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街道上的人谁也没想到陈金莉会回国。四年前她准备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劝她打消这个念头。她还有啥不知足的？她在我们木基市的师范学院里当数学老师，有个体贴的丈夫，女儿非常可爱，也快进幼儿园了。她家刚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还是理想的楼层：新公寓的一楼。我们都整不明白她为啥铁了心要出国。有些人说她是想出去赚钱，可是大部分人不这样看。虽然人人都说在美国遍地都是美元，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捡不完。可谁会相信这样的鬼话？如果她是个年轻姑娘，那倒不难猜：或是去那边上大学，或是嫁给老外—不是华侨，就是洋人。但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在这里已经有了家。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她还是在那年初夏去了美国。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市政府里的高级干部。她走后不久，他们就跟同事和亲戚朋友们说金莉不会回来了。上了年纪的人们听了以后都摇头说：“这女人的良心叫狗吃了。她就这样撇了家啦？美国到底有啥好的？”
现在她回来了，看上去像是换了个人：戴着金项链，抹着红嘴唇，画着蓝色的眼影，甚至脚趾甲盖都涂成了红颜色。我们整不明白她的鞋后跟为啥非要四寸高呢？她穿着高跟鞋活像踩高跷，根本走不了路。她和别人走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伸手要人家扶她一把。人们在私下传言，说她是纽约的一个华侨阔佬的第十五房姨太太。看了她的化妆和做派，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陈金莉刚出国那阵子，她丈夫迟淦跟大家说她在一个语言学校里学英语，不然就没办法进研究生院攻读数学。后来我们又听说她病得不轻，不能下床走路。一年以后，又有人说看见她在纽约的唐人街开了家珠宝店。有些人就说那商店肯定是那个阔老头子送给她的礼物。
她给迟淦写的最后一封信上说，她决定回国同他和孩子厮守一辈子。但是看了她回国后的打扮，街坊四邻们谁也不相信。可是你如果问她是否还要回纽约去，她总是说：“不回去了。我在那儿没了工作，珠宝店也倒闭了。”她的几个亲戚出于好奇，想打听她挣了多少钱。她总是回答：“我没钱。在餐馆打工能挣几个钱？在美国，你挣的钱一半都交了税。你挣的多，花的也多。”
有些年轻人特别想知道那个花旗国里的事情，经常缠着要她讲讲纽约啥样。她总是摇摇头说：“那是有钱人的天地。”
“哎呀，金莉你有啥就说啥呗。那纽约人是不是个个都是百万富翁？”
“没有的事。百万富翁能有几个？不过人家美国人干活比咱们卖力气倒是真的。美国还有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睡在大街上。”
那些年轻人原先以为华尔街是用金砖铺成的，听了她的话没有不扫兴的。
她回来得不是时候。现在夏天已经过了一半，正是东北地区最好的季节。天气不凉不热，市场上堆满了新鲜的瓜果蔬菜。但是她的女儿丹丹放暑假不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金莉回国前的一个礼拜，爷爷奶奶就把丹丹接去住了，为的是让孩子避开她妈妈。实际上，那孩子把妈妈差不多也忘光了。我们每次问她想不想妈妈，她都说“不想”。
金莉回来见不到孩子非常伤心，自然把气出在丈夫迟淦身上。他只好安慰她说，丹丹在爷爷奶奶那儿住几天就会回来。
金莉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打扫房子。她不在的这几年，家被迟淦弄得像猪窝一样。虽然迟淦在船舶设计院当机械维修工，但他不是个勤快利落的男人。他从小让爹妈惯得油瓶倒了都不扶，要多邋遢有多邋遢。金莉在床底下扫出了鸡蛋壳，风琴、五斗橱、大衣柜上都落满了尘土。天棚的四个角都拉着蜘蛛网。屋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她只好成天敞着窗户。所有的被褥上都渍了一层油垢，亮光光的。有几床被子上还有烟灰烧的窟窿。她回家后才知道，两年前她捎钱回来买的洗衣机是公公婆婆在用。最让她难过的是：她种的茉莉和牡丹都干死了，只剩下几株枯枝立在花盆里，像骷髅一样。花盆里盖了一层烟头和火柴棍。不出三天，邻居们在楼道里又听见了熟悉的摔门和砸锅碎碗的声音—这两口子又干架了。
“把你的臭袜子和裤衩都收起来，到你妈那儿去洗。”她命令丈夫。
他一声儿不吭地把袜子和裤衩收集到一个纸盒子里。她又开始抱怨厨房和厕所里到处都是烟灰。“这家里都快赶上火葬场了。”她不住声地唠叨。
他用手指扶了扶金丝边的眼镜架，忍不住说了句：“你要不喜欢这个家，干啥还要回来啊？”
“你寻思我是冲着你回来的？”她咬着嘴唇，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她身上的另一个奇迹：去美国之前，她有点龅牙，但现在所有的牙齿都排列得规规矩矩，像珍珠一样闪亮。她的上嘴唇也不像从前那样凸出了。看来，人家美国的牙医手艺就是高超。
她确实不是冲着迟淦才回国的。她想念女儿，所以她公婆才不让她见丹丹。他们瞧不起金莉，声称没有这样一个儿媳妇，甚至当着别人说她“不要脸”。有天晚上金莉站在公婆家的门前，哀求他们让她和丹丹说句话，她婆婆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说：“丹丹不想见你，她没你这么个妈。别再让我看见你那描眉画眼的臭脸。”
