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迄今出行多次有过日行千里万里之时，但是从未有过像2010年10月1日这样的万里之行。早晨我从北京出发，途经乌鲁木齐转飞库尔勒，再改乘汽车，一天之内，从天上到地上，一路狂奔，日行万里，当晚直抵阿尔金山下西域楼兰古国境内的若羌。
确切地说，我这次万里迢迢而来，是有多重目的。一是参加在若羌的红枣节——现在他们称之为楼兰文化节；二是参加我所作序的长篇小说《楼兰传奇》首发式；第三，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来看看我父亲年轻时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陪同我母亲回她的老家看看。父亲已经在2005年6月14日仙逝，我不可能再陪同他前来，但是我应该来看看留下他青春足迹的地方；母亲身体现在还可以出门，我应当陪同她回一趟这一方赋予她生命的土地看看。我已经五十六岁了，这是我第一次陪同母亲前来她的家乡。
库尔勒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由于独特的地理、资源和交通优势，库尔勒的发展速度令人称羡。库尔勒又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大的自治州首府，全州46万平方公里。而我前往的若羌县，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大的县——全县21.23万平方公里。从县城要到最远的一个村落，居然要走580公里。
现在，我们乘车离开库尔勒，一路向东而去。途经第一座县城是尉犁。尉犁在维吾尔语中称之为Lopnur，也就是罗布泊之名。这不仅仅是地理学概念问题，其实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和语言学范畴的问题。罗布泊人祖辈都在塔里木河用胡杨木刳舟以渔猎为生。他们的语言有别于维吾尔语，历来让中外语言学家着迷。为了研究罗布泊人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十九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多次实地田野调查，纷纷著书立说，发表专文、出版专著不计其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存环境的改变，真正保持着语言文化传统的罗布泊人已所剩无几。
此刻，呈现在眼前的尉犁县城则是一片繁荣的小城镇。驶出县城，塔里木河沿岸风光迷人，给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点缀出一片绿色世界，让人赏心悦目。1968年夏季，正是“文革”动乱岁月，父亲陪母亲回她老家，途经这条路时，正好看到满载被伐胡杨木的卡车，一路绵延而去。母亲说，你父亲当时就扼腕叹息，说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十年八年，这一带就要彻底沙化。1984年他们再赴若羌时，果然不幸被言中，这一带已然黄沙漫漫，满目荒凉。母亲几乎不敢相信她的眼睛。
母亲记得她当年十七岁作为新疆牧区代表团成员离开若羌赴内地参观受毛主席接见时，县委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县长带队，解放军武装护送她前往焉耆。那还是1952年，新疆虽已和平解放，但是这方边远之地还是不尽太平。所以每辆卡车上有四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一共十一辆车组成一个车队，为的是护送她一人。那时候，路况极差，车辙压过的地方浮土深陷下去，路中鼓起的凸槽，常常触着汽车底盘，发出沉闷的摩擦声。一天走上二十公里，晚上打站时，那些解放军会兴奋异常，竖起拇指说二十公里，我们走了二十公里！然而，路两边是茂密的胡杨林和荆棘、红柳丛。她需要方便时，解放军战士会在路旁的密林中给她踩踏出一块可以下蹲的空地，不然，无法进入丛林。有时会有黄羊从她身旁跑过，有时野兔会从她近前跃起。四周密不透风。她们就这样走了十一天，才走到喀喇沙尔——焉耆。现在，路面用红砖铺就，比她们那会儿好走了，但是，路两边那遮天蔽日的胡杨林和红柳丛不复存在。这一点的确让她难过。一方面是乱砍滥伐，一方面是截水引灌，塔里木河断流，罗布泊最终干涸……
不过，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家专门成立了塔里木河管理局，统一调配塔里木河水资源，塔里木河水也可以季节性地流入下游地带。于是，野生胡杨林开始复苏，红柳也一丛丛、一片片地生长起来。沿途裸露地表日渐减少。显然，对于生态环境最大的破坏者和最强的捍卫者都是人。
我父亲1950年由新疆省干校分配到若羌县工作时，他随着商旅骑着骆驼从喀喇沙尔——焉耆到若羌这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整整走了一个月。可以想见他老人家那时所经受的艰辛。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一切乐在其中。现在，我们不知不觉就行程过半。一条与公路并行延伸的红砖铺就的老路就在眼前。路旁立着两座碑，一个上面刻有“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原218国道砖砌路段”汉文、维吾尔文字样；另一个上刻有“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字样。一条平坦的国道就在近旁，时不时有车辆风掣电掣般开过。再有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可以抵达若羌。真是不可思议，当年的畏途已成为坦途，时间和空间也已极度浓缩。
