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考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说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时的答疑。平时所有旷课睡觉、逃课泡妞的人都来了，班上有人勤快有人懒，但是谁也不傻。解剖室里少有的热闹，三十几个人散坐着，八、九个被割得零落的尸体在解剖车上横躺着，两具人体骨骼在教室前面硬戳着，白先生被围在中间，被烟熏黄了的手指夹着粉笔，感觉被重视、被期待、被渴望，一脸幸福状。考试前的老师就象初夜前的一村之花，在破身之前，所有乡亲都有观察圆房的动力，个头小的，还会回家搬个板凳；初夜之后，姑娘即使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都不一定有人看。白先生现在略带矜持地幸福着，象极了期待着在几个小时之后被破去女儿之身的姑娘，他身旁的两具人体骨骼仿佛都受他的感染，咧嘴笑着。
“你们问吧。”白先生说道。
“不是您讲吗？”厚朴插话。
“学校规定，不许考试前划重点，出提纲。你们有问题就问，没问题就回去，早点洗洗，睡吧。”
“我有问题，明天考什么呀？”杜仲老远坐在门口，但是提问的时候，一屋子回响，那两具骨架子震得直晃悠。
“这不是问题。”白先生给自己点了棵烟。
“有问号呀？”
我同意白先生的观点。好些问题不是问题，是较劲儿。比如高更那幅画的题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那是热带大面包果吃撑了，大奶姑娘睡多了的人和自己较劲儿。爱因斯坦反复告诫热血青年，千千万万不要想什么终极问题，想想就会把自己绕进去。
“好，我给你答案。明天考上课讲过的。”
“讲过的都考呀？太多了。”
“谁也没期望你全对呀？”
“什么不考呀？比如生殖系统？我们高中生物也学，但是都是男女分开讲的，而且就第十二章生殖系统没有实验，从来不考。”
“我一定会考的。咱们生殖系统可是仔细讲了的。分到男尸的同学和分到女尸的同学，讲课的时候，让你们交换看过的。过去封建，妇科大夫上手术台，打开肚子，所有内生殖器官都能看，随便摸；但是平时检查的时候，所有外生殖器都不能看，打死都不能看。那个蒙昧落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白先生说到动情，手臂禁不住一挥，顺便掸了掸烟灰。
其实，蒙昧时代远远没有过去，在几年以后，我们学习妇产科，在门诊见习，没有任何一个女病人希望被我们检查。威望最高的老女教授拿自己当诱饵，“不让我的学生看你，也别想让我看你。”并且苦口婆心，“我们医院是教学医院，必须承担教学任务。如果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连大嫂和小丫头都分不清，将来如何为人民服务呢？十几年后，几十年后，我死了，你们找谁看病呢？你们的闺女找谁看病呢？”但是女病人就是不买帐，进诊室一见我们四个全都一米八零以上的男生，扭头就跑。最后老教授只能让我们四个躲在屏风后面，没有信号，不许说话不许动，好象邱少云。等老教授安顿女病人脱了鞋、脱了裤子、在病床上仰面躺下、两腿蜷起岔开呈截石位后，一个手势，我们从屏风后面陆续钻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女病人狂叫一声，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拎了裤子就窜了出去，鞋和皮包是几个小时以后回来取的。
白先生是个很有激情的人，讲话动情时，眼底一突火花。我完全可以想象，白先生年轻的时候多么招姑娘喜欢。第一节课讲解剖概论，白先生上窜下跳，用古希腊文在黑板上写下阿波罗神殿中的神谕：认识自己；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关于人的颂歌；问我们，人的拉丁文学名是什么。班上一个叫车前子的韩国留学生当时坐在我旁边，满怀崇敬地仰望着白先生，小声问我：“白先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说我也给你讲个关于莎士比亚的故事吧，一个老红军，参加革命之后，先后跟了陈独秀、张国焘、林彪。运气不好，又没文化，不识字，所以一生不得志，一生未娶。老红军作风正派，不奸不嫖，所以临死前，几十年，除去自渎，还是童男。