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托涅战役
1944年12月19日——31日
12月19日，E连作为巴斯托涅环形防线的一部分进驻福伊以南的前线。它实际上是这个包围圈上的一辆战车。圈内有第101空降师，第10装甲师第2战斗群，以及第463野战炮兵营。为了对抗这支队伍，德军间竟派出了15个师，其中4个是装甲师，并有重炮兵支持。
仗打得十分激烈，损失惨重。19日和20日，506团第1营在第10装甲师德索伯里分队的支援下，把德第2装甲师拖住在福伊东北部的诺维尔。第1营20日撤到福伊后面时600人中共有13名军官和199名士兵阵亡。第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共同歼灭了至少30辆敌军坦克，伤亡敌军500至1，000人。最为重要的是，在环绕巴斯托涅建造防御工事期间，他们拖住敌军达48小时之久。
在防御圈混乱不定的情况下，E连和其他连队都急需那段时间。E连的左翼在巴斯托涅－诺维尔公路上，与公路另一侧的第3营相连。位于2营右翼的D连，一直延伸到霍尔特的火车站，但却并未与第501伞降步兵团相接。温特斯担心3营不在指定位置；他派尼克松去团部核查；尼克松回来报告说3营已在指定位置。
E连在一个树林中，前面是一片牧场,斜坡一直延伸到1公里外的福伊村。那片树林长着一排排直径有8－10英寸的松树。士兵们在树林内侧几米的地方挖了散兵坑，建起主防线，并在树林的边缘建起了哨岗。温特斯在树林南部边缘、紧靠着E连后面的地方建起了营部。主防线的第一夜很平静，甚至无任何战事；战斗远在北面4公里外的诺维尔。
12月20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整片树林和牧场。温特斯起身巡视四周。在左边，他看到一个德国士兵穿着冬大衣从树丛中冒出来。那个兵没带枪，也没带背包，走到一块空地中间。温特斯身边的两个人本能地把枪抵到肩窝，但温特斯用手示意他们不要开枪。他们看着德国兵脱下衣服，扒下裤子，蹲下去解手。温特斯看到他完事后，便用他最好的德语喊道：“过来！”那个士兵举起双手，走过来投降。温特斯搜遍了他所有的口袋，只发现几张照片和一点发硬的黑面包片。
“想想看，”温特斯评论说，“一个德国兵，在清晨出来大便，在树林里转错了向，走到了我们的队伍里，竟然经过了连部和营部才被活捉！可想我们第一夜放的是什么哨！”
那天迷路的不仅仅只有德国兵。卫生员拉尔夫。斯皮纳和二等兵“宝贝”爱德华·赫夫龙回巴斯托涅去搞药品。在战地救护站斯皮纳弄了些想要的东西（101师的药品已经越来少，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E连的人匆匆吃了顿热饭，虽然不想离开炉子，但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不得不归队。
赫夫龙提议从树林里抄近路，斯皮纳同意了。赫夫龙带路，突然他掉进一个坑里。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叫，随后赫夫龙下面有声音大叫：“欣克尔，欣克尔，是你吗？”
赫夫龙迅速跳出散兵坑，向反方向拔腿就跑，大叫：“去他妈的欣克尔，德国佬！”他和斯皮纳掉转方向，最后总算找到了E连的岗哨。
（斯皮纳回忆这件事以后说：“直到今天，每次看到宝贝，我就问他欣克尔还好吗，或者问他最近看到欣克尔了吗。”）
在连队中，卫生员是最受欢迎、最受尊敬、最受刺激的人。他们的武器是急救箱，在前线哪儿有人喊受伤哪儿就有他们。福利中尉对卫生员尤金。罗就赞赏有加：“哪儿需要他，哪儿就有他，你经常不知道他是怎么到那儿的。他的勇敢、他对伤员的英勇救护从未得到承认。在一次激烈的交战中他的事迹尤为突出，之后我就推荐他获得银质奖章。可能我用词不妥，也许戴克中尉不同意，或者被上面的什么人搁在了一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有士兵因为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在枪林弹雨的旷野和森林里穿梭，应该获得一枚奖章的话，那他一定是我们的卫生员尤金·罗。”