从这里继续前行，我们不时地与塔里木河相会。塔里木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眼下它虽然无力滋养出新的罗布泊，却使沿途成片的胡杨林一派生机盎然。胡杨林对于地下水的吸收是在离地表二十五米处都可以达到，但是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胡杨林根须对地下水的汲取就逐渐无能为力了。地下水位一旦下降到离地表五十米，胡杨林就会成片枯死。而眼前的胡杨林向我们默默诉说着所经历的从危在旦夕到转危为安的真实故事。当然，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强大是难以想象的，关键是人类要给予它自我修复的喘息空间。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太阳向西边的云际缓缓隐去。我忽然觉得，那颗夕阳就像我父亲的眼睛。他看到我正在走向他留有青春足迹的大地，慈祥地望着我，于是，满意地缓缓闭目沉向大地。我望着渐渐沉去的夕阳，心底涌起一股暖流。当然，这只是我心底的秘密。我摇下车窗，行进间拍下一组夕阳照片。我要留住父亲注视人间的目光。我看到那目光光芒四射，照我心田。
那年，妹妹电话告知父亲病危。我即飞往伊宁。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已经给他上了呼吸机，鼻孔也插着输氧管。我看着这一情景，心底却是出乎自己意料地极度平静。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他的这一特性融入我的血液，我和他一样，从来不会向困厄低头，人活着就是要征服任何困厄。妹妹就是这个病房的主任，她是心血管医生，父亲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度过生命的险关，全凭了妹妹精心治疗呵护。父亲此前也对我说，我能平安活到今天，全靠了你这个妹妹。
眼前面临一个困境：医院新建的病房与妹妹管辖的南楼病区之间楼道衔接的通道门大小不一，医院配置的血液透析机推不过来，而在当时这家医院却没有便携式透析仪。父亲双腿浮肿，他在呼吸机的控制下艰难地呼吸着。如果血液透析，生命还能延长，或许还会有生命的奇迹出现；如不透析血液，父亲已经处于生命的边缘。我问，从哪里可以搞到便携式透析仪？他们告知，在这座城市没有（就在这一刻，我深切感受到这就是地区差距，那是一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令我久久不能释怀），只能从乌鲁木齐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调用，当然要承担相关费用——包括操作医生的往返机票。我说，花多少钱在所不惜，报销不了我自己付，只要能让父亲从生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就要尽一切努力。
医生当晚从乌鲁木齐飞来。他很敬业，从机场直奔病房立即投入抢救工作。便携式透析仪果然轻巧灵便，我看到父亲的血液静静地流向透析仪，在那里被小小的离心泵分离出液体重新回流到体内。经过通宵达旦的透析，父亲双脚上的浮肿消失了。翌日清晨，阳光灿烂，父亲的呼吸也渐趋平缓，几乎恢复到一种自主呼吸的状态。生命的奇迹即将出现。我看到父亲的胡须冒出了一层新茬，我用我的电动剃须刀给父亲剃须。我的动作很慢也很谨慎，尽管是电动剃须刀——应当说万无一失，我依然怕弄疼了父亲或剃伤他的皮肤。让我感动的是，随着剃须刀的走向，父亲的嘴唇在轻轻地顺势撇动，做出一种只有男人才会有的配合。天！父亲在深度昏迷状态下依然有知觉！他心底里明白是我在他身边！当我剃完父亲的胡须，我看到一滴晶莹的泪珠溢出父亲紧闭的右眼，凝挂在眼角。我吻了吻父亲温热的额际（他的高烧短暂退去），我说，爸爸，是我，是我在您身边。父亲的嘴角微微翕动，似在回应着我。我轻轻抹去了父亲眼角那颗晶莹的泪珠。我又把父亲双手和双脚的指甲剪净。我相信父亲的四肢此时一定很舒服。当又一个黎明来临时，父亲的心脏发生了室颤，妹妹和她的助手们用尽了一切抢救手段，但是，面对生命的决绝，医生们也终于无力回天。当父亲在我眼前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才猛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永远失去了赋予我生命的最亲的人！我感到一种空前的无助和孤独，连阳光都显得暗淡。我的眼泪似潮水打心底涌出，洪水般在我的双颊恣肆流淌。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铁打的人，但是在那一天，我发现我的心底原来也有最柔软的一角，此刻被无形的手深深地触痛、撕裂，那无尽的泪水就是自那个裂口涌出的。时至今日我为我自己竟有那么多泪水感到惊讶。从这一天起，泪水的记忆在我生命中刻骨铭心。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依然映照天际。一架喷气式客机在西边的天空拖着长长的尾雾，向南飞去。那白色的尾雾被阳光镶上了金边。太阳虽然已经沉去，但是它的光芒依然照亮了天穹。
在黄昏的迷茫中，我们竟然飞驰在一片汪洋恣肆的水泽中。这就是台特玛湖（维吾尔语Tatirkol音译），原意为逆向湖。事实上是一个季节湖，湖水来自车尔臣河。现在虽然成泛滥之势——有一段只剩公路路面没被淹没，但是到了枯水期，这个湖也会干涸。不过，无论如何，在塔里木腹地能够见到这样一片水泽，令人欣慰。我从车窗抓拍了几张暮霭中的湖光水色。我想，这个湖也是我父亲留下过足迹的地方。母亲的车辙当然也深印在这里。她终于在1953年元旦那一天走进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主席接见。母亲迄今对这一天留有美好、清晰和骄傲的记忆。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终于抵达了若羌。这里就是我父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母亲的故乡。看得出这是一座正在兴建的古老小城。而如今道路开阔，路灯明亮，路旁的建筑颇具新风。我们来到楼兰宾馆，这里还在施工，第三届楼兰文化节暨若羌红枣节开幕式在即，所以他们正在夜以继日地赶抢工期。来自河北邢台的挂职干部、县委副书记康现芳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艾山江·阿巴拜克、副县长艾比巴等领导和《楼兰传奇》的作者王鸿儒在迎候。我们举杯共贺2010年的国庆，并祝若羌的明天更美好。
这就是我2010年10月1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