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经历过理想狂飙的年代，受过理想主义的洗礼，就算后来理想变成噩梦而幻灭，整整几代许多人失去理想，却没有唾弃理想主义。
方草地与韦希红就是成长在这样的年代。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强烈的理想主义人格特质。一个理想幻灭了，就算没有立即捡起另外一个现成的理想来替代，他们也会继续寻找、追求。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不是事业主义者、不是享乐主义者、不是妥协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不是避世主义者。他们是难以言喻的中国式理想主义者。
所以，就算在共和国成立了六十多年以后，中国肯定还是理想主义者的大国——中国人口基数大，理想主义者比例上小，实际数字放在别国仍属惊人。
想想那些正在坐牢的、受监控的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民主宪章发起人、公民组织负责人、自组政党者、公共知识份子、对不法行为吹哨示警者，以及地下教会传教士，大概都是2.0版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者，何况现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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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草地与韦希红两人一见如故、相逢恨晚是可以预料的。他们有太多共同的语言和体验。更关键的是，他们经过了两年像疯子一样的独自寻觅，终于证明吾道不孤。
当老陈介绍他们认识的时候，他们一眼就看出对方是同类人。他们很自觉的分析，为什么当周围其他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一种轻微的嗨的时候，他们却一直是寂寞地清醒。方草地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2009年中曾发出警告，说顺尔宁、安可来和齐留通等哮喘药物，可引起忧郁、焦虑、失眠甚至自杀倾向。说不定很多中国人用的哮喘药也有同样的副作用。因为药物缘故，哮喘药服用者比常人更难嗨起来，也因此更清醒。小希说这就奇怪了，因为抗忧药的效果应该是相反的，药物刺激大脑分泌更多羟色复合胺和去甲肾上线素，让人兴奋起来，所以像她这样的服药者不应该完全体会不到别人的嗨。她说看到报导说那些可以改变情绪的抗忧药，在美国已超过降血压药成为使用量最大的处方药，加上非处方药，抗忧药现在是美国最多人在服用的药物。很多美国人其实并没有真的忧郁症，只是情绪不好、精神不振、做事不起劲，就找抗忧药来吃。由此，小希猜想会不会中国也有很多人在随意服用抗忧药，所以整天嗨嗨的。方草地指正说，抗忧药在中国再普遍也不可能人人都用，而今天需要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几乎全民皆嗨，而清醒的人这么少。
两人在从河南回北京的路上一直分享两年来的感受，老陈只有旁听的份，直到方草地驾驶的切诺基灰头土脸的回到妙妙与张逗住的村里。
张逗听着小希的声音很耳熟，小希也觉得像是见过张逗，但两人一时都想不起到底是在哪儿见着过。
晚上，张逗和妙妙在院子支了个帐蓬，他们的房间让了给小希，而方草地则在自己屋里加了一张折叠床给老陈。
小希已经说了，她愿意跟老陈交往，但需要时间适应，暗示不想马上搬到老陈家同住。方草地说，小希可以暂时先住妙妙房间，等天气凉快一点，他和张逗可以再建一个房子给小希住。老陈心想，小希暂时不想跟自己同居，并不等于想长住在村里，但老陈没有催促小希立即做决定，并认为在妙妙张逗家过渡，既有方草地陪她聊天，又可躲开城里的政府眼线，未尝不是个好安排。
像老陈这样的外人，是很难预想到方草地和韦希红这两个长期失散的中国式理想主义同志，碰撞在一起，加上个年轻力壮的张逗，会爆发多大的威力和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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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方草地和张逗详谈后，小希慢慢恢复了第一天的部份记忆。就在正月初八城市地区春节长假后开始上班那天，电视、报纸和网路统一报导了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的新闻，大家突然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网上、手机上，各种说法如过山车一样的一波一波传来。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骂美国恶性通货膨胀，美元一次性贬值百分之三十，害中国人不见了多少血汗外汇储备。接着说南方的工厂大批停工，农民不能回城市工作，中国经济这次真的要崩盘了。跟着传来黄金涨至二千美元一盎司，沪深股市全线跌停板，新疆西藏已戒严。一下子市面气氛大变。上班族开始回家，交通大乱，小道消息更多。到下午人们的反应就是抢购食品和日用品。
这时候张逗也补充说，他和妙妙也第一时间到处采购猫粮狗粮，还好这样做了，因为猫狗粮在那天断货后，要一个多月后才恢复供应。
任何系统，如果大家都做同一个动作，只有正向回馈而没有足够反向回馈，都会崩溃。抢购日常食品用品就是如此，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预期会涨价，有货扫货，屯积在家，人同此心的话，结果真的供不应求，出现恐慌性抢购及民众之间的冲突。
同样奇怪的是，央视、北京台等官方媒体都在播报世界各地的乱象，竟没有谁出来说一下国内粮食、日用品供应充足之类的安抚人心的话。方草地说，政府不可能反应这么慢。他和小希都认为事有蹊跷，一定另有原因。
小希记起当天下午自己不断打电话给认识的学者和媒体的人，想知道能做点什么，要不要大家聚一下讨论一下，但对方都忙着抢购食品照顾家人，无人有暇商量应对大计。到傍晚，小希和宋大姐决定不做生意了，关了店门回家。回家路上的情况就像89六四后和03年非典期间，人车都很稀落。她们两个都携带着店里的食物，有一个骑车的从后面越过宋大姐，把她手里提着的一棵大白菜抢走。
