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青年时代写作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引起轰动的时候，不少读者问起我，小说里的几位主人翁，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那些曾经下过乡，后来几经坎坷终于回归到都市里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对我说，我们回归的经历，我们初回到都市挣扎生存的经历，我们迟到的婚姻和家庭，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你仍可以写一写。那个年头，刚刚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自己创业，干个体户。一些没及时找到工作、求得安定的知青，就下海干起了个体户，有的人甚至很快尝到了甜头。他们也对我说，你写啊，写写我们回到城市经商的酸甜苦辣，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那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题材，但我没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接着写《蹉跎岁月》的续集。最主要的原因是，蹉跎岁月中的一代人，没有续下去的“题材”。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回归都市以后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就如同我们当年，初初下乡那几年，也是激情澎湃，也有很多故事，却产生不了作品一样。
可能是由于这种心理吧，当长篇小说《孽债》随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又一次轰动全国的时候，上至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下至里弄里的老头、老太太、老妈妈，碰到我都说，你应该趁热打铁，把《孽债》的续集写下去，一定会受欢迎。我们都盼望着。
面对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笑脸，面对一双双真挚的眼睛，除了笑，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原因也是相同的，《孽债》里的五个孩子，或者说这五个孩子代表的知识青年下一代，他们刚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生活，突然之间，又要表现他们长大了的生活，这样的反差似乎是太大了。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一些影视公司的编导、制片人，一些曾经当过知青的企业老总，都曾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有的极力怂恿我尽快写出《孽债》的续集；有的根据读过和看过《孽债》的感受，还写出了续集应该表现的主题思想、人物脉络，故事该往哪里发展，要写几对恋爱；更有甚者，连续剧的故事梗概和电视剧每一集的大纲都拉出来了；当然，还有热心的企业家多次表示，只要一有续集，我们立刻投资拍摄。等等。
我一直没有写。不过，我始终怀着浓郁的兴趣，关注着知识青年下一代的生活。
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追求些什么，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理想有什么不同？对待人生、对待世界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我应邀和浙江大学的一些文科研究生座谈，一位小伙子站起来对我说：“叶老师，我就是孽债的产物。我的妈妈是城里的下放知青，而我的父亲是当地人。但是大返城时，妈妈没有离开农村回上海去。我们一家人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你也应该写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上海的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引人瞩目的案子。一个远在新疆的知青子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报进户口。由于经济的原因，她没有及时到上海来办理手续。几年以后，当她总算可以承担到上海的费用，回到上海来办理入户手续时，她发现，已经另外有一个人用她的名字报进了户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而且至今仍使用着她的名字在工作。于是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
还有一回，一个在某大型超市担任播音员的年轻女子走进我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她说她是一个知青子女，一个“孽债”。她现在和自己的丈夫都在上海打工，租了一间房子，还有一个孩子，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只知道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个知青，爱上了一个当时有工作的男人，但那个男人是有家的。当她的母亲有了她以后，那个男人消失了。母亲在农村里生下了她，把她托付给了一家农民，说是进城去找男人，去找孩子的父亲。从此以后，母亲也一去不复返了。她就是在那户农民家庭里长大。当她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村里人把她出生的真相告诉了她。于是她的世界崩溃了，她再也读不进书，再不想在偏僻的小村庄里生活下去，她借口要进城去寻找父母，踏上了进城打工的路，辗转了几个省会城市，才来到了上海。她洗过碗，当过服务员，干过清洁工、营业员、接线员，最终在超市里当上了广播员。她今天的丈夫也是一位知青子女，她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这孩子不是她生的，而是丈夫和另一个打工女子生的。那个打工女子也像她的母亲当年一样，失踪了……
