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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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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导演彦均执导的影片《真诚》在国际电影节上得了大奖,电影厂为此召开了庆功大会。

 特意到市内举行,邀请了各方领导,知名人士:影视明星,歌星,舞星,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书画家等等,场面盛大,各报社、电台、电视台,也都来了。

 大会还未开始,到处是签名热。每个“名流”每个“星”都被一群人团团围住。围的人高举着签名本、书、纸片;被围的人满面兴奋,你们别挤,我一个个签。都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越多越好,挤死、签死也心甘情愿。

 最兴奋的该是彦均了。她四十多岁的身体上下放着光,面容也亮得耀人。她周围的记者最多,她对每个人都友好,对每个问题都坦率。你们问我拍这部片子的追求?我就是以真诚拍《真诚》。

 最幸福的就是《真诚》的女主角:伊丽。她身着光闪闪的锦缎旗袍,腰肢水蛇般扭动着,脸上风情洋溢。她简直走不动了,多少张崇拜的面孔急切地挤向她,两个大学生因为拥挤竟推搡了起来。

 要开会了,人们纷纷就座了,名流明星们也在台上或台下入座了。礼堂后面的入口处又闹嚷起来,那儿又有涌动的人群。大家请安静了,不要再签名了。主席台上有人在麦克风中大声讲着。那群人略松开了一些,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差不多同样年龄的女演员挤出来。

 男人正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刘言,他简直是一派骑士风度,把那个女演员从人群中“抢救”出来,得意洋洋地“护送”她穿过座位间的甬道到了前排坐下。只有他能和这些女明星在一起,只有他有资格去保护她们,他了不起得很,英雄得很。

 庆功会终于开始了。文化部领导讲话,电影局领导讲话,电影厂领导讲话。然后是发奖,光荣的奖状,实惠的奖金。记者们在台上台下跑来跑去,照相机、摄像机从各个角度照着主席台。然后是受奖导演彦均讲话。

 她面对掌声,她兴奋,她激动,她说话有些急促,她像个纯洁的大孩子,她中年的身体饱满又富有生气,她鲜亮极了,像明媚的小太阳:

 我热爱真诚这个主题,可以说从学生时代就孕育在心里了。我们那个时代多纯洁、多真诚,我始终怀念那个时代。经历了十年动乱,我们就丧失真诚了?真诚要复归,要升华:我呼吁真诚。这部电影就叫《真诚》。有人说这个片名太白、太不艺术,我说,这个名字好得很。我们需要真诚,人类需要真诚。

 伊丽也跟着发言,一上午的精心修饰:该怎么显得突出,怎么才能压住众多女星,如何才能更引起记者更大的热情,如何才能在电视上多占几个镜头,此刻都化为激情的讲话:我也热爱真诚这个主题,热爱这部影片中的女主角。我用自己的心去表演,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一生都应有一颗真诚之心。

 彦均。以真诚之心拍《真诚》,那并不难。这是她的真实人格,可要使它为社会所接受就不那么容易了。她为这部影片费尽了心机,拍摄时就有多少周折,多少上下联络,多少棘手“外交”拍好了,如何才能获得领导好评,如何才能得到权威们认可,如何才能引起评论界的赞扬,她上下左右,用尽了浑身解数。

 这位廉之睿,是领导,又是权威长者,和蔼可亲,又不失威严。她请他来看样片。在这位老前辈面前,自己还可算是小姑娘,可以倚小卖小,这样效果最好。对他的政治倾向自己是早知道的,对他的艺术口味自己也早就熟悉。要把自己的影片尽量往他的标准上“解释”看之前就要“引导”看之中就要“说明”看之后就要倾诉。我相信您一定会支持的,我主要靠您的扶持了,您一定会喜欢这部片子的,只要您通过了,说声好,别人再怎么说我也不在乎了。这样说就可以“套”住对方,有不满的意见也讲不出口,有满意的地方则会加倍称赞。“你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拍电影啊。”首长果然乐呵呵了。我不是为您一个人拍的,可我最信服您的评判。不光因为您是领导,更因为您是真正的艺术权威,是我的老师。她说得诚挚极了,眼睛里都有泪光了。可她心里怎么想呢?这个老头子思想僵化,早该退出影坛了。

