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阁楼朝东的木窗，赵锡光先生家那幢青砖黑瓦的大宅院就可尽收眼底。三个灰扑扑的屋顶的斜坡和一面乱砖墙，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在庭院的东北角，有一棵年代久远的西府海棠。亭亭如盖的树冠高出瓦楞之上，深黑色的虬枝疏朗地探向院外，将东边那间厢房遮去了一半。到了每年的三四月间，在春风的梳拂下，那株海棠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开放。花苞初呈秾丽的胭脂色，丝丝缕缕，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幽逸。但空濛的春雨很快将它的颜色洗淡，绽放出一派饶有风韵的粉白。花瓣层层叠叠，累累纷披，在初生柔叶的映衬之下，独立斜风细雨，瞻望四方，蹙然有思。
当然，赵锡光先生家的庭院中不光有海棠。
每到盛夏七月，绚丽的大烟花迎风怒放之时，那些妖冶多姿的绛红色、紫色或白色的花朵，挤挤攘攘，织成一块色泽斑斓的云锦。这些传说中的销魂之花，仿佛一心要为自己洗去莫须有的恶名，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涂脂抹粉，顾盼之间，流波横溢，摄人心魄，为这座古旧、冷清的院落平添一抹活泼的明丽。
赵先生偷种罂粟的名声，早已远播乡里。到了一九七一年夏末，郝建文书记专门把德正叫到公社，拍着桌子对他说：“我不管你狗日的用什么办法，三天之内让老东西将烟花自行铲除，否则，县公安局直接下来拿人！”赵德正倒也没去麻烦赵先生和冯师娘。他瞅准了赵锡光出去放虾网的空当，让小武松带了七八个人，强行冲进赵先生的后院，将刚刚结果的大片罂粟，铲得一株不剩。
赵先生用完了往年囤积的烟膏之后，接连撞了几回墙，终于一病不起。不过，冯师娘说，他一时半会还死不了。“这老不死的，不好这口好那口！他倘若不把手里的几文钱，一个子不剩地交到那个冤家的手里，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师娘口中的那个冤家，谁都知道，指的就是龙英。
如果把目光从赵先生家庭院上空移开，稍稍偏向东南，就可以看见王曼卿家的花园了。与方伯府邸繁复而精巧的宅院不同，曼卿家的园子，不过是用蔷薇花枝密密匝匝地编织而成的一个篱笆院落。桃、杏、梨、梅，应有尽有；槿、柘、菊、葵，各色俱全；蚕豆、油菜、番茄、架豆，夹畦成行；薄荷、鸡冠、腊梅，依墙而列。花园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桑林和麦田，斜斜的坡地一直延伸到菱塘那弯月形的波光水线。
唐文宽曾搬出古本小说中的句子，吹嘘自家的花园有经年不败之景，四时不谢之花，其实并不夸张。每当春和景明、蜂飞蝶舞的时节，这座不事修饰、杂乱无章的园子，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盎然生机。当浓艳、清冽的花香，随着黑暗中的微风，潜入你阁楼，进入你梦乡的时候，你能分辨得出，哪是蔷薇的迷离，哪是丁香的清芬？哪是菜花的甘甜，哪是桃李的浓烈？
在我看来，正是这春天的芳香，将这座迷人花园的精华萃取出来并加以提纯，最终变成了尘世声色的某种象征。正如王曼卿自从有了“逢人配”这个雅号以来，她的美貌和风韵，在各种或真实或虚幻的传说中，也被勾兑成一杯琥珀色的美酒。你从中看到的不光是她的姿容，还有自己隐秘的欲望。当她摆动着柔软的腰肢，从菜地里直起身来，朝你嫣然一笑之时，你可以想象，这座花园藏埋了我们多少青春期的缤纷忧伤！
正因为如此，你完全可以想见，等到有一天，赵同彬坐在我家的阁楼上，喝着我给他新泡的“雀舌”茶，对我说出“其实王曼卿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花园”这句话时，我当时可能会有的魂飞魄散。
我知道同彬话中有话。我同样知道，根本用不着我催促，过不多久，他就会把整个事情向我和盘托出——他面有得色，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正是为了让我分享他“天崩地陷、宇宙爆炸”般的狂喜。
且让我慢慢道来。