老红军临死前，老泪纵横，死不瞑目，大声疾呼：“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周围的老战友，老部下都糊涂了，老红军没文化，不识字，怎么念念不忘莎士比亚呢？只有旁边一个小护士是老红军的同乡，听懂了，一个人偷着乐，告诉老红军周围的人，老红军说的是家乡土话：“啥是逼呀？啥是逼呀？啥是逼呀？”车前子理解之后对我说：“秋水，你不是好人。你是个淫秽的人。你是个低级趣味的人。”然后问我：“你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白先生掸完烟灰继续说：“这次考试，生殖系统一定是重点，我不想你们将来露怯。文革之后，咱们医学院刚复校，咱们妇产科老主任问一个你们的师兄，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鸡蛋大小；老主任追问，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鸭梨大小；老主任再问，卵巢到底多大？你们师兄比了个皮球大小。老主任说，我看你还是再重新上一年吧。你们师兄就蹲了一年班。希望你们今后别这样替我丢人。”其实这个问题有些不公平，如果问我们师兄，阴茎多长，师兄肯定知道；即使不知道，临时比划比划，也就知道了。
“颅底那些孔考不考？”
“考。”
“有一天我在澡堂子遇见内科主任。没话找话，我问他，您还记得颅底那些孔，都分别有哪些结构从中间及周围穿过。他回答说，他怎么会记得。主任都记不住，说明没用。不做脑外科，不做神经内科，就没什么用。既然没用，为什么还考？”厚朴继续问。
“你每顿吃饭，之后都拉成了屎，你为什么还吃饭？你记住。学过之后、记住之后再忘掉和从来没学过、压根儿就不知道，不一样。即使忘了，你至少还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就象你们在北大预科学的东西，你们记得多少？但是那种训练会让你们一辈子受益。那是人文关怀，那是科学修养，那是金不换的。国家、学校是把你们当大师培养，不偷一时的懒儿，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懂不懂？其实，好些东西要掌握方法，比如颅神经，十二对，记我教你们的口诀。”
“一视二嗅三动眼，四滑五叉六外展，七面八听九舌咽，迷走副脊舌下全。”
“对。”
“好象小时候玩洋画。三国洋画，吕布最厉害。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
“对。”
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正经学出来的东西，没有性情在，没有一样是能用上的真功夫。在街上打架，练习勇气；在视窗里挖地雷，练习逻辑；谈个姑娘，练习表达。细细想来，我所有文字的功底都是围绕我的性趣味，捋着我的阴茎奠定的。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代文学垃圾，我是从今到古，倒着修行的。看香港版的古龙、金庸认识了繁体字，然后《金瓶梅》、《十二楼》，然后《花间词》、《香奁诗》，然后《天地阴阳交欢赋》，最后《洞玄子》、《素女经》。我从小就怕别人逼我做什么事情，尤其是正经事。从小到大只有一次，老爸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心血来潮，逼我学《跟我学》。他去买了全套的教科书和录像带，他说，英文好呀，英文重要呀，咱们一起学。我学了两个星期，之后很严肃地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毁了我，就继续逼我学吧，否则就吧教科书扔了。我在这两个星期培养的对英文的厌恶，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勉强摆脱。直到念到北大，从外教手上得了一本名家英译的《肉蒲团》，才领会到，英文本来可以这样美丽。《跟我学》的教科书后来买了废品，三毛钱一斤，比报纸贵，报纸两毛。录像带被哥哥拿去录了毛片，现在就锁在哥哥的抽屉里。正经毛片里，对话太少了，看上去感觉象《动物世界》，公蛤蟆抱住母蛤蟆的腰，否则满可以用来练习英文口语，肯定记得牢。我总想，应该改革毛片的拍摄观念，不完全为手淫服务；应该把故事片和毛片结合起来，毛片是故事的一个有机部分。和尚讲，佛法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性交的时候性交。俗人的常规做法是吃饭的时候想工作，和老婆睡觉的时候想情人，和情人性交的时候想伦理道德。
