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悯
20世纪的天堂里，怜悯已经成为一棵不招人喜欢的杂草。
刚刚读完一本斯大林的传记。斯大林的肃反、清洗、集中营体制……这些政治暴行早已众所周知。这本传记中却描述到斯大林私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暴君角色：斯大林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羞辱自己的妻子，致使其不堪忍受饮弹自尽。他的亲生儿子雅可夫也受不了父亲对他长期的恶劣态度而企图开枪自杀。在众人的劝说下，好不容易前往医院探视的斯大林，见了儿子劈头一句就是挖苦：“哈哈！没有打中啊！”当时周围的人为其毫无怜悯之心的处世态度而震惊。斯大林对妻儿的态度，反映出他对于人所区别于任何动物而特有的尊严与情感世界，是何等罕见的冷漠与藐视！斯大林非常喜欢看一部描写海盗生涯的美国影片。影片中，老海盗与同伙下围棋取乐。每吃掉一个棋子，便把同伴杀掉一个。影片的结尾，是老海盗吃掉对手的最后一个棋子，同时把最后一个同伴扔进大海，然后驾着船，哈哈大笑地向大海上耸起的冰峰驶去。斯大林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说：“满有意思的。”还建议全体政治局成员一起观看。观看过程中，斯大林的狂笑与老海盗的狂笑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令他的“同志们”心惊胆战。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假如其世界观中丝毫不能为人的尊严留下一小块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大国的人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怜悯是一个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我非常尊重基督教与佛教中关于“怜悯”的教义。尼采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否定“怜悯”，认为“怜悯”是弱者的人生观。作为哲学家，他持一种重信一切价值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离不开怜悯。当尼采神经错乱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怜悯与照料，尼采也许早就病饿而死了，著书立说更无从谈起。尼采以后的德国，“反怜悯”居然成为一套伦理准则，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当大多数人都把怜悯像穿旧的衣服一样扔进垃圾箱时，纳粹便有了应运而生的温床。然而，德意志毕竟是一个诗歌与音乐之乡，也有人没有卷入冷酷与仇恨的狂潮里。住在柏林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儿子被送上前线，她毅然收养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小姑娘。“小姑娘的生命与我的儿子的生命同样宝贵。如果儿子死在战场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的延续。”老妇人的这句话足以让所有的人道主义宣言黯然失色。对他人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怜悯，代表着一种毫无私利的爱，一种至柔至刚的善。有了怜悯，人与人之；司、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才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里，怜悯是一盏人们可以律在手。已里的烛光。
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躯体变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市。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外界对他的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革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我这个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震惊得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文章写道，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5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30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13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90年代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医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主白眼瞥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馈城故事》是一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去。
书生意气
陈平原
中文系许多先生都说，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而我了解陈先生却是从一本小书《千古文人侠客梦》开始的。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未解先生研究小说叙育模式的苦心，倒以为先生也是一名快意恩仇、金戈铁马的当代大侠。先生的名又与战国时赫赫有名的平原君相同，令人遥想那个侠客如云、策士如雨的辉煌时代。因此，又在先生身上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