礼平凭借着劁猪配种的手艺，当上了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公社兽医站的站长，接替老眼昏花、劁猪时手会发抖的徐海靖。用我婶子的话来说，礼平“大小也是个官了”。他拥有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之后，又给我婶子买来了漂亮的“蝴蝶”牌缝纫机，给我叔叔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堂哥与叔叔的位置调了个个——礼平以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家长自居，而我的叔叔则变成了低声下气、事事征求他意见的儿子。我叔叔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台收音机。电台里播送的京剧唱段和扬州评话，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并强化着堂哥“成功者”的形象。
对于当年礼平被小木匠赵宝明斥退之事，村里的舆论也有了全新的说法。一些人开始在背后讥讽小木匠的“失算”，嘲笑他没有“识人之敏”，“好好的女婿不要，事到如今，你就是用八抬大轿，将丽华送到人家门上，礼平连看都未必会看她一眼。”而作为受害者的丽华，本来就生性腼腆，不爱说话，现在她在村里人同情和惋惜的目光注视下，反而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显得更加木讷可怜。每当我看见堂哥的自行车叮叮当当地从弄堂里穿过，正拎着一篮子衣服去河边的丽华，吓得赶紧躲到墙边，给礼平让道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种难言的凄恻不忍。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过不多久，在村中显赫一时的堂哥礼平，忽然有了一个新起的竞争者，此人正是赵同彬。
同彬在南京工作的叔叔，替他在县城的缫丝厂谋得了一个质检员的职位。两个月之后，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同彬就引起了厂领导的注意。他开始跟着一位副厂长跑起了供销。不到一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差不多大半个中国。他去过东北的佳木斯、西北的乌鲁木齐、南方的昆明、北方的呼和浩特。据他说，“青海湖边的太阳，要到晚上九点才开始下山”，而“到了冰天雪地的隆冬腊月，海南岛的西瓜才刚刚成熟”。
对于同彬的突然发迹，我的婶婶根本不屑一顾。她认为同彬是仗着亲戚走后门，才捞到这么一个“四处充军”的职业，“我们家礼平，靠的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根本不是一回事，比什么比？”不过，村里的一般议论稍有不同。在他们看来，礼平虽然当上了站长、劳模，私下也攒了不少钱，可毕竟还是一个“拽着猪尾巴”的乡巴佬。同彬则是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不仅装束、做派有城里人的风范，一开口，也都是标准悦耳的普通话。
我还记得，起先，当同彬的红唇白齿间一嘟噜一嘟噜往外冒普通话的时候，还有点心虚脸红，总要事先来一段开场白：“这些日子，在外面东跑西颠的，成天都说普通话，说惯了，连家乡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不断重复这段开场白，以使他的普通话腔调合法化。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说不说普通话，跟“家乡话是否忘得一干二净”本没多大关系。在我们村里人看来，普通话是一种资格——既然他如今成了城市人，理当说普通话。
同彬有两件厂里发的汗背心。红背心上印着白色的“丹丝”字样，白背心上印着红色的“丹丝”字样，在回家探亲的夏季，轮换着穿。当他跷着二郎腿，手摇檀香折扇，在大门口的场院里，给村里乘凉的人海阔天空地讲述各地的见闻（他耐心地告诉龙冬：“黄山的天都峰，有一半在云里头。”）时，我们吃惊地发现，他的塑料凉鞋里边居然还穿着丝袜。龙英笑着问他“大热天穿袜子热不热”，同彬这样回答：“恰恰相反。夏天穿袜子，不仅不会热，反而有助于排汗。”
就这样，同彬一劳永逸地取代了老菩萨唐文宽的地位。唐文宽就算接连不断地向孩子们兜售那些谁也听不懂的怪话，再也无人发笑。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水浒》、《三国演义》和《小五义》故事，开始让位于同彬口中那些让人心惊肉跳、呼吸急促的《梅花党》《一把铜尺》《绿色尸体》以及全国各地的离奇见闻。
如果说，村里有一个人对同彬的故事具有天生的免疫力，这个人就是更生。他时常去找唐文宽下棋，路过同彬家门口，偶然也会停下脚步，听上一耳朵。他离去时，嘴里照例会发出“呵呵”、“呵呵”两声干笑，听上去多少有点奇怪，不知是赞赏呢，还是不屑。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同彬说“据可靠消息，就在不久前，美国人已经坐着飞船跑到月亮上去了”，更生不由得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一轮满月。这一次，他没再发笑，而是拉下脸来，一本正经地教训同彬说：
