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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望山跑死马。

嘛喇庙的朱红色围墙,虽已映入眼帘,但以老驼的“慢四步”来折算,道儿还漫长着哩!

他停下步,想抽打老驼几下,催它加快速度,绳头举在半空,又抽回手来。洪德章琢磨不出要打它的理由,“文革”后民政厅给他摘掉“特务”铁帽的同时,给他发放了一点救济金,他买了这匹驮脚的骆驼。吃粮靠它,穿衣靠它,就连老伴下葬时的那口红柳打成的薄棺材,也是靠它赚来的。还有那十美元的钞票,没有骆驼,那大鼻子洋人能顺风攘钱吗?!大漠人说:白骆驼是神驹,在洪德章眼里,沙漠里没有神驹,他手里牵着这匹驼峰磨出青皮来的老伙计,就是神驼。

沙很软。

路很长。

洪德章弓起微驼的背,两眼又眯成一条窄缝,就像在毒毒太阳下一只打盹的老猫,显得完全没有了当年捕鼠时的生气。走了一阵,他把牵绳扬手扔在了老驼身上,让老驼信步迈蹄。他从驻前转到驼后,跟着驼步而走,松了手中的绳,浑身似乎更滋润一些。他牵驼牵得手臂麻木,捶捶胳膊便又低下了脑袋。

走。

走。

驼很高大。

他很矮小。

如果他不是穿着一件醒目的“蓝的卡”四个兜的制服,戴着一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蓝帽子,在黄色的大漠古道上,他就形着路旁一株枯死的沙柳,或宇宙洪荒中的一丘黄沙。他很惧怕枯黄颜色,这不仅仅因为大漠卷起的沙暴,让牵驼人感到头疼;更为重要的是他多外的命运,是从穿上入朝的草黄军装开始的。战俘营中的 “刮骨疗毒”,虽然疼得钻心,心里没结下伤疤;板门店谈判之后,他重进国门,心泉就开始淌血。记得,在出国的列车上,一路鲜花,一路泪雨,列车每到一站,是山摇地动的欢呼;回国时战俘乘坐的闷罐车专列,只听车轮碾轧铁轨发出的隆隆之声,余下的是一片伯人的死寂。尽管车厢里还有人声泪俱下地小声念着这几句诗: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我的亲娘! 但这孤单的声音,已经像是秋蝉的哀鸣,没有蝉群唱合,甚至没有唤起任何一丝回声。战友们横躺竖卧在车厢里,似都在预卜着未来的命运吉凶;因为在朝鲜等待返国的日子,专职的保卫干事已经把纸笔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严酷的审查已经开始,温和的目光后边深藏着陌生,关切的语调里包涵着冷淡,刚走出“北门”[注]时那种泪雨纷飞的拥抱,已经不复存在,战俘们焦热的心田上开始落霜降雪……

洪德章记得他歪歪斜斜地写了四页说明材料,把被俘经过及在战俘营中的抗争,一五一十地都写到纸上。他自觉问心无愧,对得起土地和良心。但是材料交上去一直没有回音,这种沉默使他心冷,因而从坐上门罐车后,他就龟缩在车厢角角上,猫爪挠心般地不得安宁。

“到哪儿了?”有人低声地问。

没人回答。

“估摸着过了四平。”

“甭算计了,等着换后娘的扫帚疙瘩吧!”不知谁在讥讽那个念诗的人。

“也许不会吧!”洪德章插嘴说,“那些不认亲娘的都出了‘南门’,咱们都是舍不得中国这块黄土地的。”

“哼!”回答者略去了语言,只是鼻翼蠕动了一下。

车厢静下来了。

车轮不再转了。

这里是中转站,战友们要在这儿分别奔向东西南北中了。洪德章被叫进一间红砖屋,像审判台一样的木桌后面,坐着一排威风凛凛的军人。

“你为什么要回国?”

“我是在这儿生养的。”

“材料中写得都如实吗?”

“属实。

“在战俘营里那么坚强,怎么在战场上就举手投降呢?”

“炮弹翻起的泥土把我埋在里边,醒过来时已经被俘了。”

“不是为怕死开脱吧?”

