯石烂不变心。对于年轻人的爱情，我宁可保持十分的怀疑态度。电闪雷鸣，仅仅是爱的初始阶段，只有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爱才可能向永恒靠近。因此，我对那些校园里卿卿我我，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菜的恋人们不以为然，却常常为小径上互相搀扶着散步的、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之间的体贴和温柔而感动。
钱理群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的每一本著作中，都能看到一颗真诚坦率的心和一团燃烧着的激情。在《位小舞台之间》一书的后记中，他深情地谈起自己的妻子，这是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
而我尤其要说的，是我的老伴可忻。我十分清楚，我能最终走出生命的“冰谷”，全仰赖她的坚定，果断（我的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她的温柔，体贴（我是最不会照料自己的）。每当思及充满未知因素的“将来”，不免有些惆怅时，只要想到她会默默地与我共同承受一切，我就似乎有了“底”。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我乐于公开承认这一点，并无半；或愧色。因为我知道，在她的心目中，我也是这样一株树——在充满险恶的人世中，我们互相苦苦支撑：这就足够了。我的这本书当然应该献给她，我的可忻。记得在15年前的新婚之夜，我也曾向可忻献过一本书——那时十年浩劫还没有结束，我虽也写有近百万字，却不可能出版；献上的是手抄本，书名《为怕鲁迅学习》。现在，“书”由手写变成了铅印，但那份情意却没有变，依然那样深挚、纯真——但愿我们永远像年轻人那样相爱，尽管此时我们都已两鬓斑白，并一天天走向归宿。
两棵树，并不参天，并不伟岸；两棵树，枝枝连理，叶叶相贴，连根系也连结在一起。风里雨里，两棵树互相温暖、互相慰藉。这段用“心’写的文字，也要用“心”去读。我想，先生是没有必要羡慕年轻人的，因为先生的爱是一种历尽沧桑之后沉甸甸的爱。钱老师送给师母的著作，无论是当年的手抄本，还是今日的出版物，也都是沉甸甸的，也只有师母才受得起钱老师的礼物，今天的女孩子大多喜欢金首饰与时装。当爱变成“每周一歌’、“半月谈”，变成“一场游戏一场梦”；当牵手变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时候，爱便失去了纯洁，也失去了真挚，只剩下一个苍白的外壳。
有一次，我到钱理群先生家请教问题，师母正在外间忙碌着，偶尔走过书房一次。我很想悄悄地问先生初恋的经过，却一直没有开口。不是“不敢”，而是“不忍”——就让它成为一个让我们追思与想往的“谜”吧，最美丽的情感往往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给爱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其实就是时间。对有的人来说，时间是温柔的刀，割去了三千烦恼丝，也劈开了一双相牵的手；对另一些人而言，时间则是爱的容器，爱无形，容器也无形，两鬓青青变星星，只是为了一颗痴心。毁灭爱的是时间，证明爱的也是时间。这些道理，为什么年轻时候总不明白？
1996年5月3日，英国老人约翰·布朗去世了，两天后，他的妻子朱迪丝也固然长逝。他们便是本世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戴红玫瑰的丑女人”的主人公。
1942年，二十出头的布朗赶到北非的英军第八集团军。此时，美军处境艰难，隆美尔攻势凌厉。布朗在大炮和坦克的轰鸣里染上了战争恐怖症，甚至想逃走和自杀。有一天，他偶然读到一本《在炮火中如何保持心灵平衡》的书，他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本书成为他心灵的支柱，尤其令他惊异的是，作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朱迪丝。他开始给朱迪丝写信，经过3年的通信，两人相爱了。1945年，战争结束了。已晋升为中校的布朗急切地给朱迪丝写信，要求会面。朱迪丝回电说：“在伦敦地铁一号口等我。你的手中拿本我写的书，我的胸前将佩一朵英国国花——红玫瑰。不过，我不会先认你，让你先见到我。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做你的女友，你可以不认我。”
布朗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地铁口。还有1分钟，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平静如水的心，却情不自禁地猛跳起来。这时，一位绰约多姿的绿衣女郎从容地走来。是她吗？她没有戴红玫瑰。布朗再次张望四周，一位戴着红玫瑰的女人慢慢地走上前来。布朗定睛一看，张口结舌：这是一个重度烧伤、拄着拐杖的女人！怎么办？认不认她？布朗的内心激烈冲突起来。“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残酷的战火的考验，我们的爱是神圣的，我没有理由不认她。”于是，布朗追了上去，叫住那名“奇丑无比的女人”，微笑着说：“我是布朗。我们终于见面了，非常高兴！”
“不，您错了。5分钟前，刚才过去的那位绿衣姑娘请求我戴上这朵玫瑰，从您面前走过。她一定要我不主动认您，只有当您按照约定，先同我相识，才把真相告诉您，您已经成功地接受了一场或许比战争更严酷的考验。她正在对面的餐馆里等您。”
我既为朱迪丝喝彩，也为布朗喝彩，布朗伸出手去的时候，他的爱已经升华得无比神圣。布朗给了爱一个能够容纳海洋和天空的容器，他便获得了人生的真爱。
伸出手去，牵住一段不了的情缘，牵住一份永恒的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