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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在文革浩劫中

钟桂松Ctrl+D 收藏本站

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优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茅盾的笔,除了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这时,又传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批评文化部的消息,毛泽东说:

“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显然是不满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

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说:

“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说完,周总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茅盾。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

周总理点点头,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人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石西民你认识吗?这人过去也犯过错误,不过这几年在上海干得还不错。”

茅盾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又向总理提出:“我这个作家协会主席也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这次也一起调换调换?”

周恩来笑了一笑,敛起笑容:“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

茅盾和周恩来两人谈话后,茅盾默默地走出国务院会议室。回家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隔了个把星期,周扬专门到茅盾的小楼里来一次,向茅盾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指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

又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听说您要离开文化部,这样也好,以后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领导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工作了。”茅盾听后,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国家主席1965年第二号主席令,任命陆定一为文化部长。茅盾被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疏远了。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在家打扫卫生,为孙女小钢煮牛奶,看管蜂窝煤炉。

但尽管如此,江青等人仍不放过茅盾等一大批20、30年代作家。在茅盾卸任不到半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5家报纸在同一天,分别刊登了《影片是一株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职工批判电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背道而驰》等批判文章,将原来属内部批判的,完全公开化了。紧接着,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全国所有的省级报刊,都发表了批判,声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5一9月的3个月时间内,各地发表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达137篇以上。

甚至有人专门到茅盾家乡杭嘉湖一带作社会调查,以证明电影《林家铺子》的反动和这篇小说是如何美化资本家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十分明显,茅盾心里也十分清楚。

但据茅盾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回忆,“我们周末看爸爸,希望能谈谈这件事。我们发现爸爸仍旧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们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的确,茅盾对那种甚嚣尘上的批判,冷眼向洋,置之不理,表现出少有的冷静,连日记中也不记上一句。直到文革结束后,茅盾在回忆录中,才忿忿不平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

《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

而60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这,算是茅盾对6D年代那场围攻电影《林家铺子》的一点看法。作为一代文豪,仅此而已,心胸是何等广阔!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降临在中国大地。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首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中国大地掀起一场内乱和浩劫。茅盾作为一位已经赋闲的文化名人,从8月18日开始,常被邀去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自然,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活动,茅盾也仅仅是出席而已。茅盾静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不断思索。

1966年8月24日,茅盾的老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含冤自尽太平湖,消息传到茅盾耳朵里,茅盾惊呆了,望了望窗外青天,长叹一声:“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还是一个性格刚烈,自尊极强的人。他是受不了横加在他身上的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啊!他自杀在太平湖,显然,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声的抗议。

不过,自杀终究不是办法,为何不坚持一下,亲眼看看这世事究竟怎样发展变化呢?

我是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茅盾这位年届70的老人,内心是多么苍凉和悲愤。

社会上的大串联,大动乱,也涉及到了茅盾家里,8月28日上午,一批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敲开茅盾家的门,撕掉了《红楼梦》、《西游记》两本书,还恶狠狠地指着书架上的书,对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阿姨说:“这些书全是大毒草,统统烧掉!”

8月30日清晨,原来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老白也造反了,他叫了红卫兵来茅盾家扫四旧。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的书架问茅盾,“这些书你都看过?”没等茅盾回答,旁边那个拿军刀的头头进来说:“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要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

面对这种狂热和愚昧,茅盾只有苦笑和愤怒!这时,一个小瘦子从人群里钻出来,指着墙上萧逸同志的照片,尖着嗓子问:“这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家伙是谁?”