12月20日，506团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的剩余人员撤离诺维尔，进入后方。E连等待的攻击并未发生。1营沉重地打击了德军，致使他们转而去攻打防御圈的其他地方。E连遭到了大炮和迫击炮火的轰击，但没有受到步兵的攻击。
12月21日下了一场雪，雪很软，但很干。雪不断地下，积了6英寸……12英寸。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甚至树林里也刮起了风。官兵们感到生来从未有过的寒冷。他们只穿着伞兵靴、作战服和战壕雨衣。没有羊毛袜，没有长内衣裤。有人跑到巴斯托涅，取了些面粉布袋和床单回来，可以稍稍御寒、遮挡一下。在散兵坑里和哨位上，他们把毯子裹在身上，把粗麻布裹在靴子外面。粗麻布在雪里浸湿后，靴子、袜子也都湿了，寒冷刺骨，不住地打冷战。战士们看上去就像是乔治·华盛顿在福吉谷的部队，而且还要挨子弹，没有藏身之地，更谈不上生火取暖。
与第1集团军在一起的情报处长拉尔夫·英格索尔上校是这样描绘刺骨的寒冷的：“我穿着毛内衣、毛军装、装甲部队作战服、一件有弹性袖口的装甲部队野战夹克、一件厚重的带衬里的战壕雨衣、两双厚厚的毛纺袜、一双作战靴，外面还套着橡胶套鞋、围着围巾，但行驶在阿登地区，我从未记得暖和过。”
E连的战士们没有像样的袜子和橡胶套鞋,脚总是又冷又湿，战壕足病很快就成灾了。卡森下士记起有人教他按摩脚可以防止战壕足，于是就脱了靴子，按摩起脚来。一颗德军子弹射来，击中了他所在散兵坑上方的一棵树，碎片撕裂了他的脚，切入了他的大腿。他被撤回巴斯托涅。
在镇上建起的医院里，“我向四周看了看，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伤员。我叫来一名医生，说：'嘿，你们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伤员？我们有部队在撤退吗？'”
“你没听说吗？”医生回答。
“我他妈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麦考利将军关照每个伤员都要有酒聊以慰藉。医生给卡森一瓶薄荷甜酒。“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酒，但直到今天我还爱喝这种薄荷甜酒。”德国空军当晚轰炸了那个镇。卡森趴在手和膝上以减少震荡。他病了。“谢天谢地有个头盔，我那瓶喝剩一半的薄荷甜酒在头盔里还绿着呢。”
大多数情况下，E连官兵的食物只有K号干粮，还不及当初在莫米昂的时候。连队炊事员想在天黑后给大家端碗热饭，但送到散兵坑士兵手中时早已凉了。饭菜主要是白色菜豆，据雷德中士说这种豆“看着就让人作呕”。炊事员乔·多明格斯找了些起酥油和玉米粉，做成玉米糊，送到时也已冰凉了。士兵们只得用K号干粮中的柠檬粉拌上雪做成甜点。
在前线，白天艰难，夜晚更加痛苦。白天，虽然炮火时断时续，有时还有机关枪打过来，但狙击兵却一直很活跃。到了晚上，不祥的寂静常被敌军迫击炮恼人的轰声打破，紧跟着是伤员的呼叫声和“大家就位，准备迎战”的命令声。随后又是一片不祥的寂静。
每隔两个小时，排里的士官就叫醒散兵坑里的两个士兵，带他们到哨位换岗。“去哨位的那段路总令人惶恐不安，”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你看着每个影子都觉得可疑，每个声音都好像不对头。很不情愿地走近哨位，哨兵的影子又看不清楚……是德国人吗？这个疑团总是不散……然后终于认出了美军头盔。你觉得这种情况挺可笑，但毕竟是给换下来了。你转身回到散兵坑。这一过程每两小时就得重复一次。”
