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娜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我向他保证会照顾他的女儿。我俩是二十年的老伙计了。我和老伴没孩子，他才把唯一的女儿交给我。贝娜小的时候，要照顾她不是啥难事。女孩子长大了，麻烦也就来了。倒不是因为这孩子任性不懂事，而是她个子矮，长得不漂亮，没有哪个小伙子能看上她。她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开始着急了。可我到哪儿去给她找个丈夫呢？这丫头腼腆又不爱说话，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一个男人。我发愁她会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黄保文居然会向贝娜求婚。我实在整不明白，他俩之间根本就缺乏了解嘛。他难道会是真心诚意的？我担心他是在耍弄贝娜，因此坚持对他说，如果他真的想娶贝娜，那就赶紧订婚。那天他来我们家，提着两只老母鸡、四条人参烟、两瓶“五粮液”和一个长茶叶筒，里面装着乌龙茶。我对他表现出的诚意还满意，对他带来的礼物却不以为然。
两个月后他们结了婚。厂里的同事们恭喜我之后还不忘加一句：“老程，这可够快的啊。”
贝娜嫁出去，我也算放心了。但是对我们缝纫机厂的许多年轻女工来说，黄保文娶了贝娜简直就是扇了她们一个耳光。你听听吧，什么“肥母鸡攀上了金孔雀”，什么“蠢丫头拣了块金元宝”啦，说啥话的都有。在咱厂没结婚的小伙儿里头，保文的相貌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不假。谁也不会想到又矮又胖的贝娜竟会赢得他的心。更让那些姑娘不忿的是：保文不仅脾气好，喝的墨水也多—人家是中学生呢。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耍钱，而且举止得体，见人经常有礼貌地微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在某些方面像个女人，五官精致，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他甚至会打毛线活。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他那可是瞎了眼，保文是会武功的人。在厂里每年举办的运动会上，他曾经连续三次赢得武术冠军，尤其擅长剑术和散打。他上小学的时候，常有大孩子欺负他，保文的继父就把他送进他们家乡的武术学校习武。一年以后，没有孩子敢再惹他。有时候，我忍不住会琢磨为啥保文看上了贝娜。她身上究竟有啥吸引保文的地方？难道他真的喜欢她那张像河豚似的圆脸？我和老伴只是把疑问埋在心底，从来没有对这场婚事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其实是担心贝娜配不上人家保文。也不知是咋的，只要我听说谁家在闹离婚，心里就一阵发慌。
我在厂保卫科当科长，手里大小也有点权力，多少可以帮助一下这小两口。婚礼后不久，我就给他们搞了一套崭新的两室一厅公寓房。这下可把那些排队多年等分房的人惹火了。我并不在乎他们跳脚骂娘，我要尽一切能力使贝娜的婚姻美满，因为我相信：新婚夫妇只要能熬过头两年，就能天长地久—一旦保文当了父亲，想离婚也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他们结婚都八个月了，贝娜还是没有怀孕。我担心保文很快会厌倦妻子，又去追别的女人。虽然他已经结了婚，厂里有好多年轻女工还在打他的主意呢，有个不要脸的甚至说，她每天晚上都给他留着门。还有那些浪疯了的女人三天两头地给他送电影票和肉票，简直就是存心要拆散贝娜的家庭。我看见这些贱货，心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她们就胸闷头疼。幸好，保文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刚入冬的一天早上，贝娜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叔，”她颤着声说，“保文昨晚上没回家。”
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但还是尽量把语气放平稳地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哇。我啥地方都找遍了。”她舔着干裂的嘴唇，摘下绿色的工作帽。她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大髻。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啥时候？”
“昨天我俩一块吃的晚饭。他说他要去看什么人。他在城里有不少朋友。”
“有这事？”我没听说过保文有许多朋友，“别着急。你先掉头间去干活儿，跟谁也别说。我打几个电话找找看。”
她拖着脚步走出我的办公室。结婚以后她至少长了十几斤，蓝布工作服紧绷绷的好像要爆开。从后面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萝卜。
