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要到“内地”来？不大可解，也没有人间过他。自然，你现在要是问我究竟为什么大远地跑到昆明过那么几年，我也答不上来。从前很说过一番大道理，经过一个时间，知道半是虚妄，不过就是那么股子冲动，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而且也是事实，我要读书，学校都往里搬了；大势所趋顺着潮流一带，就把我带过了干山万水。总是偶然，我不强说我的行为是我的思想决定的。实在我那时也说不上有什么思想。我并没有说现在就有。这个人呢？似乎他的身边不会有什么偶然，那个潮流不大可能波及到他。我很知道，我们那一带，就是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多还是安土重迁的。在家干、日好，出外一时难，小时候我们听老人戒说行旅的艰险绝不少于“万恶的社会”的时候。他近四十边上的人了，又是“做店”的。做店人跑上五七个县份照例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关于各地茶馆、浴室、窑姐儿、镇水铜牛、大火烧了的庙，就够他们向人聊一辈子；这种人见过世面，已经有资格称为百事通，为人出意见，拿主意，凡事皆有他一份，社会地位极高，再也不必跑到左不过是那样的生疏地方去。他还当真走上好几千里干什么？好马不吃窝边草，憋了什么气，要到个亲旧耳目不及的地方来创一番事业，等将来衣锦荣归，好向家里妻子说一声“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么？看他不像是那种咬牙发狠的人，他走路说话全表示他是个慢性子，是女人们称之为“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的角色。再说，又何必用这么远，千里之内尽可以做个跨海征东薛仁贵、楚国为官的秋胡了。也许是他受了危言耸听的宣传，觉得日本人一来，可怕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或者是他遭了什么大不幸或难为情事情，本土存身不得，恰好有个亲戚到内地来做事，需要个能写字算账的身边人，机缘凑巧，无路可走之中他勃然打定了主意来“玩玩”了？也只是“也许”。反正，他就是来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种人。
到我们认识他时，他开了个小吃食铺子，在我们学校附近。
初时，大家还带得三个月至半年的用度，而且不时还可接到汇款，生活标准比在家时低不太多，稍有借口，或谁过生日，或失物复得，或接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或没有理由，大家“通过”一下，即可有人做东请客。在某个限度内还可挑一挑地方。有人说，开了个扬州馆子，那就怎么也得巧立名目去吃他一顿。
学校附近还像从前学校附近一样，开了许多小馆子。开馆子的多是外乡人。湖南的、江西的、山东的、河北的，一种同在天涯之感把老板伙计跟学生接连起来，而且他们本来直接间接地就与学校有相当关系，学生吃饭，老板伙计就坐在旁边谈天说地；而学生也喜欢到锅灶旁站着，一边听新闻故事，一边欣赏炒菜艺术。这位扬州人老板，一看即与别人不同，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子，纽襻儿里拖出一段银表链。雪白的细麻纱袜，一双浅口干层底直贡呢鞋。细细软软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菜叶指环。这一切在他周身那股子斯文劲儿上配合得恰到好处。除了他那点流利合拍的翻锅子动铲子的手法，他无处像个大师傅、像个吃这一行饭的。这比他的鸡丝雪里蕻、炒假螃蟹、过油肉更令我们发生兴趣。这个馆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个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摆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木架上还放了两盆花。就是足球队员、跳高选手来，看看墙上菜单上那一笔成亲王体的字，也不便太嚣张放肆了。