 这一位,童伟,是有影响的作家兼评论家。自己换一副面孔,请他来家里吃饭,丈夫也一同陪客,让儿子女儿出来叫叔叔,喝酒碰杯,亲如一家。然后,关上房门面对面谈知心话,向童伟请教——既在艺术上,也在策略上。我这部片子,真不知道命运会怎么样,那些僵硬派肯定要贬它,因为我在艺术上作了新的探索。童伟是好为人师的,又自认为是中国现代派艺术的先驱。她这样讲,一条线把自己和他划到了一个营垒,立刻就能得到他的支持。果然,童伟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侃侃而谈。童伟有些话有道理,有些话也就那么回事,但她一律点头称是。她不需要童伟思想上的指教,而需要他行动上的支持(给予评论),可要得到他支持,就先要接受他的指教。你讲吧,讲得越多越好,然后我再引导引导,让你多讲讲《真诚》这部片子的艺术成就。这方面讲了,再引导到那方面;各方面都讲了,再引导向深入;全面了,深入了,她便笑着说:你总结得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篇现成的文章。童伟便笑笑:我最近就是没时间,要不真可以写一篇。她便立刻拿出点女人劲儿:你就写一篇吧,支持我一下不行吗?这种亲热的央告,准保使男人就范。好,我就写一篇。童伟只能答应了。她立刻笑着“落实”:你准备给哪家报刊写?她此刻对童伟尊敬极了,像对待一位老师。其实,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压抑自己的。她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尤其不认为自己比男人差。她总要和他们比试,从不示弱。就是在家中,她也绝不使自己沦入配角的地位。她愿意自己在写字台旁工作而丈夫在厨房里忙东忙西,听着他洗碗刷锅,搬洗衣机。为什么男人就不能为女人作点牺牲?嗳,她听见不对,隔着两道门嚷起来:你水龙头怎么还没关?水别满出来了。到了夜里丈夫向她求欢悦时,她更感到一种对抗的心理了:别老跟馋猫似的,让我安静躺着。丈夫便会在黑暗中讪笑着,求告着,平常文质彬彬的男人到了这种时候也贱招儿得很。她感到一种满足,也渐渐升起性的冲动,她觉得自己的身体饱满,有弹性,渴望着搂抱和揉搓。把涨满身体的汁液压挤出来。她像大地一样仰卧着,看到天空在热烈地运动,雷电交加,她就要化成热雾般融化了,可又感到这种被驾御的低下了,她要抗拒。你下去,你太粗鲁了。丈夫扫兴地在一旁躺下了,她又后悔了,也感到自己未被满足的肉体的难受了,可她不甘屈服,一扭身背对着丈夫睡了。

 这一位,那一位,她活动了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环节,终于,赞誉《真诚》的舆论起来了,讨论会也召开几个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有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事。如何让《真诚》取得代表中国的资格?简直是一场社交战。她忙坏了,累坏了,要研究无数人的利益,要摸清无数的关系,要讲千万种口是心非的话。

 好了,总算获准参加电影节了,最后,如愿以偿得了大奖。可一下飞机,她就开始想新的问题了:如何把国际上的胜利转化为国内的胜利呢?国内说好的电影,国际上不一定说好;而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也未必能在国内获奖,一定要想办法获取国内的各项大奖。要活动电影厂的几个头头,在这点上他们和自己利益一致:也希望本厂的电影得奖嘛。于是,就诞生了这个庆功大会,请了这么多名流,她的努力都成功了。