迟淦的父亲站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个苍蝇拍，摇晃着满头白发的脑袋。他嵴背冲着门，装作没有看见儿媳妇。
“丹丹，她啥时—啥时候才能回家啊？”金莉问。
“这儿就是她的家。”婆婆说。
“求求您了，让我看她一眼吧。”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但是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不行。她看见你就生气。”
“妈，您就饶了我这次吧。求求您了！”
“你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个儿媳妇。”
门被勐地关上了。金莉知道他们决不会让她再见到女儿。她想尽了办法，但还是连丹丹的影子都见不着。公公婆婆住的是俄罗斯式的洋房，根本就不让那孩子迈出大门一步。她没有让迟淦去求情，她知道他不会有胆量反抗父母的意志。也许他也愿意把她们母女隔开。
当我们听说了她见不到女儿的消息后，有些人认为她活该。她抛弃孩子在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也有人可怜她，说她既然见不到女儿，干脆和迟淦散伙算了，他根本不配有这样的妻子。大家伙都很想知道她下一步怎么做。
她去美国两年后，师范学院就把她除名了。现在她没有工作单位，是等待安置的无业人员。我们都纳闷：她没有工作靠什么生活呢？这里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不是纽约，在那儿她只要把一个老头子哄得高兴就一切都有了。她不知道师范学院已经把她解职，还满心以为回国后就能到原单位上班呢。学院领导告诉她说，她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她不适合担任教师的职务，她听了非常吃惊。
后来她不知怎么弄清楚了是范玲教授在散布她在美国给人家当小老婆的故事。有几个人怂恿她去当面扇范玲的耳刮子。这个范教授是个人见人嫌、专门算计别人的母老虎。她五十年代初从莫斯科大学拿到了一个教育学硕士。据金莉讲，范教授有个侄子想到美国留学，求过金莉做经济担保人，但是她没有答应。范玲就因为这个才到处败坏她的名声。“你们看看，”金莉一边跟众人说，一边伸出细长的双手，让大家看看她中指上戴的刻着花纹的金戒指，“我不是美国公民，这样做是非法的。”她也许说的是真话，但我们并不完全相信。
有人告诉她说，范玲要参加星期二下午的全院教职工大会。如果她要当众让姓范的出丑，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们都很想看看她俩到底会怎么干仗，同时也准备好一旦她把范教授打得太厉害就出来干涉。范玲是个老太太，有高血压和肾病。
令我们失望的是，金莉那天根本没有去开会的大礼堂。范教授坐在会场后面打瞌睡。院长在台上布置任务，要全院师生准备欢迎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山前线的英雄来校做报告。
后来金莉跟我们说，她要以诽谤罪“起诉”范玲，让那个老太太“赔偿”她的损失。这可是新鲜事。有谁听说过法院还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再说，哪儿有律师打这种个人纠纷的官司，她俩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学校领导解决，或是私下里和解。有些人觉得金莉是心虚，这更证明了她在国外的生活多么糜烂。还有，她为啥会想到用“经济赔偿”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人的名声和荣誉啊，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她应该用行动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也就是以毒攻毒地和范玲干一仗。
有天上午她到木基市外事办公室去找工作。她听说那里缺英语翻译。我们这个城市刚刚对外国人开放，市政府决定在松花江心的一个小岛上兴建游乐园来吸引旅游者。金莉一共填了六份表，但是外办负责人事的干部根本没有见她。一个秘书模样的姑娘让她下个星期四再来一趟，因为人家要花点时间研究她的档案。金莉在她填好的表格上附了一张美国语言学校的证书，证明她在这家学校学习过英语，并且通过了毕业考试。她的口语成绩是“A”。她跟那个秘书讲她想当个导游。
“我听说要招九个翻译呢。”那个年轻的女秘书悄声说。她两眼盯着金莉的嘴唇—口红抹得太重，都成了紫色。
金莉以为当翻译得考英语。她每天至少听三个钟头的BBC和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又复习一本厚厚的“托福”英语试题。即使在洗衣服的时候她也开着收音机。第二个星期四的下午她准时去了市外办。接待她的是旅游科科长。这位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块头男人，头顶已经秃了一大块。他认真地听了金莉的自我介绍以及她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她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似乎有点急不可耐。“我在纽约住了四年，到过美国许多地方。跟您说实话，我在美国还有许多关系，对咱们市和外面创建联系会有帮助。我还有一张国际驾照呢。”
