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她有时候对我充满抵触，但在她的敌意隐藏在她对我的情感以及愿意为我付出的态度后面。比如说，莉拉一直都很乐意照顾我的几个女儿，尽管她有时候话里话外，都想让我感觉我欠她的情。她好像在说：你现在的身份，你获得的成就，都是因为我牺牲自己，让你成为那样的人。我听出她的话外之音时，我会提议说，我可以找一个保姆，但是无论是她还是恩佐，都会觉得我太见外了，这种话提都不要提。有一天早上，我需要她的帮助，她提到了她要面对的一些棘手问题，我冷冰冰地说，我会另找一个解决方案。她马上变得很凶，说：“我跟你说了我不帮你吗？假如你需要，我会安排一下的。你的女儿抱怨过吗？我忽视她们了吗？”这样一来，我确信她只是需要我承认她的重要性，我要真诚地对她表示感谢，没有她的支持，我的公众生活是很难维持的。后来我开始忙于自己的事儿，每次都把几个孩子留给她。
因为出版社宣传部门的有效推广，每天我都会出现在不同报纸上，有一两次我还上了电视。我很振奋，也很紧张，我喜欢人们对我的关注，但我害怕说错话。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找谁谈，我去找莉拉，想听听她的建议：
“假如他们问起索拉拉兄弟呢？”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假如他们生气了呢？”
“现在他们怕你更多一些，你比他们更危险。”
“我很担心，我觉得米凯莱越来越疯狂了。”
“书写出来，就是为了让人们听到你的声音，而不是为了沉默。”
实际上，我一直都很小心。那个阶段，因为选举，各个政党的宣传都热火朝天，我很小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从来都不谈论政治，从来都不会提到索拉拉兄弟，大家都知道，他们在给联合执政的五个政党拉选票。但关于城区的生活环境，我会谈很多，在地震之后，一切都更糟糕了，我会谈到城区的贫穷、非法交易，还有管理机构的纵容。然后，根据不同的问题，还有当时的心情，我会谈论我自己、我接受的教育、求学生涯的艰难、比萨高等师范里蔓延的厌女症，会谈到我的母亲、女儿，还有我的女性主义思想。那段时间，图书市场的情况非常复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都游离于先锋主义和传统写作之间，但我是有优势的，因为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我通过第二本书展示了我坚实的文化，还有宽广的兴趣，我是少有的几个已经有了自己的出版生涯，甚至是读者群的作家。这样一来，我的电话越来越频繁响起，但说实在的，那些记者很少让我谈论对文学的看法，他们会问我关于那不勒斯的现状的看法，还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思考，这些问题我还是可以谈论的。很快，我开始给《晨报》写稿子，我接受了一个题为“我们女人”专栏的约稿，无论哪里邀请我去，我都会根据不同的观众介绍我的书。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过去出版的那两本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像这本这么突出，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给我打了电话，都是我之前没有机会认识的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想见我，他想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每天我都会接到消息，都是这个或那个出版社要了解我的书。总之，我越来越高兴了。
但是最让我满意的是两个出乎我意料的电话。第一个是阿黛尔打的，她对我很客气，问了两个孙女的情况。她说，她通常是从彼得罗那里了解她们的所有情况，彼得罗给她看了两个孩子的照片，她们都很漂亮。我会听她说，只是礼节性地回复了几句。关于那本书，她说：“我又看了一遍，你很棒，这本书现在好多了。”在挂电话之前，她让我答应她，如果我去热内亚推广我的书，一定要告诉她，我要把两个孩子带给她看，让她们在热内亚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了她，但我排除了自己遵守诺言的可能。
没过几天，尼诺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的小说简直锐不可当（“无法想象在意大利还有这样的写作方式”），他说他要来看几个孩子。我邀请他来吃午饭，他特别精心地照顾黛黛、艾尔莎和伊玛，自然谈了很多自己的事情。现在他在那不勒斯的时间很少，他很多时候在罗马，他和我之前的公公一起做事，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他经常会重复一句话：“现在事情越来越好了，意大利终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他忽然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和好吧。”我笑了起来，说：“你如果想见伊玛，打个电话就好了，但我们俩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感觉是和一个幽灵生了这个孩子，我可以肯定当时床上的人不是你。”他闷闷不乐地走了，再也没出现。他把我们——黛黛、艾尔莎、伊玛还有我——忘了，很长时间都没理会我们，他一定是一出门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