 庆功大会结束了,又一番遍地开花的签名热,观众们散去了。休息厅内,烟果茶糖,茶话会开始了。百十号人,电影界的,文学界的,评论界的,新闻界的,各方名流们。座谈《真诚》,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厂长都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彦均和伊丽都讲了几句“希望大家帮助”的谦虚话,还都掏出了小本拿出了笔,一副认真记录的样子。

 胡正强咳嗽了一声开始发言。他是同行,又是同厂,理该捧场。他的神情向来是诚恳的“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思想上是深刻的,艺术上是完美的。它不仅表现了生活的真诚,也表现出了艺术的真诚,或者说导演风格的真诚。电影艺术需要这,需要那——有人说,我实在不知道:我们除了真诚还需要什么。我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彦均同志展示了她的艺术功力,有许多地方很大胆,很有些大家手笔。”

 钟小鲁坐在他身旁,想起了自己曾和胡正强的对话。

 “你觉得彦均的《真诚》怎么样?”自己问。

 “还说得过去,就是太小家碧玉了,有点小家子气。”胡正强答。

 童伟发言了,他从从容容放下二郎腿,伸手很有力地弹了一下烟灰。“彦均讲以真诚拍《真诚》,我欣赏这句话。艺术上的真诚是什么?就是勇敢,磊落,敢讲真话,敢表现真情实感,艺术家要有艺术家的胆略。有个大学生曾写信问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我告诉他:艺术家不仅应该比一般人懂得更多些,体验得更丰富些,思想更深刻些,感情更成熟些,而且,他在人格上应该更伟大些。艺术家应有艺术家的浩荡之气,艺术家不能猥猥琐琐,卑卑微微。…”

 自己眼前闪过什么了?耳根略有些热…自己双膝一软跪下了,一位怒气冲冲的丈夫立在面前,手指着自己鼻子:你还算有文化的人呢,该做先生的人呢,调戏起别人的老婆了。你说,我该不该去法院告你?

 原谅我吧,我对不起你…

 光对不起就行了?

 我…

 你说你是公了还是私了?

 …私了吧。

 认打还是认罚?

 你愿意打就打,愿意罚就罚吧。

 拿一万块来。

 一万?我…

 太多了?那好,你伸过脸认打吧。

 好,你随便吧。自己站了起来。

 呸,冒火的丈夫走上来,当胸一把拽着他衣服,你给我赔不是吗?

 那当然赔。

 哼,丈夫一松手,我不打了,也不要罚了,走了。

 你…

 你什么?那位丈夫又狠狠地转过身来,冷眼看着他。

 这事…

 怕我说出去?怕大伙儿知道?怕你老婆知道?男子汉敢作敢当,怕什么?哼,没种的。冷蔑的丈夫走了。他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了,脑袋还懵懵的。那个羞羞怯怯的招待所女服务员又在眼前浮现出来,甜甜的脸蛋。她为什么会告诉丈夫呢,对她有什么好处?为了在丈夫面前表现忠诚?为了提高她的身价:你看,还有这么有名的人物喜欢我,是吗?她丈夫不是明明对她很粗暴很无情,成天把她撂在家里吗?她不是一直为此很痛苦吗?自己不就是抚慰了她,才让她倒在自己怀里的吗?真不理解这种女人,丈夫不爱她,她还要向丈夫献忠心,怎么个心理逻辑?想借此重获丈夫的爱?殊不知丈夫只对她有两天好脸色,又会如故的。似乎又看到那个丈夫在恶狠狠地打他老婆了。她可怜巴巴地在墙角佝缩着,脸都黄了,愚蠢的女人。可自己刚才为什么要跪下呢?…