我曾经以国学大师的口吻向那个韩国人车前子介绍过我学习中文的体会，他悠然心会。过了几天，车前子告诉我，他用我的方法，记牢了一个他记了两、三年都没记住的中国字“咬”。“咬，口交；口交，咬。”车前子重复着，一脸天真无邪。
“白老师，总得给我们减少一点负担吧？天也晚了，我们也想早点洗洗，睡了。”厚朴还是不死心。
“你们不想靠什么？”白先生问。
“内耳结构。六个面，单取出来太难分清了。至少别考实物。”
“好，不考。”
“腰肌、背肌。起止点太乱了。中医多好，根本不用管那么多。腰疼？好说，肾虚吗。”
“好，不考。”
“不行，白老师，应该考，不考不公平。”女生堆里，一个声音高叫着，是上海姑娘魏妍。魏妍肯定是已经把内耳结构和九块腰肌都背熟了，觉得自己的辛苦就要白费，失去一个显山露水超出他人的机会，所以叫了出来。我知道，觉得不考任何东西都不公平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那些人什么都会。每天下午五点吃完饭，就抱了书上七楼自习，晚上两点才回宿舍洗屁股睡觉，天天如此，什么书念不完，什么地方背不到？魏妍只是特别受不了让自己吃亏，所以不平则鸣。
魏妍是上海人。魏妍是上海人中的上海人。魏妍大处很少看得明白，小处决不吃亏。我想这很有可能和环境有关。上海那么小的地方，那么多的人。你不抢占茅坑，就只能拉裤兜子；你抢不到最后一张手纸，就只能用过期的旧报纸，擦得满屁股的人民日报社论。魏妍是个有天赋的人。东单街上有两家音像店，一家在路东，另一家在路西，相隔几十米。新歌带上市，路东的那家卖十块钱一盘，路西的那家卖十块五一盘。但是，路东的那家，不让试听，交了钱之后才能打开听，没有质量问题不退钱；而路西的那家可以试听，如果脸皮厚，听过以后，说不喜欢，可以不要。魏妍的解决方案是，在路西的那家试听，听得有十分把握，自己肯定喜欢，再到路东那家去买。魏妍更经典的一个事例发生在一家麦当劳。魏妍逛街逛到尿意盎然，找到这家麦当劳，撒了尿，用了洗手液，洗了手，擦了脸，吹了干，补了妆，最后在柜台向服务生要了两袋吃薯条蘸的番茄酱，放进书包里，出门接着逛街。
“好，就出两道加试题。一道是列出内耳重要结构，另一道是任答两块腰肌的起止点。答对了就各加十分。”白先生说。
看实在从白先生那里套不出太多东西，有些人就先散了。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是这学期就根本没怎么看过书的，解剖教科书依旧洁白整齐，光鲜如新，没有一点人油污迹，比如辛夷。辛夷今晚一定是没功夫睡觉了。他一定会泡一杯浓茶，披一件大衣，在七楼自习室背一晚上了。辛夷肯定能及格。他脑子出奇地好使，重压之下，效率惊人。
辛夷入学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与这个行当格格不入，他拿起解剖刀，不出十分钟就会割破自己的手，看见自己的血就会晕倒，摔到地板上就会磕掉门牙。辛夷有两颗硕大无比的上门牙，各缺一角，左边一颗缺左角，右边一颗缺右角，其中右边的缺口，就是这学期磕的。现在辛夷一笑，象极了兔子。很久以后，辛夷成功改行，偷偷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变态，如果一定要当医生，必然要闹出事情。有一派心理学认为，男人的初恋决定他一生的情感定位。辛夷小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女孩父母的单位出产白布，小女孩只穿白布衣服。我可以想象，那时候，在灰头土脸的北京市，在灰头土脸的人群中，那是怎样的视觉效果。长大了的辛夷看见白大衣，就会阴茎充血，龟头上昂。我说，要是辛夷这支几十万年之后沦落为斗牛，斗牛士一定得用白布。辛夷说，阳痿的人要是都象他一样，就太好治疗了。总之，辛夷总是担心，如果真当了医生，如何和穿白大衣的女护士、女大夫共事，如何能够发乎情止乎礼，如何在长年发乎情止乎礼之后，还能保持一个基本健康的心态。即使能做到，胯下整天硬着，走来走去，总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阴茎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孙悟空的金箍棒，用的时候能翻江倒海，不用的时候缩成绣花针放到耳孔里。液压升降机、折叠伞、航天飞机机械臂，都是阴茎仿生学的应用。辛夷说，他上这所医学院都是他那个龟田小队长爹爹害的。