我给彩虹影院、胜利公园和城里的几个饭馆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看见这么个人。市图书馆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刚要给那里打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市公安局打来的，一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他们拘留了我们厂里一个叫黄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说：“他搞流氓活动，你们马上来人。”
这是个大冷天。我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赶，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吹开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盖生疼，冻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发作了，开始呻吟起来。我不停地骂保文这个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出事。”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感觉到早晚他会去找别的女人。现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里，很快全厂就会拿他当话柄。贝娜怎么能受得了啊？
在市公安局，我惊讶地发现其他几个工厂、学校和公司的十几个干部已经在那里了。这些人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都是在单位里负责安全保卫的干部。一个女警察把我们引入了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那里的窗户都挂着绿色的丝绸窗帘。我们围着一张红木长桌子坐下，等着公安局的同志来通报案情。玻璃桌面是新的，四边还有点硌手。在其他人的脸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虑和困惑。我估摸着保文一定是牵扯进一桩大案子里—要么是集体猥亵，要么是轮奸。我再仔细一想，又否定了保文会是强奸犯这个念头。他本性善良温和，绝不是那种用暴力欺负女人的畜生。天哪，千万别是什么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彻底没救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绷着脸，眼睛半开半闭。他脱掉深蓝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我认出他是市公安局调查科的苗科长。他长得圆脸高颧骨，穿着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让我想起画上画的成吉思汗的模样。他的肿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但是两眼放出狡诈的目光。苗科长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案子。一听这话，屋子里立刻像炸开了锅。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都不知道它准确的意思。苗科长看着我们惊异的表情，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疾病，就像赌博、卖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动着，好像犯了痔疮。
市立第五中学的一个年轻人举起手问：“这同性恋都整些啥事啊？”
苗科长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就是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
“鸡奸！”有人喊了一嗓子。
屋子一下子静下来，停了有十秒钟的光景。又有人问同性恋算是什么性质的罪行。
苗科长又开始解释：“同性恋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根据我国的法律，这是一种流氓罪。我们昨天拘留的人都要判刑，但是根据犯罪程度的轻重和认罪态度的不同，刑期从六个月到五年不等。”
屋外的街上，一辆卡车鸣着喇叭驰过，我听着心里一阵刺痛。保文如果进了监狱，贝娜就成了活寡妇，除非两人离婚。他当初干啥要同她结婚呢？他干啥要这样毁了她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职员、搞艺术的，还有学校里的老师组成了一个像沙龙那样的俱乐部，名叫“男人的世界”。每个星期四晚上，他们都在林学院行政楼三层的一个大房间里聚会。公安局注意到这个俱乐部只收男性会员，怀疑它是个带有暴力倾向的秘密组织，就派了两个警探进去卧底。俱乐部里有些男人的确对其他成员举动亲热，但是绝大部分成员只是聚在一起聊聊电影、图书和新闻。有时候他们也玩玩音乐、跳跳舞。据那两个便衣警探报告，这些人的聚会实在是古怪肉麻。几个男人成双作对地出现，当着别人的面就勾肩搭背，搂搂抱抱，毫不羞耻。有的人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们男人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地方。”