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万圣书园被迫停业后，我很少去海淀区北大东门一带。三联《读书》新春聚会后约一周，我还是去了。过去一周，我过得很好，没有不愉快的事，每天读报上网看电视新闻，每天庆幸自己住在中国，偶然感动一下想流泪，挺幸福的。本来，也没有再惦记小希，因为觉得她现在的状态跟我的心境和生活有点不搭调，只是连续几个晚上，睡觉睡到凌晨醒来前最后的一个梦，都梦到小希，弄得我浑身亢奋，可能是身边太久没有女人的缘故。我还有一次梦到方草地，那是个令人厌烦的梦，走来走去在原地。我有点后悔没拿他们的手机号，而他们也没再联络我，看来我在他们心目中没这么重要。方草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也没想找他，那就算了。至于找小希，我还有一条线索，所以来到北大东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希和她妈妈成了个体户，在北大东门外居民楼前的违建平房，开了一家小馆子，叫五味餐馆。我管小希妈叫宋大姐，她家的贵州家乡鹅，有点名气，不过主要是小希和她的一帮朋友们整天泡在那里，一聊就是一晚上，五味一度成了海淀那带老外和知识份子的沙龙。后来停业了几年，到邓小平南巡后，又在附近找了个地方重开，我那时候每到北京还会特意跑去吃饭。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去了，馆子还在吗？
我一到北大东门外，马上知道没指望了，整片居民楼、平房都拆了，馆子哪还会在？馆子不在了，万圣书园也不在了，我毫无留恋的走着，打算徒步走去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逛逛，聊胜于无，再去雕刻时光喝杯咖啡。这一带曾经是摇滚乐在西边的根据地，有几处演出场地，不过我近年没有再注意这个圈子，也不知道那些场地还在不在。在成府路上快到五道口的时候，我走过一家店，感觉像错过了什么，回头看，门面有点粗放的设计感，店名叫《五?味》，也没说是中餐馆、西餐厅还是什么演出场地之类。我还真的呆了一下，跟五味餐馆有关吗？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一看。
里面也是粗放的设计，餐桌椅子都是有设计感的低价普通产品，有个小舞台，勉强可以容下一支四人摇滚乐队。大堂没人，但里屋传出一把宏亮的声音却是我熟悉的。我拨帘走进去，叫一声“宋大姐”。
小希妈一眼认出我：“老陈！”
“宋大姐，我来看你来了”。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宋大姐说：“看到你太好了！真是稀客呀！”
她拿了瓶常温的燕京纯生，拖着我到大堂坐下。“见着你太好了，老陈，我还真常惦记着你。”
我有点惭愧，来了北京几年都没想起来问候一下老人家。“我前阵子碰到小希”。
宋大姐突然压低声音说：“你多劝劝她，多劝劝她”。
“我也只是在三联书店偶然碰到她。她会来这里吗？”我问。
“不会！”
“你有她手机吗？我打个电话给她，”我就想要她的手机号。
“她没用手机。”。宋大姐一直在看门外，说：“她有电子邮件。她现在整天在网上跟人吵架，地址换来换去。你劝劝她”。
我心想，只能用电邮联络吧，总比联络不上好。
宋大姐站起来：“我去拿她的新邮件地址”。
我有点口是心非说：“不急，待会再拿吧”。
“待会怕忘记”，她急急的走到店后。
我心想，宋大姐还是这么热情，老派人。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进来，该是迷死女生那种男生，个子高，样子特别端正，像个运动员，我注意到他穿了双白色高腰球鞋，北京土多大呀，一般男生不大穿白球鞋。他很自信的看着我，好像想知道我是谁，但很有礼貌：“您好！您是……”
“我是……大姐的朋友”。我突然领悟：“你是……”我想说你是小希的儿子？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下没说。
“姥姥！”男生和宋大姐打招呼。
“来了？我外孙。这位是陈老师。”
我故作惊喜：“你外孙！”
“陈老师，我叫韦国”。
“幸会。一表人材啊”，我们握手。我想起十几年前见过这孩子，小希以前也说过孩子随她姓韦。
宋大姐说：“陈老师是台湾人，老顾客”，宋大姐用老顾客来形容我。
“我好像没见过陈老师”，韦国说。
“在老店那边，”宋大姐向韦国解释。“陈老师多年没在北京”。
我说：“大姐，我现在搬到北京来住了”。
韦国不问我住哪个区，却问：“陈老师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
韦国对我的兴趣大了点：“写什么？”
我说：“什么都写，小说，评论……”
“评论什么？”
“吃喝玩乐，文化媒体，企业管理……”
韦国问：“您对中国现状有什么看法？”
宋大姐：“晚上就在这吃饭吧！”
“今天有事，改天吧，大姐！我跟韦国聊一下就走”。
宋大姐说句“你们聊”就走到店后去。
韦国眼神很坚定的看着我，有股年轻人少见的慑人之气。
我想知道小希为什么说跟儿子没话。我故意说：“现在大家都说啦，哪里都不如中国”。小希说过这话像她儿子说的话。
“您说得很好，这是正确的。季羡林先生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不可阻挡的”。
我逗他：“那你，打算在中国人的世纪做些什么？”
一般年轻人都会腼腆一下才回答，韦国不是：“我现在上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我会报考公务员”。
“当官？”
“国家和党需要最优秀的人材”。
我想起小希提过中宣部，试探说：“韦国，如果随便让你挑，你想去什么部委？”
“中宣部！”
没想到他如此坦率。
他补充：“当然，中宣部不是随便进的，这只是我现阶段的最高理想。”
我问：“为什么是中宣部？”
“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觉得中宣部非常重要，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可以做得更好。”
我问：“可以怎么好法？”
他好像训练有素：“譬如说，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对年轻人的走向也掌握得不够精准，这方面我可以有贡献。还有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作为年轻人，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他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怎么说？”
“您是作家，您应该知道，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指了指舞台：“你们这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也有学校社团的，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鱼龙混杂，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他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跟你聊天，韦国。有意思，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得愉快，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叫台湾同胞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他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我走了”，宋大姐走出来：“怎么走了？”
“有事，在东边，早点走，怕碰上高峰”，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鹅。”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大姐你多保重。”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我及时反应的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韦国叫住我，冷冷的问：“陈老师，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竟撒谎：“没有”。
他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禁不住再瞄了一眼他那双雪白的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