“年轻人，你编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故事来逗人开心，不觉得害臊吗？你去过北京、沈阳、齐齐哈尔，我们没去过，只能听你瞎吹。吹牛可以，但也不要豁了边。天上又没有水，怎么还要坐船？你这不是明摆着胡说八道吗？”
说完，更生倒剪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有一天，同彬眉飞色舞地讲到，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如何将一枚定时炸弹装在橡皮婴儿的腹中，妄图炸毁南京长江大桥，地上忽然卷起一阵怪风，一粒沙子钻进了他的左眼。同彬揉了揉眼睛，硬撑着又讲了一小段，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夏夜故事会”，回屋里找他母亲翻眼皮去了。
新珍凑在油灯下，翻开他的眼皮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什么沙粒，就嘱咐他早点休息，“没准睡一觉，沙子就化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同彬悲哀地发现，沙子不仅没有化掉，伴随着钻心的疼痛，他的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那会儿，他母亲新珍出早工，去磨笄山给挑土方的人发筹子去了。同彬只能去找老福。老福用一根火柴棍将他的眼皮翻开，见眼球红得厉害，就建议他去找王曼卿——谁都知道，妓女出身的王曼卿，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绝活，一是给人翻眼皮去沙，一是用针给人挑刺。
同彬捂着左眼，一口气跑到磨笄山上，去找王曼卿。正在给社员们舀大麦茶的银娣告诉他，曼卿早上倒是来过，只是她挑了两担土之后就喊肚子疼。“大概是回家睡大觉去了。她这个人，简直没法说！只要为了逃避劳动，什么借口都找得出来。”说完，又是摇头，又是撇嘴苦笑。
同彬只得又回头去了她家。
曼卿倒也没在屋里睡懒觉。她正戴着一顶破草帽，蹲在自家花园的菜地里，用木勺给茄子浇水呢。
“她说肚子疼，全是鬼话。”在我们家的阁楼上，同彬笑着对我说，“我看见她一手拔着地上的杂草，一手给茄子浇水，嘴里还哼着歌呢。我隔着篱笆叫了她一声，没想到把她吓了一跳。”
同彬说明了来意，王曼卿站起身来，朝他讪笑了一下，道：“噢，到这时想起我来了，偏不给你弄！回家找你那世上最正直、最贤良的老娘去，她不是说眼里揉不得沙子吗？你眼里的沙子是哪来的？”
话虽这么说，她还是赶紧丢下手里的木勺，去铅桶里净了净手。她将同彬拽到了墙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让他头靠着墙。然后，她从头上拔下一枚黑色的发卡，咬在嘴里，翻开同彬的眼皮看了看，很快命令他：“别动，看见了。”同彬乖乖地靠在墙上。他能够感觉到，大太阳光穿过树荫热烘烘地照在身上，带着一丝青草的香味和薄荷的苦味。
“园子里真他妈静呐！我都能听见蚯蚓在地里松土的声音。她整个身子都扑在我身上，我当时真以为自己会被她身上的香风熏化了呢。说实话，我是多么希望她慢一点找到那粒沙子，就算眼睛瞎掉也没关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这么挨着她，挨着她垂到我鼻尖的胸脯。可事与愿违。她翘着兰花指，用那枚发卡的圆头在我眼睛里轻轻一捋，那粒砂子就已经到了她的指尖上。随后，她往我眼睛里‘噗’地吹了一口气，说了声‘好了’，就放开了我。
“我闭着眼睛靠在墙上，略微打了个盹。她刚刚向我吹出的那口仙气，还没有完全散尽。这时，我听见曼卿说，虽说砂子已经挑出来了，可我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她说她房里有眼药膏，问我要不要上点药。我当即表示赞同。
“我跟着她进屋的时候，已经是晕头晕脑，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腿不是我的腿。头不是我的头。从耀眼的阳光下忽然来到幽暗阴凉的房子里，我一时有点不太适应，先是一头撞在了他们家的门框上，接着，又把他们家墙上挂着的一个竹匾碰落在地，匾一直滚到了洒满阳光的天井里。我跟着她进了卧房，在黑暗中定了定神，咬了咬牙，心里下定了一个决心。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打算豁出性命来犯个大险，干件蠢事。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死上一百五十八次，也在所不惜。