有时，过了热市，吃饭的只有几个人，菜都上了桌，他洗洗手，会捧了把细瓷茶壶出来，客气几句，“菜炒得不好，这里的酱油不行”，“黄芽菜教孩子切坏了，谁教他切的！红烧才能横切，炒，要切直丝的”。有时也谈谈时事，说点故乡消息，问问这里的名胜特产，声音低缓而有感情。我们已经喜欢去坐茶馆了，有时在茶馆也可以碰到他，独自看一张报纸或支颐眺望街上行人。他还给我们付了几回茶钱，请我们抽烟。他抽烟也是那么慢慢的，一口一口地吸，仿佛有无穷滋味。有时事完了，不喝茶，他去蹓跶，两手反背在后面，一种说不出的悠徐闲散。出门稍远，则穿了灰色熟罗长衫，还带了把湘妃竹折扇。想见从前他一定喜欢养养鸟，听听书，常上富春坐坐的。他自己说原在辕门桥一个大绸缎庄做事，看样子极像。然而怎么会到这儿来开一个小饭馆的呢？这当中必有一段故事，他不往下说，我们也不好究问。
馆子菜什么菜都是一个滋味，家家一样，只有他那儿虽然品色不多，却莫不精致有特色。或偶尔兴发，还可以跟他商量商量，请他表演几个道地扬州菜，狮子头、芙蓉鲫鱼、叉子烧鸭，他必不惜工本，做得跟家里请客一样，有几个菜据说在扬州本地都很少有人做得好。这位绸缎店的“同事”大概平日在家极讲究吃食，学会了烹调，想不到自己竟改行作了饭师傅。这不免是降低了一级，我们去吃饭，总似乎有点歉意。也许他看得比较高一层，所以态度上从未使我们不安。他自己好像已不顶在乎了。生意好，有钱挣，也还高高兴兴的。果然半年下来，店门关了几天，贴出了条子：“修理炉灶，休业数天。”
新万年红朱笺招纸贴出来，一早上就川流不息地坐满了人。老板听从有人的建议，请了个南京师傅来做包子煮面，带卖早晚市了。我一去，学着扬州话，跟他道一声：“恭喜恭喜。”
恭喜他扩充营业，同时我已经看到后面小天井里一个女人坐着拣菜，发髻上一朵双喜绒花。老板拱拱手：“托福托福，闹着玩的。”
女人不知是谁给说的媒，好像是这条街上一个烟鬼的女儿，时常也看她蓬着头出来买香油腌菜蚊烟香，脸色黄巴巴的，样子平平常常。可是因为年纪还不顶大，拢光了头发，搽了雪花膏，还敷了点胭脂，就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以前没的好处全露了出来。老板看样子很喜欢，不时回头，走过去低低说几句话，让她偏了头，为拈去一片草屑尘丝，他那个手势就比一首情诗还值得一看。老板自己自然也年轻了不少，或者不如说一般人都不免，而实际上一个才四十的人不应便有的老态全借了一个年轻的身体而冲失了。要到这样的年龄大概才真知道如何爱惜女人。
灶下，那个南京师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仿佛想把他的热心变成包子的滋味，摘蒂子，刮馅儿心，那么捏几下，一收嘴子，全按板中节，如一个熟练的舞蹈家或魔术师的手脚。今天是第一天。他忙，没什么工夫想什么，就这个“第一天”一定在他脑子里闪了好多次。这三个字包含的感情很多，他自己一时也分辨不清，大体上都结成了一团希望，就像那个蒸笼冒出来的一阵一阵子的热气。听他拍打着包子皮，声音钝钝的，手掌一定很厚！他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子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直扭动。他一身老蓝布衣裤，腰里一条洋面口袋改成的围裙。从上到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面食店师傅，跟扬州人老板相互映照，很有趣味。
然而不知什么道理，那一顿早点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等的时候太长，而吃的时候太短。我自己也不好，不爱吃猪肝，为什么叫了碗猪肝面加菠菜西红柿！面是“机器面”，没有办法，生意太好，擀面来不及。是谁给他提了那么几个艺术字？三个月之后这几个字一定浸透了油气的，活该！
