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那不勒斯过狂欢节时，当时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的。我已经在比萨生活了两年半，我是一个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回那不勒斯过节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负担，我回家去，也只是为了避免和我父母发生冲突，尤其是和我母亲。火车刚一驶进那不勒斯，我就开始焦虑，我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使我在假期结束时无法回到比萨师范，比如说生一场大病，让我不得不住院，或者发生其他可怕的事情使我不得不终止学业，因为我的家庭需要我。
我回到家里没几个小时，我母亲就毫不留情地跟我讲完了发生在莉拉、斯特凡诺、艾达、帕斯卡莱，还有里诺身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还提到那个鞋作坊快要关门了，说他们以前多么有钱，鼻孔朝天，第一年买跑车，第二年却不得不砸锅卖铁，还欠了索拉拉太太的高利贷，再也张狂不起来了。就在她絮絮叨叨讲这些的间隙，她会停下来对我说：“你的朋友莉拉当时都忘了自己是谁了，结婚时像个公主，大汽车，新房子，但你要比她好得多，漂亮得多。”说这些的时候，她做了一个自豪的表情，好像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然后递给我一个纸条，她当然已经看过了，虽然纸条是给我的：莉拉想见我，她邀请我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去她家吃午饭。
不止是莉拉邀请了我，实际上我那几天真的非常忙碌。因为没过多一会儿，帕斯卡莱就在院子里叫我，就好像我是从奥林匹亚圣山上下来的，而不是从我父母阴暗破旧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想对我表达他对于女性的看法，说他遭受的痛苦，他想知道我对他的态度有什么看法。同样的，在当天晚上，皮诺奇娅对里诺和莉拉的一肚子气，也对我发泄了一下。让我惊异的是，第二天早上，艾达也对我倾诉了她的负罪感和一肚子的怨气。
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我都用了一种平静克制的语气。我对帕斯卡莱说他应该保持冷静；我对皮诺奇娅说她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我对艾达说，她应该搞清楚那是不是真爱。尽管我觉得我说的话都很肤浅，但我又不得不说。艾达的表现尤其使我感到好奇，当她和我说话时，我看着她，就好像她是一本书，她是梅丽娜——那个疯寡妇的女儿，是安东尼奥的妹妹，我在她脸上能看到她母亲的痕迹，还有她哥哥的样子。她从小都没有父亲，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她习惯了吃苦。她在我们的楼里做清洁，她和梅丽娜一起洗了很多年的台阶，梅丽娜经常犯病。索拉拉兄弟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把她拉上了汽车，我可以想象他们对她做了什么。我觉得她爱上斯特凡诺很正常，斯特凡诺算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老板。她跟我说，她爱他，他们很相爱。“请你告诉莉娜，”她眼睛里充满了激情的光芒，“感情是左右不了的，假如莉娜是他的妻子，我就是愿意为斯特凡诺付出一切，已经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一个男人想要的所有情感和关注，我都可以给他，我们很快还会有孩子，因此他是属于我的，不再属于她了。”
我明白，她要得到她所能得到的一切：斯特凡诺、肉食店、钱、房子和汽车。她要面对的这场战争，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那个时刻，她的脸色非常苍白，两只眼睛红通通的，我试着让她平静下来。她对我奉若神灵，心存感激，这让我很高兴，我用优雅的意大利语给她提建议，这些建议让帕斯卡莱、皮诺奇娅还有她似懂非懂。我带着一丝自嘲想，这就是历史考试、古典文学、教育学还有我训练自己做的那几千张读书卡片的作用：让他们平静几个小时。他们觉得我高高在上，不偏不倚，那些过激的情感和想法通过学习已经升华了。我接受了他们赋予我的角色，但我从来都不提自己内心的不安，还有我的大胆妄为，比如说在比萨的时候，我冒着很大的风险让弗朗科溜到我的房间里，或者我溜到他的房间里，我们单独在维西利亚度假，就像两个已婚夫妇一样生活在一起。我甚至为自己自豪。
但快到午饭的时候，我的那种愉悦变成了不安，我很不情愿地去了莉拉家里。我很担心，她一下子就能让一切恢复我们之前的情况，让我失去自信，让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我很害怕，怕她在小里诺身上指出尼诺的特征，怕她提醒我：那个本属于我的“玩具”，却注定成了她的。但当时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她的儿子马上让我心软了。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栗色头发，从他脸上、身上还看不出尼诺的痕迹，他长得很像莉拉，甚至像斯特凡诺，就好像是他们三个一起生的。我觉得莉拉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虚弱，她一看到我，眼睛里就冒出了泪花，整个身体都在发抖，我不得不紧紧拥抱着她，让她安静下来。
我发现，为了不在我面前丢脸，她匆匆梳了头，匆忙地涂了一些口红，还穿了一件珍珠灰的裙子，那是她订婚时买的，脚上穿了一双有跟的鞋子。她还是很美，但看上去就好像她脸上的骨头变大了，眼睛变小了，皮肤下涌动的不再是鲜血，而是一种暗色的液体。她非常瘦，我拥抱她的时候，只能感觉到骨头，那件贴身的裙子让她有些肿胀的腹部很明显。
刚开始，她假装一切都很好。我对孩子表现出来的热情让她很高兴，她喜欢我和孩子玩儿，她想给我展示她儿子会说的话，会做的事儿。她很焦急地跟我讲了她在书上看到的育儿方法，那是一种我在她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迫切，她跟我说了一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她强迫儿子做一些她设计的练习。我注意到她现在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那是她嘴部的一个表情：忽然张开嘴巴，然后紧紧抿住嘴唇，就好像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通常这个表情伴随着眼睛发红，还有嘴唇的收缩，像一个自然反应，把一切都按捺下去，压制在脑子深处。她跟我说了好几次：假如能把这种方式用在城区所有孩子身上，那下一代就会截然不同了，就不会存在好孩子和坏孩子，能干和不能干的差别。最后她看着孩子，忽然哭了起来。“他把我的书撕了。”她流着眼泪说，就好像这是小孩子干的，她给我看了那些被撕成了两半的书。我后来才搞清楚，书不是小孩撕的，而是她丈夫把书撕了。“他现在养成了翻我东西的习惯，”她嘀咕着说，“他不想我有任何思想，他一旦发现我藏着什么东西，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也会打我。”这时候，她从卧室衣柜上面拿了一个金属盒子，交给我说：“这些本子里记着我和尼诺的所有事情，我脑子里的想法，还有这些年我们从来都没有谈过的一些事情。你把这些本子带走吧，我很害怕他会找到它，看到里面写的东西，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不是写给他的，也不是写给你的，不是写给任何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