“趁她在抽屉里找药膏的时候，我在她身后拦腰抱住了她。
“你猜猜看，曼卿当时是什么反应？”
同彬从耳朵上取下一支烟，扔给我，自己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叼在嘴上，笑着卖起了关子。我在到处找火柴时，同彬又接着往下说道：
“她慢慢地转过身来，手里没有眼药膏，却捏着一把花剪刀。为什么说是花剪刀呢？因为两个半月形的剪刀把上，密密麻麻地缠着蓝颜色、绿颜色、黄颜色、红颜色的玻璃丝。大概是怕剪东西时硌手吧。我问她，拿剪刀干吗？她只是把头拼命地往后仰，咬着嘴唇，像笑不像笑，用极小的声音对我说：‘我要把你身上的小黄瓜剪下来。’我死死地箍住她腰。她的身体软塌塌的，脖子里全是汗。过了一会，她见我不吱声，突然又笑了一下，说：‘要不，剪舌头也行。快，把舌头伸出来！’我就闭上了眼睛，真的把舌头伸了出来。嗨，你猜她怎么弄？嗨，她把我的整个一条舌头，全都裹在了她嘴里……”
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同彬把身上的衬衫解开，露出印有“丹丝”字样的红背心和白皙的肩膀，让我去查看他肩膀上一块尚未来得及消退的咬痕。据他说，那是曼卿“像饿虎一般乱咬”后留下的齿印。
那天临走时，同彬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就是让我立刻去死，这辈子也值了。”
同彬口中的这场艳遇，我没有亲见。但由于他肩膀上乌青斑的存在，我没法不相信它是真的——尽管后来小斜眼曾提醒我“有些事，太像真的，反而有点让人起疑”。
第二天，永胜把这件事当成 “绝密新闻”向我兜售的时候，整个事情的过程，与同彬本人的亲口讲述，细节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出入。当然，同彬也让他看了肩膀上的咬痕。
连春琴也听说了这件事。
她去半塘探访重病的母亲，带回来半只腌好的板鸭。她晚上请我去她家吃鸭子烧冬瓜，顺便问起了村子里沸沸扬扬的这则新闻。春琴在灶下悄悄告诉我，这段时间风声有些紧，再加上德正晚上睡觉老是做恶梦、盗虚汗，他在半年前就与曼卿断绝了往来，“我晓得，这骚货早就夹不住了……”
堂哥礼平在听说了同彬干出的这件“惊天大事”之后，表面上没什么反应，甚至还嘲笑同彬“不过是个人尽可夫的半老徐娘，有什么可吹的”，可他暗地里却踩着同彬的足迹，在唐文宽带着孩子们做广播体操的晌午，悄悄地溜进了曼卿的花园。他将自己瞒着母亲偷偷积攒下来的二十六块五毛钱，全部“拍”在王曼卿家的八仙桌上，直接跪在地上，要求曼卿“可怜可怜”他。他的要求遭到了王曼卿拼死的抵抗。她从桌子下抽出一根擀面杖，劈头盖脸地朝礼平打了过来，礼平抵挡不住，只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再一次在村子里留下令人不齿的笑柄。
那天晚上，王曼卿来到了婶子家，将礼平留下的那笔钱，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婶子手里。她哭哭啼啼地对婶子说：“他多大？我多大？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要是能生养，儿子如今也和他一般大了呗？这孩子，怎好动我的脑筋？”
就这样，王曼卿把这些话颠来倒去地说了好几遍。婶子看见曼卿递上来一大沓钱，喜从天降，早已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她亲热地搂着王曼卿的肩膀，半真半假、绵里藏针地安慰曼卿说：
“身正不怕影子斜。嫂子平时是哪样人，村里谁人不知？快别和那兔崽子一般见识了。我们家那个小畜生，昨天还穿开裆裤呢，没成想，如今也知道做这等事了。看他回来我不敲断他一条腿！”
她把锅里新蒸的芋头送了曼卿两只，好说歹说将她哄走了。回到里屋，婶子对着正躲在门后偷听的叔叔道：“她是个什么货色！撒泡尿自己照照！这会子又装什么贞女烈妇？哎，你可别说，一个不留神，孩子就大了，也知道偷腥了！哈哈！我们也该合计合计，给他说个媳妇了。”
这件事从金花的口中传出。金花传给了雪兰，雪兰告诉了永胜。永胜在向我转述的时候，还叹了一口气，加上了这样一条精辟的评论：
“唉，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成的事，换了个人，倒贴了许多钱，却比登天还难。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