其实，陈平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在《书生意气》一书中，收入了他与妻子夏晓虹的通信，那些长信，没有一句涉及爱情，陈平原自己说：“我不是风流文人。”但是，在这些探讨学术问题的信笺中，我读出了一种心动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不似沈从文与张兆和情意绵绵，倒像鲁迅与许广平携手走夜路。夏晓虹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的明清文学，千头万绪被她讲得清晰而疏朗。上午是夏老师上的文学史必修课，下午则是陈老师上的选修课“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两相映照，精彩纷呈。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夏老师生病了，一时系里面找不到老师代课，陈老师自告奋勇，跑来讲了两个小时的明代文章。课堂下女孩子们都望着先生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这对才学相辉映的夫妻。那次，陈平原从八股文讲起，使学生们皱起了眉头：八股文有什么讲头？先生却说，八股固然无好文章，但八股作为文学史现象极有研究价值。今天托福考作文，不是一样找不到一篇“有文学价值”的文章么？学子们恍然大悟。讲完课，先生还忘不了补充一句：“我讲的内容你们姑且听听，夏老师不会作为考试内容。”大家都笑了。
尽管不浪漫，但平原绝不呆板。他讲课时有一句口头禅“好玩’”。在讲鲁迅、周作人、章太炎、梁启超的时候，“好玩”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相信“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类的鬼话，做学问的人自己也觉得学问枯燥无味，是一种苦行、苦役，那么别人又怎么会对你的学问感兴趣呢？“好玩”是做学问的一种境界，所谓“苦尽甘来”是也。陈平原靠一篇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敲开了北大的高门槛，师从王瑶先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陈平原对“行云流水一抓增”的苏曼殊有特别的喜爱，“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中，都曾占有独特的地位。”恰好，我也是个“苏迷”。三年级的时候，要写学年论文了，我到系里去看老师们出的题目，一眼就看到陈平原出的题目“苏曼殊小说研究”，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决定非选这个题目不可，同学们劝我说，陈先生对论文要求很严，一个注解也不放过，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呢，还是硬着头皮准备我的论文去了。初稿呈上去以后，一直忐忑不安，原来的那一丁点自信荡然无存。过了半个月，先生拿着论文找到我，一张单子上列了好多条意见。他一个接一个地指出我论文的漏洞，听得我面红耳赤，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仔细一点。下来认真一想，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才有“法眼”看出来，自己哪能“防患于未然”呢？于是，又静下心来在图书馆老老实实地泡了十多天，修改稿出来后，居然获得了先生的好评。本科生的论文，老师们向来是不大重视的，好些同学的论文、老师仅仅是评个分数罢了。陈平原先生却认真得令学生感动，也令学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学年论文，只有我一个人选择陈平原先生的题目。
“念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在书桌前坐下，又说必须‘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制度，这才走进大学校园。”岁月蹉跎，青春苍凉，博士毕业，陈平原已33岁了。然而，博士毕业后不到十年，他已在学术界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以我浅陋的学识，自然难以把握这些年来先生的学术思路，但我感受最深的无疑有三：一是“2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二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成功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三是梳理近百年学术史的工作，为当今的人文科学研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抵。《独上高楼》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数千字，阐述清楚了别人几万字也说不清的大问题。结尾一段话如同寒山寺的钟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有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来，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轮昏黄的月亮。睡在上铺的“兄弟”在半睡眠状态咕味了几句：“你发什么神经啊？”在黑暗中，我觉得我应当分享这份“悲壮”——一仅仅是为了“好玩”。
张鸣
几个同学一起到张鸣老师家聊天。张老师对学生十分热情，赶紧让师母泡茶。师母问：“泡哪种茶”？张老师高声说：“泡最好的那种！”言语之中，颇为自豪。泡好茶，师母对我们说：“这可是张老师珍藏了很久，舍不得喝的茶叶。你们一定是他最好的学生，他才这样大方。”