这时茅盾不禁怒火中烧,冷冷地反问道:“你知道国民党是什么样子吗?”转身又看了看萧逸遗像,说道:“他穿的是八路军军服,他是新华社战地记者,是我的女婿,他是老八路,他在前线牺牲了,是国民党打死的!”茅盾的脸色板起来,一字一句地回答着。

那个小瘦子的嚣张气焰被噎回去了。见没有捞着什么东西,这些家伙又东翻西寻,把一尊三尺多高的紫檀木雕老寿星,一些瓷器,水晶花瓶,照相机及一些小工艺品,被摆到小楼外面的书库里封存起来,并写上“不准用”

三个大字。又把墙上的印有文物的挂历翻过去,写上“不准看”三个大字。

面对这些毛孩子野蛮无理,粗暴的行动,茅盾拄着拐杖,呆在一边,叹着气。

而茅盾夫人孔德沚,却吓得缩在一边,不敢出声,心里呼呼直跳,她觉得今天家里遭抄家,完全是她与服务员老白争论引起的,心里又气又恨又怕又难过,而隔壁阳翰笙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残酷野蛮的场面,也使孔德沚惊吓不已,神经受到刺激,以致后来忧郁成疾。后来连一盏用煤精做的维纳斯像的台灯,也做了件衣服给像“遮羞”。

不久,“最高指示”一条一条地在报纸、广播中公布,人们狂热的程度,也一阵高一阵。从串联到砸四旧,到揪斗走资派,斗争在“深入”,世事沧桑,茅盾是五四以来历史的证人,一些另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想从茅盾那里找一点材料,作为整人的借口。对此,茅盾这位70多岁的老人,决不昧着良心讲话作证。鲁子俊是当年在延安为茅盾爱女沈霞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医生,由于消毒不严和这位医生的责任心不强,沈霞因医疗事故而亡。对此,茅盾夫妇曾痛心疾首,悲痛万分。20年后,鲁子俊当上了某医院的院长,文革一开始,鲁子俊首当其冲,那些造反派专门派人四出罗织罪名,也找到了茅盾,要茅盾证明,沈霞之死是被鲁子俊害死的。

茅盾一听来访者的要求,义正词严地回答:“你们这个说得不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据我所知,是因为手术时消毒不严,受感染而死的。“

有一次,文艺界几个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推开茅盾家的大门,一屁股坐在沙发里,威逼茅盾作证,30年代《译文》的停刊,是周扬反对鲁迅的罪证。

茅盾严正地告诉来人,“这件事与周扬毫无关系,是因为生活书店想另外出版一套《世界文库》,把《译文》停了。我们请胡愈之去作交涉没有成功。”

一席正气凛然的话,说得来人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又来敲开茅盾家的门,硬要茅盾证明曹靖华同志在重庆期间与苏联大使馆过从甚密。因而有苏修特务之嫌。茅盾坚决拒绝: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我不能证明。”对方没有满足,便恼羞成怒,竟拍着桌子吼着,威胁茅盾。茅盾也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你是怎样理解的。我对一切调查所抱定的态度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条原则我决不会改变。”来人只得悻悻而去。

在抄家、来访、大字报等轮番“轰炸”下,茅盾夫妇精神上、生活上都受到很大打击,尤其是1968年4月底,听到自己弟媳张琴秋被迫害至死的噩耗,茅盾夫妇震惊了。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2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红军女将领,解放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工作谦和、负责,深受群众爱戴,但因参加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并担任组长,受到株连,又把她在战争中被俘历史翻出来,打成“叛徒”,后来,即1968年4月22日夜里,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大楼4楼上摔下,惨死在东长安街上。

造反派马上宣称张琴秋畏罪自杀。当时茅盾夫妇得到消息,孔德沚泪如泉涌,连连叫道:“不可能,不可能!琴秋不会自杀的!”茅盾也认为“琴秋性格坚强,当年再艰难的环境都挺过来了,怎么会想不开而自杀呢?这里肯定有文章!”表示悲痛和愤怒。

茅盾昆仲的好友,中共早期活动家徐梅坤,听到老友张琴秋的噩耗,私下去纺织工业部大楼现场察看,后来他告诉茅盾:据他分析,张琴秋决不可能是自杀。认为张琴秋是重点审查对象,昼夜24个小时都有两个人在她身边看守,她没有自杀机会;二是她从四楼男厕所“跳楼”的,而且穿的是睡衣,这不合乎一般自杀者的心理。茅盾唏嘘不已,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向谁去诉说呢?只能仰首问苍天!