阶级决定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他爹身上适用。他爹这一支，祖上好几代都是做小买卖的，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够一生衣食不愁。无论天上掉馅饼还是掉板砖、炸弹，都能安身立命。基于这种理想，辛夷他爹在高考前替他填志愿的时候，全部填的是医校。无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阶级，突然阳痿了，都会着急，都会到处找电线杆子，看老军医，所以医生是个很稳定的职业，能够一生衣食不愁。我对辛夷说，你这种悲剧还有一个重要成因是你太特立独行。如果辛夷这种变态很普遍，成为社会问题，高考体检的时候就会多出一项检查。拿一块大白布放在一个男生面前，让他注视三分钟，如果出现勃起现象，一分钟之内不消退，就是检查结果阳性。这项检查可以命名为白布勃起试验。试验阳性的男生不能报考临床医学专业、护士专业、或者屠宰专业，就象色盲的人不能报考服装设计，肝大的人不能报考飞行员。所以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倒霉也要倒大家都倒的霉，倒了大家都倒的霉，实际上就不是倒霉。
另外一类先散了的人，是对自己向来要求不高的人，比如黄芪。黄芪也上课，也念书，也上七楼自习，但是黄芪很少努力。实际上，黄芪气定神闲，除了在便秘和他女友娟儿之外，从来没有太努力逼自己干过什么，从来不给自己压力。黄芪讲究的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他总能找到简单而精致的快乐，并且乐于为此付出代价，比如成绩不够好，教授不够赏识等等。几年后，科研训练选题目，黄芪坚持要选那个需要用狗做试验动物的神经生理课题，尽管那个题目奇难无比，那个导师是出了名的混蛋。黄芪说，课题结束的时候，可以杀狗炖肉，这个念头让他兴奋不已。做十个月的狗试验可以最终吃顿狗肉，是默许的权利。黄芪炖狗肉那天，胡大爷为了确保火力充足，提前半天收缴了全宿舍楼五百瓦以上的电炉。花椒、大料放进去，没多久，一楼道的狗肉香。黄芪说，吃海鲜要喝白葡萄酒，吃牛排要喝红葡萄酒，吃为试验献身的狗肉，要喝百分之七十的医用酒精。不知道是医用酒精甲醇含量超标，还是给狗用的神经药物渗透到狗肉，还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反正最后躺倒了四个人，包括黄芪和我。四十八小时之后，黄芪和我相继醒来。黄芪动了动舌头，又摸了摸胯下，硬硬的还在，然后大声命令我，“秋水，背首唐诗给我听！”我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黄芪长长出了一口气，欣慰地说，“秋水，你的值钱东西都在，没坏。你还是秋水，我没酿成大祸。”然后倒头睡去。
黄芪喜欢北京，他能体会到北京真正的好处。我问他是不是觉得北京有一种神奇的腐朽，这样大的一块地方，这样大了这么久，仿佛阳光之下，没有太新鲜的东西，有一颗平常的心就好了。感觉太好、大惊小怪、自做多情，都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傻逼的。黄芪笑了，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色空之间只是薄薄的一张纸。数据中，是可以分析出规律的；数据多了，规律就变得非常显眼，不会统计，不用分析，也能知道。北京腐朽的时间太长了，在里面呆久了，不读二十四史，心里也会有浓浓的流逝感，感觉到规律。骆驼祥子和的车司机，绿呢大轿和奔驰六百，八大胡同和八大艺术院校，青楼和夜总会，之间的区别也只是薄薄的一张纸。美人很快就会老的，英雄很快就会被忘记的，一眨眼，荒草就已经齐腰高了。我问黄芪信不信，人是有灵魂的。黄芪说，人至少是有人气的。我想，一把茶壶，茶叶在茶壶里泡过一段时间，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叶被倒出来了，茶气还是在的。北京是个大茶壶。太多性情中人象茶叶似的在北京泡过，即使性情被耗没了，即使人可能也死掉了，但是人气还在，仿佛茶气。鬼是没有重量的，我想，死人的人气也不会很沉吧，粉尘污染一样地，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飘浮在这座城市上空，没有一时一刻停止过思考。