一个戴着大耳环的中年画家宣称：“我现在才是个活人！只有在这里我不用生活在虚伪中。”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张新面孔出现。等到这个俱乐部快发展到三十人的时候，公安局采取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苗科长介绍完情况后，允许我们同这些罪犯会面十五分钟。一个警察把我领进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他递给我保文的交代材料让我先看看，然后转身出屋去带保文。我翻看着四页由审问人员笔录的保文的口供，知道他是刚刚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他一共参加了两次聚会，主要是对那里人们的谈话感兴趣。但是，他并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
这个房间紧挨着厕所，屋里有一股尿臊味。警察把保文带了进来，命令他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面对着我。保文戴着手铐，躲避着我的目光。他的脸有些浮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一条被电棒抽出来的宽大的伤痕有四寸多长，斜插过他的额头。他的上衣领子也被撕破了，但是他的目光里并没有露出害怕的神情。虽然我有些可怜他，但他那种平静的态度把我激怒了。
我板着脸说：“保文，你知道你犯了罪吗？”
“我啥也没干，就是去那儿听听他们说话。”
“你是说你没有跟任何男人做那事？”我想澄清这一点才好帮助他。
他看着我，然后垂下眼睛说：“我想过做点啥事，可是，说实话，我没做。”
“你这是啥意思？”
“我……我喜欢俱乐部里的一个男的，很喜欢。如果他提出来，我可能会同意的。”他的嘴唇向上微微翘起，好像对自己说的话很自豪。
“你他妈的犯什么病了！”我勐地一拍桌子。
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必大惊小怪的，我是有病。你寻思我自己不知道？”
我简直被气晕了。他接着说：“多少年以前我就想尽办法治我的病。我吃的中药都能堆成山了。我吃过炸蝎子、炒壁虎和炖癞蛤蟆汤。可是都不管用，我还是喜欢男人。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不喜欢女人。只要我同女人待在一起，我的心静得就像块石头。”
他的话给我心中的怒火浇了一瓢油。我问：“那你干啥要娶我们贝娜？拿她耍着玩，嗯？朝我脸上扣屎盆子？”
“我咋能那么没良心？我们结婚前我就告诉过她，我不喜欢女的，不能和她生孩子。”
“她相信你？”
“信了。她说她不在乎。她只是想要一个丈夫，一个家。”
“她是个傻瓜！”我掏出手绢，擤了擤鼻子，接着问，“如果你对贝娜根本没感情，为啥还要挑上她？”
“这有啥区别吗？对我来说，她跟别的女人没啥两样。”
“你这个流氓！”
“如果我不娶她，谁还会要她呢？结婚对我俩都好，既掩护了我，贝娜也有了面子。另外，我们还能分到房子—有一个家庭。您看，我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从来也没作践过贝娜。”
“你这是假结婚！你也骗了你妈妈，是不是？”
“她老催我结婚。”
警察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时间已到。我强压下怒火，对保文说我会尽力帮助他。他应该同警察老老实实地配合，表明他悔改的决心。
我该咋办呢？我心里充满了对保文的厌恶，但他是我家的成员，至少名义上是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想办法帮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骑得很慢，我被纷乱的心思压得喘不过气来。渐渐地我理出了点头绪，意识到也许我能使他不进监狱。我现在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我要坚持他在俱乐部里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先把他同那些真正的罪犯区别开来。第二，我必须证明他是个病人，这样他就可以进医院治疗，而不是去蹲大狱。一旦他被当作罪犯判了刑，那他就被打了烙印，一辈子注定成为社会的敌人。什么“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都是鬼话。甚至将来他的孩子也会背黑锅。我应该救他。
幸好厂党委的朱书记和刘厂长都愿意接受保文是个病人的说法。特别是朱书记很欣赏保文的武功，曾经提出要保文教他的小儿子耍三截棍。朱书记指示我们力争先把保文从公安局里弄出来。有一天在上厕所的时候，朱书记对我说：“老程，我们一定不能让保文落个进监狱的下场。”我很感激他能说这话。
在我们缝纫机厂，同性恋突然之间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有几个老工人说，旧社会北京的一些京剧男名角就是兔爷，每天晚上相互搂在一起睡觉，因为那年月妇女不能唱戏，演员都是男的，整天同男人打交道。朱书记看的书多，他说汉代的时候，皇帝就在后宫里养着面首。刘厂长听说有个皇帝经常命令太监嘬他的鸡巴，抚弄他的睾丸。有些人甚至声称，同性恋是上层社会有钱人的毛病，平民百姓玩不起。这些闲言碎语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因这个所谓的“女婿”抬不起头来。我从不参加这些议论，只是听着，显示我并不在乎大家说什么。