不久滇越铁路断了，各处“转进”的战事使好多人的故乡随“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伤感老歌一齐失去。Cynical的习气普遍地增高：而洗衣的钱付得少了，因为旧了破了，破旧了的衣服就去卖了。渺乎其远的希望造成许多浪子。有些人对书本有兴趣，抱残守拙，显得极其孤高。希望既远，他们可看到比希望还远的地方。因为形状褴褛，倒更刺激他们精神的高贵，以作为一种补偿。这是一种斗争，沉默而坚持，在日常的委屈悲愤的世俗感情的败落中要引接山头地底水泉来灌溉一颗心的滋长，是困苦的。有些失了节，向现实投了降，做起生意来了，由微见著，虽无大手笔，但以玩票姿态转而下海，不失为一个“名家”局面。后一种人数自极少。正因为少，故在校中行动常在一望而可指出。这才是一个开始，唯足以启发以后的不正常。本来战争的另一名词即不正常。这点不正常就直接影响绿杨饭店的营业。现在，绿杨饭店已经为人耳熟，代替原来的“扬州人”。在它开张了，又扩充了时候，绿杨饭店是一个名词。一个名词仿佛可有可无的。而现在绿杨饭店成了一个实体，店的一切与它的招牌分不开了。
第一，扬州人已经不能代表一个店了；而且这个饭店已经非常地像一个饭店，有时简直还过了分！
那个南京人，第一天，我从他的后脑勺上即看出这是属于那种会堆砌“成功”的人。他实事求是，稳扎稳打，抓紧机会，他知道钱是好的，活下来多不容易，举手投足都要代价。为了那个代价，所以他肯努力。他一早晨冲寒冒露赶到小南门去买肉，因为每斤便宜多少钱；为了搬运两袋面粉，他可以跟挑夫说许多好话或骂许多难听话；他一边下面，一边瞟着门前过去的几驮子柴；他拣去一片发黄的菜叶子，拾起来又放到砧板上；他到别家铺子门前逛两转，看他们的包子蒸出来是什么样儿，回来马上决定明天他自己的包子还可以掺点豆芽菜，而且放点豆腐干也是个可试的办法。……他的床是睡觉的，他的碗是吃饭的，他不幻想，不喜欢花，不上茶馆喝茶，而且老打狗，因为虽然他的肉在梁上，他还是担心狗吃了。没有多少时候绿杨饭店即充满了他的“作风”。我得声明，虽然我感情上也许是另一回事，可是我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这样的作风的意思。而且四方东西南北中（我们那儿都是这么说，自然也对，“中”不是一个方向），南京人只是偏于那一方，不是像俾斯麦或希特勒那样绝对的人。这里只说他的一般上的特殊，向反的较强的一面，不单是作风，也因为从作风的改变上，你知道这个店的主权也变了。过了一个时候，不问可知，已经是合股开的。南京人攒了钱，红利工钱，再加上一点积蓄，也许还拉了点债，入了股。我可以跟你打赌，他在才有人来提生意时即已想到这一步。
南京人明白他们这个店应当为什么人而开，声气相求，果然同学之中那个少数很快即为吸取进来，作为经常主顾。他们人数不多，但塞满这个小饭店却有余。而且他们周围照例有许多近乎谢希大应伯爵之人者流，有时还会等不着座儿。这时他们也并未“发迹”，不过手底下比较活动，他们的“社会”中，“同学”仍占一个重要位置，这里便成为他们“联络感情”所在，常在来吃一碗猪肝面的教授面前摆了一桌子菜哄饮大嚼起来，有的，在这里包了月饭，虽然吃一顿不吃一顿。另一种同学，因为尚有衣物可卖，卖得钱，大都一天花光：豪爽脾气未改（这也是一种抗卫），也常三五个七八个一摊上街去吃喝一顿。有时他们在这里，有时到别处去。有时他们到别处去，有时还在这里。有些本来常在这里的不常在这里了。
绿杨饭店的生意好了一阵，好得足以使这一带所有的吃食铺子全都受了影响？而且也一齐对它非常关心。别以为他们都希望“绿杨”的生意坏。他们知道“绿杨”的生意要是坏：他们自己的也好不了。他们的命运既相妨：又相共。然而过了一个高潮，绿杨饭店眼看着豆芽菜、豆腐干越掺越多，卖出去的包子就越少。“学校附近的包子”在壁报文章中成了一个新奇比喻，到后来而且这个比喻也毫不新奇了。绿杨饭店在将要为人忘记的那条路上走。时间也下来两年了，好快！这时有钱活动的就活动得更远。有的还在这个城里：有的到了外县，甚至出了国，到仰光，到加尔各答。有的还选了几门课，有的干脆休了学，离开书本，离开学校，离开同学，也离开了绿杨饭店。大部分穷的，可卖衣物更少了，已经有人经验到饥饿时的心理活动。这也是一种活动，且正如那种活动到仰光、加尔各答的人一样，留下许多痕迹在脸上，造成他们的哲学。绿杨饭店犹如一面镜子，扬州人南京人也如一面镜子。镜子里是风干的猪肝、暗淡的菠菜、不熟的或烂的西红柿，太阳如一匹布，阳光中游尘扬舞。江西人的山东人的湖南河北人的新闻故事与好兴致全在猪肝菠菜西红柿前失了颜色。悄悄地，他们把这段日子撕下来，风流云散，不知所终。
那个女人的脸又黄下来，头发又乱了，而且像是没有光亮过，没有红过白过。有一次街上开来了一队兵？马上就找到他们要徘徊逗留的地方，向绿杨饭店他们可没有多瞟几眼。多可惜，扬州人那个值得一看的动人手势！这时候我才想起过他家里有太太没有？有孩子没有？