这一连串的打击,茅盾更沉默了,而孔德沚却受气受惊吓,身体垮了,除本来的糖尿病外,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她心悸,睡不着觉,老是仿佛大祸临头那种紧张感。没有多久,本来偏胖的身体也憔悴起来,瘦下去了。

1969年秋后,人消瘦,下肢却浮肿起来,不久,手也浮肿。茅盾陪她去医院看了几次病,服中药西药,仍不见效。医院里也在闹革命,医生都是问了问以后,见这两个70多岁的老人,便给些常用药,打发了。到1970年1月24日,孔德沚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听别人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沚神智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8日凌晨2时2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沚,撒手离开人世。

茅盾赶到医院时,已是人去室空,孔德让的遗体已经移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揩身换衣,此时,经历风风雨雨的茅盾,望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又满脸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1月31日下午,风,刺骨地在刮,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个至亲陪伴下,为夫人孔德沚送灵。

悲痛,劳累,茅盾在2月7日也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孔德沚去世以后,东四头条5号大院那幢小楼,似乎更冷清了,青灰色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此时,绿叶落尽,枯枝摇曳,紧邻的2号3号小楼上,玻璃破碎,不住传来窗户随风吹动的撞碰声,深夜里,风声夹杂着窗户撞碰声,格外让人冷清和孤独。此时,儿子儿媳和孙女孙子等搬来,和茅盾住一起,一时,小楼里又热闹起来,给晚年茅盾一些慰藉。

1971年9月13日事件发生后,野心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政治形势稍有松动,中国老百姓仿佛看到,中国政坛上林彪这个毒瘤割掉了,祈盼天下太平。

1973年7月,茅盾在儿子的劝说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想法。信是寄邓颖超转送的。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内部传来消息,在已选出代表的基础上,再增补宋庆龄、胡愈之、沈雁冰等20多位知名人士为四届人大代表,茅盾由三届时的山东代表,变为四届上海代表,9月,全国政协李金德副秘书长来看茅盾了。寒暄后,李金德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四届人大将在年底召开,组织上让我来正式通知您,您已经当选为四届人大的代表了。”茅盾不觉一楞,马上联想到给总理的信,就问道:“那么我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据说我还有一个‘叛徒’问题。”李金德一听,“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刚刚调到政协,许多情况还不了解。不过,既然您已经当选为人大代表,说明那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解决了。”茅盾没有再问下去。

1974年4月的一天,北京春暖花开,风和日丽。胡愈之约了一些老友相聚,茅盾、叶圣陶、楚图南、唐弢、沈兹九、臧克家等都来了。席间,老朋友相见,茅盾显得特别高兴,神采奕奕。沈兹九悄悄地告诉臧克家:茅公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组织上已通知他四届人大有他,就要见报。沈兹九的话尽管是迟到的消息,却也许是对的,由于总理过问,茅盾能够继续参加人大,能不欣喜吗?

自l969年9月到越南使馆吊唁胡志明逝世活动后,整整4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直到1973年,才被通知参加集会。紧接着,大参考也送来了,朋友间的信函也多起来了。许多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时常登门晤谈,说些陈年往事,也谈些外界情况。

但是,茅盾确实是一个自己站在雪地里,还给别人送温暖的人。已经被打倒的老朋友冯雪峰来看他,两人多年不见,骤一见面,好生感慨,茅盾觉得冯雪峰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十分关切。后来骆宾基为聂绀弩的冤案,托茅盾转诉周总理。茅盾听完后说:“聂绀弩这个人我是知道的,鲁迅先生也很器重他。让我向周恩来总理讲几句话,也是愿意的。可是,总理正在住医院,能不能在最近见到还是问题,就是有机会见着了,是不是能说上几句话,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得看机宜。”

骆宾基又和茅盾说起冯雪峰,骆宾基告诉茅盾:“我刚去看望过冯雪峰,他已确诊肺癌,吃中药必须得配麝香,但这药很珍贵,又难买,家里人正为此犯愁呢!”