我料想到保文的事情厂里会有各种谣言，果然被我猜中了。特别是翻砂车间，那谣言传得邪乎。有人说保文是阳痿，有人说他是阴阳人，否则他妻子老早就怀孕了。
为了安慰贝娜，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我去了她家。他们把小家收十得很舒适，什么东西都井井有条。屋子的四墙刷得雪白，窗户两侧靠墙立着两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工业技术手册、人物传记、小说和医药书籍。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具衣帽架，上面挂着保文在结婚前给贝娜买的红色羽绒大衣。另一个角落里摆着落地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是一对同墙壁隔开、等距离分放的矮凳，上面摆着两盆盛开的鲜花，一盆是仙客来，另一盆是月季。靠近内墙是一张橘黄色人造革的长沙发，旁边是一只黄色的痰盂。靠着外墙立着一个柞木柜子，柜顶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
这个家庭整洁得令我吃惊，特别是屋里的砖铺地板，整整齐齐的，还涂了鲜红的油漆。就是我老伴也不能把家收十得这么干净。贝娜是个邋遢女人，这些不用说都是保文做的。他不在家，这屋里已经能看出贝娜没有条理的生活习惯—一个角落里散乱地扔着空面袋和脏衣服。我喝着她给我沏的茶，说：“贝娜，我真替保文难过。想不到他这么没出息。”
“不，他是个好人。”她的一双圆眼睛直直地放着光，看着我。
“你咋还说这话？”
“他对我一直很好。”
“可是他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是吧？”
“您这话是啥意思？”
我只好直说了：“他不经常同你过夫妻生活，对吗？”
“噢，他要练功，不能做那事。他说，要是他同一个女人睡觉，他这么多年练的武功就全废了。他师傅从一开始就叫他避开女人。”
“那你也不恼？”我被她弄迷煳了，心里说，真是个傻丫头。
“这有啥关系？”
“再怎么说你俩也同过几次床吧？”
“没，我们没有过。”
“你说什么？一次也没有过吗？”
“没有。”她的脸红了一下，把头扭过去，手指捻动着耳垂。
我的头“嗡”地一下晕眩起来。结婚八个月了，她竟然还是个处女！而且居然毫不介意！我端起杯子，灌下一大口茶水。
一阵沉默。我们两人都转过身去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我的脑子木木的，根本不知道女播音员在说些什么，好像是关于中国和越南在边境闹冲突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我说：“出了这样的事我心里也不好受。要是咱们早知道就好了。”
“叔，您也别难过。他比那些正常的男人强多了。”
“咋会呢？”
“现在的男人哪个能离开漂亮女人，可是保文只想有几个哥们。这有啥不对的？这样最好，我不用担心咱们厂里那些不要脸的破鞋去勾引他。他连看都懒得看她们一眼。他不会有生活作风问题。”
我差点要笑出声来，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向她解释：保文也能同男人发生性关系，他现在被公安局拘留恰恰就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但转念一想，还是让她继续这样想吧。她现在也够烦心的了。
接下来我们商量着帮助保文的办法。我让她写份报告，强调保文是一个如何体贴她的好丈夫。她当然不能提他们俩没有性生活。另外，从现在起，不管厂里的同事们说的话如何难听，她都不要回嘴，只当没听见。
当天夜里我跟老伴说了贝娜的那些可笑的想法。她笑了，说：“同一般的男人比起来，保文确实不错。贝娜可不傻。”
我求苗科长和公安局的另外一个负责干部对保文能够从宽处理。我给他俩每人送了两瓶“金奖白兰地”和一张购买“蝴蝶”牌缝纫机的票证。他们倒是愿意考虑，但是没做任何保证。这些日子我急得晚上睡不好觉，老伴怕我又犯胃溃疡。
公安局终于在一天早上打来电话，同意我们厂的提议，把保文移送到西郊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条件是由我们厂负责所有费用。我立即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后来听说，市里的监狱根本没有地方容纳这二十七个同性恋犯人，因为不能把他们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需要单独徒刑，所以最后只有四个人被判刑进了牢房。其他人或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果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意付医疗费用），或是被送进劳改农场进行改造。这些同性恋犯人中有两名共产党员没有被判刑，但是被开除党籍。这种处罚也够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涯永远结束了。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组装车间去找贝娜。她听到这个好消息迸出了泪水。她立刻跑回家，装了一旅行袋保文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然后和我一起去公安局。我骑着自行车，她坐在车后的架子上，怀里像抱孩子那样抱着旅行袋。去城里正好是顺风，自行车走得飞快，我们在保文去精神病院之前到了公安局。他正在大门口等车，身旁站着两个警察。