在散兵坑里，弟兄们想睡会儿觉，但地方太狭窄了（通常只有6英尺长，2英尺宽，3至4英尺深，住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睡着。不过，两个人躺在一起至少可以相互取暖。赫夫龙和二等兵艾尔·维托第二夜倒是着实地睡了一觉。维托的腿重重地压在了赫夫龙的身上，把他弄醒了。维托开始摸赫夫龙的胸脯，赫夫龙用胳膊肘在他的肚子上捅了一下。维托醒过来，质问怎么回事。赫夫龙气呼呼地告诉他后，他笑了，说梦见了自己的妻子。
“艾尔，”赫夫龙说，“我帮不了你，因为我穿着作战靴、伞兵裤和战壕雨衣，脱不下来。”
在其他的散兵坑里，士兵们相互闲聊，以此来缓解紧张气氛。中士雷德和二等兵唐·胡布勒来自俄亥俄河边的同一个镇。“唐和我整夜地聊，内容涉及家乡，我们的家庭，那儿的人，那儿的地方，我们怎就落到了这个鬼地步。”斯皮纳还记得和他散兵坑的朋友闲谈的情景。“我们谈政治，谈世界上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愿先能喝上一杯，再吃顿热饭。我们谈回家后打算做些什么，谈想再过一两周去巴黎旅行，看看歌剧。但是，谈得最多的还是回家。”
托伊中士刚从医院回来，不喜欢夜晚炮声间隙时的寂静。他常用唱歌来打破沉默。他最爱唱《我就要见到你了》。赫夫龙叫他不要唱，德国兵肯定会听到的，托伊还是唱。据赫夫龙说，“乔打仗比唱歌棒多了。”
坐在前线散兵坑里不好受，站岗更难受，出去战斗巡逻糟糕。但总得有人去。第8集团军就是因为人手不够，巡逻不严，致使12月16日德军发动大规模袭击时措手不及，引起一片恐慌。
12月21日，皮科克中尉派马丁中士前往1排的各个散兵坑，通知“所有士官回排部集合，马上”。人到齐后，排长皮科克中尉厉声喝斥，止住了种种议论。“稍息。营里需要组织一个排进行战斗巡逻，我们排被推举担任这项任务。”他停了停，没人说话，又接着说，“我们知道德国鬼子就在我们主防线前面的树林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他们的主防线和哨所分布在哪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情况，可能的话捉几个俘虏回来。”
接着是一连串的提问。1班长克里斯坦森中士问道：“袭击的计划是什么？”
“各班取何位置？”迫击炮班的穆克中士问。
“我们在树林里失去联系后该怎么办？”2班长兰德尔曼中士问道。
皮科克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到树木后你们自然就知道了。”他只能这么答。克里斯坦森暗骂：狗娘养的，情况知道得这么少，肯定又是一次乱七八糟的行动。
“我们13时出发。”皮科克最后说。
“妈的。”克里斯坦森心里骂道。跟着这么个糊涂蛋，不计划好就潜入德军前线一定又是个巨大的、草率的、战略性的错误。但回到队里，他什么也没说，只命令他们备好武器弹药，准备13点出发。
12点时，1排在主防线后几米处集合，围在牧师马洛尼的身边。他咏颂了圣餐前的祈祷词，宣布将赦免各位信徒所有的罪孽，向想要圣餐的弟兄发了圣饼，并祝大家“好运”。
将近13点时，全排在主防线后面的树林里集合。皮科克“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看着克里斯坦森。他没有作特别的指示，也没有交代计划，只是说：“好了，弟兄们，我们出发。”
一排人沿着铁轨进到全营的最右边。他们经过D连的位置后就开始向德军方向前进，铁轨在右，树林在左。大伙走得很慢，排成纵队，时不时地停下来。走出主防线约200米处时，皮科克叫军士们到前边来，下达命令说：每班成两路纵队，并派出两名侦察兵；各路并进，直至与敌军交上火。
1排冲进树林。不一会儿，各纵队彼此失去了联系，各班和本班的侦察员也失去了联系。雪软软的，踏上去没有吱吱嘎嘎的声音。万籁俱寂。德国人一挺机关枪来了个短点射，打破了沉静。2班的侦察员二等兵约翰·朱利安颈部被击中，3班的侦察员二等兵詹姆斯·韦灵也中了弹。