 休息厅的门开了,几位首长来了,都是主管文化工作的。我们来看看大家。人们纷纷起立,纷纷鼓掌,纷纷绽开笑脸。人人都用笑容的光亮、鼓掌的幅度来突出自己,人人都认为这几位首长的光临更多的是自己的光荣。有人认识某位首长,首长自然该认识她,有人和某位首长握过手,有人和首长关系非同寻常,电影厂的厂长是会议东道主,首长光临自然是对他的支持,彦均是今天讨论会的主角,首长自然主要是来看望她的,伊丽是今天真正的明星,理该承受这光荣。都倚着座位站着,保持着一排排的队形,都不便独自走出来,那是犯忌讳的,得罪全体的,可人人都在脚底半步半步微微往前挪着,你挪我也挪,左右挪我更要挪,自觉的,不自觉的,个体汇成整体,量变造成质变,很快打破了原来环立的队形,热热闹闹围拢了上去。

 握手,问好,询问,关心,祝贺,感谢,然后是全体合影。蹲的,坐的,站的,排成几排,喀嚓,又喀嚓。散开了,又是三三五五地合影。在场的记者纷纷抢镜头,十几个照相机在频频瞄准。

 出现了动人的情景,不断有三三两两的女演员把一个气度堂皇的首长簇拥在中间。年轻的女性格格地嘻笑着,像快活的百灵鸟,年迈的男性则乐陶陶地站在中间承受着左右的压力。怎么样,再照一张?好,再照一张。

 卞洁琼上来了,艳装的,美丽的。萨部长,我要单独和您照一张。她的声音娇嗔极了。好好,我反正是你们照相的道具了。萨部长满头银丝满脸红光,怡悦发自内心地微笑了。卞洁琼双手十字交叉,搭在了部长的左肩上,靠着他半侧过身对着镜头,部长个子高,正好,她右腿直立,左腿很优美地向后抬着,如在舞蹈。

 她今天难受极了。《真诚》这部电影的成功让她难受,伊丽的风光让她难受。她的丈夫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香港大亨,不过是个重婚犯。她不可能去香港打天下了,只能咬咬牙在大陆上打。她一生吃够了苦,总该要出人头地。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荆棘,自己要拱出来多么不容易。一片树林,棵棵树都要往高了冒,谁让谁?拼命使出劲,也难知道结果,说不定还要抻折了腰。她看中了导演彦均,彦均能使一个女演员成为影后。她已经不止一次对彦均表示了:彦导演,您的大会讲话使我感动得要哭了,您讲真诚讲得太好了,简直讲到了我心里。我更坚定了:一生要在艺术中追求真诚。

 首长们总算走了,座谈又继续了。杜正光等会场气氛静下来,扶了扶眼镜准备发言了。他一直在选择最佳的发言时机,太早不好,会场气氛太浅泛,太晚也不好,太涣散,选来选去,来了刚才那场热闹,没完没了,眼看着没有太多时间了,现在要抓紧,这是扩大影响的一个难得机会。这么多报社、电台、电视台,这么多导演,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女演员。

 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用真诚二字概括。真,就是真实,就是我们描写的生活要真实,诚,就是诚挚,就是我们描写生活的艺术态度、艺术思想要诚挚。艺术讲真善美,真是基础,说到最后,真善美可以融在一个真字中。真诚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惟其真诚才能净化人类灵魂。我常问自己,我这一篇小说,这一段,这一句,是不是有真诚?有,就可以写下去,作家的头衔就还当之无愧…

 石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目光平平地凝视着他。

 她深深为与杜正光的爱情而痛苦,她只能痛苦。她没有力量完全地、为众人所承认地得到他;她也没有力量离开他。杜正光一到北京就像到了一个广阔天地,到处有他的朋友,有他要参加的沙龙。他常常带着她,也常常扔下她。她终于发现:每当他去会女性时就不要她陪伴了。她克制不住提出来了,他一听,怔了怔,就坦坦然然地说:你一块儿去,我无所谓,只怕对你不好。你不宽容,又嫉妒,又难受,再和我闹,两人都不高兴,何必呢?他又很郑重地加了一句:你放心,我和她们接触,纯粹是文学来往,我绝不说假话。我有我的人格。然而,她不止一次在他的衣服上、眼镜腿根的弯折处发现了其他女人的长发。