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看起来又很精神。他冲我们微笑着，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他瞟了一眼远处，一辆深绿色的面包车拐过街角，朝我们开过来。
“你要说啥？”我问。
“别跟我妈妈说这事。她上了年纪会受不了。求求你们，别告诉她！”
“她要问起来我们说啥呢？”
“就说我有点精神分裂，是暂时性的。”
贝娜再也忍不住眼泪，大声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让她知道的。你要多注意身体，快点治好病回家来。”她把旅行袋递给保文，他默默地接了过去。
我冲他点点头，表示我不会泄露这个秘密。他微笑地看着贝娜，又转过脸对我笑笑。不知道为什么，他脸上的表情竟变得十分甜美—妩媚而诱人，好像那是一张神秘的女性的脸。我眨眨眼睛，心里一阵迷惑：他真的是个男人？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他真的是个女的，一定是个美人—高个儿、苗条、骨肉匀称，还带点慵懒的神情。
面包车“吱”的一声停在我们面前，打断了我的思路。保文爬上车，两个押送的警察也跟了进去。我绕到车的另一侧，握了握他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手，说我下星期去医院看他。另外，他如果需要啥东西，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冲着开走的面包车挥手告别。车轮上的防滑链咔咔地碾过雪地，扬起细细的雪块。司机按下喇叭，震得人耳朵生疼。车子左拐弯，就从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消失了。我刚跨上自行车，一阵劲风吹来，差点把我从车上掀下来。贝娜跟我走了二十多米，然后跳上自行车的后架，我们朝家骑去。她可真沉啊。老天爷，幸亏我骑了辆“大金鹿”，是那种最结实的自行车。
第二个星期，保文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那么焦躁了。他的声音确实听起来很平静。他让我来的时候给他带几本书来，特别是他那本《百科知识全书》。这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大部头的、发行量很少的工具书。天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
星期四上午我去看他。他住的精神病院在木基市西南郊的一座山里，离市区大约十公里地。我骑车穿过城区的柏油路，西边工厂区的松林后面有几根高大的烟囱懒洋洋地吐着白烟。马路右边的高压线被积雪压成圆弧，每当一阵风吹过，电线上就掉下纷纷扬扬的雪块。每过一会儿，我就会超过一辆装满麦秸的马车，车后跟着一两匹马驹。我骑车穿过一座石桥，转进一个山谷。几座砖楼出现在斜缓的山坡上。楼房之间由笔直的水泥小路连接在一起。再往坡上去，穿过砖房，是一座牛栏。二十几头奶牛在栏里啃着稀疏的干草，另外几头挤在一起取暖。
这里真宁静，不知道内情的人会以为这里是高级干部的疗养所，而不是精神病院。我走进九号楼，门卫把我拦住，然后带我去一层保文的房间。正巧值班的医生早晨查房，正在屋里给保文做检查。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手指尖削细长。他同我握了手，说保文的情况还不错。他姓麦，细细的络腮胡子给他添了几分文绉绉的神气。当他转过身去给一个男护士下达医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耳朵上长着一个大瘊子，像助听器一样堵住了耳道。他看起来像个外国人，我怀疑他是个混血儿。
“我们给他做电浴疗法。”麦医生过了一会儿告诉我。
“啥疗法？”我吓了一跳。
“我们用电浴治他的病。”
我转身问保文：“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很有镇静作用。”保文微笑着，但是他眼睛里有几分火气，紧闭着嘴。
男护士准备带他去做电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疗法，就问麦医生：“我能去看看吗？”
“没问题，你可以和他们一块儿去。”
我们三人从楼梯爬上二层。我想去看看电浴还有另外一个意图—想弄清保文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厂里流传的谣言让我不安，特别是说保文没有鸡巴，所以他从来不去厂里的公共澡堂洗澡。
在走廊里我们脱掉鞋，换上塑料拖鞋，然后走进一个小房间。屋里的墙壁被涂成豆绿色，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屋子中央放着一个瓷澡盆，看起来像是可怕的刑具。澡盆的内壁粘着一圈黑色的、长方形的、有孔的金属片。金属片底下伸出三根粗大的橡皮管子，连在靠墙立着的一架高大的机器上。机器顶端是一个布满按钮、仪表和开关的控制盘。那位年轻的男护士身材结实，长着一张国字脸。他打开水龙头的开关，冒着蒸汽的热水开始在澡盆里翻滚。护士走过去操纵那架机器。这小伙子叫龙福海，一副忠厚善良的样子。他说他家在农村，毕业于吉林护士学校。从他身上能看出农民的淳朴气质。
