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钱退给我！”顾客边说边把盛鸡的盘子丢在柜台上，然后把收据递给我。他五十多岁，腰像水牛一样粗。油乎乎的嘴角还粘着一片炸鸡屑。他买了四块炸鸡，现在盘子里只剩下一个鸡腿和一个翅膀。
“鸡胸脯和鸡大腿哪儿去了？”我问他。
“你们不能这么坑害人。”他鼓暴的眼睛因为恼怒格外闪亮。我认出来他是附近电机厂的一个工人。
“我们咋坑害你了？”高个头的白莎不客气地问，手里挥动着一对夹鸡肉的长夹子。她狠狠地瞪着那个男人，那人的头顶刚好够到她的鼻子。
他说：“你们这牛仔炸鸡听着好听，看着好看。实际上就是个名字—根本没有肉。我吃了两块肚子里啥感觉也没有。”他拍拍肥胖的肚囊，“我不要再吃你们这坑人的玩意儿了，你们把钱退我。”
“没门。”白莎说着晃了晃烫得像喜鹊窝一样蓬松的头发，“你要是没碰这鸡，我们可以退你钱。可是—”
“对不起，出了什么事？”焦彼德插进一句。他和夏皮洛先生刚好从厨房里走出来。
我们向他解释了顾客的要求，焦彼德一句一句翻译给我们的美国老板听。我们都不作声了，倒要看看我们这位彼德经理如何处理这件事。
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用英语简单说了几句，然后用中文对那个顾客说：“您已经吃了两块鸡了，我们只能退您一半的钱。咱们下不为例。您只要碰了您买的炸鸡，就不能退钱了。”
那个男人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但还是接过了钱。他嘴里嘟囔着：“妈的假洋鬼子。”他这是说我们这些在牛仔炸鸡店工作的中国人。
这下可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同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争论说，不应该让这个顾客就这样白占便宜，否则全城的人都可以来免费品尝我们的炸鸡了。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小气鬼似的顾客，把他轰出去就完了。夏皮洛先生解释说，我们应该遵照美国做生意的规矩—一定要让顾客满意。当初他雇用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顾客永远是对的。”但那是美国的生意经，他不知道这是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你给他鼻子，他就会上脸。如果夏皮洛先生想当大慈大悲的菩萨，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乱套。我们已经听到不少城里流传的有关我们炸鸡店的闲言碎语。有人说：“牛仔炸鸡是专喂败家子的。”没错，我们的炸鸡是比木基当地的烧鸡卖得贵，也更油腻。木基的烧鸡讲究火候，烂得连骨头都可以吃下去。
我拿了块海绵去擦洗那个顾客弄脏的桌子。猩红色塑料贴膜的桌面扔着油汪汪的鸡骨头，闻起来有股蓖麻油的味道。我每次闻到这种味道都想吐。我擦完了桌子，正要去收十另外一桌，看见桌旁的椅子上有一个香烟烫出来的黄豆大的疤痕。这肯定是那个家伙干的。我们根本不应该退他钱，而应该把他扣起来让他赔偿损失。
我讨厌夏皮洛先生这套虚伪。他任何时候都装出心慈面善、体贴顾客的样子，可是对我们这些雇员却狠得要命。上个月他从我的工资中扣除了四十元，简直像抽了我的肋骨一样心疼，就因为我给了我哥哥所在供电局的一个姑娘八块鸡胸脯。她上次来店里买炸鸡，按照老板的规定，我应该卖给她两个鸡腿、两个鸡大腿、两个翅膀和两个鸡胸脯。她央求我说：“宏文，大方点，多给点肉。”不知咋的，她冲我飞了一个笑眼我就答应了。老板当时看见我正在往纸盒子里填最大块的鸡胸脯，但是他啥也没说，等到那姑娘出了店才把我臭骂一顿。他说：“我要是看见你再这么做，你就给我滚蛋。”我当时真吓得半死！后来他罚了我四十元钱，纯粹是给另外七个中国雇员看的。
夏皮洛先生是个嘴甜心苦的老狐狸。有一次我们问他为啥要在我们木基市做生意，他说他想帮助中国人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他的父母从苏俄逃出来，曾经在木基住过三年，然后去了澳大利亚。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木基没有人歧视他们。夏皮洛先生的圆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他表情诚恳地解释说：“犹太人和中国人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我感觉和你们很亲近。我们都是黑头发。”他说这话的时候嘿嘿笑了，好像说了句笑话。这些都是资本家的屁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吃什么牛仔炸鸡，也不想欣赏他那个粗大的红鼻头和秃脑门，更受不了他那满胳膊浓黑的汗毛。他的牛仔炸鸡公司不仅剥削我们这些城里人，而且还压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河北省的几个村子专门给牛仔炸鸡店种土豆，因为据说那里的土壤和气候同美国生产土豆的爱达荷州很相似。这个公司还在安徽省开办了几个养鸡场，专门为全中国的牛仔炸鸡连锁店提供鸡肉。这些美国鬼子利用我们中国的产品和劳工从中国消费者身上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运回美国。夏皮洛先生居然还有脸说他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不需要他这样一个救世主。至于五十年前他父母曾经在木基住过这件事，我们这里的人确实没有歧视犹太人，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犹太人也是外国人，和那些白皮肤的洋鬼子没啥两样。咱们中国人哪儿分得清呢？
焦彼德是店里的经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叫焦霈海，是个脸色苍白、学习用功的、孤独的男孩子。他脑袋上有四个旋，经常成为别的孩子取笑的对象。因为每天他都要从家里走十多里地去城里上学，我们就给他起了个“乡巴佬”的外号。
他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77年，当大学重新招生的时候，他考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英语系。我们当时都去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是由于报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难。我们高中的三百多个考生中只有两个人通过录取分数线。大学毕业后，霈海去了美国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学历史。后来他改了专业，在同一所大学中拿到了一个商学管理的学位。再后来他就回国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强壮而且有钱，头发卷卷的，还起了个外国名。他看上去充满了活力，开朗乐观，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上班的时候他永远是穿着很正式，一身西装配上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有一次开玩笑说，他身上长了五十多斤美国肉。说实话，比起过去的那个焦霈海，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焦彼德。我经常纳闷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变化这么大—短短六年的工夫从过去那个笨拙孤独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干自信的男人。是美国的水？美国的牛奶和牛肉？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彼德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比木基大学的那些英语教授强多了。这些教授从来没出过国，当年学英语靠的是俄国人写的英语教科书。彼德雇我来炸鸡店工作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在学校里从没有欺负过他，再加上我的腿有点瘸。我对他心存感激，从来没有在同事们面前谈起过他的过去。
当初我们这个牛仔炸鸡店开业的时候，市政府里的五十多个官员前来致贺。开业典礼上一个副市长用一把两尺来长的剪子剪断了红绸带。然后，他赠给了夏皮洛先生一个像火钳子那么长的黄铜钥匙。这是干啥使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城墙早都拆了，根本没有城门，哪儿有这么大的锁用钥匙去开呢？庆贺的来宾们品尝了我们的炸鸡、薯条、凉拌卷心菜、沙拉、热松饼。可口可乐、姜汁啤酒和橘子水全都免费喝，简直就像水那样敞开了流。来宾们摸摸我们的聚酯座椅、塑料贴膜的桌面、洗碗机、微波炉、收款机、厨房里的防水地毡，有人甚至探头看看我们的冷库和崭新的厕所。他们对这一整套从美国运来的快餐店设施赞不绝口。一个白胡子老干部说：“我们要向美国人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学习他们不仅照顾到入口吃的，还照顾到拉出来的。人家每件事情都事先考虑到了。”有些来宾观看了我们在不锈钢油槽里炸牛仔鸡。这种厨具安全卫生，不像中国厨房里用的那些锅底满是油垢的大锅和哧啦作响又放不平稳的炒锅。副市长和我们每个员工都握了手，嘱咐我们要努力工作，同我们的美国老板好好合作。第二天，《木基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牛仔炸鸡店的长篇文章，把牛仔炸鸡落户木基说成是市领导积极引进外资的成功样板。
