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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经消失的森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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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深秋了。

我所居住的这个偏僻山城正在下雨。我坐在窗前。八楼的窗户正对着即将召开公判大会的体育场。现在体育场的混凝土看台在雨水中闪闪发光。这天是星期天。鸽子在濛漾的细雨中飞翔,搅动了静谧和料峭的寒意。举目仰望,山腰上那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恰好被云缝中透出的一抹强光所照亮。同时被照亮的还有一簇卫星地面站的锅底状的天线,市电视台那高高的发射塔。

将近中午的时候,雨停了。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声:《拉德斯基进行曲》、《闪电与雷鸣波尔卡》、《叽叽喳喳波尔卡》等。城里的人们都听到了音乐的召唤,云集广场。人们还举着好多红布横幅。一派喧嚣不已的热烈气氛。那首《皇帝圆舞曲》结束时,公判大会开始了。警车的长鸣声穿过沿河而建的山城。这天,广场中央站了三十多个刑事犯罪分子,上万群众知道了这些罪犯的罪行,又聆听了领导的讲话。讲话里讲到了社会治安,生态平衡,资源,亚运会等好多问题。

这是1990年8月底的星期天。

大会结束了,犯人们被押上停在街上的一长溜卡车。前面摩托开道,后面吉普车押阵,警报器呜呜作响。我下了楼,正好遇到拉犯人游街的车队迎面过来。

在第三辆车上我看到了这篇故事中的人物:觉巴、歪嘴、程卫东、刘世清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刘世清很老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那绺山羊胡子全部变白了,而且是那种脏兮兮的白色。歪嘴的歪嘴巴张开了,颇有几分好奇地注视着街上的人流。程卫东在笑。觉巴仰头望着天空。警车慢慢开过。围观的人群就慢慢散开了。

我站在正午强烈的日光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村子周围已经消失的森林在我眼前晃动。载着盗伐森林犯的那辆卡车车厢上的两条标语还在我眼前晃动:

地球只有一个!

坚决保护森林资源!

我又看到了那场大火。看到两年后,一个近千人的国营林场在村子附近建立。油锯轰响,利斧翻飞,集材的拖拉机喷吐黑烟。就这样,不到三年时光,在大火中幸存的一点森林也完全消失了。山坡上,只有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林木……

这时,有人触触我的手臂。

我没在意。

那迟迟疑疑的触动又来了一下。转身我看到一位穿着公安制服长得非常结实的家伙。

“我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长娃呀!”

果然是刘世清的二儿子长娃。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身后那家叫做“一元饱”的小饭馆,拉到一张摆好酒菜的桌子跟前。桌子边已经坐了一个穿检察院制服的人。

长娃对那人说:“果然是他!”

那个满面愁容的人摘下帽子,对我笑笑。我就知道了他是我从未见过的歪嘴的弟弟。果然,他说:“我是歪嘴的弟弟。”

喝着酒,大家都互道阔别,开始,都小心地不提那件事情。

经过摆谈我得知,刘世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久娃、长娃果然是他以前的东家的。解放时,那个姓鄢的店东是死于乱兵之中,而不是被人民政府所镇压。落实政策刚开始,刘世清去了成都找到当年的房子,到派出所一查,老婆和两个儿子的户籍尚未注销。一番打点,久娃和长娃又回了城,分到了房子。久娃进厂当了炊事员,长娃参军,在侦察连干过,复员后进公安局当了刑警。刘世清老两口仍然留在村子里。

“为什么不接他们出去?”我问。

“房子住不下呀!当年给我们分一套一房子,我结了婚,带个娃娃。久娃找不到老婆,和我们住在一起。五十多岁的人了,脾气很不好啊!”

我信了。也不由我不信。

“我那阿爸七十多岁了,挣钱有瘾啊,”他还是说到那事上了,“八十来岁的人了,家里几万块钱是有了吧?还要挣。这下是要老死在监狱里了。”他告诉我,他家以前开代销店下来,有几千元的积蓄,为久娃和长娃回城打点光了。后来贩运生猪、药材,摆过测字算命的摊子,甚至上西北做过汽油生意,居然还弄到了整节整节的车皮。这几年,又弄开了木头。年纪大了,没有气力,再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下过体力,就到外县请了一个壮小伙子伐木,每天管饭还付他五元工钱。公安局几次集中打击,他都逢凶化吉,连罚款也没挨过一次。那个小伙子后来就和他晚生的女儿成了家。这次严打斗争中,他被抓获了。七十多立方米的木头。还从家里抄出现金差不多两万元。

长娃说:“我去活动过了。太多了。妹夫把以前的事全部供了。我是没有办法了,他只有死在监狱里了。只有争取妹夫能轻判一点嘛!”

“把你阿妈接走吧。”

他说:“当然了。”眼睛已全部湿了。

歪嘴的弟弟突然哭出声来:“我心中难过,心中难过啊!”

“事已至此,没有办法了嘛。”我说。

“本来我是可以帮忙的呀。办这个案子的同学给我打电话,我说依照法律办吧。我是共产党员,是×××县的检察长呀!村里谁不知道我是×××县的检察长呀!”他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我可怜的哥哥呀,我对不起你了。”

分手的时候,他又说:“我是没有脸面去见村子里的乡亲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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