保文冲我笑了笑，解开印着蓝白斑马纹的病号服的扣子。他现在看起来很正常—脸上的伤痕已经消失了，红扑扑的脸庞很平滑。但是，那个澡盆实在令我心惊，活像是处决犯人的电刑床。哪怕我病得再厉害，我也决不会把我的嵴背靠到那些金属沟槽上去。万一线路漏电怎么办？
“疼不疼？”我问保文。
“不疼。”
他走到一扇咔叽布屏风的后面脱掉衣服。澡盆里的水已经满了一半，龙护士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白色的粉末，用剪子剪开倒进水里。这一定是盐。他卷起袖子，弯下腰，用粗壮的双手搅拌起来。让我失望的是，保文穿着一条干净的裤衩走了出来。他利索地迈进澡盆躺下，好像跳入一个温水浴池。我不禁感到惊奇，问龙护士：“你给他放电了吗？”
“放了一点，然后再慢慢加强电流。”他转身又去摆弄机器上的旋钮。“你知道吗？你这个女婿是个非常好的病人，一向配合治疗。”
“那是他应该做的。”
“这就是为啥我们给他做电浴。其他的病人有的得戴电手铐，还有的挨电棒，每次都疼得跟杀猪一样叫唤，得把他们用皮带捆起来。”
“他啥时候能治好啊？”
“我也不知道。”
保文躺在通了电的水里一声不吭，他的眼睛闭着，头枕着澡盆一头的黑胶皮垫子。他看上去很安详，相当放松。
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下。保文不想说话，他在集中精神接受治疗。我也就不开口，观察着他。他的身体瘦长而结实，腿上没有毛，裤衩前部鼓起一团。他看起来同正常男人没有任何不同。过了一会儿，他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
护士加大了电流，保文开始在澡盆里蠕动起来，好像被什么蜇了一样。“你没事吧？”我问，但是不敢碰他。
“没事。”
他仍旧闭着眼睛，额头上闪闪地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脸色苍白，嘴唇噘起又松开，好像口渴似的。
护士再一次加强了电流，保文的身体开始在水里扭动，并发出一点呻吟。他无疑是在受罪，这种电浴绝不会像他说的那样有镇静作用。龙护士用一块白毛巾擦去他头上的汗水，轻声说：“我过几分钟把电降下来。”
“不，再加大一点！”保文坚决地说，他的脸在扭曲。
我感觉他好像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场，使得这次治疗对他来说更加不舒服。他的双手紧紧抠住澡盆的边缘，弯曲的手腕在颤抖。足足有三分钟，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护士逐渐减轻了电流，保文也平静下来。他的脚趾也不再抽动。
我不想增加他的难堪，就走出屋子去找麦医生，一方面是想感谢他对保文的照顾，另外也想了解他什么时候能够痊愈。麦医生没在办公室里，我就到楼外去透透气。太阳高照，雪地耀眼的洁白。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去适应这强烈的光线。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点燃一支烟。一位年轻姑娘戴着貂皮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双军用棉手套，手里提着一只空奶桶，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嘴里哼唱着“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她很漂亮，清脆的声音十分甜美。我不由得盯着她身后在风中晃动的两条大辫子，看了好久。
我内心充满了对保文的同情。他是一个出色的年轻人，应该能够去爱一个女人，创建家庭，享受正常的生活。
二十分钟后，我重新走进了他在一层的病房。他看起来很疲倦，仍然微微发抖。他告诉我，当电流增强的时候，他的皮肤好像遭受着几百只蚊虫的叮咬。这就是为什么他每次在澡盆里从来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我心疼地说：“我回去告诉厂里的领导你悔改的决心很大，并且积极配合治疗。”
“行啊。”他仰了仰湿漉漉的头，“谢谢你带书来。”
“你还需要啥不？”
“不需要了。”他的声音中有几分悲伤。
“保文，我希望你能回家过新年，贝娜需要你。”
“我知道。我也不想在这儿关一辈子。”
我告诉他，贝娜已经给他妈妈写了信，说他出差去了。这时候楼道里响起了午饭的铃声。楼外面的大喇叭里开始播放《义勇军进行曲》。龙护士走进来，一只手拿着一双筷子，另一只手端着盛着两个窝头的盘子。他高兴地对保文说：“我一会儿给你端菜来。今天吃酸菜炖豆腐，还有豆芽汤。”
我站了起来，跟保文告了别。
回到厂里，我向领导们汇报了保文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他们听后很吃惊。光是“电浴疗法”这个名词就够他们乱想一阵了。朱书记摇着头说：“保文还得受这个罪，太遗憾了。”
我并没有解释电浴比起其他疗法还是轻的，我也没有向他们描述电浴疗法是什么样子。我只是说：“他们每天都把他泡在电水里。”让他们去吓唬自己去吧，这样也好，等保文出院回厂的时候，他们会更同情他。