 吵过了,闹过了,他理直气壮地辩解过了,也笑笑呵呵地哄慰过了,又瞪着眼拍着桌子冒过火了,也恼羞成怒地甩手走过了:你这么狭隘,咱俩趁早分手。他几天不照面,电影剧本,俩人合作的,早改完了,电影厂还未最后通过。她一个人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里,周围都是戏谑笑闹的男男女女,她却孤零零地苦恼着。你和别的女人调情,我也和别的男人来往。她也涌上过报复的心理,可她做不到。男人们能轻轻松松地去博爱,可女人——起码像她这样的女人——却深深重重地专爱着一个男人。她恨他,他坏,可她还是想着他。

 夜深了,她在床上辗转难眠。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开了膛的兔子,在弹簧网上被弹来弹去,张开着血淋淋的肚皮仰面朝天。一会儿,肚皮合拢了,她要跳起来跑动,又有刀子划开她肚皮,她又大开膛地仰面瘫躺在弹簧网上,像一张茸茸的兔皮。

 她转过身侧躺,眼前又浮出杜正光的形象。在火车卧铺车厢暗暗的,只有极微弱的灯亮,旅客们都在隆隆的有节奏的颠簸中酣睡了,只有他俩在两张相对的下铺面对面侧躺着,轻声说着话。他伸过手来握住她的手捏着,又欠出点身,爱抚地摸着她的脸,摸着她的唇,还把手指伸进她嘴里。她的嘴唇变得湿润烫热,晶晶亮的汁液在分泌,舌头也冲动起来,朦朦胧胧中看见它变大,肉红的龙一般扭动,自己整个身体似乎都化入舌头中了,扭动着,分泌着,献出着,酥酥软软地融化着…

 她又侧转身,看见窗外的天空。秋夜了,碧空清澈,许多颗星在闪烁,像一群冲她眨眼的胖娃娃,整个天空也像个胖娃娃。她难过了,发现自己不仅在精神上也在肉体上离不开杜正光了。

 她不能这样憋闷着痛苦,她翻身起了床。她有笔,可以写,可以寄托痛苦。台灯亮了,窗外的星星看不见了。她写她和杜正光的爱情经历。她不会编造,她从写第一篇小说起,就是真实的事情——记忆中的童年。

 杜正光在眼前浮现,他很有魅力地看着自己微笑,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亮着。他既可爱又可恨——现在只有可恨。她最初怎么被他拉住手的?他凝视着自己,说:小英,我真想吻你一下。她羔羊一般低着头,颤栗着想抽回手。他慢慢地将自己拉到了怀里吻了起来,完全知道自己不会反抗。她太轻易地把一切交给他了,现在她在地面下埋着,他在地面上走来走去,还不时站住眺望一下远方。

 她要把这一切写下来。她要拿去发表,让她的痛苦得到发泄;让他的蛮横得到惩罚。她不怕披露真实;他怕。

 可他又来了,几天不见,他似乎没了愤怒,只是还略端着点架子。你干吗呢?看着自己,放下了尼龙绸大背包。

 我写点东西。

 写什么?他看见了桌上厚厚一摞写好的稿纸,没在意,从背包里往外掏着东西。

 小说。她把稿纸往抽屉里收。她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感到自己的对抗心理在迅速消逝。

 什么小说?他伸过手要看。

 别看了。她轻声说道。

 他顿时停住了一切动作,感到了一点异样,又垂眼盯了一下她手中那摞稿纸。我看看无妨吧?我还能帮你提点意见嘛。

 这回,你别再看了。

 别再——看了?他重复着,听出了什么。你写的什么?…是不是写咱俩的事?

 她没否认,把稿纸放进了抽屉,锁了起来。

 杜正光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最后舒展开笑了:那我看看,不更应该?