E连的机关枪手架好机枪，准备还击。1班的二等兵“哑嗓子”罗伯特·史密斯朝德军机枪的方向打了个长点射。他停下来时，德国人又打来一梭子。克里斯坦森大声喊马丁，没人应。叫兰德尔曼，没人应。叫皮科克，没人应。只有德军的枪声。
克里斯坦森想，1排的人所剩无几了。他又喊了一声。“大牛”兰德尔曼从树林里出来答应。“看到马丁和皮科克了吗？”兰德尔曼说没有。又一阵机关枪火穿过树丛射过来。
“我们必须转移。”兰德尔曼说。他和克里斯一起喊马丁。没人答应。“离开这个鬼地方。”克里斯提议说。“大牛”同意了。他们朝弟兄们的方向喊了声“撤”，然后撤回到铁路线。在那儿，他们碰到了马丁、皮科克和排里的其他人。
这次巡逻不是很成功。1排找到了德军的主防线，并发现德军警戒分队人不多而且拉得很开，但1排有一人牺牲－－朱利安，一人受伤，却未能带回一个俘虏。当夜，他们呆在散兵坑内不住地哆嗦着，吃着冰凉的豆角和自拌的糊糊，盼着天气能晴一点，以便101师能得到来自空中的补给。
随后几天的情况也差不多。E连派人巡逻，德国人也派人巡逻。偶有炮击。机关枪火零零星星。寒冷刺内。药品短缺。没有热的食物，吃不饱。不断打颤消耗的能量得不到补充。二等兵们睡眠不足。军官们几乎没有觉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大家四脚几近麻木，反应迟钝。
子弹穿过树丛时木片、树枝、树杆、金属片纷纷落在散兵坑上方。为保护自己，大伙想用长木头盖住洞口，但没有斧头砍树很困难。为解决问题，有人把两三具德军尸体盖在上面。
最令人发疯的是美国大炮不能回敬德军炮弹，也无法中止德军的行动。每当E连的哨兵看到德军的卡车和坦克在敌方前线来来回回，运来美国兵最缺的子弹和食品时，均感到万分羡慕。在后面的巴斯托涅，美军也有很多炮，包括105和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被包围的前几天他们很活跃，德国人刚想冲过主防线，美军就全力开火。但到23日，弹药就所剩无几了。温特斯记得听说惟一一门在他左边封锁福伊－－巴斯托涅公路的大炮只剩下三发炮弹，还得留着对付德军坦克－－说不定它们会来攻打那条路。这也就意味着E连和2营没有大炮支援。而此时连里每门迫击炮只有6发炮弹，每个步枪手只有一布袋子弹，每挺机关枪只有一箱子弹。
好在那天雪停了，天也放晴了。C－47飞机投下了装备、药品、食品和武器。美国炮兵重新恢复了行动，遏制了德军在白天的活动，壮大了主防线的士气。K号干粮随着弹药一起发了下来。但供30口径的轻机枪和M－1步枪使用的子弹还是供应不足，24，406份K号干粮只够吃一天左右。投下的毯子也不多，不够每人一条。
军官们留意着精神崩溃的迹象。温特斯意识到二等兵利布高特已处于发疯的边缘了，就把他要回营部当勤务员。这样利布高特就可以休息一下，缓解从主防线上带来的紧张情绪。“离前线只有50码之遥，紧张状况却有天壤之别。”温特斯写道。
需要去巡逻时，真不想动弹，甚至更想以战壕足、手脚冻僵或严重腹泄为由去救护站呆着。“如果所有有正当理由的人都借此离开主防线去巴斯托涅救护站的话，”温特斯写道，“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主防线，最多也只能剩下一溜前方哨所。”
想通过自残干脆离开战场的念头也很强烈。早上8点才出太阳，下午4点天就黑了。在16个小时的长夜里，呆在外面冰冷的散兵坑中（一到晚上洞真会收缩，地面冻结），很容易就会想到给自己的脚射一枪是多么简单。只有一点点疼——脚冻僵后觉不出疼——然后就能被送回巴斯托涅。在温暖的救护站，有热腾腾的饭吃，有床睡，一切全解脱了。
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但E连所有的弟兄都抗住了这种诱惑。确有人脱下靴子和袜子冻伤了脚，离开了那里。但对于其他人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决不离开。温特斯写道：“有人受了重伤要撤离时通常非常高兴，我们也为他高兴－－他可以离开这里去医院，甚至回家，活着回家。”