“不是。”

“能找到证明人吗?”

“有一个译电员叫李广廉,他和我一块被埋在土里的。只是这小白脸子耳软心活,在最后选择出‘南门’还是出‘北门’时,这小子走向了‘南门’。在和他分别以前,这狗崽子曾来动员我走他那条路,我咬了他手背一口,给他留下一点记号。这些东西都写在材料里了。”

“是啊,拿没回来的人当人证,是最聪明的手法。我们不是傻瓜,不能凭你这几页材料,推倒你是在战场上屈膝投降的判断。你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吗?”

洪德章突然吼了一声:“天地良心!”

那几位军人并不因洪德章的悲愤呼喊,而失去审判官的威仪风度。他们既无怒也无笑,而是神态。冶然地合上卷宗,呼唤下一个战俘的名字。把门的那个军人,同时利索地给他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路费和路条,路条上写的是限他在三天之内到××自治区民政部门报到。

男儿有泪不轻弹。洪德章走出那间红砖房时,眼眶溢出了泪水。刚才那一声霹雳,仿佛倾吐了他生命中的全部语言,从这天起,他觉得说话都属多余。当天,他登上了长途汽车向西北进发,两天之后当地民政机关给他开了封介绍信——把他安排在沙石厂。

这是一个非城非镇的野河滩。由干沙漠不断吞噬水源,宽宽的河床早已枯干,卵石大如人头小如鸽蛋,密麻麻地镶嵌在板结的河道里。这些无业游民的活儿,就是把这些石子从沙子中挖出来,按大小分类运往火车沿线的一个小站。

河岸上两排简易工棚。一排住男,一排住女。没有灶房,避风的地方支起一个四面无墙的篷顶,篷顶上蒙着一块苫布,下边堆着笼屉和一口头号大铁锅,算作伙房。这儿也没有厕所,好在在这渺无人烟的荒芜河滩两岸,遍地是兀立的遮眼沙丘,躲在哪个角落都可以撒野尿、拉野屎。是不是因为洪德章会骑马,被写在档案里,他不得而知;第二天就分配他到马号喂马。马号倒比人住的工棚要好,木墙,木槽,木顶篷。旁边有一个碎木条拼成的大窝棚,一半堆放着精饲料,另一半就是马扶洪德章的家。由于拉运沙石任务十分繁忙,洪德章刚来到这野地方第三天,就从车把式的嘴里知道了,这儿并非真正的沙石厂,而是由公安和民政兼管的强制劳动大队,来自西北几个城市的男男女女,都有老帐,都有前科——他当过战俘,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大酱缸里的一条大蛆虫。

从那个时日起,洪德章开始忌讳黄色。他把穿得补丁落补丁的草黄色军衣军裤,送给了一个用针线补牲口套具的女哑巴。这个女哑巴,年纪比他大上三岁,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留在大陆的老婆,由于这件破烂棉衣的机缘,她夜里偷偷溜进独自睡在马棚的洪德章的被窝。洪德章当时还不甘心长期与这号人为伍,掀开被子往外推她。她“喏喏”地吐不出声,只是用食指不断指着她的心,这手势是告诉洪德章她铁了心要跟他。洪德章背过身去撵她走,她绕到面前,先是给洪德章跪下,后又趴在地下装成匹马,来来回回爬着,表示愿意一辈子让洪德章当马骑。洪德章的心哆嗦了,他扶起这哑巴女人,留在窝棚里过了夜。

在马灯下,洪德章用笔代口,在地上划了三个大字:“你为啥?”

这又聋又哑的女人,字儿写得比洪德章方整得多:“因为你也是个哑巴。”

洪德章这才恍然大悟:他到这强劳队来干活许多天了,还没和人说过一句话哩。她是真哑巴,他成了不是哑巴的哑巴;这倒提醒了他,当个只干活不说话的哑巴,省得惹是生非。

这个哑巴女人心很灵俏,知道洪德章不喜欢草黄色,便把他给她的那套破军装,换了三盒烟卷给男人抽了……

第二年他和她结了婚。

只有两张结婚证,一张木板床。

没有来宾,没有朋友——因为这是“瘸驴配破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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