刚开张的几个星期，我们吸引了大量顾客，特别是那些急于尝尝美国风味的年轻人更是成群结队地来。因为我们的生意太好了，街上卖小吃的摊子都躲得离我们炸鸡店远远的。有时候我们从那些小吃摊前走过，小贩们就往地上吐唾沫，眼睛不看着我们骂：“狗汉奸！”
我们也不示弱地骂回去：“我每天都吃牛仔炸鸡，又香又脆又好吃！”
开始的时候，夏皮洛先生也很卖力气，经常工作到晚上十点半关门为止。但是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就越来越闲起来，经常躲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有时候还嚼一种玻璃纸包的瘦肉香肠。他白天养足了精神，没有事情干，就开始和手下的姑娘们约会。我们店里一共有四个女孩子，两个全工两个半工，都是二十多岁，健康活泼，长得不算特别漂亮。您想想看，每到星期四晚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就和一个年轻姑娘出去约会，而且去哪儿都没问题。这使我们这三个夏皮洛先生雇来的男工感到自己就像个太监一样没用。特别是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就更觉得自己窝囊。大多数女孩子对我都不错，但是在她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心肠好的小伙子，对我只有同情没有爱情，好像我的瘸腿使我不够资格成为男人。照我看，夏皮洛先生只是个下流的糟老头子，但是那些姑娘也好不到哪儿去，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卖出去—不管卖的是笑、是甜言蜜语，还是肉体。
夏皮洛先生带白莎出去后的第二天，我问她和老头子约会是啥感觉，其实心里想知道那个胖猪除了有钱以外究竟有啥吸引女孩子的地方。我更想知道他请她们吃饭以后，是不是带她们去了他的公寓和他睡觉。这可是非法的事。如果他真睡了她们，我们就给他记着账，以后有必要就去告发这个老浑蛋。我一边把盘子从洗碗机里拿出来摞在桌子上，一边装得轻松地问：“他家有几个房间？”
“我怎么知道！”她怀疑地瞪了我一眼。这个丫头鬼得很，脑筋转得飞快。
“昨晚上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是啊。我们吃了个饭，就完了。”
“饭吃得咋样？”我听说他带姑娘们吃饭都是去农贸市场附近的好运餐厅，那家饭馆可是不咋样。
“一般吧。”
“你们都吃了些啥？”
“炒面和干煸牛肉丝。”
“哪天有谁能请我吃顿这样的饭就好了。”
“你咋知道是他请客？”
“你说啥？他没请你？”我把最后一个盘子摞好。
“我们分开付账。我再也不和他出去了，小气鬼。”
“如果不是他请客，干啥要约你出去？”
“他说这是美国的做法。他给了那个女招待不少小费，十块钱哪。可是人家没要。”
“吃完饭你就回家了？”
“是啊。我寻思他会请我去看电影或是去唱卡拉OK。可他只说这个晚上过得不错，然后就一抬屁股走人了。我们出来走到街上，他还打着哈欠说他想念在美国的老婆孩子。”
“这可是够怪的。”
我同店里的另外两个男工满友和京林在一块儿议论夏皮洛先生和姑娘约会的怪法子。我们想不出来他到底要干啥。和一个姑娘吃顿饭就算是一个晚上没白过？真让人整不明白。我们又去问彼德，是不是美国男人都这么抠门。彼德说美国男人和中国男人一样，请女士吃饭也都是男的付钱。他解释说：“也许夏皮洛先生是想让她们明白，这不是约会，只是个工作晚餐。”
这话谁会相信呢？他为啥不找一个咱们老爷们共进工作晚餐？我们猜他是在利用这几个中国姑娘，因为如果他带她们去那些高级餐馆，像四海园或者北星宫，那里有专门供应外宾的菜单，他要付比中国顾客高五倍的价钱。我们后来又问了其他几个姑娘，她们承认夏皮洛先生每次都是让她们点菜。他的确付的是中国价钱。怪不得他这一晚上没白过呢！真他妈的是个老狐狸。可是，为啥他不把这几个姑娘领回他的公寓呢？虽说她们不是美人，但是她们年轻肉体的新鲜气味起码可以激起这个老头子的情欲。特别是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又有文化，他为啥也不动心呢？这两个姑娘每个礼拜只在店里干二十个钟头，平时也懒得和我们这些人说上几句话。也可能夏皮洛先生在床上不行，是个真正的太监。
我们的生意没有兴隆多久。有几辆手推车每天到我们炸鸡店附近的和平大街上卖辣味鸡。每辆车上还插个牌子：“请吃爱国鸡—酥脆、鲜嫩、味道好。比牛仔鸡便宜七折。”说实话，牌子上的话倒不都是王婆卖瓜。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推车，都禁不住气得骂娘。城里的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那些老人都愿意买价廉物美的爱国鸡，自然就冷落了我们的生意。有的人也到我们店里吃炸鸡，吃完又在外面骂我们：“真他妈的坑人！这么贵，这牛仔鸡根本就不是给中国人吃的。”这些人再也不会光顾炸鸡店了。这样一来，我们店里的顾客主要是那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
有一天，夏皮洛先生突然想出一个开设自助餐的主意。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自助餐”这个词，就问老板：“那是啥玩意儿啊？”
焦彼德解释说：“你付一点钱就能随便吃，吃个够。”
太棒了，这主意真是天大的好事！我们都伸长了耳朵仔细听着。我们老板建议自助餐的价格定在十九元九毛五，顾客可以吃到所有种类的牛仔炸鸡、土豆泥、薯条、沙拉和罐头水果。我们还纳闷：他为啥不把价格定为二十元，凑成个整数呢？那样听起来实实在在，我们算账找散钱也容易。彼德解释说这也是美国市场的定价方法。“这就是市场心理学，不能用几分钱让顾客感觉是二十块钱的高价位。”他解释了半天，我们还是似懂非懂。总之，夏皮洛先生对开设自助餐简直着了迷，他说即使这样不能吸引到更多顾客，光是自助餐这个名词就能帮助牛仔炸鸡店扬名，等于做了广告。
彼德倒是不怎么起劲，但是架不住我们都说自助餐是好主意，肯定能使我们炸鸡店出大名。我们当然知道这肯定是赔本生意，我们说它好是因为我们想吃牛仔炸鸡。夏皮洛先生小气得要命，我们如果自己买炸鸡他从来不给一分钱的折扣。他说公司的规定就是不给员工打折。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店里买炸鸡的时候，不是要我们给他们大块的鸡胸脯，就是让我们在价钱上打折。我们不敢破坏店里的规矩，不免让亲友觉得没面子。现在可好了，机会来了。我们一分钟也没耽搁，立刻在全城各处贴条子、散布下个星期自助餐开张的消息。整整一个周末，我们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骑车跑遍了木基市的大街小巷，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这件事。
星期天晚上下了两尺多深的大雪。第二天早晨全城交通陷于瘫痪，但是我们全都准时来上班。夏皮洛先生担心这么大的雪会把顾客困在家里。我们安慰他说，木基人可不是猫冬的熊瞎子，他们一定会来的。他还是不放心，把帽子的护耳放下来包住下颚，走到门外一边抽烟一边看街上的人扫雪。雪片和白色的呵气在他的帽子周围飘动。这么冷的天我们都穿了狗皮裤子或者棉裤，他只是在牛仔裤里穿了一条毛裤。外面的雪地反着寒光，北风吹得电话线上下翻动，像疯鬼一样发出呜呜的呼啸。
满友朝夏皮洛先生的方向努努嘴，跟我们说：“看见了吧。在美国当个老板也够受罪的。你得成天操心你的生意。”
“我看他是害怕了。”我说。
“他今天总算干点事情了。”说话的是个叫费兰的胖乎乎的姑娘，圆圆的脸上长了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她和我们还不一样，连高中都没念过，因为考了两年都没考上。
自助餐的台子设在店里的一个角落里。每个不锈钢方盆里都堆满了炸鸡。慢慢有顾客进门了。看到有十几个客人坐下吃起来，夏皮洛先生的脸色放松了。他不停地用手搓着腮帮和耳朵，一定是刚才在外面冻得够呛。他躲进办公室里喝咖啡去了，根本没有想到这十几个人只不过是高潮前的序幕而已。雪后的太阳渐渐升高了，人们来得也越来越多，我们做的炸鸡和薯条根本供应不上了。店里的人声越来越吵，也越来越拥挤，顾客人数已经超过店面能容纳的限量。我们的老板却很开心，他被这热热闹闹的场面感染，在办公室里吹起了口哨。他戴着双光眼镜在看英文的《中国日报》。
我爸爸和叔叔就在第一拨进来的顾客里面。他们俩吃完的时候已经快走不动了。他们走了以后，我那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哥哥带了他的六个小伙子同事一块来了。他们在衣兜里都掖着汽水和白酒，这样就不必买我们店里的饮料。他们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就朝自助餐的台子扑过去。你看他们吃得那个狼虎啊，就好像这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给他们记了数—平均每个人吃了至少十二块炸鸡。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还拎了一根鸡腿或鸡翅膀。白莎的家人也来了，包括她父亲、叔叔和婶子。满友、京林和费兰的亲友也都来了。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在木基没有家，但是她们俩的同学倒来了十几个。在后面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五个人，从他们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扁脸上看得出来是彼德家里的人。其中还有一个怀孕至少七个月的年轻女人。她是彼德的姐姐，看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营养。
谁都看得出这自助餐是赔本的买卖，但是我们并不在乎，仍旧把鸡肉一块一块地炸出来，把盛沙拉和土豆泥的圆盆装满。我们隔一会儿也到自助餐台子拣一块炸鸡拿回厨房吃，因为今天不会有人登记炸鸡的数量。我们终于自己也能吃个够了。我喜欢炸鸡蘸酱油，就在鸡块上淋了不少酱油。我们几个员工在柜台下面藏了一个酱油碟子。