“若有人死了——他看起来很‘安详’，他的苦难便就此结束了。”
圣诞夜的早上天刚亮，温特斯就出去视察主防线。他走过戈登下士时，“他的头上裹着块大毛巾，外面套着头盔。沃尔特坐在自己轻机枪后面的散兵坑边。他看起来像冻僵了，木然地盯着前方树林。我停下来，向后望了望他，突然意识到：'天哪，戈登已经长大了！他是个男子汉了！'”
半小时后，8点30分，戈登给自己煮了杯咖啡。他把咖啡渣放在手榴弹盒里：“我用小煤气灶化了些雪，煮了这杯可人的咖啡。”他刚呷了口，哨兵就进来通知有德军企图渗入E连的防线。他的班长“勇士”泰勒中士叫他“赶快架好机关枪”。
戈登擦掉枪上和枪边弹药盒上的雪，告诉助手二等兵斯蒂芬·格罗茨基注意观察，提高警惕。德国兵射来一枪。子弹击中戈登左肩，从右肩穿出，掠过脊柱，他颈部以下瘫痪了。
他滑到散兵坑洞底。“杯子跟着我落下来，热咖啡洒在大腿上。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热气向上冒。”
泰勒和厄尔·麦克朗出去找向戈登开枪的人，找到后就把他射杀了。希夫提·鲍尔斯住在旁边的洞里。正如沙姆斯所愿，他完全康复了。希夫提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山里人，有印弟安血统。年轻时常常去猎捕松鼠，能发现树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看见树上有个德国兵，他举起M－1，一枪就把那人毙了。
戈登最好的朋友保罗·罗杰斯和吉姆·阿利以及3排另一名战士冲向戈登。他们把他拉出洞，拖回树林里。戈登说：“就像把角斗士拖出竞技场一样。”到了个有遮掩的地方，他们把戈登放平后检查。卫生员罗过来扫了一眼就说伤势严重。罗给戈登用了些吗啡并准备用血浆。
利普顿中士过来看能帮些什么忙。“沃尔特脸色灰白，眼睛紧闭，”利普顿回忆道，“他看上去已奄奄一息。”天气异常寒冷，利普顿觉得血浆流得太慢，拿过罗的瓶，塞进衣服，放在腋下温热。
“我正低头望着沃尔特的脸，他突然睁开眼睛。‘沃尔特，你感觉怎么样？’我问。‘利普顿’他说话的声音大得惊人，‘你踩着我的脚了。’我向后跳起来，往下一看，正是如此。”无线电呼来一辆吉普车，把戈登撤到救护站。
德国人继续攻打，并加强了火力。由于E连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合力反击，加上大炮的巧妙配合，德国兵伤亡惨重，最终撤退了。后来，利普顿数了数躺在树林前的德国兵尸体，共38具。韦尔什中尉受了伤，被撤了下去。
圣诞夜那天下午，官兵们收到了麦考利夫将军的圣诞祝辞。“你们会问：‘圣诞快乐’，这有什么可快乐的？”祝辞以这个问题开头。“这是因为：我们顶住了从东、南、西、北投向我们的枪弹。我们已经见识了四个德国装甲师、两个德国步兵师和一个德国空降师……德国人包围了我们，他们的收音机大声宣布我们的末日已到。他们的司令是这样傲慢无礼地要我们投降的。”（接下来是四段“德军司令”致“被包围的巴斯托涅镇美军司令”的信，要求“被包围的美军部队光荣投降，以免全军覆灭”，签署日期是12月22日。）
麦考利无的祝辞接着说：“德军司令收到的回答如下：‘1944年12月22日。致德军司令：屁话！美军司令。’”
“我们给祖国和家中的亲人献了一件珍贵的圣诞礼物，有幸参加这次英勇的战斗就是给自己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A·C·麦考利夫司令。”
前线的战士并不像麦考利夫将军那样快乐。他们的圣诞晚餐只是冰凉的白色菜豆，而师部的人却在吃火鸡宴，餐桌上铺着桌布，摆着小圣诞树，刀、叉、盘齐全。
在外面的主防线上，雷德中士很不忍心在圣诞夜让士兵们去站岗。他儿时的老友唐。胡布勒下士建议：“今晚为何不由我们值班，让他们睡觉。把休息作为一件圣诞礼物送给他们。”雷德表示同意。