到了十二月中旬，保文在精神病院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贝娜成天念叨着要去看看丈夫。她急于想在新年前把他接回家。在她车间里仍然流传着关于保文的闲言碎语。有的说电浴疗法把他浑身烫得都是泡；有的说他的鸡巴被治疗得都快缩没了；还有的说他现在变成了吃素的和尚，看见肉就呕吐。那个说夜里给保文留着门的姑娘刚刚结婚，到处跟人说她怀孕了。人们开始变得对贝娜友善体贴了，就像是对待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组装车间的领导安排她只上白班。我很高兴财务科把保文算成病休，仍然给他发工资。也可能是他们不想得罪我才这么做的。
星期六，我和贝娜一起去精神病院探望保文。她不会骑自行车，我骑车带她去又太远，我们就乘公共汽车。两个星期前她自己去看了保文一次，给他送了几双袜子和一条她织的毛裤。
我们到达精神病院已经是下午了。保文很健康，精神也很好，看来电浴确实有效果。他看到贝娜很高兴，甚至当着我的面搂抱了她几下。他给她剥了两块奶糖，知道我不喜欢吃甜的，也就没给我。屋里没有别的杯子，他给我们俩倒了一大茶缸麦乳精。我不知道同性恋是否会传染，因此连茶缸的边都没敢碰。我很高兴看到他能善待妻子。他认真地听她讲厂里同事的故事，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如果他没有病，该是多好的一个丈夫啊。
坐了几分钟之后，为了让小两口说说悄悄话，我起身离开了房间。我走到楼上护士值班室，看到龙福海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值班室的门敞开着，我敲了敲门框。他吓了一跳，忙合上褐色封面的笔记本，站了起来。
“我可没想要吓着你。”我说。
“没有，大叔，我只是没想到会有人来。”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牡丹”牌香烟，放在桌子上说：“小伙子，我待不了一会儿。这个你收着，我的一点小意思。”我没想要贿赂他，只是真心感谢他照顾保文。
“别，别，大叔，您别这样。”
“你不抽烟？”
“我抽。这么着吧，您把这条烟送给麦大夫，比送给我有用。”
我有点煳涂了。他既然抽烟，为什么不想要这条贵重的香烟？他看我不知所措，就解释说：“您送不送我烟，我照样会对保文好。他是个好人。您应该多给大夫意思意思。”
“我还有一条要送给他。”
“在这儿一条烟哪拿得出手啊。您起码得送他两条。”
我被他的细心周到感动了，于是谢了他，说了声再见。
麦医生在办公室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读一本《妇女生活》。杂志的封底是一张江青受审的照片。她身穿黑衣，戴着手铐，站在两名年轻的女警察中间。麦医生放下杂志，请我坐下。屋里四圈靠墙都是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和病历。空气里有一股腐烂的水果味。他看见我好像挺高兴。
寒暄几句之后，我拿出那两条香烟递给他：“新年到了，一点小意思。”我说。
他收了烟，放在桌子底下，轻声说：“多谢。”
“麦大夫，您看保文在过年之前能治好吗？”我问。
“你说什么？治好？”他好像很惊讶。
“是啊。”
他慢慢地摇摇头，然后看看门是否关好。门是关着的。他示意我凑近些。我向前拉了拉椅子，把手臂支在他那张胶木办公桌的边上。
“跟你说实话吧，这个病没治。”他说。
“什么？”
“同性恋不是病，怎么治？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让保文受那个罪？”
“公安局把他送来我们怎么敢不要？再说，我们也应该让他感到对自己有信心，有盼头。”
“这么说，他这根本就不是病？”
“很抱歉，不是。老程，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女婿是没法治的。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只不过是一种性倾向。这么说吧，就跟左撇子一样。明白吗？”
“可是那个电浴疗法又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没有被说服。
“书上说是要用电疗治同性恋—这是卫生部规定的标准疗法，我只能照办。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给他做其他更厉害的疗法吧。电浴是最轻的。你看，我可是尽力在帮助他。我再告诉你：根据统计数字，电疗目前治愈同性恋的比率只有千分之一。也许吃鱼肝油、巧克力，或是炸猪排能有更好的效果。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终于明白麦医生的话了，但我脑子木木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窗外一群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间飞跳，追逐着一只嘴里叼着一小根小谷穗的同伴。另外一只麻雀的腿上拴着一根黄线，跌跌撞撞地飞不平稳。我站起来，感谢麦医生说了实话。他把烟头掐死在窗台上的一个烟灰缸里，说：“别担心，我会特别照顾你女婿的。”
我下楼到保文的房间里找贝娜回去。保文情绪不错，满脸喜滋滋的样子。看来他们俩在一起待得挺开心。他对我说：“如果我不能很快出院，你们也不用太费心思把我弄回去。他们不会让我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我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心里恼火得要命。如果麦医生的话是真的，那我可就帮不了保文了。如果同性恋不是病，他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有病，而且还想办法治愈呢？难道他是在假装吗？好像不太可能。