到了中午的时候，附近农贸市场的小贩们也听说了炸鸡店今天有敞开肚皮吃的好事。他们蜂拥进来，个个吃起来像饿狼一样。这些人都是从郊区来做买卖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城里的饭馆会干这样的傻事。
彼德在店里没怎么露面，他早上到税务局去了，下午又到银行去取我们的工资。到了四点钟他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助餐消耗了这么多的材料，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我们一共炸了二十箱鸡肉和十八袋薯条—这是我们平时三天的消耗。夏皮洛先生这时候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彼德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洋老板好像也慌了神。彼德建议立即停止自助餐服务，夏皮洛先生的脸红了，喉结上下蠕动着好像在大口咽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现在还不知道是否出现了亏损。”
那天晚上为了结算当天的收入，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关门。算出来的结果让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不算我们的工资，我们仍旧亏损了七百多元。
夏皮洛先生的脸都气歪了，但还是坚持把自助餐再延长一天。可能他是要表明这个店里是他说了算，他不愿意承认自助餐是个馊主意。我们倒是正中下怀，因为大家都还有一些亲友没能来。
第二天，夏皮洛先生坐在他办公室外面的一把椅子上看着顾客吃自助餐。他就像一条肥壮的恶狗，满脸怒气地盯着顾客。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发出几声干笑，一会儿又脸色阴沉得眼皮都直哆嗦。我爸爸工厂的几个熟人进店里来了，有两个人甚至想当着我们老板的面跟我聊天。这可把我吓坏了，三言两语打发了他们，生怕夏皮洛先生看出来他们认识我。幸好他听不懂中文，啥也没觉察出来。
我父亲的同事走了以后，一个身穿米黄色夹克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高个子，有三十多岁。他交完了钱，把皮帽子放在桌子上，就走到自助餐台子前装了一盘子的鸡大腿和鸡胸脯。他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夏皮洛先生拦住他问：“你为什么又来了？”
那人刚好懂一点英语，他友好地对夏皮洛先生笑笑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吃饭。”
“你刚才吃了足有几十块炸鸡和土豆泥，怎么这么快就又饿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的脸色变了。
彼德走过来，但是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曾经来过。他转身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那个人火了：“我他妈的来了一百次，怎么样？老子掏钱了。”
满友笑了，告诉彼德：“刚才是有个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过那不是他。”
“没错。”我也插话说。我认识刚才来的那个人—他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会计。现在发火的这个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因为他腰里还别着一个传呼机。他很可能是个出租车司机，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个人道了歉，让人家安心吃饭。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我们这位洋老板已经有点心神错乱了，他看着哪个顾客都长得差不多。“我怎么能分得清呢？”老板说，“我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把一头牛吃下去。”他像个小伙子一样开怀地笑起来。
彼德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家都笑出了声。
这一天算下来，我们又损失了六百多块钱，自助餐终于彻底失败了。还好，夏皮洛先生没有拖欠工钱，第二天就发给我们了。这就是在牛仔炸鸡店做工的好处—工资从来都是按时发。这可比在中国人的公司里强多了，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有时根本就开不出工资来。我妈妈在气象局工作，那里是清水衙门，客户就那么多，也不能开夜校培训学生赚钱，也不像电力局那样有令人畏惧的权力，所以经常是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妈妈常叹气说：“我的活干得越多，就越吃亏啊。”
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资心里感慨万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扬着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对我说：“宏文哪，我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个月才挣三百块钱。你刚开始工作就能挣这么多钱。爸爸觉得自己真没用啊，这就是我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的下场。”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现在要退党也不晚呢。”
“住嘴！”我吼了一声。他真是个白痴，看不出来老头子心里难受？我对父亲说，“您想开点吧。您的工资是少了点，但是您端的是铁饭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报纸聊天吗？每到月底工资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可我是给资本家干得累断了腰，人家的工钱是按小时付的。”
“你拿钱这么多，每顿饭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还不知足？”
我没言声，但是在心里说：我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想和别人一样每天到班上歇八小时。我父亲还在唠叨：“你们那个牛仔炸鸡真好吃。我要是天天都能吃上牛仔炸鸡，喝上可乐，老子用不着什么社会主义。”
我懒得跟父亲争论。他那天晚上是发神经了。不错，我在炸鸡店是能经常吃上口好吃的，也就是炸薯条和饼干。这样我回家来就不用吃晚饭。我这样做是为了要给家里省点粮食，可是我父亲却以为我每天吃饱了炸鸡，肚子不饿。
自从那次自助餐亏本以后，夏皮洛先生就更依赖彼德了，大小事实际上都由彼德说了算。公平地讲，彼德是个能干的经理，对店里的事情也尽心。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拉关系，说服那些工厂企业的领导在炸鸡店举行工作午餐。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出来了。因为是用公款请客，那些厂长经理大方得很，经常是要上满桌子的炸鸡和点心，让他们的客人品尝地道的美国风味。东西吃不完就带回家去给老婆孩子们。我们炸鸡店逐渐在工商企业中出了名，也有了稳定的客源。夏皮洛先生又可以每天早上躲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看杂志，甚至听录音带学中文。
有天下午，木基师范学院院长的二儿子给彼德打电话，说想在炸鸡店里举办结婚喜宴。我认识这个小子，花花公子一个。去年刚离婚，休掉了老实肯干的原配。现在要娶的这个娘儿们是个小寡妇，四年前放着在剧场当经理的正经工作不干，非要辞职去俄罗斯做生意。现在这俩人终于决定结婚了。新郎想要把婚礼弄点外国风情，于是选中了牛仔炸鸡店。
夏皮洛先生听了有点不自在。他对彼德说：“我们只是一个快餐店，不具备摆结婚宴席的条件。”
“机会难得啊，”彼德说，“中国男人攒一辈子的钱就是要花在结婚上的。”他那双猫头鹰一样的圆眼睛一闪一闪的。
“那我们就得在店里卖酒了，对吧？我们可没有酒执照啊。”
“什么执照不执照的。这是中国，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套。”彼德有点不耐烦了。
满友能讲几句英文，这时候也插进来说：“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对的。中国男人结婚就要把钱花光，花多多的钱。”他对自己的英语口音有点不好意思，退到一边咬着指甲。
洋老板让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布置店面，准备开办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给北京打电话，要总店用特快专递运来奶酪饼、冰激凌和加州红酒。彼德雇了两个临时工，在店里挂上彩带和彩灯。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挥人们在一个角落里摆上了一尊爱神小像，周围还布满了蜡烛。我们在店门口吊起一对大大的兔子灯笼，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兔年。彼德要我们在婚礼这天着装整洁—一律是红秋衣、黑裤子、绛红色的围裙。