科长清了清嗓子说：“陈小姐，我们很感谢你来申请我们的工作。”听到他没有叫她“同志”，她有点吃惊，好像人家把她当作外国人或港台同胞。他接着说，“我们前天仔细研究了您的档案，恐怕得令您失望了。我们不能录用您。”
“为啥？”她一下子蒙了。谁都知道：这九个翻译的招聘名额不可能招满，也不会有九个人来报名。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要是您一定想知道原因，那我就得说：我们只能录用我们信得过的人。”
“您这是啥意思？难道我不是中国人？”
“您在美国拿到了绿卡，对吧？”
“没错，但我还是中国公民。”
“这跟国籍没有关系。我们不了解您在纽约都做了些什么，还有您过去这几年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咋能轻易相信您呢？我们有责任维护国家的荣誉。”
她心里全明白了，没有再争论下去。他们一定是从师范学院调来了她的档案，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们她在纽约的生活情况。她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
“陈小姐，您也别太激动。我并不是想要伤害您的感情。我只不过是把外办的决定通知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闪亮的蚂蚁正匆匆向墨水瓶爬过去。他用拇指捻死了蚂蚁，把它从裤子上抖掉。
“我明白。”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连再见也没有说。
在市政府大楼外面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不停地用粉红色的纸巾擦着脸。她从手包里摸出化妆盒，对着小镜子把脸上被泪水冲开的粉擦掉。她手上的人造革化妆盒吸引了街上一个小姑娘的注意，她的目光在金莉脖子上的项链和化妆盒之间不住地打量。
工作没找到，她又开始实行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吃惊的计划：动员迟淦和她一道去美国。这个主意可把他吓坏了。他除了会说几句“早上好”“中国万岁”和“友谊”之外，对英语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城市里除了有几个人去过香港和日本以外，还没有人能出门走那么远—好家伙，穿越整个太平洋。我们听说有个年轻妇女和她丈夫一道去了香港，一下飞机就被她男人卖到妓院里。可以想象迟淦对妻子的提议有多害怕。他怕一到纽约就会被妻子卖去当劳工或做男妓。他看起来倒是不缺胳膊不缺腿，扁平脸、肩膀滚圆，虽然个子矮点却很结实。但是他要真的干了那种营生，没几天就会死在美国。所以他坚决不同她一起出国。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当洋鬼子！”
“你听我说，”她还是耐心劝解，“纽约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城，你在那儿用不着说英语。那里到处都是中国人。书、报纸、电视节目，甚至电影都是中文的。你根本不会变成美国鬼子。”
“我不去！”他瞪起金鱼眼，鼻翼一张一张的。
“别死心眼了，咱们在那儿会挣很多钱的。那儿的日子比这儿强多了。你天天都能吃肉吃鱼。”
“那你干啥还要回来呢？”
“我回来是带你跟我一块走。”她眨了眨一双杏仁眼，长长的睫毛忽闪了两下，“我出国光是为了我自己吗？四年前我走的时候，不是说过我是去给咱们家寻找新生活的？”
“你是说过。”
“你看，我现在就是回来带你和孩子去美国。要是咱们在那边干得好，咱们还会发财，买个大房子和两辆汽车。你不是想开一辆崭新的福特汽车吗？”
“我不想，我也不会开车。”
“不会可以学嘛。我教你，比骑自行车容易多了。”她的双手抓着想象中的方向盘，左右转动，头向后斜过去，眼睛半闭着。
他咽了口唾沫，说：“不，你就是给我座金山我也不去。”
“你知道吗，迟淦，咱们在那边还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她的眼睛又眨开了，笑起来的时候左腮上还露出个酒窝。
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他。迟淦一直想要有个儿子，但是国家的政策不允许有第二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丹丹一个就够了，我不想再要孩子。”
“你咋那么死脑筋呢，你就甘心在那个破船厂修一辈子机器？”
“知足者常乐。”
“那好，你要是不愿意去美国，就让我把丹丹带走。她在那里会更有前途。她将来能上哈佛。”
“啥？哈佛是啥玩意儿？”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不会吧，听说牛津是最好的。”
“求求你了，让孩子跟我走吧。”她想再把那个酒窝露出来，但是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他当然不会把孩子交给她。她实在受不了，号啕大哭起来，求他让她见丹丹一面。她的眼泪把他的心泡软了，于是同意跟女儿谈谈，看看孩子是啥想法。
第二天下午，他骑车去了父母家。在他的“飞鸽”自行车上捆着一个长纸盒子，里面装着金莉给女儿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电子琴。