夜幕降临后，他们来到哨位。他们真是冻得可怜。刺骨的寒风让人觉得远在零度以下。雷德回忆说：“这一夜我们谈赶快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人，他们在怎么过圣诞夜。唐肯定家里所有人都在教堂为我们祈祷。”
圣诞节那天，德军又发起了攻击，所幸的是E连在巴斯托涅的另一头。第二天，巴顿的第3集团军，以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率领的第37坦克营为先锋，突破了敌军防线。101师终于被解了围，与美军军需品供应站取得了地面联系。很快，卡车送来了充足的食品、药品和弹药。伤员得以撤退到后方。
泰勒将军回来了，视察了前线。据温特斯称：“他神采奕奕。临离开前，他的指示是：‘小心前方的树林！’妈的，他以为他在华盛顿时我们在干嘛？”
（温特斯对泰勒有意见。在一次采访时他说：“那时泰勒将军在华盛顿度完圣诞假回来了……”我打断他说：“这么说不公平。”“是吗？”“他是被召回去作证……”温特斯打断我的话，说：“我不想公平。”）
解围后他们看到了外界的第一批报纸。101师的官兵得知作战期间他们就已经成为了神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载，这个神话“被世界各地的新闻、广播大加渲染，一天一万份的地图指出在现代史上美军最惨重的崩溃浪潮中这个仍然坚持作战的地方。报纸和广播说，一个忧心忡忡的民族正需要鼓舞与希望，而几天来，每天清晨，映入人们眼帘的正是他们在坚持作战这一鼓舞人心的场面。他们的故事也就因此更加神奇了。陆军部早在部队开始行动之前就已向外界宣布该师已经进入巴斯托涅，所以在他们德雨腥风的一个月结束之前，外界已经认为101师是巴斯托涅堡垒的坚强战士。报纸和广播让人们看到：惊恐和失败情绪笼罩下的他们却英勇顽强；在生活条件差、天寒地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却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乐观；德军的一封劝降信和美军的一封两字回信；真正的战友情谊；……勇气回上战友情谊炼就了一支德军打不败的队伍。”
当然，第10装甲师的第2分队也在巴斯托涅，但媒体并没有提及。而且82空降师在突出部北端的战斗同样奋不顾身、伤亡惨重，这场战斗无论如何也是和巴斯托涅之战一样意义重大的。但他们没有被包围，因而也没有受到媒体对101师那样的关注。
然而101师还是有怨言。今天人们所知的突出部之战的故事，是乔治。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的一部解救了被困的101师，就像骑兵去救大篷车上的住户！101师的官兵谁也不认为他们需要别人来救！
被解围之后，101师的官兵们认为能回到莫米昂好好享受一下盟军世界里的赞誉，说不定还能去巴黎过新年。但是在巴斯托涅时的英勇壮举只是防御行动；盟军若想赢得这场战争还要继续进攻；加之德军已经离开了大西洋壁垒的固定阵地前出，变得相当脆弱，艾森豪威尔想抓住这次机会；但是，12月下旬时他面临的问题仍和中旬时一样——兵力不足。残酷的事实是西线的德军远胜于盟军。美军并没有征集足够的步兵师在两个战线作战——其原因在于战前政府决定大量缓召工农业劳力，又避免征召中老年男性。而且，炮弹也很短缺，因为9月份时看来欧洲战事有望在几周内结束，政府决定不再优先生产弹药。而艾森豪威尔若决定发起全面进攻，101师和82师就必须上战场。
进攻只是个时间问题。艾森豪威尔想在12月31日之前就发起攻击，但由于在突出部北端指挥（部队全是美国兵）的蒙哥马利借故畏缩不前，进攻没能进行。
对E连而言，那就意味着呆在前线。条件有所改善——大家穿上了套鞋和长内衣，有时还能吃到热饭。但天气仍然很冷，雪还没有过去，德仍天天用大炮和迫击炮轰击E连，他们不得不派出巡逻分队，并把德军巡逻队顶回去。
12月29日，E连已经在占领了的那个树林里呆了9天。天空晴朗时，观察哨能看到下面的福伊以及开阔地对面、公路沿线北边2公里外的诺维尔。