自从这次看望了丈夫之后，贝娜就开始忙着收十家里的房间。她买了两只嫩嫩的公鸭子，准备做保文最喜欢吃的醉鸭。看到这些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很想让他回家过年，可是他的毛病如果改不掉，我又拿不准会出什么事。我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任何人，对我那个嘴上没有把门的老伴更是不曾透露一星半点。因为她那张破嘴，现在全厂都知道贝娜还是个处女，还有人给贝娜起了个外号：原装新娘。
这阵子我心里乱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同性恋是种病，只有麦医生说那是天生的。我又不能把麦医生的话说给别人听，好让他们给我出出主意。厂领导们如果知道同性恋没有救，还不跟我算账？我们厂已经在保文身上花了三千多块钱了。我只有不停地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为啥还要有男人和女人呢？为啥不能两个男人结婚生个孩子？为啥老天爷不给男人身上也戳个洞呢？这些疑问让我烦透了。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再帮我确认一下保文的情况，真希望能找一个见多识广、坦诚贴心的朋友谈一谈。
还没等我决定如何处理保文的事情，苗科长从公安局打来了电话。那天正好是过年前的第五天。他告诉我，保文又重复了他的犯罪行为。公安局的人已经把他从精神病院提出来，送往汤原县的监狱。苗科长说：“这次他可是真的干了。”
“不可能！”我叫起来。
“我们有人证、物证，他自己也供认不讳。”
“喔。”我不知道说啥好了。
“他必须马上收监。”
“您肯定他不是阴阳人吗？”我心里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苗科长干笑了一声，说：“他不是。我们已经给他做了体检。生理上他是个男人，不但正常而且健康。很明显这是思想问题，是一种道德败坏的病态，就像抽大烟一样。”
我放下电话，感到头晕目眩，心里骂保文彻底把自己毁了。苗科长告诉我，他和护士龙福海之间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龙福海每次给他打饭的时候都给他双份的鱼和肉。保文还把贝娜给他织的毛裤拆了，给龙护士织了一件羊毛套衫。有天晚上，他们两人搂抱着躺在护士值班室里，正巧一个上了年纪的清洁工在楼道里走过咳嗽了两声。龙福海吓坏了，认为老清洁工一定是看见了他们干的事情。一连几天，不管保文如何劝说他不要疑神疑鬼，龙福海就是认定精神病院的领导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事。他责骂保文把他引上邪路。他说，那个老清洁工每次见到他都不怀好意地冲他笑。后来，龙福海终于到院领导那里做了彻底的坦白交代。保文被判了三年半的有期徒刑，而龙护士只被停职反省。如果他今后工作更加卖力，能更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他兴许还能保住现在的饭碗。
我当天晚上就去找贝娜，告诉了她保文的消息。我一边说，她一边哭。虽然这些日子她一直在收十屋子，但家里还是乱糟糟的。盆里的鲜花半死不活，厨房的洗碗池里堆着肮脏的碗碟。她用一条粉红色的毛巾擦擦脸，问我：“那我怎么跟我婆婆讲呢？”
“实话实说吧。”
她没吱声。我又说：“你应该考虑跟他离婚。”
“不！”她的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他……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们起过誓，永远不分开。别人愿意说啥就说啥，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那他干啥要和龙福海睡觉？”
“他不过是烦了要解解闷，这有啥呢？又不是通奸或者重婚，您说对不？”
“可这是犯罪，光这一条就让他下了大狱。”虽然我内心里知道，除了有喜欢男人的这个毛病外，无论从各方面来说，保文都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我在工厂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如果我有一个犯了罪的女婿，在厂里说话谁还听啊？要那样的话，我这个保卫科长还能干得长吗？如果我被免了职，谁还能保护贝娜呢？她早晚得被工厂开除，因为罪犯的老婆是不能享受同其他人一样的就业机会的。贝娜仍然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你到底想要咋办？”
“我等他。”
我从碗里抓了一把辣味南瓜子，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窗台下面的暖气管有点漏，咝咝地冒着热气。窗外，一个接一个的爆竹焰火在远处深蓝色的夜空中散发出簇簇火星。我转过身说：“他不值得等，你必须同他离婚。”
“我不。”她哽咽地说。
“那好。我可不能有这样一个进监狱的女婿。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要等他，以后就别再进我的门。”我把瓜子扔回碗里，拿起我的皮帽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