喜宴安排在星期四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来宾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教养又不疯闹。新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丝绸旗袍，头发烫成大鬈发，嘴唇抹得猩红，一刻不停地咧嘴笑着。只怪她爹妈没给她生对好看的眼睛，双眼皮又紧又厚，肯定是到医院动手术拉的。白莎说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开有两家礼品店。怪不得她手上戴了六个闪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块心形女表肯定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她手上戴了那么多的钻石金银，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务活，是个懒货。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个子高高的新郎官却像个绣花枕头—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名贵西服，系着一条印着小喜鹊的黄领带，脚上人造革的靴子闪着亮光，缀着黄铜色的扣襻。他的嗓音沙哑，笑起来喉咙里好像有气泡冒出来的声音。他要是冲你一笑，脸上只看得见那张像鳄鱼一样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儿子的对面。他们头发花白，文静寡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
主婚人站起来，简单地讲了一些祝福这对新人白头到老的吉祥话。接着，他称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来宾鼓掌之后，主婚人转向我们的洋老板说：“我们感谢我们的美国朋友肯·夏皮洛先生。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洁净美好的地方和如此可口的饭菜。这就是洋为中用的一个完美的典范。”
人们鼓起掌来。我们这位洋老板会说的中国话只有“谢谢”两个字。他似乎有点害羞，脸颊发红，眼睛水汪汪的，看得出他开心得要命。
新郎新娘该给客人们敬酒了，我们也开始把店里的各式炸鸡往桌上端—有酥脆的、辣味的、烧烤式的、美国南方卡真式的，当然了，还有正宗风味的牛仔炸鸡。一个老太太打开一张折叠好的大纸巾，上面有整齐的鲜花图案。她凑近了研究好半天，舍不得用它擦手擦嘴，好像那是一块精扎细绣的淡紫色绸布。有人“嘭”的一声打开了一瓶香槟酒，把新娘的女傧相吓得尖叫起来，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妈耶，辣死我了！”新郎嚼着一块卡真鸡翅，响亮地吸熘着舌头。
所有的来宾都喜欢吃我们的炸鸡，但是没有多少人品尝加州红酒，嫌它不够劲。绝大多数女宾不喝红酒，她们想要啤酒、可口可乐或其他软饮料。幸亏彼德在店里存了一些竹叶青和青岛啤酒，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还烧了一盆热水，为客人们烫酒。夏皮洛先生冲彼德直竖大拇指：“彼德，干得太漂亮了！”他朝每个人都咧开嘴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他甚至赞许地拍拍我们的后背。
我倒喜欢美国红酒，偷偷地给自己斟了一杯，逮着机会就抿上几口。但是我不敢喝太多，怕脸红了让老板发现。客人们吃完了炸鸡、薯条和沙拉，我们就开始上奶酪饼和冰激凌，没想到这成了整个喜宴上的一个小高潮。每个人都喜欢这种美国式的饭后甜点。一个老学究模样的教授大声说：“这才是最好的美国玩意儿！”听他的口气好像他去过美国似的。他用叉子叉起一块奶酪饼送进嘴里，使劲地吧唧那两片薄嘴唇。他好像是唯一可以熟练使用刀叉的客人，其他人都是用筷子和勺子。
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店里出售奶酪饼和冰激凌，所以我们这些雇员都趁机吃上一口。我有生以来第一回知道世界上有奶酪饼，太好吃了，我一口气吃下两大块。我把盛红酒的杯子和盛奶酪饼的盘子藏在一个柜橱里，怕让洋老板看见。彼德对我们偷吃偷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们把活干好就行。
这次喜宴最让我高兴的是来宾都很有节制，不仅平和而且短暂，只持续了两个钟头。也可能因为新郎和新娘以前都结过婚。在我们木基，一般的婚礼都要拖上七八个小时，吵闹混乱，客人们喝了酒还经常动手打架。参加我们店里这次婚礼的来宾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没有谁喝得醉倒。唯一让人看不顺眼的是那个新郎官，好像有点缺心眼。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个有钱的寡妇要嫁给这个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他离婚后把两个小女儿扔给前妻，根本不管不问。可能他爹妈是有权势的干部，也可能他别的方面傻，勾引女人却有一套。他肯定是想跑到莫斯科待一阵子，再生个孩子，最好是男孩。费兰看着他摇头说：“真让人恶心！”
客人走了之后，夏皮洛先生和彼德兴奋得满脸放光。他们知道这是牛仔炸鸡店的一个创举。我们的洋老板说他要把我们今天的成功报告给设在达拉斯的牛仔炸鸡连锁店的总部。我们又累又困，心情却很愉快。夏皮洛先生说了，如果生意好的话，到了明年夏天他给我们每个人加工资。
当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一个劲儿地往厕所跑。我估计可能是我的肚子还吃不惯美国食品。尽管我每天都吃薯条和饼干，但是从来没有尝过奶酪饼和冰激凌，更没有喝过红酒和香槟。我的肚子肯定是消化不了这么多好东西。我感觉非常虚弱，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到了早上九点钟，我还是挣扎着去了炸鸡店，但比平日晚了半个钟头。开门前的准备工作就是切菜和往鸡块上涂辣味炸粉。大家忙着的时候，我问他们昨天夜里睡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白莎那双不大的眼珠盯着我，就像两把锋利的小匕首。
“我昨天晚上闹肚子。”
“那是因为你小子偷吃得太多了，活该！”她那张绷着的脸长着粉刺，看上去好像有点肿。
“你就没闹肚子？”
“别臭美了，你当别人都像你那样没出息？”
满友说昨天他睡得像头死猪，可能是香槟酒喝得太多了。京林和费兰倒是承认昨晚上也患痢疾，多少使我心里得到点安慰。费兰说：“昨天夜里我觉着快死了。我妈让我喝了两暖壶开水，要不我今天非脱水不成。”她两手捂着肚子，好像随时要往女厕所跑。
京林说：“我觉着我都要把肠子拉出来了。”可不，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今天好像有了尖下巴颏儿。
我们说话的工夫，电话响了，彼德抓起听筒。听着听着，他的脸紧张得失去了血色，短粗的鼻子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说昨天喜宴上的食物有毒，吃完了一直不舒服。彼德不住地道歉，保证说我们是非常讲究食品卫生的，但是一定会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他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从上午十点钟开始电话铃声就没有停过。打电话的人都是骂我们的食物不干净。夏皮洛先生吓坏了，一迭声地念叨：“天啊，人们要告我们呢！”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让他解释一下那些人到法院去告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牛仔炸鸡公司可能要给他们很多钱才能了结这个官司。“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靠告状活着的。”我们不禁也担心起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木基师范学院校方打来电话，正式通知彼德有三分之一参加婚礼的客人发生食物中毒，十几个老师无法上课。新郎的母亲现在还在木基市中心医院里躺着输液呢。师范学院的人怀疑是食物不干净，或是已经过了保鲜期，也可能是冰激凌和奶酪饼太凉了。夏皮洛先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彼德倒是还能保持镇定，他的两道浓眉紧紧地皱着。
“我跟你说过咱们办不了宴席的。”洋老板气得鼻孔生烟。
彼德嘟囔着：“肯定是那些奶酪饼和冰激凌让他们吃坏了肚子。我敢保证我们的食物是干净新鲜的。”
“也许我不应该多此一举，把这些东西从北京弄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我来跟他们解释。”
从现在起，只要一有电话打进来都是彼德去接。他说我们店里的食品绝对是新鲜干净的，只是中国人的胃承受不了美国的奶制品。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来吃喜宴的客人中有三分之二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应。