“麝香,我倒是有的,是50年代尼泊尔王族代表团的贵宾赠给的礼物,我留着没有用。等我找出来就给他送去。请你劝他安心养病,不要烦躁。”

茅盾一听,说道。

骆宾基告辞后,茅盾立刻拖着年迈的身子,让人给找出麝香,正巧胡愈之来,就托胡愈之立即给冯雪峰送去。

1974年,姚雪垠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在困境重重的情况下,寄给茅盾审阅,茅盾尽管自己右目0.3视力,左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仔细辨认了姚雪垠的初稿,并记下要点和修改意见然后给姚雪垠写信,从艺术构恩,人物描写,都提得切中肯綮,对此,姚雪垠感激得难以言表,他曾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茅盾的无限敬佩和爱戴之情:

笔阵弛驱六十载,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情谊兼师友,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

姚雪垠这种感激之情,在茅盾寂寞的晚年,添了一抹春色,也给茅盾许些慰藉。

1974年12月12日,茅盾离开了住了25年的文化部小楼,迁到交道口南大街后园恩寺胡同13号。茅盾离开小楼时,把夫人孔德沚的骨灰盒也迁到新居,仍和往常一样,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朝夕相伴。

这一段时间,茅盾在与一些老友晤谈,与亲戚通信外,余暇时,也专门读史,以寄托自己的心情。1973年夏天,茅盾读史有感,写了一首七律《咏史》:

湖海浮沉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故垒,却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十论徒传世,京口壮猷但隔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

这首咏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诗,表露诗人茅盾愤慨心情和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这首诗,在身处逆境的友朋中广为流传,给许多老朋友于信心和力量。

1973年11月,茅盾又作诗一首,以经验之人,表露自己的心声和信念:

沉舟破釜决雌雄,旧耻重重一扫空。

正喜阵前初砍纛,却传幕后谋藏弓。

仰人鼻息难为计,自力更生终见功。

两霸声威朝露耳,万方共仰东方红。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了,举国哀痛。茅盾听到消息,老泪纵横,悲痛万分,他含泪写了《周总理挽诗》:

万人号啕哲人萎,竟传举世颂功勋。

灵前恸极神思乱,挥泪难成哀挽文。

衣冠佩剑今何在?

伟绩丰功万古存。

锦绣江山添异彩,骨灰撒处见忠魂。

知茅盾者,周恩来也。当年延安生活,重庆岁月,女儿意外,担任文化部长,卸任文化部长,都得到周总理的悉心安排和关照。茅盾像敬佩毛泽东那样,敬佩周恩来总理。因此,周恩来的逝世,茅盾万分悲恸,诗中寄托了自己浓浓的哀思。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文化专制更加变本加厉,天安门的四五运动,遭到“四人帮”的镇压,茅盾的唯一侄女玛亚,在这年遭迫害而去世,这对茅盾身心上,又一次打击。茅盾又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1976年是茅盾诞辰80周年,当友人提出要为他祝八十大寿时,他在深思中认为“杯酒话旧,于今不宜。”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茅盾八十大寿,在这个形势下,没有鲜花,没有花篮,也没有不绝于耳的恭贺声。茅盾和家人、几个至亲一起吃了寿面,并写了一首《八十自述》诗:

忽然已八十,始愿所未及。

俯仰愧平生,虚名不副实。

昔我少也孤,慈母兼父职。

管教虽从严,母心常戚戚。

儿幼偶游戏,何忍便扑责。

旁人冷言语,谓此乃姑息。

众口可铄金,母心亦稍惑。

沉思忽展颜,我自有准则。

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

课儿攻诗史,岁终勤考绩。

人到晚年,往事如烟,更思念含辛茹苦的母亲,80年往事,一首小诗,解剖自己,深深感谢母亲的培养和管教。几年前,茅盾在家赋闲,除了读史,写诗词,写信外,萌发了写自己一生回忆录的念头。因而自己在八十大寿时,首先想到母亲的功德。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茅盾一阵轻松,从心底里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茅盾看到了这一天。

1976年,北京的冬季,银装素裹,凛冽的空气格外清新。茅盾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苍穹,望着白雪,仿佛听到春天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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