绿杨饭店还是开着。
这当中我因病休了学，病好了住在乡下一个朋友主持的学校里，帮他们教几个钟点课，就很少进城来。绿杨饭店的情形可以说不知道。一年之中只去了一次。一位小姐病了，我们去看她。有人从黑土洼带了一大把玉簪花来，看着把花插好了，她笑了笑，说是“如果再有一盘椒盐白煮鱼？我这个病就生得很像样子了！”从前的生病是从前的谈天题目之一。她说过她从前生了病都吃白煮鱼，于是去跟扬州人老板商量，看能不能给我们像从前一样地配几个菜。他的回答很慢，但当那个交涉代表说“要是费事，不方便，那就算了”，却又立刻决定了，问：“什么时候？”南京人呢，不表示态度。出来，我半天没有话。朋友问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我在想那个饭店。
那天真是怪，南京人一声不响，不动手，摸摸这儿：掇掇那儿。女人在灶下烧火。扬州人的头发白了几根。他似乎不复那么潇洒似乎颇像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人了。不仅是他的纺绸衣裤、好鞋袜、戒指、表链没有了；从他放作料，施油盐；用铲子抄起将好的菜来尝尝味，菜好了敲敲锅子，用抹布“好脏”擦擦盘子，刷锅水往泔水缸里一倒，扶着锅台的架势，偶尔回头向我们看一看的眼睛，用火钳夹起一片木柴吸烟（扯歪了脸），小指搔搔发痒的眉毛，鼻子吸一吸吐出一口痰，……——切，全都变了。菜做完了，往我们桌边拉出一张凳子（接过腿的）上一坐，第一句即是：“什么都贵了，生意真不好做。”
这句话教南京人回过头来，向着我们这边。南京人是一点也没有走样！谈那个扁扁的大鼻子教我想起我们前天应当跟他商量才对。我觉得出他们一定吵了一架。不一定是为我们的一顿而吵，希望不是因为我们而吵的。而且从扬州人脸上的皱纹阴影上看，开始吵架已经是颇久的事。照例大概是南京人嘀咕，扬州人不响。可能先是那个女人跟南京人为一点小事拌嘴，于是牵扯起一大堆，一直扯到这一次的不痛快跟前次的连接起来，追溯到很远，还有余不尽，种下下次相争的因子。事情很明显，南京人现在股本比扬州人只有多，绝不少，而且扬州人两口子穿吃开销，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会计制度，就是那么一篇糊涂账。他们为什么不拆伙呢？隔了年的浆子，粘不起采，那就算了。可是不，看样子他们且要糊下去。从扬州人的衰颓萎败上看起来，我疑心他是不是有时也抽口把鸦片烟。唔，要是当真，那可——！我曾问过坐在我对面的同学：“你是不是有把握绝对不会抽鸦片，假如有人说抽，或者你死？”回答是：“倒不是死。有许多东西比死更厉害。你要是信教，那就是魔鬼；或是不绝的‘偶然’。”我看看南京人的粗粗短短的手指（果然，好厚的手掌），忽然很同情他，似乎他的后脑勺子没有堆得更高全是扬州人的责任。
到我复学时，一切全有点变动。或者不是变动，是层叠、深入、牢著，是不变。什么都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样子。图书馆指定参考书不够，可是要多少本才够呢？于是就够了。一间屋子住四十人太多，然而多少人住一屋或每人该有几间屋最合理？一个人每天需要多少时候的孤独？简直连问也没有人问。生物系的新生都得抄一个表，人正常消耗是多少卡路里，而他们没有想到他自己也是一个实验对象，倒对一个教授研究出苗人常吃的刺梨和“云南橄榄”所含维他命工作极有兴趣。土产最烈的酒是五十三度，最坏的烟（烧完了灰都是黑的）叫鹦鹉牌。学校附近的荒货摊上你常看见一男一女在那里讲价，所卖是女的一件曾经极时髦的衣服，反正那件衣服漂亮到她现在绝对无法穿出来了。而路边种的那些树都已长得很高，在月光中布下黑影，如梦如水。整个一个学校，一年中难得有几个人哭，也绝不会有人自杀。而绿杨饭店已经搬了家，在学校门边搭一个永远像明天就会拆去的草棚子卖包子，卖猪肝面。（我已经对我的文章失去兴趣，平淡得教我直想故作惊人之笔而惊人不起来！这饭店，这扬州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句话就说尽这个饭店了：毫无转机。没有人问它如何还能开下来，因为多少人怎么活下来就无从想象。当然，这时候完全是南京人在那儿撑持。但客观条件超出他所有经验。武松拿了打折了的半截哨棒，只好丢了，他也无计可施。然而他若是丢了这个坑人的绿杨饭店，他只有死。