他那套中国胃的理论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以前都喝过牛奶，怎么没有食物中毒呢？三天以后，在《木基日报》上刊登了彼德写的一篇一千二百字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好多中国人对奶制品中一种叫作乳糖的东西过敏，因为中国的传统饮食当中很少有奶制品。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篇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引经据典地证明中国人的胃口和西洋人不一样。他要求读者在购买牛仔炸鸡店的奶制品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对乳糖不起反应。并且他还说，我们的炸鸡店从现在起会继续出售冰激凌，同时也会卖一些不含乳糖的甜点，像果冻、苹果饼、核桃仁饼和水果罐头。
我不喜欢彼德的文章，我们是吃了店里的冰激凌后拉肚子的，难道不应该得到赔偿吗？哪怕几块钱也好啊。现在彼德这小子把这点希望也搅黄了。我忍不住跟同事们抱怨，却遭到费兰的一顿数落：“宏文啊宏文，你咋跟个娘儿们一样见识短呢？只要炸鸡店能开下去，咱们不就能多赚钱吗？”
死丫头！我心里骂着。可是想想她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炸鸡店现在已经快成我们的工作单位了。店里亏损我们也跟着倒霉。再说，要想拿到店里的赔偿，我必须首先承认偷吃喜宴的冰激凌和奶酪饼，这只能招来罚款和嘲笑。
彼德在店里很快就大权独揽了。我们对此倒乐于接受，因为他会比夏皮洛先生管理得更好。我们给他也起了外号：副支书。他那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抱怨了，反而招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有人就是为了吃甜点来的。姑娘们喜欢果冻和水果罐头，孩子们吃冰激凌简直不要命。我们又开始承办结婚酒席，这逐渐成了店里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人们还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们办不办“白宴”—也就是丧礼后的宴席。彼德拒绝了这些请求，因为和喜宴比起来，白宴没有多少钱赚。另外，整这事多丧气啊，要倒运的。
街上的冰雪开始融化了，树枝抽出了鹅黄。夏皮洛先生也不再经常带店里的女孩子出去吃饭了。现在木基城里的大多数饭馆已经把他当成一般的顾客，只要他付中国人的价钱。有一天，店里打半工的大学生菊菊跟我们说，洋老板头天晚上带她去八仙园吃饭，喝醉了酒以后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还叫她“宝贝”什么的。她说以后决不跟他出去了。我们这些男士趁机警告店里的姑娘们：如果这个臭老头子对她们不规矩，她们应该立即报告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他。
到了四月下旬，夏皮洛先生回得克萨斯一个星期，去参加他继女的婚礼。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不再跟任何店里的姑娘出去吃饭了。老小子可能是害怕了，这说明他还是聪明人，因为和姑娘们在一起他不可能永远控制住自己。如果他再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被人家女孩子告到公安局，他可就有好瞧的了，最轻的处罚也得是罚款。夏皮洛先生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识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叫苏珊娜，从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罗利来到木基市，在师范学院教英语。这个黑女人可真不一般：她三十岁出头，将近一米八的个子，粗胳膊粗腿，屁股像口小锅。她留着短头发，戴着手镯那么大的耳环。我们常常琢磨她那对金光闪闪的大耳环的成色，是14K、18K，还是20K？甭管多少K，那两个像篮球筐一样的玩意儿肯定值不少钱。去年夏天她参加木基市的马拉松比赛，专业的长跑运动员差点跑不过她。她赢得了一个“友谊杯”，抱在怀里像个黄铜做的镀金小水桶。苏珊娜有一副像男人一样浑厚的嗓子，是个非常出色的歌手。她每个星期都带四五个学生来到炸鸡店，教他们用刀叉吃美国饭。他们在店里还经常唱她教的美国歌曲，什么《漂亮的信纸》《冬日仙境》和《圣诞夜》等。他们的歌声会吸引行人的注意，对店里的生意很有好处，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她来。夏皮洛先生给他们打八折的优惠，我们看了却很气愤。这洋老板明明是看人下菜碟嘛！我们店里有规定禁止给顾客打折，但这只是给中国雇员制定的，对老板是例外。不过，我们都认为苏珊娜人很好，在所有的顾客当中只有她给我们小费，而且她的学生吃的饭菜都是她自己付钱。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苏珊娜又带了四个学生来店里吃饭。这时候外面走进来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他的头发花白，两颊像刀削的一样瘦薄。他的脸抽搐着，手里攥着一个纸团，径直走到彼德面前，用公鸭一样的嗓音说：“我要去告你们，你们得陪我一万块钱。”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要为钱打官司。我们围上来，看着他展开手里的纸团，露出一只肥大的绿豆蝇。“我从你们店买的炸鸡里发现了这个。”他的语气很肯定，右手揉着腰。
“你什么时候买的炸鸡？”彼德问。
“上个礼拜。”
“有收据吗？”
那个男的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彼德。
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了二十多个人。那个家伙和彼德争论的时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从老板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看见两个美国人立刻来了精神，冲着彼德又哭又叫：“你们想耍赖啊？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苍蝇。我看见炸鸡里有这个，栽到地上就昏过去了。我寻思着过几天就没事了，可是不行，第二天晚上又吐得死去活来。我现在头疼得要裂开，肚子也疼。耳朵里也嗡嗡响，吃啥东西也没胃口。从上礼拜三开始我就上不了班，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又转身对围观的人说，“同志们，我就是他们这资本主义牛仔鸡的真正牺牲品。你们看我多瘦啊。”
“是啊，像只柴禾鸡。”我说了句，逗得彼德也乐了。
“行了，您别在这儿咋呼了，”彼德说，“把您看病的病历拿给我们看看。”
“病历在医院呢，怎么会在我手里？你们要是不赔偿我的损失，我就天天来，什么时候我拿到钱咱们才算完。”
我们听了都气得不行。费兰指着他的鼻子说：“真不要脸，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白莎也说：“一万块钱买一只苍蝇，亏你想得出来。你的命都不值一万块钱。”
苏珊娜的一个学生把这个人的要求翻译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听，我们的洋老板脸都吓白了。他凑近了那家伙，脸上挤出微笑说：“先生，如果您有确实的证据，我们愿意考虑您的要求。”
那个学生把这话翻译过去，那人脸上浮起一丝坏笑。我们对夏皮洛先生非常恼火，他又在这里充当好心的菩萨。你如果遇到像这样的恶人，根本就不能那么客气。我们洋老板这套虚伪只能给这个浑蛋长脸。
“来了，来了。”满友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把水放在柜台上，对那个人说，“我要给你这只苍蝇洗个热水澡，看看它是不是从我们店里飞出去的。”他用筷子夹起苍蝇丢到碗里。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几秒钟过后，满友对大家说：“这只苍蝇不是炸鸡里的。你们看，水面上根本没有油。你们都知道我们卖的是炸鸡。”
几个围观的顾客开始哄笑起来，但是那家伙并不买账。他把苍蝇捞出来，又用纸团包好，说：“我不跟你们废话，咱们法院上见。你们不赔钱咱们没完。”
京林干笑了两声对他说：“大叔，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走，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这事唠清楚，行不？咱们犯不着当着这么多人谈条件啊。”
那家伙愣住了，眨巴着圆眼睛。京林用粗壮的胳膊钩住了他的脖子，冲我眨眨眼。这个骗子几乎是被京林拖了出去。
我跟着他们走出店门。外面冷飕飕的，街上的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吆喝、汽车的喇叭响成了一片。大街的北头有几只霓虹灯在闪亮。我们挟着那人走了大约五十步远，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我们停住脚，京林又干笑起来，露出了一口烂牙齿。他掏出一把小刀和一张十块钱的钞票，在那人面前晃了晃，说：“我现在赔偿你的损失。你可以自己挑。”
“你拿我打哈哈是咋地，我要的是一万块！”
“那你就他妈的尝尝刀子吧。”
那人并没有被一把水果刀吓住。他咧开嘴笑笑说：“兄弟，你咋帮着美国鬼子呢？”
“牛仔炸鸡店可是我们的饭碗，砸了它我们上哪儿吃饭去？”我回答。
京林说：“你是他妈的中国人的败类！快着，是死是活由你挑。”
看那家伙还是不动弹，京林又说：“我知道你心里打啥主意。你寻思着我用这么小的玩意儿捅不了你，对吧？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孙子在第二小学念书，我能找着他，用这把小刀挑了他的小鸡巴。你们家可就绝户了。老子说到做到，绝不含煳。来吧，挑一样。”