希夫提。鲍尔斯从哨所跑来向军士长利普顿报告。“长官，”他说，“在诺维尔方向上多了一棵树，昨天还没有。”鲍尔斯没有双管望远镜，但利普顿有。他举起望远镜，并没有看见任何异常情况，鲍尔斯指给他看后还是没能发现什么。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那不是一棵孤立的树；那一片沿路有好几棵树。利普顿对报告表示怀疑，但鲍尔斯坚持昨天还没有。利普顿用望远镜盯着那个地方看，发现那棵树的附近有动静，还发现旁边的树下也有很大动静。接着他又看到一些炮管，看起来像是88大炮，炮管是上扬着的，88大炮是德军主要的防空武器和地面炮。利普顿意识到德军正在树与树之间部署一个高炮连，鲍尔斯看到的多出来的那棵树只是他们伪装的一部分。
利普顿打电话叫一名前方大炮观察员来。那人来后也看到了鲍尔斯和利普顿见到的情况。他通过无线电与巴斯托涅的105毫米口径的炮连联系。他描绘了目标后，对方马上同意全力开火，虽然炮弹供应短缺。
为瞄准目标，那名观察员请炮连对准他在地图上找到的方位打一发，大约在那棵树右边300米。那发炮弹射出后击中目标，然后他以左边300米处为目标，要求炮连的所有大炮都定在同一方位和射程上。在有人向他报告一切就绪后，他命令所有的大炮都准备好，每门大炮射出数发炮弹。
德军目标四周炸成一片。利普顿通过望远镜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爬出那里，抢出炮上的一些零部件，帮助伤员撤到后方。不到一小时那儿就荒芜一片了。
利普顿总结道：“这一切都归因于希夫提发现了1英里外多了一棵前一天还没有的树。”
德军派这个88炮连进驻此地是作为对巴斯托涅增加压力的措施之一。德军原计划跨越默兹河。计划失败后，需要巴斯托涅及其公路网以便守住突出部，并为后撤准备。他们猛烈攻击由南通进镇内的这条狭窄的道路，并全方位地对其施加压力。到年底时，德军包括3个党卫军装甲师在内的8个师在巴斯托涅地区作战。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北方攻打，向巴斯托涅进军；考特尼。霍奇斯将军（此时正受蒙哥马利领导）率领的美国第1集团军，计划“不日”从南部进攻。如果这南北两支部队能够及时赶到，就能切除位于突出部顶端的德军。如果德军能顶住巴顿的攻击，拿下巴斯托涅，就能夺取公路网，成功出逃。
这就是新年前夜的态势。午夜时，为了庆祝胜利之年的到来，为了证明过去几天巴斯托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斯托涅所有的大炮和主防线所有的迫击炮联合演奏小夜曲，向德军猛烈轰击。
戈登下士随同E连10多名其他伤员一起撤到了后方。连里有7人埋在了树林中的小坟里。另外，12天前，E连已经将121名官兵送上了回莫米昂的卡车。所以，现在E连的战斗力已不足百人。
戈登由救护车送往法国色当，然后飞往英国，住进威尔士的一家医院。医生了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他严重瘫痪，昏迷不醒。他从腰部到头顶都打上了石膏，只有脸部露在外面。石膏箍着虽然能使他保持不动，但是因为打进来的子弹是从他的后背穿出的，石膏也妨碍了这个伤口的治疗。所以医生拿掉了石膏套，而使用了一种叫T形夹具的设备。为安装这个设备，医生在他的头罩上钻了两个洞，然后把钢夹子穿进洞，夹子的上端用螺栓固定，下端用线连着滑轮，提供牵引。这样没有石膏罩子也不会动了。他保持着这种姿势，平躺着，盯着天花板看。6个星期后，他的手脚渐渐地有了点感觉。
医生M·L·斯达迪姆少校告诉他，如果子弹往一边偏半英寸就打不中他，如果往另一边偏半英寸，那就成了致命伤。戈登认为自己“很幸运，十分幸运。负的是价值百万元的伤。”只有在巴斯托涅前线呆过的人才会用这样的话描绘这样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