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不久的将来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陈冠中Ctrl+D 收藏本站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BOBO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2008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惟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交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82、85、89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

惟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Batard Montrachet 1989和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1964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59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92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精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交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

我们喝酒,简霖问何东生:“这酒好吧!”

何东生很含糊的说唔唔。

简霖说:“老陈特意从台湾带来”。

何东生有气无力的向我略略举杯,我也向他稍稍举杯。

然后放电影,全场没话,只有一次简霖向我说,那个演反派岳母的演员当时其实很年轻,现在还经常在新的电视剧里看到她演出。

看戏中段我瞄了何东生一眼,他像是睡着了,反而简霖很认真在看,我心想:简霖还真爱看这些红色经典老电影。

《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东北的一家电机工厂,工人本来都很积极上进,但其中一个青年工人娶的老婆,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劝丈夫买一件昂贵的料子外衣,一身料子一百四十八,青年工人的岳母更教唆女婿休假的时候去打野鸭,然后交她卖到黑市,以至旷工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损害了国家利益,都是因为没有革命警惕性,忘了阶级斗争。剧终最后一个镜头打出六个血红大字:千万不要忘记。

我说:“不错,有意思,不过以后年轻一代看的时候,恐怕不好理解,要有人在旁边做解读”。

何东生突然说话了:“八小时工作好办,八小时以外不好办,老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点惊诧何东生直呼老毛。

他继续:“你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有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八小时是工作,八小时以外是休闲,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休闲,社会主义改造好了八小时,但就是没办法管住八小时以外……”

“八小时以外就归资本主义管吧,”简霖插一句。

可能酒精有点作用,何东生接着说:“可不是嘛!你老毛不能二十四小时叫人家抓革命促生产,总得放人家回家,吃点好吃的,买件漂亮衣服穿穿,搞点小资玩意。人民要这个,你不能不给呀,不给谁替你干活?过好生活而已,并不过份呀!八小时要他们干活,八小时以外就该让他们快快活活”。

我一般认识的官员,开口就是官场套话,何东生说的倒像平常人说的话。

我对他多了份好感。

他发表完意见,像泄气皮球,闷着喝酒。我们都喝着酒。

隔了一会,简霖又是那句:好酒、好酒!

他继续:“现在比刚才更好了,刚才也很好,现在更好。酒完全醒了。你看,咱们一口白的一口红的喝,还都这么好”。

大家又没话。我以为何东生看完戏会走,谁知道他一直坐着,我们陪着,也不说话,桌上的送酒小吃,何东生都不碰,只慢慢喝酒。简霖拿出大雪茄,没人要,简霖也不好意思抽。

瓶中杯中都喝光,简霖又上了大红袍,何东生也不沾,好像不用喝水。快到午夜,何东生才起来,上厕所。

简霖轻轻跟我说:“他晚上失眠,不用睡觉,我怕他一直坐着,我可熬不住,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

“我也早睡,怕熬夜”。我想着何东生在看戏的时候睡着。

何东生厕所出来就对我说:“要不我捎带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我很近,我走回去”。我多此一举的问:“司机在吧?”忘了他是高官,司机当然在。

谁知道他说:“晚上我都自己开车,我喜欢开车,有时候开到天亮,累了在车上打个盹”。他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含混的跟我们说“走了”就走了。

我有点后悔没让何东生送我回去,其实没那么近,白天我会走回去,这么晚,还是要打车。简霖住的才叫近,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栋楼的顶层。

“我们也很久没见,他可忙了,前阵子在我姑姑的追悼会见了,才想起叫他来,”简霖解释说。

我问:“你们是堂兄弟,你姓简,他姓何……”

“我爸他们三兄弟,两个弟弟参加革命,都改了姓。东生本姓简”。

我理解,老革命家庭第二代,甚至两个亲兄弟不同姓的情况也常见。

“还有一个呢?”我问。

简霖说:“我跟那边没来往”。

我不好意思追问,说:“真没想到你跟何东生有亲戚关系。他现在的官有多高了?”

简霖说:“什么官有多高?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这届他是三朝元老,很不容易”。

我问:“那算不算国家领导人?”

简霖说:“严格来说应该叫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方面,从书记处书记开始往上都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固然不用说了”。

“哗!这样说我还近距离见过两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是你堂弟何东生,另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国家领导人个个梳大背头,头发乌黑乌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没想到给我碰到一个头发稀疏、面色青白、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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