这个老骗子像被棒子打了一样愣在那里，看看我，又看看京林。京林的胖脸这时候绷得像块石头。老骗子手颤抖着，抓起了钱，嘟囔了一句“汉奸”，然后转身快步走开，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路边的人群里。
我们俩一路笑着朝店里走回去。马路对面，三个衣衫不整的俄罗斯乞丐在街边演奏小提琴和班多拉琴。这些外国音乐家不像中国要饭的那样装出可怜相纠缠行人，而是不言不语地在地上放一个卷边平顶的毡帽来收钱。看他们演奏的专注神情，好像并不在乎你给不给钱。
我们没有向洋老板汇报刚才做了什么，只是说那家伙很满意我们给了他十元钱，再也不会来了。苏珊娜和她的学生们听了鼓起掌来。彼德当时就拿出十元钱给了京林。夏皮洛先生仍然半信半疑，生怕那人再找回来。
“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彼德笑着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老板问。
“我有这个。”彼德从上衣口袋里用手指夹出那个骗子的收据。
所有人都笑起来。实际上那人即使有收据也绝对不敢再来了。他并不是怕京林，而是怕他那四个兄弟。他们都是江边码头上的装卸工人，都是打架不要命，出手就是棒子、匕首和橇棍。所以京林才能轻易打发了那人，而不用像我们那样担心遭到报复。
后来我们跟彼德说了我们在小胡同里那一幕。他微笑着说绝不会跟夏皮洛先生吐露一个字。
炸鸡店的生意稳步增长，彼德在当地似乎也成了个有权势的人物。这几个月他一直忙着在乡下给自己盖房子。我们整不明白他为啥要把家安在离城里有十几里地的郊外。他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一定很费油钱。我和白莎、费兰、满友、京林几个人约好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去看彼德的新房子。我们哼着电影插曲，说着笑话，在松花江宽敞的大堤上并排骑着自行车。堤下的柳树林里，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蹿。远处的码头上，一队装卸工人喊著号子，从一条驳船上卸木材。他们的声音飘过来断断续续，震荡着活力。已经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江心的河道变得狭窄，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几个钓鱼的孩子躺在江边的沙滩上，周围埋插着一些短粗的竹竿，连着抛在江心的渔线。如果有鱼咬钩，竹竿顶上的小铜铃铛就会响起来。江对岸，四五个风车像扯满了风的船帆在转动。风帆上空，灰云懒懒地浮动，像是一群蠢动的乌龟。
我们都知道彼德在银行里存着几个美元，但是想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钱。等我们找到他那幢还没完工的房子，都惊讶得大眼瞪小眼。这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房后还有车库。房子周围占地足有十多亩，正好位于一处临河湾的矮坡上，居高远望，河下的风景尽收眼底，可以看到松花江中的两个小岛和对岸辽阔的田野。
彼德不在那儿，有六七个工人在工地上忙活着，房子里时时响起有节奏的敲打声。我们问一个年岁大的像个监工的人，这房子造价要多少。
“至少二十五万吧。”他说。
“这么贵？”满友好像喘不过气来。他那没有睫毛的大眼睛直眨巴。
“说实话，我看还不止这个数呢。我盖了一辈子房子，从来没见过谁家这么排场。”
“这房子是啥式样的？”费兰问。
“这叫维多利亚式。焦先生和他太太自己设计的图样。屋里有两个大理石的壁炉，都是从香港进口的。”
“妈的，他从哪儿弄这么多钱？”白莎说着用白皮凉鞋的后跟把一个啤酒瓶子踢得远远的。
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在想的问题。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我们没敢久待，生怕彼德回来撞见我们几个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脑子里只想着彼德的那栋大房子。他肯定挣的比我们多，要不哪儿盖得起那座比市长家还要宽敞的大厦。去之前我们说好了要在一个啤酒馆吃早饭，现在谁也没这个胃口了。过了码头以后大家就分手了。
打那天以后，我注意到其他几个员工都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彼德，好像他是个天外来的杂种。他们的目光里充满嫉妒和愤恨。大家都开始拼命地学英语：满友报名上了一个夜校英语班，学的教材是《今日英语》；白莎和费兰每天很早起来收听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背诵英语单词和习语；京林想学地道的美式英语，说听起来更自然，于是他就整天捧着本《英语九百句》。我也在学英语，但是我比他们年岁都大，记忆力也不行了，学半天也记不住几句。
在店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对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经常给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请他尝尝她从家里带来的葱油饼。
一天上午，店里不是很忙，我无意中听到白莎在用英语和夏皮洛先生对话。“你有房子在美国？”她问。
“有，是一幢砖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哑哑的。
“有几个小人在房里？”
“你是说孩子？”
“对。”
“我有两个，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个。”
“哦，那你有五个孩子？”
“可以这么说吧。”
夏皮洛先生说完转身继续用圆珠笔填写一张表格。白莎斜着眼睛瞄着他那松弛的面颊，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个贱货。但我还是有点佩服她。她居然有胆量用英语和洋老板说话，而我在他面前根本张不开嘴。
因为我们已经见识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他，急切地想找碴儿跟他干一仗。可是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也知道怎么维护洋老板对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们吵架，如果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走进夏皮洛先生的办公室，和洋老板躲在里面半天不出来。我们这时候会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边告我们的状。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过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店里。他关上护窗板，锁上收款机，把没有卖出去的炸鸡包起来，放到他那辆本田摩托车的后挎箱里，骑车回家去。
自从炸鸡店开张，如何处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鸡就成了我们和夏皮洛先生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曾经要求他允许我们把剩鸡带回家，但是他不干，说公司规定不许雇员这样做。我们甚至提出花一半的价钱把这些剩鸡买下来，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来处理每天的剩鸡。
在我们看来，彼德一定是把剩鸡拿回去给那些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们会偷工减料。这个王八蛋，不仅钱拿得比我们多，而且所有的好处都归他。我们越想越不忿。有天晚上，等他关了店门，骑着摩托车离去之后，我们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拐出来，骑着自行车跟着他。满友要去夜校上课，京林要在医院照顾因为小肠疝气住院开刀的弟弟，所以只有费兰、白莎和我参加了这次行动。彼德骑的电驴子当然比我们走得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回家路线，所以也不着急，时不时地聊着天，开开玩笑。
远处，彼德的摩托车在江堤上像一团鬼火一样轻轻掠过。夜里很凉，从江里泊着的一条船上传出来几个人唱的民歌小调。我们急于证明彼德把剩鸡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发他。
有好一阵，彼德摩托车的车灯不见了。我们也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很显然是拐下了江堤，但是去哪儿了呢？我们应该继续跟踪他回家呢，还是就此打住？
我们几个人正在商量怎么办，突然在北边离我们大约两百米远的江沿上蹿出一股火苗。我们下了江堤，把自行车锁在柳树林子里，蹑手蹑脚地向火光走过去。
走近了一看，彼德正在用一根树枝在火堆里搅拌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堆炸鸡，有二十多块。空气中充满了汽油和烧焦的鸡肉的味道。火堆的前方，江水轻轻地拍打着沙滩，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送来阵阵鱼腥味。对岸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三四簇灯光偶尔闪烁，但是在没有云彩的夜空里几乎分辨不清楚哪是星光，哪是灯光。我们一声不吭地看着彼德的动作。如果满友或京林在这儿，他们一定会跳出来把彼德揍一顿，但我不是打架的料，只会一动不动地蹲在没膝的蒿草里，在心里把彼德的祖宗八代都骂到了。