 不行。

 那我可要抢了。杜正光风趣地笑着,那笑富有男人的感染力。

 她感到自己身体软了,说:不。

 那我真的抢了。杜正光笑着走过来,逼近她。

 不给。

 看你给不给?杜正光猛然抱住她,用左手箍住她的腰和双手,右手伸到她口袋里掏抽屉钥匙。

 我就是不给嘛。她身体一下硬起来,奋力反抗着。

 看你给不给?杜正光始终开玩笑地笑着,手底下却越来越用劲。她感到他表面的言谈笑语是假的,暗里的抢夺是真的,越发用力反抗了。杜正光把她扑倒在了床上,还是用一手箍住她身体和双手,一手去抢钥匙。我就是不给。她像不驯服的野兽一样挣扎着,颠簸着,要把他掀下来。杜正光冲动了。不给钥匙就给人吧。开始用力搂她,吻她,揉她,解她的衣服扣子。她把钥匙掖到褥子下面,腾出手来推了他两下,你起来。没推动,推累了,便不推了,任他摆布。

 一次很长久的爱。

 杜正光起来了,像以往一样注意着门外的动静,很快地穿衣服。她裸身坐起来,先慢慢理着凌乱的头发。她突然发现杜正光已打开了抽屉——不知他何时摸走的钥匙。

 你别看。她说。她太累了。

 我看看怕什么?杜正光拿出稿纸,才翻了几页脸色就变得平静了。他慢慢在桌旁坐了下来又翻看下去,神情越来越集中。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眼,深沉地看着石英,石英坐在床上慢慢系着衣服扣子。又过了好一会儿,杜正光可能看完了,把稿子一卷塞到裤兜里,走到床边坐下:“这些事你还是不要写吧?”

 “你为啥那么怕别人知道?”

 “假如让你裸着体出去行吗,不也怕别人看吗?”

 晚上,庆功会变成文艺晚会。一楼大厅放电影,二楼大厅是舞会,几间休息厅放录像。礼堂大门外是闹嚷嚷的男男女女,一多半是年轻人,都想进去,可都没票。舞会吸引他们,电影、录像吸引他们,电影明星更吸引他们。您有票没有?您有富余票没有?您卖给我吧,我给您十块钱。到处是要票的乞求声。让开点,让开点,分开人群挤着往里进的都是有票的,在这儿有票就是上等人。领着姑娘的小伙子为了能成为上等人,不惜掏出五六张“大团结”到处拦退票。

 钟小鲁在前边开路,林虹紧跟在后。他们来得晚,越发受到围截:你们有富余票吗?左右都是晃动的钱。我没有,我没有。林虹不停地说着。走在前面的钟小鲁已经有些急了:我们没富余的。

 礼堂门已关上,敲开一条缝,把票晃给里面看了,让他们挤着进了,又紧紧地关上了。听见后面闹嚷嚷的声音:刚才进去的那个女的八成也是演员吧?

 电影厅,他们只进去扫了一眼便出来了,都是普通观众。舞厅,他们进去环视了一下也没有几个熟识的人。真正有意义的地方是楼上楼下的前厅、休息室。这里灯光通明,尽是文艺界人士。你不看电影?不看。不跳舞?不想跳。我也不想看,不想跳。人们彼此询问着,然后凑在一起,或站或坐,海阔天空地聊。人人都需要社交,需要热闹,需要出风头。

 钟小鲁有他的交际,林虹有包围她的记者,两个人就散了。林虹终于寻得了安静,在前厅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来,慢慢啜饮着汽水,观察着眼前的喧闹。

 第一个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自我感觉是最惹人注目的。

 你看,女导演彦均站在二楼的楼梯那儿就挪不动窝了,和这个眉飞色舞地说一顿,那边来了个熟人,又飞起眼光彩夺目地笑着,大声说着:叫我呢?我不去跳舞。我说话都顾不过来。嗓门之洪亮,充分表明她有这样的权利,且有这样的必要。所有的人都该听着她的话,她是这喧闹世界的中心。她应接不暇,却不丢掉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的机会。正对话的人该等着她,未对话的人该走向她,对完话要走开的人该继续和她没完没了地说,她则蜻蜓点水般把所有人都照顾到。那笑是不断的,震撼整个前厅的。