轻轻地啜一口，只觉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张老师有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们什么茶，让我们猜猜。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心里想：“说错了，不是太没面子啦？”张老师看着我们的尴尬状，哈哈大笑。然后从来人喝茶谈起，历举宋人诗文中关于喝茶的句子，逐渐把我们引入一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世界。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牺居。”谈着谈着，茶已凉。我们欲起身告辞，先生说时间还早，再聊吧。于是，又添上水，又聊开了。我们谈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张鸣老师说，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学问做得这么好，真令中国学者感到汗颜。概括宋代的文化，谢和耐只用了一个词“文艺复兴”，不尽的意蕴全在这个词中，比起我们的学者大段大段冗长沉闷的阐述来，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这不仅是做学问路数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别。
说起学界的现状，先生有着冷峻而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已逐渐堕落为一个名利场，学术论文则变成赌博场中的筹码。张先生讲起先秦时“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今那些层层上升、名目繁多的官衔、职称，不就是进化了的“二桃”吗？而自谓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仍然还在“三土”那个鬼打墙的怪圈里转悠。
张老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新闻与学术绝不相容。时下有不少学者频频作秀，炒卖一个个的“学术现象”，号称“新闻学者”，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一旦成为新闻，学术便变味了。”
张鸣早年参军，在“大熔炉”中锻炼过，跟军训了一年的我有许多共同的感觉。那种“一体化”的模式，都是我们深恶痛绝的。在军队里学不到什么，唯一学到的便是怀疑。要么沉沦，要么从此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么戴上面具狂舞，要么撕破面具任由自己鲜血淋漓。“心有戚戚焉”的师生选择的都是后者。恢复高考后，张鸣考进北大，从此便选择了一条清贫的但却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匾乏，却也有它的另一面：精神世界的自由。张老师讲东坡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村边古道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这是东坡晚年的诗句，饱经沧桑后，坡仙痴心不改，依旧傲骨嶙峋—一那是孤独的极致，也是顽固的极致，这样的人，世间还有什么力量让他低头呢？
军旅生涯的创伤，于我仍然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廉，于张鸣先生则是重新定义“自由”的参照系。大风吹芦苇，谁能不折腰？自由在这样一个过度喧哗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它如此被人蔑视，又如此容易丧失。然而，总有那么少数人，把自由看得像空气、水和面包一样重要。珍惜自由的只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天性中有对自由的渴求，他们曾经被强力剥夺过自由，尝试过“丧失自由之痛”——一于是，他们便把自由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运的是，在北大这个地方自由还能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讲课、听课。读书、写作、思考。欢悦在疏离中得以产生，智慧在孤独中闪烁光芒。
“今人未必比家人活得好。”张鸣老师对宋人作人作文的方式深有考究。工具理性的膨胀，并没有能凸现人的主体性，相反，人更深地陷入茫然无措的状况中。他谈起在两个场合看到的人群。北京站的广场和地铁的入口处，那么多的人，目中无神，面无表情，仿佛处在半睡眠状态。他们只是在走路，为走路而走路。一样的疲惫，一样的呆滞，一样的茫然，尽管天生有美有丑，但美丑背后都是一样的灵魂。“多少年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仅仅是衣服漂亮了。鲜艳了，但那不过是衣服而已。”张鸣说，要是一个摄影家拍摄几百幅面部的特写，放在一起，组成一面墙，那太有震撼力了。什么名字也不用取。
上课的时候，张老师穿的常常是旧式的衫子，令学生们仿佛回到民国时代。“只是觉得宽松舒服，倒不是为了出风头。”先生笑着告诉学生。看久了，倒是觉得先生天生就适合穿衫子。有一次，先生理了发，穿上崭新的一套西装，一进教室，调皮的学子们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笑。先生也笑着对满堂学子说；“我儿子告诉我，爸爸穿西服很精神。”
先生绝对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在这样一个先生们“故事”奇缺的时代里，这是一种特殊的扭力。张鸣就像他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
王岳川