“我要是有枪非毙了这小子不可！”白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彼德倒是心情愉快。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他居然唱起歌来，唱的好像是海外华人谱写的歌曲：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个无情无义的情郎。
你被不应该爱的男人遮蔽了眼睛，
看不见我对你的爱情，
就像清澈的阳光。
啊，我的心跟随你的身影，
带你去一个宁静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永不分离，
你会实现你的梦想。
这首歌不知怎么的感动了我。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动听的男中音嗓子。浑厚的歌声好像是从对岸传过来的。一群野鸭在黑影里嘎嘎叫起来，振动翅膀拍击着江水。一只鱼鹰发出一声狂笑。然后，所有的水鸟都安静下来，只有彼德的歌声在夜晚冰凉的空气中颤动。
费兰悄声说：“这个狗杂种倒挺自在。”
“他一定是想念他在美国的相好了。”白莎说。
费兰摇摇头说：“不可能，他哪有那么浪漫。”
“你没听他整天说美国姑娘比中国姑娘好？”
“嘘—”我止住了她们。
火堆里的火已经快熄灭了。彼德拉开裤链，掏出鸡巴冲着余烬撒起尿来，浇得火堆咝咝冒着白汽。他的尿水冲出一条闪亮的弧形，几秒钟后消失了。他打了个哈欠，踢了点砂土埋住灰烬。
“真恶心！”费兰骂道。
彼德跨上摩托车一熘烟地跑了，排气管噼噼啪啪震人耳朵。我悟出来—原来彼德每天骑摩托车跑这么老远上下班，用的是老板给他烧剩鸡的免费汽油。
“我真恨不得能抓这个王八蛋几下，咬两口！”费兰气得好像喘不上气来。
“那就要看他身上哪块地方啦。”我说。
白莎笑起来。费兰瞪了我一眼，说：“你咋那么不要脸？”
第二天，我们把在江边的发现告诉了其他几个人。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就连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也骂起资本主义。街上有要饭的，火车站和码头有无家可归的，饿猫饿狗到处都是，为什么夏皮洛先生要让彼德把这么好的炸鸡当垃圾烧掉？满友说他几年前在一本内部参考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美国的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喝。但那是在美国，这里是中国。在我们这儿，浪费粮食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我跟同事们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肯·夏皮洛和焦彼德的无耻行径。
那天下午我们质问了彼德。“你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鸡烧掉？”满友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问。
彼德吃了一惊，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这太不道德了。”我噼头就是一句，“你不仅烧掉这些食物，而且还在上面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费兰咯咯地笑了。白莎指着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焦彼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在咱们这儿还有人连棒子面饼子都吃不饱，可你却天天晚上把这么好的炸鸡烧掉。我看你不仅忘了你的祖宗，连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
彼德狼狈透了，嘴里还不服气：“你们当我愿意干这号事？但是总得有人去干。老板付我工钱让我烧这些鸡，正像老板出钱让你们炸鸡一样。”
“你他妈的少废话！”京林插了一句，“你是资本家的走狗。”
彼德反唇相讥：“你们也一样。你们不也在资本家开的公司里干活吗？”
“行了，都少说两句，”满友说，“我们是想让你觉悟过来，今后别再干这缺德事了。烧掉这些剩鸡太可惜了。你就不会分给穷人点？”
“你们当我烧这些鸡心里好受？如果我分给了别人，公司就会开除我。这就是美国的经营管理方式。”
“可你是中国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管理企业。”京林说。
我们正在争论着，夏皮洛先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嘴唇上还沾着咖啡的水印。彼德给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没想到我们这位洋老板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干活去，好像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说了句：“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你们要是真的不想浪费，那就每天不要炸那么多的鸡块，炸了就要都卖掉。”他说完走到门外抽烟去了。
彼德说：“这是实话。他也改变不了公司的规定。你们最好从现在起卖多少炸多少吧。”
我余怒未消，说：“我要给《木基日报》投稿揭露这件事。”
“宏文，你那么激动有啥用？”彼德得意地笑笑，稍稍扬起那张国字脸，“关于这件事报上已经有好几篇文章了。上个礼拜《北京晚报》登了一篇写咱们公司的长篇通讯，人家那位记者赞扬了咱们公司处理剩鸡的做法，说这样做最终会减少浪费。他说我们中国人就应该采取美国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你去揭露有啥用？大家已经知道了咱公司有这条规定。”
我们听了都不作声了。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如果夏皮洛先生继续烧掉剩鸡，我们就罢几天工给他看看。可是，彼德的话使大家都泄了气。
京林还是要跟彼德较劲。天黑后，他在彼德那辆停在院子里的本田摩托车的后轱辘上按进一个图钉。彼德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老婆开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小卡车来把他和摩托车一起拉回家。我们看到后更丧气了，谁也想不到他会有一辆崭新的小卡车。在我们木基还没见过有谁能够阔气到买卡车的地步。我们不禁自问：“天哪，彼德这小子到底有多少钱啊？”
我们都想知道他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发工资那天，夏皮洛先生不知为啥把彼德的工资和我们的混在一起了。平时我们都是收到装着钞票的信封，但彼德的信封永远是瘪的。菊菊说，彼德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条，那叫支票。他可以用这张纸在银行里换钱，彼德在银行里有个支票户头。在我们这里一般只有公司企业才可以开这样的户头。菊菊说：“咱们的老板每个月在那张纸上给彼德写好多钱。”我们非常好奇—他从夏皮洛先生那里到底拿到多少钱？自从我们开始在炸鸡店工作以来，这个问题就像谜一样诱惑着我们。现在，这小子的工资信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终于可以揭开谜底了。
满友把信封放在一杯热茶上焐了一会儿，轻易就打开了信封。支票上的数字令我们目瞪口呆：一千六百八十三块七毛五美金。过了好一阵都没有人说话，大家谁也没想到彼德领美国的工资，拿的是美元，不是人民币。也就是说，他的工资要比我们高二十倍！怪不得他干活那么卖力气，照料牛仔炸鸡店就像照料自己家一样，平时想尽办法来讨好夏皮洛先生。
那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们在白莎家里举行了紧急会议。白莎的母亲是医生，所以她家的房子很宽敞，白莎有自己的房间。她拿出五香瓜子招待我们。大家喝着茶，说着话。
“妈的，想起彼德每个月搂进那么多票子，我这心就堵得慌。”京林一边说，一边用手揪着自己像刷子一样坚硬的头发，不住地叹气。他看上去很丧气，好像比昨天老了十岁，胖乎乎的圆脸也失去了光泽。
我说：“彼德那小子可以天天吃馆子，而且是最好的馆子。那么多钱他怎么花啊。”
费兰把瓜子皮吐在手心里，瞪起一对三角眼说：“我们一定要抗议。这不公平。”
白莎叹了口气，也说：“我现在才知道被剥削是啥滋味了。”
“凭良心讲，彼德是给店里出了不少力，”满友说，“可是他挣那么多钱实在是说不过去，太过分了。”他似乎还没有从最初的惊愕中醒过来，一个劲地搓着越来越瘦的腮帮子。
“咱们不能就这样算了，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京林说。
我提议：“这事咱们可能得跟老板谈谈。”
“你寻思他会给咱们每个人一万美元？”白莎的话里充满了怨怒。
“我没那么想。”我说。
“那跟他谈什么？”
满友说：“我也不知道谈啥。白莎，那你说咱们该咋办？”
满友是我们这些人中的小诸葛，他也没辙了让我多少有点吃惊。白莎说：“咱们现在要团结，要齐心。咱们要求老板开除彼德。”
大伙儿听了一下子安静下来。屋子里有一张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双人床。两个鸭绒枕头摞在一条叠着的花毯子上。白莎一个人要这么大的床干啥？她一定经常和她的男朋友在上面睡觉。这个小婊子。
“这主意倒是不错，咱们一块儿把彼德这小子挤走。”满友说，语气里对白莎崇拜得不行。
我仍旧整不明白这个建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就问：“如果夏皮洛先生解雇了彼德，然后咋办呢？”
“从我们这些人中找人顶替他。”满友说。