他似乎有点自暴自弃起来，时常看他弄了一土碗市酒，闷闷地喝（他的络腮胡子乌猛猛的），忽然拳头一擂桌子，大骂起来，也不知道骂谁才是。若是扬州人跟他一样地壮，他也许会跳上去，冲他鼻子就是一拳。然而扬州人一股子窝囊样子，折垂了脖子，木然看着哄在一块骨头上的苍蝇。这样子更让南京人生气，一股子邪火从脚底心直升上来。扬州人身体简直越来越不行了，背佝偻得厉害。他的嘴角老挂着一点，嘴唇老开着一点。最多的动作是用左手撸着右臂衣袖，上下推移。又不是瘙痒，不知道是干什么！他的头发早就不梳好了，有时居然梳了梳，那就更糟，用水湿了梳的，毫无光泽，令人难过。有人来了，他机械地站起来，机械地走，用个黑透了的抹布，骗人似的抹抹桌子，抹完了往肩头上一搭：“吃什么？有包子，有面。有牛肉面、炸酱面、菠菜猪肝面……”声音空洞而冷漠。客人的食欲就教他那个神气、那个声音压低了一半。你就看看那个荒凉污黑的架子，看到西红柿上的黑斑，你知道黑斑那一块煮也煮不烂的；看到一个大而无当的盘子里三两个鸡蛋，鸡蛋会散黄；你还会想起扬州人跟你解释过的，“鸡蛋散黄是蚊子叮的”，你想起孑孓在水里翻跟头。吃什么呢，你简直没有主意。你就随便说一个，牛肉面吧。扬州人撸着他的袖子：“嗷，牛肉面一碗；”
“牛肉早就没有了，要说多少次！”
“嗷，牛肉没有了。”
“那么随便吧。猪肝面吧。”
“嗷，猪肝面一碗。”
而那个女人呢，分明已经属于南京人了。仿佛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连他们晚上还同时睡在那个棚子底下也都并不奇怪。这当中应当又有一段故事的，但你也顶好别去打听，压根儿你就无法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除非你能是他们本人。
我已经知道，他们原来是表兄弟，而且南京人是扬州人的小舅子，这！我不知道我应当学着去做一个小说家还是深幸自己不是。
过了好多好多时候，“炮仗响了”。云南老百姓管胜利、战争结束叫“炮仗响”。他们不说胜利，不说战争结束，而说是“炮仗响”。炮仗响那天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扬州人。一直到我要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出去买东西，偶然到一个铺子里吃东西，坐下，一抬头，哎，那不是扬州人吗？再往里看，果然南京人也在那儿，做包子，一身蓝布衣裤，面粉口袋围裙，工作得非常紧张，脑勺子直扭动，手掌敲着包子皮钝钝地响。他摘蒂子，刮馅儿心，那么捏几下，一放嘴子，全按板中节，仿佛想把他的热心也变成包子的滋味。他从上到下无一处不像个当行的面食店师傅。这个扬州人，你为什么要到内地来？你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你从前是做绸缎庄的，你要想回去向妻子儿女说一声“我总算对得起你们”？然而仿佛他们全不成问题，成问题的倒是我！我教许多事情搅迷糊了。明天我要走了。车票在我口袋里，我不知道摸了多少次。我有个很不好的脾气，喜欢把口袋里随便什么纸捏在手里搓，搓搓就扔掉了。我丢过修表的单子、洗衣服收据、照相凭条、防疫证书、人家写给我的通信地址。每丢了一张纸，我就丢了好多东西。我真怕我把车票也丢了。我有点神经衰弱。我有点难过，想吐，这会儿饿过了火，我实在什么也不想吃。我蠢蠢地问说：“我们来了八年了？”而忽然问：“哎，那罐火腿呢？”
S敲敲火腿罐头。在桌子下捏住我的手：“你怎么了，D？吃什么？”
我振作了一下：“猪肝面加菠菜西红柿。”
扬州人放好筷子，坐在一张空着的桌子旁边的凳上。他牙齿掉了不少，两颊好像老在吸气。而脸上又有点浮肿，一种暗淡的痴黄色。肩上一条抹布湿漉漉的。一件黑滋滋的汗衫（还是麻纱的），一条半长不短的裤子，像十二三岁的孩子穿的。衣裤上全有许多跳蚤血黑点。看他那个滑稽相的裤子，你想到他的肚皮一定一叠一叠地打了好多道褶子！最后我的眼睛就毫不客气地死盯住他的那双脚。一双自己削成的大木屐，简直是长方形的。好脏的脚！仿佛污泥已经透人多裂纹的皮肤。十个指甲都是灰指甲。左脚的大拇指极其不通地压在中指底下，难看无比。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
去你的吧，这个人，和我这篇倒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