潘光旦先生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儒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北大，大鱼带小鱼的景象尽管日渐稀疏，但仍然可以时时被人感觉到，它那动人的扭力是这座校园被无数学子怀念的原因之一。
到北大，听的第一场讲座便是王岳川先生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此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因为都是蜀人，都生长在繁花似锦的锦宫城里。早在四川大学念本科时，王岳川就是颇有名气的大才子。对于后现代文化，我向来以丁异端”视之，王岳川研究后现代颇有建树，他是不是一位性格奇特的先锋学者呢？见到先生才知道自己的想法错了。王岳川是典型的蜀人的中等个子。脸上带着温文尔雅的微笑，显得平和中庸，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像现代派，而像一位典型的中国儒生。那天，二教的大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王先生所讲伯范围非常广泛，文学之外，音乐、美术、雕塑、建筑等领域都有所涉及。他还拿出大幅画片让听众欣赏，在录音机中放出奇奇怪怪的后现代音乐。这样生动活泼的讲座怦然让学生入迷。
后来，王岳川先生上文学概论课。很不幸，我们班的课不是他上。我却偷偷地钻进他的教室，像“偷拳”的太极名家杨露蝉一样，偷听先生的课。每堂课人满为患，中午很早就得赶到教室占座位，以致午睡的习惯也不能保持。听课的学生太多，把旁边教室的椅子都搬运一空，小教室里挤得外插不进。最后，管理员有意见了，不得不中途换了一间大教室。王岳川讲文学概论，打破原有的框架，独辟蹊径，讲自己的研究心得“艺术本体论”。二年级的本科生，听着有点吃力。王先生说，一门课若全都能听懂，那又何必让老师来讲？好的讲授方法是，学生理解百分之五六十，留下一个较大的空间由学生去思考、探索和填补。的确，一学期下来，觉得死的“知识”没学到多少，脑瓜却灵活了许多。
王氏讲课，重视启发学生的艺术感悟能力。他讲《红楼梦》。《老人与海》、《浮士德》，时时向学生展开一个个“敞亮”的世界。最精彩的是对柳宗元《江雪》的阐释了。他这样分析，《江雪》一诗的视角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结构：千山一万径一孤舟一渔翁一钓丝。渔翁身居宇宙空间万象的广嘉，来映衬自己饮吸时空子自我的胸襟。诗人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和执着的自身，从而表明诗人所深切体验到的极高境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是诗人当初所真切体验过的从而传达出来的一切人生经验和知识所构成的终极大彻大悟之化境。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老师也讲得十分投入。如年代的课堂上，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这是中文系课堂上的“三绝”，但在王岳川的课堂上，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被他次第点燃了。
王岳燕东园狭小的居室里，四壁都是书。除了书籍，便是钢琴、古筝、书法和绘画。先生不是一个只会做学问的学者，而是一位在艺术殿堂里随意漫游的流浪者。王岳喜好书法绘画，虽是“业余”，造诣颇高。艺术一旦成为“职业”，便失却了其本真状态，而以一种“游”的心态对待艺术，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先生同样喜好音乐。一次师生元旦晚会上，他曾登台献技，拉了一曲如诉如倾的二胡，博得满堂喝彩。我忽然想起史铁生的小说《那遥远的清平湾》，想起了王岳川、史铁生他们那一代知青的苦难青春。今天他们的成就，何尝不是昔日苦难的馈赠呢？王先生说，每逢中秋这样的节日，晚上他常常到未名湖畔去拉琴。现在湖畔人多了，多是卿卿我我的恋人。他便去得越来越迟。一轮皓月，一曲清音，一个素心人，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
“不写五十年前能写的文章，也不写五十年后才能写的文章。”王氏认为，一名学者理应对当代提出问题来。面对90年代以来混浊的文化状况，他保持着冷静而理智的思考。人文知识分子处境维艰，此时此刻要具备反思的能力，难于上青天。先生在狭小的客厅里，隔着钢琴，勉励在困惑中游移的我：“一项事业，大家都做的时候，你尽可离开；大家都不做的时候，你就该坚守岗位。”大浪淘沙，形形色色的知识人各自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王氏以为“所有的选择都是被选择”—一他又把问题交给了学生，让学生自己去解决。
那么，作为学生的我，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后记
在这里，我无意也没有能力概述先生们的学术成就，而仅仅记录下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断随想。以前写到过钱理群、陈鼓应、袁行需、张岱年、丁石孙诸位先生也是这种写法。今日的北大，唯一可以自傲的便是有一大群真正意义上的‘洗生”—一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兄长和朋友，北大全靠他在这里苦苦支撑着。
先生的魅力体现在有形的知识和无形的精神两个方面。只有在先生们的课堂与寓所里，才能重温说语“侍坐篇”的幸福。我想起明本东林讲学。“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以鲜血捍卫学术和精神的自由、千载而下，仍令我神往。今天的北大，能不能充当这样悲壮而崇高的角色呢？’先生只是我眼里的先生，笔下的文字离先生们的神采已很遥远。谬误之处，还望先生们免于责怪。后生后学，只想勉力师之。
“黑炭”祭
在所有的生命里，我对牛怀有特殊的敬意。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属牛，也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享受着牛耕种的粮食的中国人。