晚上谣言满天飞，手机、网路、电视时通时断，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的笛声不断，却没有宵禁。院子里，有人张罗自组保安队。
第二天以后的事，小希还是想不起，而且一想就一头汗，就头痛想吐。
只知道有一晚上小希回到家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整夜未眠，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又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没多久就不省人事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这是从精神病院放出来后小希妈宋大姐说的，小希自己完全不记得，奇怪的是过阵子小希再问的时候，宋大姐也说不记得了。
方草地说他当时在广东，无政府状态持续了七天。前六天人民已万分恐惧，都听说别的地方大乱了，但方草地经过的地方其实都没怎么乱，只是他作为外来人，老被人怀疑盘问，日子不好过。正月十二他窜到广东江西湖南三省交界的地方，住在农民家里，后来都说正月十四最恐怖，镇上出现打砸抢烧的情况，也有大批居民听说县城里比较安全，就往县城方向逃。很多人都重复收到一个短信：“我刚从最高当局得到消息，乱了，失控了，大家保重”。
多年来，很多人都问过，中国会不会大乱？会不会失控？爆发点在哪？方草地跑遍西部地区，中原和其他地区也没少去，他一直跟人说，放心，串不起来，中国是小闹不断，但不会大乱，事件都是地区性的，不会蔓延全国。
但是那七天，全国老百姓如处身炼狱，一天都嫌长，到了第七天，已经忍无可忍，快要崩溃了，可想而知坏人更是蠢蠢欲动，人们陷入极大的恐惧，快到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看样子，接下来就是安娜琪，无政府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保生命保财产战争。所有人惟一的希望是国家机器快点出动。
方草地当时也想着情况再不改善，中国恐怕真的会大乱了。
第八天，正月十五，一小纵队解放军来到镇上，受到人民热烈欢迎。
张逗补充说确实听说如此。前年正月十五那天解放军部队进城恢复秩序，这次北京人可是倾巢而出夹道欢迎。下午，公安、武警和军队就联合宣布严打开始。张逗没有北京户口，不敢乱跑，在家躲了三周。
小希想，难道自己竟然也去了欢迎解放军？那自己真的是疯了。大概是下午听说又要严打，所以回到家第二天就情绪失常的大闹。
方草地告诉小希，严打开始，任何可疑人物都给抓起来，自己被村里人举报，抓到公安局，交六人小组从快从重的审判，幸好碰到一个力排众议、坚持依法办案的年轻女法官，才捡回一条命。
那天晚上，小希感怀身世般的大哭了一场。83年严打和89年解放军坦克进北京开枪镇压学生，都把她吓到了，让她充满挫折感，怀疑自己的抉择和能力。但是今天，她觉得又恢复了元气。这段时间以来，从在网上跟老愤青们论战、表达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到在家庭教会替农民维权，到听方草地讲正义的年轻女法官据理力争的事情，小希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坚定了，好像终于找回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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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草地与小希，谁的理想主义更激进呢？答案是小希。什么叫激进？激进的古典意思就是根源，找出事情最本质的根源。方草地是有一种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感的，加上他执着的个性，驱使他不懈的去寻找失踪的那个月。小希的正义感其实更抽象，更理念。小希小时候所受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使得平等、正义、友爱互助这些词汇都带着光芒镌刻在她心中。她并不知道共产党的虚伪。大学时期她学的是文革后重新回归的罗马及拿破伦法学，八十、九十年代则接受了启蒙理性及自由、民主、真理、人权等价值观的洗礼，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同时留下深刻的烙印，是一种典型当代西化中国知识份子的理想主义，虽然其中不乏盲点和内在局限，却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小希更激进，而且是坚贞的激进。
试想想，是什么支撑着小希这几年吃尽苦头的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我们之前读到她在八十、九十年代是知识份子沙龙的女主人，的确，在那些年代她主要是在听别的风云人物说话，甚少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到了这两年知识份子跟政府和解或被和谐掉之后，小希却逆风而起，从没有间断过孤军作战，义无反顾的在网上发表意见，据理力争，这个过程迫使她理清自己的思路，并用讲理的方式作表达，因为对手是不讲理的，是靠情绪、修辞、美学、民粹甚至暴力的语言表达的。她越写越冷静，头脑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不要有个错觉，以为她还是当年有正义感却脆弱的法院书记员，或是作风自由、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沙龙女主人，或是连儿子都管不好的没主意的失职妈妈，或是像惊弓之鸟一样到处窜逃的疯女人。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名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份子，虽然她不会想到以此自居。这是她的武装、她的志业、她赖以生存的一口气、她的可爱与可恶。她愿意含辛茹苦的过日子，忍辱负重的做人，就只是为了要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