我有时候会忽然想到，世界常常是因为有了黄芪这样的人，才变得有些美丽。黄芪心情好的时候，会夸奖我几句，说我文字感觉好，总能表达出难以言传的东西；但是身上邪气太盛，笔到了我手里就变成了一把妖刀。我说，有了黄芪这样的人，然后才会让我这样的人写出邪气很盛的文字，然后才会有文艺评论的人仔细寻找文字之间邪气的由来；黄芪是这个食物链最本原的一级，只需要生活，不需要寻章摘句，象是河底的小虾米，只需要享受阳光和空气。黄芪认为，北京最美丽的地方是故宫的屁股，筒子河一带。那个地方离我们很近，从我们的学校，一溜哒，十几分钟就到。那个地方最美的时候是夜晚。黄芪说，站在筒子河边，望着角楼，晚上如果没有月亮，他会哭泣；如果有月亮，他会勃起。黄芪说，娟儿不仅仅是胸大无脑那么简单。黄芪第一次拉娟儿到筒子河，有月亮，娟儿二十分钟没有说一句话，后来问他，想不想一起裸奔。在那一瞬间，黄芪觉得娟儿象鲜花一样美丽。这个比喻，在那时那地，稳妥贴切，毫不俗气。
还有一些人赖在白先生周围不走，希望等人都走光了，白先生能够私下透露一些在大庭广众不便透露的内容。魏妍就是其中一个。
等人走光是个挺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当有些人抱着类似的心理。魏妍四下张望，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用来打发等待的时间。魏妍瞅见杜仲的解剖教科书，又觉得自己吃了亏。杜仲脏兮兮的解剖教科书包了一张崭新的书皮。魏妍眼尖，立刻看出来杜仲包书皮用的是当天的人民日报。杜仲在家乡是有个小芳的人，家乡的小芳经常给他写信。杜仲不想让班上人知道太多，议论来议论去；又很想知道别人的情况，所以把着班上信箱的钥匙谁也不给，每天主动开信箱取信、取报纸。学校给每个班订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和北京青年报。每天的报纸，自然是杜仲先看，然后杜仲宿舍其他人看，然后其他男生宿舍传阅。基本上，还没传到女生那里，报纸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多数女生不关心国家大事，知道东单街上那一家专卖店上了新裙子、那家在打折，最近什么地方色狼出没就足够了，所以对能不能每天及时看上报纸不是很在乎。魏妍其实也不在乎知道不知道国家大事，但是她一算自己的损失，就觉得吃了亏。一天不看那些报纸，就吃了一块钱的亏；一年就是小四百多块；八年医科读下来就是三千多块；能买好些打折的裙子了。于是魏妍每见到杜仲，就嚷嚷着叫杜仲请客。杜仲每回问她，凭什么呀。魏妍就再把那三千多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给杜仲复述一遍。杜仲每回都说，就是不请你吃饭，就是让你心里难受。
魏妍今天瞅见杜仲用崭新的报纸包书皮，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杜仲说嗒说嗒，省得他老是一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觉得她魏妍好欺负。
“杜仲，你为什么拿咱们班的报纸当你自己的包皮？”魏妍当众大声喊道。魏妍习惯将名词缩短，比如管人工流产叫人流，管现场演出叫现演。魏妍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用了什么性质的一个语汇，但是多数其他人听明白了。
大家面面相觑，还没来得及笑，魏妍接着大声喊：“杜仲，你当包皮的报纸，我还没看过呢，我们女生都还没看过呢！”杜仲也是听明白了的，胀红了一张脸，大眼睛狠狠盯着魏妍，一句话不说。
“杜仲，我和你说话呢！把你的包皮扯下来让我看！我还没看过呢。你也讲讲道理，那是班级体的报纸，不是你的。其他班级成员没用了，你当然可以作包皮用。但是我们还没看过呢。我看过了，其他女生看过了，就还给你。我们不想要你的包皮，只是想看看，不会不给你的，别那么小气。”
我终于忍不住，狂笑起来，说：“杜仲，你就把你的包皮给魏妍看看吧。”
魏妍被我笑明白了。和杜仲一起指着我说：“秋水，你不是个好东西。秋水，你是个坏人。”
我真是冤枉呀，我说，“我说什么了？什么是我说的？”知道他们正恼羞成怒，我跟我女友打了个招呼，就先逃出了解剖教室。
有我的女友在，我十分放心。白先生透露出什么新东西，她都会记下来告诉我，我再告诉辛夷和黄芪。但是我会先告诉他们这个杜仲包皮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