我瞠目结舌地瞪着这个还很年轻，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女子，怀疑她在对我谈她构思的小说还是她的真实经历。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怀疑，于是又说下一次我把小孩带来。然后，她又给我讲她丈夫闯荡都市的经历……她讲的经历比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还要曲折和多变。那个下午，我只得出了一个印象，这些知青的孩子，融进了当代生活的进程，原来竟也如此艰难。
于是乎《孽债Ⅱ》的轮廓在我的头脑里逐渐地有了一些雏型。
既然是《孽债Ⅱ》，那就得扣紧五个孩子的命运来展开，那就要同“孽债”这两个字紧密相连，那就得准确地写出这一代孩子融进生活中经历的坎坷、困惑和碰撞。
有一对知青夫妇，他们当年插队落户时，算是幸运的，先后被抽调到当地的中、小学任教。他们在共同的命运中相知、相恋，结婚成家，他们为最初分到的一小间婚房欢喜雀跃。为了教好书，在生下女儿以后，就把女儿送到上海外婆家哺养。多少年过去了，他俩双双面临退休，于是决定回上海来同女儿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长大了的女儿对父母没有一点感情，外婆已经辞世。外婆留给外孙女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用票证购买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岁月虽然过去了没多少年头，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已是恍若隔世的事情。尽管如此，在他们步入社会生活，融进五光十色的当代社会各个阶层时，面临着恋爱、婚姻、家庭、经商、事业、工作的种种现实，同样会受到财富的诱惑，同样会遭遇欺骗，同样会陷入情感的难以抉择，同样会感到委屈和困惑，同样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和苦闷，同样……
《孽债Ⅱ》，要表现的就是长大了的五个孩子，今天遭逢的这一切。理清了这一思路，一切对于我来说就显得清晰了。五个孩子的个性是我熟悉的，五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及变迁是时时挫在我心上的，甚至五个孩子的未来，我都能看得到。于是乎，从去年秋冬开始，笔记本上的点滴收获逐渐汇拢，人物在我脑子里呼之欲出，一些细节那么鲜明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从元月一日起笔，经过九个月的写作，《孽债Ⅱ》成形了。
关于写作本身，也许我还可以多说几句。从1977年早春时节，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出版至今，三十年来，我已经出版了五十几本书，如果算上各个出版社为我编选出版的《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小说散文自选集》（二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叶辛经典知青作品全集》（八卷本），那么，一本一本的书，出版将近有九十本了。看起来数量似乎很大，而实际上，对一个劳动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这是必然该有的收获。记得我初次访问日本时，名作家三好彻问我，出版了多少本书？那时在同行者中，我算是作品较多的，于是我便如实地说，我已出了二十八本书。三好彻说，啊，在中国作家中，你真写得不少。于是我问他，你一共出版了多少书。他说，算上编选的文集，有一百零三本吧。他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又补充说，在日本的著名作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数字。作家的一生，就是要在勤奋的笔耕中度过。
可能是插队落户的岁月中，栖身在茅草屋里、土地庙改建的小房子里守着煤油灯写作的日子，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养成了珍惜时间的习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愿意坐在书桌前沉思、书写，把稍纵即逝的思绪随时记录下来。有了一块一块的时间，我就愿意进入写作状态。几乎每一个夜晚，我都是临近十二点才入睡的；几乎每一个双休日，我都是在写作中度过的。我们国家实行“黄金周”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我可以坦率地说，每个黄金周我都是在从早到晚的写作中度过的。写作当然需要有种种条件，具备种种素质，但是勤奋创作、埋头苦干是最基本的条件和素质。
《孽债Ⅱ》的写作也不例外，我利用了每一个双休日，除了推辞不掉的讲座，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了。特别是气温高达35℃以上的整个暑期，我一天也不敢浪费，天天躲在我市人大常委会406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从早写到晚。可能办公室的空调是从天花板上泻下冷气来的，以至于不知不觉间患上了“网球肘”，至今未愈。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同志，除了不可请假的会议，他们免去了我的一切活动，使我得以能专心致志沉浸在《孽债Ⅱ》的世界之中。
愿每一位关心我的读者，愿每一个当年的知青伙伴，同样能喜欢我的这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