迟淦的父亲把儿子臭骂一顿，说他是猪脑子。如果让金莉见到孩子，她会轻而易举地让丹丹跟她去美国。“这么简单的把戏难道你就看不出来？”老头挥舞着手里吃了一半的西红柿，气愤地质问儿子。
迟淦的父母把电子琴收了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丹丹。这孩子正在楼上看电视里的“儿童科技”节目，爷爷奶奶让她给妈妈写封信。天黑之前迟淦回来了，交给金莉女儿写给她的一张字条。金莉看完以后伤心极了，把自己锁在屋里哭了一场。字条上写着：“坏女人，你滚开。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
金莉这下死心了，不再想把丈夫、孩子弄到美国去了。她下一步想干啥呢？也许她会很快回纽约去。但是当我们问她的时候，她却说，既然丈夫和女儿不想走，她也不走了。
令人纳闷的是，一个星期以后迟淦竟然向法院提出离婚。谁能想到这么个不中用的男人会走出这一步？这一定是他父母出的主意，利用他们在法院里的熟人为这个案子开绿灯，因为法院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离婚。金莉好像根本不在乎失去丈夫，但她在法庭上不顾一切地要争夺女儿的监护权。法官说她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对她宣读了法庭的决定：“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本庭拒绝你的监护请求。”法院判她每个月付给孩子三十元的赡养费，奇怪的是，她非坚持每个月付一百元。大家都被整煳涂了。人们开始怀疑她到底有多少钱。也许她是一位富婆哩。
很快就有传言说金莉手里有很多钱。有人说她心胸狭窄而且小气。要是她真的那么有钱，为啥不给她公公婆婆买一个二十英寸的大彩电—索尼或者三洋牌的都行。她公婆看上了彩电，肯定会让她把孩子带走。也有人说她其实并不富裕。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有天下午风刮得很大，金莉来到五洲房产公司要买一套公寓。最近，我们木基市在松花江边上修建了几座公寓大楼，要吸引外国顾客，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和台湾的商人。金莉看起来还打着留在木基市的主意，或者至少每年在这里待几个月。
“请出示您的护照。”接待她的是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好像是这个房产公司的经理。
她把护照递给他，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在椅子上微微扭动着身体。
年轻人仔细地看着酱紫色封皮的护照，头也没抬地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你是中国公民？”
“是。”
“那对不起，我们不能卖房子给你。这些公寓房是专门出售给外国顾客的。我们需要外汇支付。”
“我有美元。”她脸红了一下，双手交叉在一起。她绞动的手指遮盖住了金戒指。
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很快又摇头说：“不行。公司只允许我同外国人做生意。”
“我按同样的价钱付给你外汇，这有啥区别呢？”
“对不起，同志。我要是不按照规定办事，领导就会开除我。”他用手指梳理着松软的头发。
金莉只得放弃买房子的念头。她要买的公寓是超豪华型，要两万美金一套—按照当时的外汇黑市价格，相当于二十五万人民币。我们这些人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多钱！就连木基市的一所中型企业也很难有这么多的现金。我们终于意识到，在我们这条街上住着一个百万富婆。有些人开始和她套近乎，说能帮她找到工作或住的地方，但是她好像并不感兴趣。每当有人在她面前骂迟淦和他父母，她总是干巴巴地说：“我当初走的时候还以为随时能回来呢。”后来，她开始躲避众人了。
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从木基消失的。有人说她去深圳或香港了。那个范玲教授却说她回纽约又去找那个老头子了，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向迟淦打听他前妻的下落，他总是一声不吭。兴许他也不清楚她到啥地方去了。
离婚后的第二个月他又结婚了。新娘是个拖油瓶的小寡妇，有个四岁大的男孩子，和迟淦在一个单位工作。她是个贤妻良母，对新丈夫知冷知热，把家里也料理得井井有条。我们经常在晚上看见这两口子手拉着手在外面散步。迟淦看上去好像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健康，连将军肚也开始挺出来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丹丹非常喜欢新来的小弟弟。她跟别人说，她就是想要一个弟弟，现在终于如愿以偿。那个男孩子也像姐姐的尾巴一样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每天放学以后两个人就在一块看小人书，背诵儿歌。有人问她后妈对她好不好，她说：“我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好妈妈。”有时候，丹丹会和别的孩子在公寓楼前面的空地上玩跳房子游戏。她的辫子梢上系着一对黄丝带做的大蝴蝶结。每当她在地上蹦跳的时候，蝴蝶结就跟着她飞舞。她那羚羊似的眼睛越笑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