 再看那位女主角伊丽,在前厅一侧的一圈皮沙发上坐着,周围簇拥着人,她端着饮料,大概怕破坏了涂红的嘴唇,小心翼翼地、象征性地啜一下,又接着和人们说笑。笑声洋溢着性感娇媚,有时竟仰着脸,浑身上下格格格地抖着笑得前仰后翻,不断吸引着更多的人往她身边凑。

 大厅内有许多圈子,每个圈中几乎都有一两个“明星”或“名流”他们便是这圈子的核心。圈大圈小,便是他们地位、影响、魅力的象征,所以,他们便在进行“魅力竞赛”对周围其他圈子的热闹要竭力无视,同时极力活跃本圈的气氛。哪个圈最热闹、声色夺人,哪个圈子的核心人物——也常常包括非核心人物——就充满优越感,就来劲儿。哪个圈冷落些,那核心人物便有些悻悻然,同时极力振奋精神大声说笑。而环围他的人一面显得很有兴味地应酬着,一面却止不住扭头张望那些热闹处,颇有些想跳槽又不便跳开的矛盾。

 那不是隋耀国吗?这位作家一进来就气宇轩昂地和周围打招呼。他著名,他才华横溢,他风流倜傥,那踌躇满志的神态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他立刻吸附着人形成圈子,同时不断和其他圈的人遥相呼应,解体着各个圈子而扩大着自己的势力,果然,有两个小圈整个地到了他身边。他后来居上,人多势大,好不得意。

 那位不是电影厂的副厂长吗?胖嘟嘟的,也是嗓门洪亮地和这个哈哈和那个握手,颇有他一来别人都该向他靠拢之神气。可到他身边的也就是三五个人。

 这么多人都自以为中心,可能他们都只看到了自己的优越处吧?明星们不都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注目着、崇拜着吗?世界上还有比电影明星更了不起的?电影明星中还有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导演不自以为是电影中的皇帝吗?在这个王国中还有比他们更神气的吗?作家心中可能会想,你们这些演员不过是演演戏,你们的文化等于零,自己则是既天才又全才,能够洞察和表现所有人的灵魂,理应有更大的优越吧?至于我是厂长,我是局长,权力是更有力的,你们不都得服从我吗?我掌管着明星,不比明星们伟大得多?

 第二个发现:圈子不断分化改组,最后就有些定型了,显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征。

 你看,隋耀国身边的圈子,逐渐都变成文学界的人了,都是作家,都是年龄相仿、四五十岁的;不仅年龄相仿,而且是差不多同期登上新时期文坛,名噪全国的;在文艺界的资历地位也是相近的;大多是过去的相知;艺术见解也大同小异;他们常作同题小说来表现“同人”色彩;他们都称兄道弟,亲密无间,这样的圈子不管其内部有多少相互嫉妒,(看,隋耀国不是和刘言不时地争风头,争话题吗?)对外是排他的。

 那个知青作家叫杜正光吧,不是凑在人堆中好一会儿了,还不时企图插话,还有那两三个没什么名气的青年作家不是贴边站了好半天了?圈子中的人们对他们都不多理睬。而且你注意的话就会看到,越是有外人走过来要进入圈子,圈内人相互间越是热烈地交谈、争论、开玩笑。他们或许不自觉,却明显表现出一个规律:圈子具有排他性。

 排他的最艺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方法(自然到连他们自己都不自觉),就是圈内人相互讲只有他们才能讲的话题。

 人们在这样喧嚣地生活,追求什么呢?真诚?永恒?

 林虹靠着贴着塑料壁纸的墙有些困倦恍惚,朦胧中浮现出童年的景象:她吃完了杏,要吃杏仁。妈妈说不好吃,她偏要吃。爸爸说:你把杏核敲碎了才有杏仁。她费了半天劲终于敲碎了杏核,得到了杏仁,杏仁却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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