费兰插进来问：“你就那么肯定老板会让彼德走人？”
白莎的话让我们吃了一惊：“他一定会，这样他每月可以节省一千五百美元。”
“我还是不明白，”京林说，“这样有啥用呢？就是他把彼德开除了，他也不会给我们多加一分钱，对不？”
“没了彼德，老板就得依靠我们了，那他还能不给咱们长工资？”白莎回答说。
我并没有被说服：“要是新经理拿更多的钱，不管咱们的死活咋办？”
满友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知道当经理得会讲英语，在座的人中只有白莎和他有希望继承彼德的职位。费兰、京林和我英语根本说不成句子。
“那咱们起个誓，”费兰说，“咱们中谁要是当了新经理，必须要和大家平分工资。”
我们都同意这个提议，并且在一份短短的誓言上签了名。我们发誓：要是新经理不和大家平分工资，就会断子绝孙，大家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加以报复。起誓完了，白莎代表我们给夏皮洛先生写了一封信。她会的英语单词太少，就从她父母的书房里搬来一本像砖头一样的英语字典。信是用炭水笔写的，她一边写一边不停地查字典。她已经困得不行，一个劲地打哈欠，用手去捂嘴，露出了浓黑的腋毛。其他人就在一边嗑瓜子聊天。
这封信不长，但是切中要害。满友看了以后也说不错。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尊敬的肯尼斯·夏皮洛先生：
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要求您立刻解雇焦彼德。这是我们共同的意愿。您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要他这样的领导。就这些。
您诚挚的全体员工
我们都在上面签了名，感觉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站出来和资本家做斗争。我回家路过炸鸡店，因此承担了送信的任务。我们离开白莎家之前，她拿出一瓶李子酒，大家碰了杯，一饮而尽。
我把信丢进牛仔炸鸡店大门上的信报箱里。回家以后，我感觉轻飘飘的，不停地想象着夏皮洛先生读了信以后那张胖脸上震惊的表情。我也想着彼德，他被老板开除以后，看他那幢大房子怎么完工。可是很快我又担心起来，害怕白莎会成为新经理。和彼德相比，白莎有些喜怒无常，而且更自私。另外，她也不可能维持住彼德花心血创建起来的关系和客户，更不用说把生意做得更大了。满友连彼德的一半都赶不上。有时候他会耍点小聪明，但是办事很不牢靠。他看起来着三不着两的，顾客怎么能够信任他呢？说心里话，牛仔炸鸡店离不开彼德，要是夏皮洛先生把他的工钱定得不那么高，只是我的五倍，我倒不会介意。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准时上班。让我们吃惊的是，夏皮洛先生和彼德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样子。他们对待我们和昨天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有些迷惑，不知道他们要怎样收十我们。彼德好像有点躲着我们几个，但还是很有礼貌，不多言不多语。很显然他已经看过我们的信了。
我们以为洋老板会找我们个别谈话，即使他不开除彼德，起码也得做点让步。但是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待在办公室里，好像把我们都忘了。他正在读一本讲犹太人在中国的几百年历史的书。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更让我们不安。要是能知道他在耍啥花招就好了。
终于等到下班的时候了，我们几个在店外的一个街角碰了个头。我们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一致决定再等等看。费兰叹气说：“我觉着咱们像在跟他们拔河。”
“对了，这就叫精神战。咱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意志坚定，还要有耐心。”满友告诫大家。
我在回家的路上胃又疼起来。那天晚上我爸爸又喝醉了，他大唱革命歌曲，又唠叨说我每天都能吃美国炸鸡，多么有福气之类的废话。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彼德给我们分派活，夏皮洛先生还是躲在办公室里，除了工作以外的话一句也不跟我们说。我觉着这位洋老板就像是一只蜗牛，缩进壳里不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一定是下好了套子等着我们钻进去。那是啥套子呢？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能傻等，否则他们会把我们各个击破的。
那天晚上我们又在白莎家里开会。讨论了半天，终于决定举行罢工。白莎给老板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夏皮洛先生：
您既然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们决定在牛仔炸鸡店采取行动。从明天开始。
我们没有在纸条上签名，反正他已经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要求的内容。我不太明白“在牛仔炸鸡店采取行动”这句话，但是我也没问。我猜白莎的意思是罢工。我又承担了送信的差事。第二天上午我们谁也没去上班。我们想让店里丢点生意，对老板有所触动，使他愿意同工人们合作。我们商定当天下午一点钟在炸鸡店附近的日用五金店门前集合，然后去炸鸡店里和夏皮洛先生开始谈判。也就是说，我们只罢半天工。
吃过午饭我们都来到集合地点。我们吃惊地发现在牛仔炸鸡店门前站了一排警察。看那架势，好像店里着了火，或是发生了暴乱。每个进店的顾客都要经过搜身。出了什么事情？夏皮洛先生干啥要叫警察来呢？我们有些心慌。我们装成没事的样子向店里走去，好像是刚在外面吃了午饭回来。警察在炸鸡店前面拉起一条警戒线，有三个警察把守大门。一个高个子警察伸手把我们拦住。白莎大声问：“嘿，万大个儿，不认识我了？”她脸上堆着媚笑。
“咋会不认识呢。”万大个儿笑着说。
“我们都是这儿的员工。让我们进去好吗？里面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
“搜身以后就可以进去。”
“我身上啥也没有，你咋搜啊？”她伸开胳膊，用一只手提了提长裙的下角，以显示她的裙子上根本就没有口袋。
“你们都站直了，不要动。”万大个儿说。一个女警察拿着一根黑色的棒子在白莎身上挥来扫去，这玩意儿活像一个小号的羽毛球拍子，只是没有网线。
“这东西是不是探雷器啊？”京林问女警察。
“这叫金属探测器。”她说。
“万大个儿，出了啥事？”白莎问姓万的警察。
“有人要炸这家店。”
我们都吓坏了，希望这事跟我们没啥牵连。
警察放我们进去，一进门就看见一对老年夫妇站在柜台后面照应顾客。天啊，彼德竟然把他的爹妈弄来干活了！他难道就不怕炸弹把他们炸死吗？在一个角落里，我们还看见苏珊娜带着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擦桌子、摆餐具。他们一边干一边哼着《胜利属于我们》，看见我们几个突然停住不唱了。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正在厨房里炸鸡。我们一下子蒙了，对这个场面不知道如何反应。
夏皮洛先生走过来。他怒气冲冲，脸膛发紫。他冲我们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乱溅：“你们以为可以威胁我，让我听你们的摆布？告诉你们，你们都被terminated了！”
我没听懂他最后一个字的意思，但是知道那不是啥好话。满友好像听明白了，他的嘴唇开始哆嗦，好像要哭出来。他拼命忍住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彼德也走过来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用你们几个了，你们被解雇了。”
“你没权利这样做，”白莎站出来对夏皮洛先生说，“我们是这个店的创始人。”
夏皮洛先生哈哈大笑起来：“你在说什么呀？你持有本公司多少股份？”
他这话是啥意思？我们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他说：“回家去吧，别再来了。公司会把这个月的工资寄给你们。”他转身去上厕所，摇着头嘟囔着，“我可不要恐怖分子。”
彼德对我们轻蔑地笑笑，说：“怎么样，没了你们五个人，地球不照样转？”
我一时觉得天旋地转，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让人家开除了：夏皮洛先生一句话我的饭碗就砸了。去年秋天我辞去了在一家运煤站的差事来这里工作，现在我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了。别人不知道要怎么笑话我呢。
我们五个人垂头丧气，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炸鸡店的。在街上临分手之前，我让满友把夏皮洛先生说的那个字拼写给我看。他用钢笔在我的胳膊上写了“Terminated！”，其实他用不着加个惊叹号。
回到家，我在袖珍英语字典上找到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结束”。我的火“噌”地蹿上来了。这个狗娘养的资本家以为他可以结束我们，那他可就错了。我们离结束还早着呢—斗争才刚刚开始。我要让我在供电局工作的大哥明天一早就把炸鸡店的电断了。白莎说要让她的一个男朋友把牛仔炸鸡店的邮件递送搞乱。满友要去找在垃圾站工作的哥们儿，让他们不要去运炸鸡店的垃圾。京林宣称：“我要把彼德的那座维多利亚的房子炸平了！”费兰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
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