牛是最有生命感的动物。它们是从文明之前的险峻高原，来到大河流域的。粗暴消尽，温驯凸现。它们行走的姿态，像是有智慧的人。老子出函谷关去的时候，为什么不骑马、不骑驴，而要骑着青牛呢？也许只有牛才配得上老子这样的大哲人。出了函谷关后，青牛与老子到哪里去了呢？这又是一个中华文化的谜，恐怕只有从青牛的子子孙孙的眼睛里才能读解出来吧！
牛的眼睛很大。据说，牛眼里的事物比实物本身大许多倍。我没有向学生物的朋友证实过，但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这种动人的谦恭显示着世间温暖的精神。《圣经》中，神这样说：“你要把公牛牵到公墓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公墓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四角上。……这牛是赎罪祭。”在众多的动物中，只有牛是没有罪孽的，所以牛能够充当人类赎罪的祭品。它那庞大的身体汇纳众厄，命定与舍身联系在一起。它们以极其悲壮的牺牲，维系着众生的终极平衡，把地狱引向天国。
小时候，七夕之夜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被哥嫂虐待的牛郎赚了我不少泪水，而那会说话的老牛最牵动我的心。织女被抓回天国后，是老牛以自己的献身，给予牛郎一条通往上天的路径。那时我还很小，不懂得牛郎织女爱情的酸甜苦辣、刻骨铭心，只是把满腔的心思都倾注在老牛的身上。少年寂寞的我，没有同龄的好友，便羡慕起有老牛作伴的牛郎来。我访遍了村里的牛们，不厌其烦地跟它们说话，但没有一头牛回答我的问题。它们只顾低头默默地吃草，用尾巴扫蝇蚊。但我在它们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一个透明的孩子。
对于农人来说，牛是伴侣，是家庭成员，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心痛牛的农民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奶奶说。说这句话时，奶奶干涸的眼眶湿润了。那是1949年12月，胡宗南在大西南兵败如山倒，刘邓大军节节挺进，在家乡五面山下的平原上，两军最后一战。一群国军的散兵游勇闯进村里，饥饿了几天，他们嚷着杀牛来吃。他们找到了爷爷的牛，那头叫“黑炭”的膘悍的牛，皮毛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牛。连长举起了枪，爷爷嚎叫着扑了上去。士兵们原以为此地民风淳朴，没想到百姓也会拼命。爷爷倒在了血泊中，“黑炭”活了下来。愤怒的村民们抄起锄头犁烨，演兵们狼狈逃出村子。
爷爷死了，用他的生命换取了牛的生命。“黑炭”自从爷爷死后，拼命地为这个家庭卖力。奶奶一个寡妇，带大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伯和父亲先后成为村里第一个和第二个大学生。这在当地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除了奶奶，还有“黑炭”，奶奶不分白昼黑夜地劳动，“黑炭”也一样。父亲说，念小学时，他半夜里醒来，借着月光，透过窗户，看见院坝里人影晃动。原来，是奶奶和“黑炭”一起推磨，雪白的豆浆在月光下像水银一样透明，从磨盘眼里涓涓流出。他还看见，奶奶额头亮晶晶的一片，“黑炭”的身上也是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汗水。
我出生的时候，“黑炭”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它的坟就在爷爷的坟旁边。“阴间里你爷爷也不孤单了。”奶奶自言自语说。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奶奶准备纸钱香烛时，总忘不了“黑炭”也有一份。有一次，童言无忌的弟弟说了一句：“那只是牛呀厂奶奶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不！它是通人性的牛！”斩钉截铁的。
从本质上来说，牛是孩子。听王岳教授讲课，他回忆起13岁的时候，作为最小的知识青年下乡放牛。有一次，他从牛背上摔下来，摔下悬崖，不省人事。不知道过了多久，感到有热气喷到脸上，挣扎着睁开眼睛，原来是牛。牛跪在地上，目光温存地看着他，示意让他骑上去。以前人们以为，只有训练过的战马才会跪下来让主人骑上去，没想到一头普通的村野间的牛，也会这样做。我忽然又想起了奶奶斩钉截铁的话：“它是通人性的牛！”爷爷救了一头牛的命，而另一头牛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这仅仅是巧合吗？
最先意识到自己罪孽的犹太人，用牛来作为他们与上帝交流的中介。而上帝赐予他的子民的，往往是漫山遍野的牛羊和跟牛羊一样多的后代子孙；上帝怒然的时候，则让牛都死光，牛死了，也就意味着人死了，这一族人的灭顶之灾也就降临了。牛在印度等南亚国家是圣物，慢吞吞地行走在街道上时，连总统的车队都不敢鸣笛驱赶。对牛的亲近与敬畏，也就是对善的亲近与敬畏。牛与善一样，都处于造物秩序的最低级，却像金字塔的基座．一样，承受着所有的重显。难怪有人把牛比作哲学家。
我常常想起爷爷，爷爷的形象是模糊的，爷爷死的时候刚好40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常常想起“黑炭”，“黑炭”的形象是清晰的，栩栩如生的。人与人之间很不同，我很难在人们中间找到一个人来作为爷爷的参照系，牛与牛之间却很近似，我很容易发现一头与奶奶的描述相近的“黑炭”。我离故乡越来越远了，离故乡的牛们也越来越远了。读到铁凝的散文《孕妇和牛》，我感动得一夜辗转未眠，那是在写我的奶奶和“黑炭”啊！孕妇和牛停在村头，一起阅读斑驳的古碑，孕妇和牛都不识字，但都在“阅读”，用各自的心在阅读。我有时天真地想：假如希特勒读到这样的文章，有一头这样的牛，他还会发动血流成河的战争吗？
我开始理解死也不宽恕敌人的鲁迅先生为什么自比为“孺子牛”了。其实，这并不矛盾，消灭恶，也就保存了善。我站在远方的山岗上，眺望看不见的故乡，仿佛有一群牛向我走来，它们是一支暴力与罪恶之外的力量，微弱不。g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